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中上意，无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且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岂独吾祖宗，自古尧、舜亦然。《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自古尧、舜以来，进人何尝不以言，试人何尝不以功乎！议者必欲以策论定贤愚能否，臣请有以质之。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间乎？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於天下而必欲废之！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诗赋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虽有以名取人厌伏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讬之害，卒使恩去王室，懽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诸科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变而为进士，晓义又皆去以为明经，其馀皆朴鲁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则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进士日夜治经传子史，贯穿驰骛，可谓博矣。至於临政，曷尝用其一二！顾视旧学，已为虚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论大义，而望其才能增长，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特愿陛下留其远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总览众材，经略世务，则在陛下与二三大臣，下至诸路职司与良二千石，区区之法，何预焉！然臣窃有私忧过计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庄》，天下皆师之，风俗陵夷，以至南渡；王搢好佛，荙人事而修异教，大惓之政，至今为笑。故孔子罕言命以为知者少也。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性命之说，子贡不得而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哉！今士大夫以佛、老为圣人，鬻书於市者，非《庄》、《老子》之书不售也。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岂此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於放而乐於诞耳。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励世摩钝者废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实不能而窃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愿陛下明敕有司，试之以法言，取之以实学，博通经术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世之风，则天下幸甚。） 上得轼议喜曰：“吾固疑此，得轼议释然矣。”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轼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他日，上问王安石以轼为人何如？安石知轼素与己异，疑上亟用之也，因问上曰：“陛下何以召见轼？”上曰：“见轼议学校贡举异於诸人，故召见之。且道轼对语曰：‘陛下何以召见臣？’朕为言：‘见卿议事有所喻，故召问卿。’对曰：‘陛下如此错矣，人臣以得召见为荣，今陛下实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即召见，恐人争为利以进。’又谓朕与人官太速，后或无状，不能始终。此说何如？”安石曰：“陛下与人官，患在不考实，虽与何害！”上曰：“轼又言：‘兵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常不胜，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动，当以静应之於后，乃胜天下之事。’此说何如？”安石曰：“轼言亦是，然此道之经也，非所谓道之变，圣人之於天下感而后应，则轼之言有合於此理。然事变无常，固有举事，不知出此，而圣人为之倡发者。譬之用兵，岂尽须后动然后能胜敌！顾其时与势之所宜而已。”上曰：“卿言如此极精。”又言：“轼宜以小事试之何如？”安石曰：“臣已屡奏试人当以事，此言诚是也。”安石因极称吕惠卿。其后，上复谓曾公亮曰：“苏轼奏对明敏，可试也。”公亮曰：“京师无可试者。”王安石曰：“轼亦非久当作府推。”上曰：“欲用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其事可也。”又曰：“陛下欲修中书条例，大臣所不欲，小臣又不欲。今轼非肯违众以济此事者也，恐欲故为异论，沮坏此事。兼陛下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案：《临川集》安石《乞改科条制劄子》云：伏以古之取士，皆本於学校，故道德一於上，而习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於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於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於天下，庶几可复古矣。