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暴白，臣实痛之。使翰百辈在朝，何所云补，而失一师中，所係甚重。谨按，翰终始蔡京之门，指天誓日，结为死党。陛下践阼之初，反除御史中丞，未尝以一言及京、攸之恶，而与僚属议论，即委曲开谕，以一身庇之，又欲使其僚不复言，闻者莫不愤疾。首荐蔡氏族婿陈求道为台属，求道以告讦得罪。虽陛下灼见其奸不复用，士论尤为不平。躐迁枢府，艰难多事之时，移病谒告，累月不出。今者尚以延康秘职，出殿近藩。且翰在言路，则党恶庇奸以欺君，在枢府，则妄作生事以误国，迹其罪状，夫岂胜诛！伏望睿断，重赐窜斥，以为怀奸罔上之戒，少赎师中将士九泉之冤。”奉圣旨，许翰落职宫祠。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五月，募民输财助军。案：《靖康要录》手诏在四月。《四史朔闰考》：是月丙寅朔。二日乃丁卯也。又案《宋史·本纪》、毕沅《续通鉴》亦系并丁卯，惟《北盟会编》作庚午，与《要录》差三日。《要录》：二日手诏曰：“朕嗣承丕绪，夙夜兢惕，思所以抚绥四海，惠养元元，以为无穷之计。而寇戎弗靖，未能偃兵，故将起天下之师，以振国威，然而兴师十万，日费千金。方今积弊之后，朕虽痛自刻励，罔敢汰侈，罢斥浮冗，粗给经费，其於师旅之用，诚未有以赡之也。昔汉帝募民入粟塞下，而师赖以济。今朕上为祖宗社稷之重，将以定中兴之业，下为亿兆苍生之众，将以图休息之期，此忠臣义士协济艰难之秋也。应天下士民上户有能推其财穀赢馀以佐军兴者，仰州县听其自愿，不得抑勒，不以多寡别项储蓄，专以充募兵养士之费。具数申枢密院，各以名闻，朕将等第推恩，以为忠义之劝，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又杨时请罢王安石配享孔子。案：《宋史·本纪》及李《十朝纲要》：是月戊辰，诏追夺王安石王爵，罢配享孔子庙。又案《宋史·本纪》、薛应旂、王宗沐、毕沅《续通鉴》亦并系戊辰。《靖康要录》杨时上言在五月三日，亦即戊辰也。《要录》：时又为陈过庭所劾，诏并与外任监当。今并附录於此。五月三日，右谏议大夫杨时言：伏见蔡京用事二十馀年，蠹国害民，几危社稷，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绍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其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廷。而京之所为，自谓得安石之意，使人毋得而议，其小有异者，则以不忠不孝之名目而痛加窜黜。人皆结舌，莫敢为言，而京得肆意矣。然则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臣谨按，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其为害之甚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败坏其心术者，不可屡数。姑即其为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以明之，则其为邪说可见矣。昔神宗皇帝尝称美汉文惜百金以罢露台，曰：“朕为天下守财耳！”此慎乃俭德，惟怀永图，正宜将顺。安石乃言：“陛下能以尧、舜之道治天下，虽竭天下以自奉不为过，守财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尧茅茨、土阶，未尝天下以自奉。