所对明经科欲行废罢，并诸科元额内解明经人数添解进士，及更俟一次科场，不许新应诸科投下文字，渐令改习进士。仍於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使之教导。於南省所添进士奏名，仍具别作一项，止取上件京东等五路应举人并府监诸路曾应诸科改应进士人数。所贵合格者多，可以诱进诸科蔊习进士科业。如允所奏，乞降敕命施行。《传家集》：司马温公二年五月《议贡举状》云：臣准御史台牒，准敕节文：“天下学校贡举之法，宜令两府、两省、待制以上，御史台、三司、三馆臣僚，各限一月，具议状闻奏者。”臣闻《诗》云：“无竞惟人，四方其训之。”言欲立强於天下者，无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则四方斯顺之矣。臣窃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来，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自三代以前，其取士无不以德为本，而未尝专贵文辞也。汉世始置茂才、孝廉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举有经术德行者，策试以治道，然后官之。故其风俗，敦尚名节。降及末世，虽政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取士之术素加奖励故也。魏晋以降，贵通才而贱守节，习尚浮华，旧俗益败。然所举秀、孝，犹以经术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一言一动之失，或终身为累，士犹竞竞不敢自放。隋始置进士，唐益以明经等科，而秀、孝遂绝，止有进士、明经二科，皆自投牒求试，不复使人察举矣。进士初但试策，及长安神龙之际，加试诗赋。於是进士专尚属辞，不本经术，而明经止於诵书，不识义理。至於德行，则不复谁何。自是以来，儒雅之风，日益颓坏。为士者狂躁险薄，无所不为，积日既久，不胜其弊。於是又设誊录封弥之法，盖朝廷苦其难制，而有司急於自营也。夫欲搜罗海内之贤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虽有颜、闵之德，苟不能为赋、诗、论、策，则不免於遭摈弃，为穷人，虽有跖蹻之行，苟善为赋、诗、论、策，则不害於取高弟，为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来，未有若近世之甚者”，非虚言也。今幸遇陛下圣明，心知贡举之极弊，慨然发愤，深诏群臣，使得博议利病，更立新规，是千载一时也。议者或曰：“古人乡举里选，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知县者采察其实，保而荐之。”臣独以为不然，古者分地建国，自卿大夫士，皆以其国人为之，犹患处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详也。故又择其乡之贤者，使为闾胥、比长，自幼及长，朝夕察其所为，然后士之德行美恶，莫得而隐也。今夫知州、知县杂四海九州之人，远者三岁而更，近者数月而更，或初到官即遇科场，遽责之知所部士人之德行，诚亦难矣。又应开封府举者，常不减数千人，而开封府狱讼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听，目不暇视，又有馀裕可使之察数千人之德行乎！议者又曰：“宜去封弥誊录，委有司考其文辞，参以行实而取之。”臣独以为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县者尚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师，一旦集天下之士，独以何术知之？其术不过以众人之毁誉决之。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夫众之毁誉，庸讵足以尽其实乎！必如是行之，臣见其爱憎互起，毁誉交作，请讬公行，贿赂上流，谤讟并兴，狱讼不息，将纷然淆乱，朝廷必厌苦之而复用封弥誊录矣。夫封弥誊录，固为此数者而设之也。譬犹筑防以鄣洚水也，今不绝其源而徒去其防，则横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虽至愚，平生固尝竭其思虑，欲以少救其弊，今敢试陈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择。臣闻上之所为，下之所归也。国家从来以赋、诗、论、策取人，不问德行，故士之求仕进者，日夜孜孜，专以习赋、诗、论、策为事，惟恐不能胜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不是过也。今若更以德行取人，则士之力於德行，亦犹是也。诚风化清浊之原，历代讹谬而不悟，必待圣朝然后正之者也。夫德行修之於心，藏之於身，虽家人有所不知，况於乡党，况於州县，况於朝廷，将何从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举之，然后四海之士皆可得而官使也。然举荐之法既行，则于求属请诚所不能无也。要在所举非其人者，国家以严法绳之，勿加恩贷，则苟且徇私之人皆知惧矣。且国家以德行取士，则彼贪猾轻躁之人，依附权要枉道求进者，皆为清议所贬，见弃於时，虽有举者，必不多矣。臣愚欲乞今后应係举人，令升朝官以上岁举一人，提点刑狱以上差遣者岁举二人，谏议大夫或待制以上岁举三人。不以所部非所部，乡里非乡里，除自己亲戚及曾犯真刑，或私罪情理重曾经罚赎，及不孝不友、盗窃淫乱明有迹状者不得举外，其馀皆得举之。仍於举状内明言“臣今保举某州某科某人有学术节行，乞赐召试。”若举状既上之后，卻有前后诸般违碍事发，其举主并依律文贡举非其人分故失，从公私罪定断。受赃而举者，以枉法论。其举状，逐时送下礼部贡院，置簿记录。若应举人而不举者，岁终委贡院勘会姓名闻奏，乞严加朝典。每遇三年一开贡举，委贡院截自诏下之日勘会。选择举主最多者从上取之，举主数同，则以举状到省月日先后为次，其举主曾有赃罪，及见停闲身亡，或在合参人数外者，并不准。倍於每次科场南省之奏名人数，具姓名闻奏，乞下本贯发遣赴阙。其本贯更不考试，即具申状解送赴贡院，仍出公凭给付逐人，令赴贡院照会。限十一月内取齐，十二月内引见，正月内考试。其试官或朝廷临时添差。进士试经义策三道，子史策三道，时务策三道，更不试赋、诗及论。明经及九经等诸科，试本经及《论语》、《孝经》大义，共四十道，明经加试时务策三道，其帖经、墨义一切皆不试。对策及大义，但取义理优长，不取文辞华巧。唯所对经史乖僻，时务疏阔者，即行黜落。其奏名人数，并依科场旧制。若合格者少，即不满旧数，亦听。至御试时，进士、明经各试时务策一道，九经等诸科，试本经大义十道，所有名字高下，并只以举主多者为上。举主数同者，则以举状到省月日先后为次。其举人所纳家状，及授官后吏部所给告身，并须开坐原初举主人数、姓名。若及第后犯私罪、情理重及赃罪，其举主并减一等坐之；未及第者减三等。皆不以去官及赦原。如此，则并臣不敢挟私妄举，士人皆崇尚经术，重惜操履，风俗丕变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举之法，其次莫若修学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见自庆历以来，天下诸州虽立学校，大抵多取丁忧及停间官员以为师长，藉其供给，以展私惠，聚在仕官员及市井豪民子弟十数人，游戏其间，坐耗粮食，未尝讲习，修谨之士多耻而不入。间有二千石自谓能兴学者，不过盛修室屋，增置庄产，广积粮储，多聚生徒，以邀虚名。师长之人自谓能立教者，不过谨其出入，节其游戏，教以钞节经史，剽窃时文，以夜继昼，习赋、诗、论、策，以取科名而已。此岂先王立学之意邪！於以修明圣道，长育人材，化民成俗，固已疏矣。臣欲乞自今天下州学，只许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长吏於本处命官中选择无过犯、有节行、能讲说、为众所服者，举奏补充。若本州无人，则奏乞下铨司选差，委铨司於见在铨选人内拣选进士、明经诸科出身人，历任无赃私罪、能讲说经书者奏，补充逐州教授。仍令国子监试讲说经书。应举人初入学者，并为外舍生，唯赴听讲及公试外，不得於学中宿食。其教授每日讲书毕，取在学诸生姓名，书於垽上，杂置筩中，抽取三人，问以听过书中疑义三条。使对众解说。通者置簿记录，粗者不问，否则有罚。每月中两次公试，各试所习举业，委教授考校，定优劣等第，具姓名出榜，示讫亦置簿记录。其有过犯者，小过则罚钱，中过则降等，大过则斥出学，亦置簿记录。每遇春秋释奠毕，委教授选择外舍生到学及半年以上，自前次释奠以来说书多通，公试多在优等，过犯情轻数少，即升入内舍，为初等生，始听於学中宿食。又选择初等生升为中等生，中等生升为高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人已上比较难决者，即特令说书及试所业以决之。皆须具状申本州，委知州、通判更加审覆，委得公当，然后给牒补之；如后来有过降等者，其牒即行抽取毁抹。其教授选择、纠举、升降等第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觉察取勘闻奏，乞行訩替。其开封举人，旧无府学，并令寓教於国子监。其国子监举人，须实是品官子弟，方得条入学。其教试选升之法，并与外州同。以直讲比教授，判监、同判监比知州、通判。凡国子监、开封府及诸州军内舍高等生额，并用本处解额之半。其中等倍高等，初等倍中等。若人数未足，则阙之，不得溢额补入。若遇诏下开贡举，委本处判监、同判监、知州、通判截自其日，勘会高等生补及半年以上者，具姓名结罪保明闻奏。仍给予公凭，许令免解直就省试。其高等生占不尽解额，方许本处其馀举人取解。其中等、初等生於取解时仍别立号，常比其馀举人多取分数。所有高等生至省试时，亦别立号，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如此，则举人亦稍蔊经术，敦行义矣。夫经术深浅，非程试所能知；行义美恶，非朝夕所能察。今使之处於学校，经二三年累经选择升至高等，又占解额，妨众人进取之路，若其行义少有过差，必不为众人所容矣。由此观之，其高等生经术则讲说常通，文艺则屡入高等，过犯则全然轻少，行义则为众所服，比之糊名誊录，考其一日所试诗、赋、论、策，偶有所长而取之者，相去远矣。况近年举人或一无行能，横遇恩泽、幸得免解者，不可胜数。今高等生行能如此，裁免一解，岂足惜哉！此学校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此，只於旧条之中毛举数事，微有更张，则於取士之道？无所益，徒更烦苛，不若悉循旧贯之为愈也。《文献通考》卷三十一：神宗熙宁二年，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王安石以为古之取士俱本於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元解明经人数增进士。直史馆苏轼上议，上以问安石，安石曰：“若谓此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其后，乃卒如安石议。《玉海》卷百十六：熙宁二年四月戊午，诏执经艺者专诵数，趋乡举者狃文辞，并臣详议，别为新规。翰林学士韩维议，请罢诗赋，各习一大经，问大义十道。集贤学士苏颂议，先士行而后文艺，去封弥誊录之法，先行之州县，使有司专考察，庶几存乡举里选之遗范。程颢言：“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请修学校，尊师儒。县令每岁与学之师以乡饮之礼，会其乡老学者，众推经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学，以观其实。郡守又岁与学之师行乡饮酒之礼，大会群士，以经义、性行、材能三物宾兴其士於大学，大学聚而教之，岁论其贤者能者於朝，谓之选士。朝廷问之经，以考其言；试之职，以观其材，然后辨论差等而命之职。”四年二月丁巳朔，罢明经科，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