其称禹曰“克俭于家”，则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尧、舜之道。其后王黼、朱勔借其说以应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号为享上，实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说有以倡之也。有释《凫鹥》守成之诗，于末章则以谓“以道守成者，役使群动，泰而不为骄；宰制万物，费而不为侈，孰弊弊然以爱物为事？”夫《凫鹥》之五章，特曰：“凫鹥在亹，公尸来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饮，无有后艰。”自古释之者，未有泰而不为骄、费而不为侈之说也。安石独倡为此说，以启人主之侈心。其后蔡京辈轻货妄用，专以侈靡为事，盖祖此说耳。则安石邪说之害，岂不甚哉？臣伏望睿旨断王安石学术之谬，追夺王爵，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说淫乱不为学者之惑，实天下万世之幸。奉圣旨，王安石合依郑康成等例，从祀孔子庙廷，令礼部改正施行。五日，御史中丞陈过庭奏：臣闻太学、贤士之关，礼义之所自出。今也学官相诟于上，诸生相殴于下，甚者诸生奋袂而竞前，祭酒奉头而窜避，败坏风教，一何甚耶！且朝廷之大臣，进退出处，理常也。学正冯楫扬言以为是，博士雷观痛诋以为非。喧争纠讦，甚于街童巷妇之相詈辱者。除本台见行体究外，不识学徒何所取法乎？《五经》之训，义礼渊微，后人所见不同，或是或否，诸家所不能免也。是者必指为正论，否者必指为邪说，此乃近世一偏之辞，非万世之通论。自蔡京擅权，专向王氏之学，凡苏氏之学，悉以为邪说而禁之。近罢此禁，通用苏氏之学，各取所长而去所短也。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复论王氏为邪说，此又非也。致使诸生集众，直造祭酒位次，欲见而诋之，时若不自引避，必致生事。又有时中斋生姓叶者，党王氏之学；止善斋生姓沈者，党苏氏之学，至相殴击，其人稍众，庠序事体，固当如是耶！臣伏望圣慈裁酌，如祭酒杨时偏见曲说，德不足以服众，学正冯楫、博士雷观，轻浮争竞，大失生儒之体，欲乞指挥，并行斥责。又诸生鼓倡集众为首之人及两斋相殴击者，亦乞下所隶根究姓名，重行屏斥。庶几朋党不立，争讼不生，而使学者乐道向方，不陷于淫辟，岂胜幸甚！奉圣旨，御史台差官体究。既而诏并与外任监当。陈桱《通鉴续编》云：中丞陈过庭、谏议大夫冯澥上疏诋时，乃罢时。祭酒时因乞罢谏职，诏改给事中。时力辞，遂以徽猷阁待制致仕。

又种师道驻滑州，以老病乞罢。案：李《十朝纲要》系此於壬申，《靖康要录》於是月十二日书种师中死事后连书师道乞罢。十二月为丁丑，而壬申则初七，死日也。是师道乞罢在师中未死之前，《要录》恐误。

又赦河北。案：《靖康要录》是月九日有赦河北制文。九日乃甲戌也。又《宋史·本纪》、毕沅《续通鉴》亦并系甲戌。《要录》：九日制曰：“朕躬承慈训，嗣守丕基，涉道未深，为日尚寡。属戎虏之侵轶，遍河北而驿骚。赖宗庙社稷之灵，驱犬羊而尽矣。繄将帅士民之力，保金汤之屹然。三关底宁，万寓胥悦。推舜嗣位，历试诸艰，而天付予，庶其在于此。有惭否德，乃缵文武。爰念黎元遭焚劫之忧，师旅竭转输之苦，丁壮勇于扞御，老弱疲于给军。田野萧条，既失耕桑之候；体骸撑柱，或罹锋镝之灾。痛在朕心，罪非尔众。宜敷庆泽，用释艰虞。应河北路州军德音到日，死罪减等，馀无轻重并赦云云。呜呼！信顺获助于天人，克平祸乱；赦宥取法于雷雨，期共恩休。咨尔一方，体予至意。”