１、六月（案：钱大昕《朔闰考》：六月丙申朔。癸卯，添差弓手，富弼、曾公亮不肯，即罢参照。《长编》卷二百十六：熙宁三年冬十月乙酉，诏罢弓手。原注：添差弓手当考。其始二年六月八日，富弼、曾公亮不肯，即罢参照。案：原文已佚，据原注辑此。）

２、辛亥，赵国公守巽长子世清坐争袭封不当，自茂防降左武卫大将军、郢州防奭使。（《长编》卷二百十三：熙宁三年七月癸丑，王珪等言承袭。原注。）

３、丁未，翰林学士吕公著言：“颍川人常秩，道德修於乡里，名实著於海内，欲乞召置台阁”。诏本州长吏敦遣赴阙。（《纪事本末》卷六十五。案：诏秩赴阙，初诏在治平四年十月癸丑，可考。）

４、丁巳，诏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吕诲落中丞，以本官知邓州。（《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太平治迹统类》云：诲论安石，上使谕解诲，诲执愈坚。又奏曰：“臣受国恩，家有忠范，惟知死节，以图报效。窃以我国朝开基一百馀年，四方无事，前事固未闻，然太平之久，事固有係於圣虑者。以是思之，尤当谨於措置，谋谟在得人，安危在委任，图维旧德，推广恩信，以至万务。讲求利病，在乎沈几默运，不当形迹。因事制宜，去弊补废，上应天灭，务以安静，乃今日之事。王安石者，本以文章进用，竟遽为辅弼，逢迎上意，张皇一时之事。祖宗法度，首议变更，天下利源，皆欲摇动；斥逐近侍，盗弄权柄，倾危老成，欲速相位，人情甚郁，公议不容。独陛下未悟，倚任安石，与之议求治道之要，进退天下之事。臣恐无益於盛时，徒有累於知人。”於是安石求去，上还其奏，安石乃具谢起视事。安石既视事，益自信，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尽变祖宗旧法，专务聚敛，造出条目，颁於四方，州县吏奉行，微忤其意则责逐之，所用皆浮薄少年，天下骚然。於是昔之疑诲太过者，媿仰叹服，以为不及，而诲亦力求外补，遂得罪。）