又师中讣闻，上哭於禁中，赠使相，官其子孙二十人。姚古屯威胜军，帐下统制官焦安节妄传寇至，以动军情，师溃于盘陀，退保隆德。安节劝古遁，故两郡皆溃。古及安节还阙，李纲召安节，斩於琼林苑内，姚古窜广州。案：《靖康要录》：是年六月三日，李纲为两河宣抚。二十五日，赐御筵饯李纲於琼林苑。二十六日，李纲犒军讫，斩乐州都护、统制熙河路军马焦安节於琼林苑。李《十朝纲要》饯李纲在六月庚申，斩安节在六月辛酉，均与《要录》合。姚古安置广州则在壬戌，盖二十七日也。《三朝北盟会编》姚古责授节度副使，广州安置在六月二十八日癸亥，与《纲要》差一日。《靖康要录》：是年六月二十七日，御史中丞陈过庭奏：“周世宗战于高平，斩败将何徽、樊爱能等七十馀人，军声大振。如世宗者，政事宪度，虽未尽善，至于用师果决，诚可为后世法。臣谨按，河东制置使姚古虽本将家，其实畏懦，素无战功。所以登坛持节者，唯以名马宝货鬻于童贯之门，滥被恩赏，以至於是。然荷国厚恩，不思报称。自太原被围，古提重兵于威胜、隆德，逗留数月，未尝寸进。及种师中以忠勇自奋，而古违期弗应，遂致师中失利，此古可斩之罪一也。虏人方围太原，未有一骑一卒敢窥南北关；自师中失利，古即退师威胜，士庶叩马恳诉，愿共守奭，古乃夜半遁去，致使威胜之民，扶老携幼，毙于道路，哭泣之声，振于山谷，此古可斩之罪二也。古既退师，其部将又妄言于众曰：‘国家已割太原与金人，我辈可以南归。’于是役夫、般运、粮草、器甲及民众在厢者，悉委弃而去，此古可斩之罪三也。兴师之初，有效用十五人直入隆德，缚伪守倅以献，不血刃而得一郡。古乃掩其功状，不以实奏，致此十五人者止于赐帛，士气不扬，抱戈不战，此古可斩之罪四也。当伪官之守隆德，存恤其民人，保护其妇女，贼锋敢犯，立斩以徇；又闭贼兵于他所，不许妄出，请于粘罕，遣还其兵。自言先世乃汝、颍间人，深有效顺之志，一旦缚至军中，古若如韩信之师左车，李愬之释李祐，太原之围自此可解，乃贪冒功赏，献图于朝，用心不忠，安能成事？此古可斩之罪五也。人有上党道中见大刀巨斧凡数十辈，拥骑而载妇人者，云是将官宠妾，军中妇人，不可胜数，人无斗志，士气不振，此古之可斩之罪六也。古欲退师，无以发端，忽有统制官焦安节厉声而前曰：‘虏骑迫近，何为尚留于此？’古既不能斩安节以慰众心，即从其言，领众宵遁，实古之谋假于安节耳，此古可斩之罪七也。樊、何一失，而世宗斩之，古有大罪，可斩者七，其可恕乎？近日如统制官张师正、王从道，畏法逃窜，已试之军法，如此特小者耳。斩一姚古则主威立，斩一姚古则军声振，斩一姚古则四夷知畏，岂但能解太原一方之围而快龙德士庶之愤而已哉！伏望特赐睿断，明正典刑。”奉圣旨，姚古责授节度副使、廉州安置。又《九朝编年备要》“子孙”下有“族属”二字。《北盟会编》：种师中死，年六十八，侄沔招魂，奉柩至京师。上哭於禁中，亲制祭文云：“吁嗟虎臣，公尔忘身。”遣内侍张实致祭，赠蔊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官其子孙族属三十人，功德院赐名“旌忠”。二子：濬、潜。师中既死，朝廷议失律兵将之罪，中军统制官王从道朝服斩於马行市；副统制张师正统胜捷兵方屯大名，劄下，知大名府李弥大斩之，众遂溃，后为韩世忠招降者是也。又李《十朝纲要》：五月乙未，姚古与金人战於盘陀，兵败，遁还隆德府。在师中死后十九日。《三朝北盟会编》在五月十九日甲申，在师中死后七日。