５、是月，薛向除江淮等路发运使。（《长编卷》二百十三：熙宁三年七月辛丑，向请运铜陕西铸钱。原注：云：向二年六月乃除发运。案：《纪事本末》卷七十六云：熙宁初，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不系年月，而《长编》原注有年月而不系日，今依附六月末。薛《通鉴》在四月丁未，与《长编》异日月。范忠宣《奏议》云：臣前来累言，薛向在陕西，违条罔上，罪状显明，不当曲加恩贷，仍蒙奖用。及张靖不当先於罪人责降，皆是朝廷赏罚之失。将使奸邪得志，尽谓宪典可欺。中人之性易移，悉以张靖为计，遇事皆希旨，蔽惑人主聪明，盖自中书不合差除，致累陛下圣政。臣虽累曾陈奏，不蒙听纳施行。今又委以六路生灵，使之专治财赋，则薛向奸诈，必更甚於陕西。缘陕西有都转运使、诸路帅臣、走马承受，皆是朝廷信臣，不为向所统属，又有非时使命往还访察。若是臣寮善恶，朝廷易为得闻，而向以巧能弥缝，尚敢肆为欺惑。今来东南六路官吏，皆是向所统摄，又无非时使命采访，加以吏民懦弱，被苦不能伸陈，即向奸欺，足以自恣。又闻东南诸郡民力多困穷，近复连被水灭，正要朝廷优恤。陛下当遣宽厚仁爱之使，惟令抚养疮痍，俾得渐就富完，以厚根本，岂宜更令纤巧刻薄之吏别肆诛求？或致民心困穷，亦必别生事变，则於治乱所系非轻。臣居谏垣，岂敢缄默！陛下度臣於向素无嫌隙，又非强愎欲遂己言，何必区区频黩天听，盖以朝廷赏罚为重，六路生民可忧，复遇陛下圣明，其言不可不进。惟望早垂睿断，勿惮改为，从谏黜邪，二美兼举，使天下风俗一变，奸人革心，岂不盛哉！如或以掩美嫉能，其言无取，则乞宣示外廷，早行责降。）

６、左屯卫大将军克端卒，赠登州防奭使、东牟侯。（《长编》卷二百二十八：熙宁四年十一月乙丑，诏毋得乞为继嗣。原注。）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五

神宗

△熙宁二年（己酉，一○六九）

１、秋七月乙丑朔，司天监奏：日食，辰巳之间有阴雾，日所食不及原奏分数，并臣表贺。（毕沅《通鉴》引《长编》云云，据以辑此。案：毕氏引此，未知所据，或《纪事本末》传钞有误脱之文，今姑辑之以备考。《宋史·本纪》云：日当食，云阴不见。《东都事略》失载。《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云：乙丑朔，司天监言：日食，辰巳间有云雾遮蔽，所食不及元奏分数，宰臣富弼》等拜表贺。《传家集》载《赐宰臣富弼等上表贺》，云阴日食不及分数。批答：“省表具之，朕不明庶政，上累三光，天虽微阴，人谁不知。彼食分之少损，由司惓之未精，为惧方深，奚贺之有？矧明书於信史，将取谤於异时。宜懋乃诚，以辅台德。”）

２、提举司天监所言：“自今每岁造《大衍》、《宣明》、《景福》、《崇天》、《明天》等惓，其岁若有日月交食，合具著所食分数及亏初、食甚、复未时刻。遇交食，集算造惓官於浑仪下对，所差勾当御药院官与两判监、测验浑仪官验分数。”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