又下戒厉诏。先是，谏议冯澥言：有公论，有中道。公论天下所同，而中道万世不易。祖宗之法与元丰之法择其可者行之，诸经古注与安石新议择其善者而从之，何必此之是彼之非。诏榜朝堂，御史李光驳之，不听。右正言崔鶠奏：冯澥乃熙、丰人才之一也，自绍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谄佞矣，绍述同风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矣，绍述理财而公私竭矣，绍述造士而人才乏矣，绍述开边而胡尘犯阙矣，此用熙、丰人才之效也。於是降诏。原注吕中曰：自二月金人退师，至十一月金人复入寇，宜上下协力，以救旦夕危亡之急，而朝廷方争结党与，台谏方追论前事，士大夫争法之新旧，辨党之邪正，鼓为烈焰，涨为洪波而已。夫虏之退师非吾德足以感之，吾力足以制之，特以二酋之势未必胜，恐为吾勤王之师所乘耳，故退师以误我，使吾志怠而师散，然后彼可以得志。而一退之后，吾之上下相与称庆，迎上皇于东南，散西师于关陕，勤王之师尽归诸道，宰执、台谏之论，其号则不弃三镇，其实则不救三镇也；其辞则以为内修政事自可攘夷狄，而其实则籍口以治不急之务也。国家待虏大抵急则谋之，缓则忘之，岂独靖康哉！案：《靖康要录》：六月二日有崔鶠奏疏，李光劄子，随即降诏。据《四史朔闰考》：六月丙申朔。二日为丁酉也。冯澥两疏则在五月，今并附录於此。五月十日，左谏议大夫冯澥言：臣闻太学者，道义之所由出，风化之源，贤士之关也。博士讲明训迪于上，子弟切磋琢磨于下，委委蛇蛇，人无异论，此诚大学之盛也。国家自崇、观以来，行贡试之法，而乡举里选，徒蹈虚文。自是士失所守，而太学教养之法，一切不振。士不自重，务为轻浮，博士先生狃于党与，各自为说，无复至当，煽以成风。附王氏之学，则詀诋元祐之文；附元祐之学，则讥诮王氏之说，风流至此，颓敝莫回，兹今日之大患也。比者朝廷罢元祐学术之禁，不专王氏之学，陛下固欲中立不倚，六经之旨，惟其说通者取之，其谬者舍之，不主于一，此固甚盛之举也。臣访闻太学，校试去取于其上者，或主一偏之说；守经肄业于其下者，或执一偏之见，上下哓哓，甚非陛下开设学校教养多士之意。臣又闻臣僚上言，乞罢安石配享，而谓安石之说为邪说。朝廷从言者请，罢安石配享而列于从祀，此固公议所在，其谁以为不然。若言者以安石之说为邪说，则过矣。安石之释经固不能无失也，夫孟子所谓息邪说者，谓杨朱、墨翟之言；若以安石之说便同杨朱之言为邪说，则复当禁之，此所以起学者之谤而致为纷纷也。士之担簦负笈，赴于天子之学以就教养者，非特欲以进取爵禄为心，亦愿其所养所学与操守者何如耳。今科举在迩，为士者若引用王氏之说，有司怀私，便为邪说而黜落之，则其利害所係甚重，臣固不得不论也。臣愿陛下明诏有司，训敕中外，凡学校科举考校去取，不得专主元祐之学，亦不得专主王氏之学，或传注，或己说，惟其说之当理而已。倘有司辄敢以私好恶去取者，乞重赐斥责，庶使天下学者晓然无惑，而庠序多士得以安其心矣。奉圣旨依奏。十三日，左谏议大夫冯澥奏：臣闻天下有公论，有中道。公论者，天下之所同；而中道则万世而不易。熙宁、元丰及元祐以来，人无公论，治失中道，不偏于此，则偏于彼。天下弊于变更，士夫困于迁谪，五六十年间之是非相攻，祸福相轧，纷争扰攘，至于前日大乱而后已。陛下龙兴，以英资睿断，诛锄奸凶，戋刂除蠹弊，旷然大变，与天下更始，宜于此时明大公至正之道于天下，合天下之公论，垂万世而不易。而臣窃听近日朝廷议论，观士大夫之趋向，骎骎复偏于元祐，鼓倡应和，渐不可解，则义理又将不得其中，而政治又将不得其平矣。臣闻道贵适中，法则随时。祖宗之法，至于今百有馀年，盖有可行者，亦有不可行者。今但择其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去之则已矣，何必祖宗之是而熙、丰之非者哉？传注之说，千有馀年，其于圣经，不为无补，然要之公论，岂无浅漏未尽之处？王安石以名世之学，发明要妙，著为新经，镂板太学，颁之天下，学者翕然宗仰，然要之公论，亦有穿凿太过之弊。新经令学者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则已矣，何必传注之是而新经之非哉？祖宗之治远矣，臣不及见。熙宁、元丰年间，内外安平，公私充实，法令具备，赋役均平，朝廷无倖位，州县无横敛，夷狄畏威，盗贼不作，使今日之治得如其时，有何不可？是时学校英秀如林，治经习吏，皆有本原，程文具在，可以按考，使今日学者得如其时，亦有何不可？自崇宁以来，蔡京持权二十馀年，纷更变乱，靡有宁止。自熙、丰之法扫地无遗，故其大坏，至于如是之极。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孙之心，宁有厚薄？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臣愿陛下无作好恶，不蔽偏党，允执厥中，以照临臣下，则是非自明，纷争自息矣。伏望睿慈与两府大臣少加详议，如有可采，乞明榜朝堂，颁示太学，以安士心，以绝众疑，则臣死生幸甚。苟为不然，臣甘受邪言之诛，早正典刑，以示天下，亦死生幸甚。取进止。三省同奉圣旨，出榜朝堂。六月二日，右正言崔鸥奏：伏睹诏书谏臣直论得失以求实是，此见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数十年来，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除擢居要路，以待相继而用者，又充塞乎台省。要使一门生死则一门生生，一故吏逐则一故吏来，更持政柄，互秉钧轴，历千百年无一人互异，虽万子孙无一人害己。此蔡京之本谋也，安得直是之言闻于陛下！且如冯澥近日上章，其言曰熙宁元丰之间，士无异论斥逐，布衣之士，谁敢为异乎？士携策负笈，不远千里，游于学校，其意不过求仕宦耳。安石著《三经》之说，用其说者入官，不用其说者斥落。于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乱。此无异论之大效也，而何敢为此说以荧惑人主乎？又曰崇宁以来，博士先生，狃于党与，各自为说，附王氏之学，则试毁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学，则试诮王氏之说，尤为欺罔，岂有博士先生敢有为元祐之学而试诮王氏之说乎？自崇宁以来，京贼用事，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军法之驭卒伍。大小相制，内外相辖，一有异论居其间，则累之上下学官，以黜免废锢之刑待之。其意以为，一有异论，则己之罪必暴于天下，闻于人主云耳，博士先生有敢诋诮王氏者乎？欲乞下太学，取博士，讲复视，则澥之诞罔见矣。至如苏轼、黄庭坚之文集，范镇、沈括之杂说，畏其或记祖宗之事，或记名臣之说，于己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严刑，购以重赏，不得收藏，则禁士之异论，其法亦已密矣。澥言元祐之学诋诮王氏之说，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则实是何从而见也。然先王之求实是亦有道矣。皇帝清问下民，《周官》询于众庶，《孟子》不以左右卿大夫之言为然，必询于国人，则实是见矣。臣乞以澥所上言章并臣之章，垂于象魏，揭于通衢，以验国人之论而赏罚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又奏：臣近上章论谏官冯澥，未蒙施行，澥复迁吏部侍郎，此士论之所共忧，臣适当言责不得而已也。观澥之意，不过欲以熙宁、元丰之法为治。澥乃熙、丰人材之一也，己之欲行则自安，己之说废则身危，非为国家忠计。此天地否泰所係，国家治乱之所自分，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特选天下敦朴敢言之士以遗子孙，而王安石用事，皆目为流俗之人，尽逐去之，乃自为新说以造士，号为新美之才。新美之才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闻天下之安危。元祐之初，相司马光，收仁宗、英宗时人材用之，故宣仁圣烈皇后拥少主不出帘帷而天下治。问其四夷，则率服矣；问其盗贼，则消弭矣；问其军士，则豫附矣；问其百姓，则富乐矣。当是时，天下之势安于泰山。及章惇、蔡卞用事，斥之于瘴海炎荒之外。蔡京阴蓄异图，凶谋益炽，于是尽收熙、丰时人材用之，诱以美官，饵以厚禄，于是海内小人波荡而从之，万口一词，迭相倡和，为绍述之论，以诱惑人主。绍述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谄佞矣，绍述同风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矣，绍述理财而公私伤矣，绍述造士而人才乏矣，绍述开边而四夷交侵、胡尘犯阙矣！此用熙、丰人材之效也。譬之治疾，一医治病而瘳，一医治病而坏，此贤否不待较而明也。且元符末，以连年四月朔日食；四月者，正阳之月也，古人所忌。诏求直言，应诏者数千人。蔡京因此以除去异者，乃遣腹心之党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己者为正，异己者为邪，异与京同考也，故在正等。凡异己者，京皆指以为邪，陷为罪戾，凡数十人。近者上皇下责躬之语，其言以求直言夺于权臣，反归咎建议臣僚。然则前日附会蔡京号为上书正等者，皆今日之罪人也。陛下嗣位之初，天下观陛下好恶是非，以卜世之兴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岂上皇好恶悔过之意？天下之士闻之解体矣。又奏：臣伏闻前谏官冯澥曾上章疏乞榜朝堂，朝廷以为是，施行之；御史李光以为非，缴驳之。及光之缴驳也，冯澥不敢以自直，大臣不敢以为辨，寘李光而不问，迁冯澥而不诘，政刑如此，士论纷然。且以澥之言为是，则光可罪；以光之言为是，则澥可斥，当斥而反迁，是谓赏奸。《传》曰：“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以济矣。”驯致其道，至于今大乱。陛下中夜以思，当食而叹，未知所以善其后也。而臣下不思所以排奸纠纷，以宽陛下社稷之忧，但袭用前日相蒙之术，以尝试陛下，此罪人也。他日有论蔡京绍述为是，而籍没之资产可还，放逐之子孙可用者矣。何以知之？尝试之说行而陛下无与照奸，则何言之不行，何说之不入？此非独臣忧之，天下忠臣义士所共忧也。今臣区区犯奸锋，蹈祸机，与陛下言之，卒于不胜而自毙也，亦愚矣。但臣职在言责，伐奸邪之谋，塞祸乱之原，为国家长虑却顾，臣之责也。且侍从者，执政之阶也。近澥之意不过欲次补近臣，渐当揆路，以行其邪说，以固其党与，为万世自安之计，此贼臣蔡京之术，行之至今，天下破坏，兹亦极矣。陛下尚忍使京之馀党再破坏耶！前车未覆，而不戒者有矣，未有前车已覆而不戒者也。伏望陛下究冯澥之建议，李光之驳奏，孰是就非，而大明赏罚，以示四方，使四方晓然知陛下政不容奸，则虽邻敌不敢轻中国。不然，匹夫匹妇，忿然有不服之心，国威不复振矣。取进止。侍御史李光劄子论冯澥推尊王安石之学，鼓惑众心，安石置条例司，专任己能，斥逐名贤，任用小人，驯致蔡京、蔡卞操继述之说，扫除祖宗法度。于光劄子后，御批：祖宗之法，子孙当守之如金石。蔡京首倡绍述，变乱旧章，至于今日，可作一诏。诏曰：朕以薄陋，绍体圣绪，惟祖宗绍造区宇，重休累洽，以至于今。其法度条章，虽随时损益，凡以惠遗天下者，咸根抵于仁义，泽施于民，沦入骨髓，在于后人奉承之不敢有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