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图及利害。范纯仁曰：“昨专遣吕希纯、井亮采躬亲行河，决定利害，宜用其言，不可复从水官之说。”上曰：“希纯等行河不及一月而迁，止到大名，未尝至恩、冀，恐有所不尽也。”韩忠彦等曰：“吕希纯等所上河议亦未可施行，又以监察御史郭知章奏乞专委水官任河事。”上曰：“河事固当专付之（《长编》卷四百八十一：元祐八年二月丙子，尚书省检市易欠户。原注：云：明年二月二十四日可考。） 水官，失职则责之可也。”希纯、亮采之议寻格。（《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希纯、亮采遣使在辛丑，归在己未。）

１１、戊辰，诏曰：“朕昨亲奉皇太后圣谕，皇太妃保育之德著於中外，虽已备极崇奉，而仪节之间，犹有未称。盖旧仪虽全比皇后，而宫闱舆盖之制及出入所用，宜有所加。苟於本朝祖宗以来，母后之制有所差降，则褒隆之数可以施行。朕恭承玉音，惓惓慈训，其下礼部、太常寺礼官，参考典礼、仪制及臣僚上栈拜名、命妇进见等仪式奏闻。”（《纪事本末》卷九十一。案：《栾城后集《颍滨遗老传》云：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门客。时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门客奏徐州富人窦氏，尧夫无以裁之。一日日中，请辙於都堂与邦直议之，辙曰：“上始亲政，皇太妃邠中事当遍议之，车服仪制，已付礼部矣。皇太后月费，尚书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户部议定。至於奏荐亦当议，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处，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后行，於体为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费俟内中批出，奏荐皇太后家减二年，皇太妃十年。”议已定，邦直独曰：“此可为后法，今姑予之可也。”上从之。邦直》之附会类如此。又案《长编》三百九十三：元祐元年十二月丙午，礼部尚书韩忠彦言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册宝，并一切法物，已有故事。原注：绍圣元年十六日可考，当即指此。）

１、三月壬申朔，案：据钱大昕《朔闰考》增“朔”字。相度定夺黄河利害所奏：“本所寻亲到北京元城县孙村口及馆陶县堤埽相视一带水势，次到梁村口、张包口及内黄县蒲潘口相北流水势。考之前世河流次第及广行，询访利害，大抵北流势顺下，故河道常欲趋北，前后所施行，人工不少，故见今水流分路颇多。今来逐司议论不同者四事，惟张包河门等最为要切。安抚司、都水监之意，欲於断堰处仍起堤三十里，以防夺动大河；转运之意，欲存留，以为北流下河。所陈之利害，本所契勘东流自梁村西下至孙水口一十六里有馀。见今伏槽水势约八九分，已来行流，然河身皆自人力所开，大段窄狭。其阚村埽乃元祐三年所置，本欲横截大河，使之东去。自阚村埽至内黄下埽，空缺者七十馀里，张包河乃在其间，虽即今水势浅小，然去北之势极为顺便，但自决大吴口后来，累年之间，北流堤防，全不修葺。即日难以便依转运、提刑司所请，张包等河门，不行缕断流，待涨水之出，仍乞闸内黄决口，凿开元里堤，使水势无壅其东行；亦依安抚司、都水监所请，疏口地、开鸡爪河，以助东流之水势，保明委是诣实。”明日，诏都水者王宗望：“疾速前去提举，照管措置，务要於向下州军别无疏虞，候将来涨水，见得河势行流次第，令都水监具的确利害保明闻奏。”（《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２、癸酉，上批新知陈州、龙图阁侍制蔡卞为中书舍人。（《纪事本末》卷百一。）

３、朝奉郎、监察史郭知章奏：“臣窃见大河分东、北之流，河北生灵被害甚久，往年朝廷议欲回河，盖尝患之而未能也。今兹河复故道，水之趋东者已不可遏；若顺而导之，闭北而行东，其利百倍。近日朝廷遣使按视，闻已开梁村，闭北流，尚有阚村、张包河等处，逐司议论未一。臣以谓都水监官，朝夕从事於河上，耳目之所见闻，心志之所思虑，议论之所相接，莫非水也。河身之曲折高下，利害轻重本末，宜熟知之矣。今使水官不得尽其职而惑於浮议，臣恐河事一误，则河北之民，未得安堵而乐业。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专委水官，以图经久可行之策，以幸河北一路元元之民，不胜幸甚！”（《长编》卷五百十七：元符二年冬十月甲子，郭知章等以导河东流之议无功降责。原注：附证绍圣元年三月二日郭知章奏疏。案：今据原注辑入，又元祐八年十二月丙寅。）

４、乙亥，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案：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二云：吕丞相大防微仲罢相，以大观文出知颍昌府。制有曰：“改元而后与政历九年之间，有国以来，首相踵三人之久。”盖自国初至元祐，为首相居位者，多止七八年耳。） 后二日，改知永兴军。大防当宣仁圣烈皇后垂帘时，位首相逾六年，上春秋既长，大防第专意辅导，未尝建议亲政，虽宣仁圣烈皇后有复辟之志，卒不得申，当国日久，群怨交焉。及宣仁圣烈祔庙，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党，因疏神宗所简之人章惇、安焘、吕惠卿等以备进用。大防亦自求去位，上亟从之。（《纪事本末》卷九十九，又卷百一。）

５、乙酉，上御集英殿试进士，策曰：“朕惟神宗皇帝躬神明之德，有舜、禹之学，凭几听断，十九年之间，凡礼乐法度所以惠遗天下者甚备。朕思述先志，拳拳业业，夙夜不敢忘。今博延豪英於广殿，策之当世之务，冀获至言，以有为也。夫是非得失之迹，设施於政，而效见於时。朕之临御几十载矣，复词赋之选而士不加能，（案：《宋史李清臣传》作“士不知劝”。） 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雇可募之说杂（案：《宋史李清臣传》作“可差可募之说纷”。） 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侵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至於吏员猥多，兵备刓阙，饥馑荐至，寇盗尚蕃，此其故何也？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夫亦何必焉！（案：《宋史李清臣传》作“圣人亦何有必焉”。） 子大夫其悉陈之无隐。”中书侍郎清臣之言也。（《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旧录》云：上亲政，内出策问，士莫不欣庆，知上绍述之意。《新录》辨曰：祖宗之所以望后世子孙之所以丕承先志者，要归於治耳，不在於法令因革之间也。况策问固曰“可则因，否则革”矣，亦何尝必哉。而云“士莫不欣庆，知上绍述之意”，此史官之私意也。今删去。）

６、癸巳。（《长编》卷五百十四：元符二年八月戊子，石豫言阚村水涨，有司坐视不救，今日全河北流，渰浸成患。原注：鲜于绰《传信录》论北流事，附绍圣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可考。案：《传信录》原书已佚。据《长编》卷五百十七：元符二年十月甲子，责降水官引鲜于绰《传信录》云：绍圣元年春，都水使者王宗望等於内黄下埽闭断北流，至涨水时，犹有三分水势。然上流诸埽已多危急，下至将陵埽仍决溢。是年冬，闭塞阚村而下。及创筑新埽七十馀里，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由故道。有旨：“水官保任过涨水无疏虞，当议推赏；如有訩决，必重有行遣。”至绍圣五年，始等第推恩。元符二年，已经五稔矣，或大小暴涨十馀丈，堤岸决溢，又适值主者乖谬，不即闭合阚村，水复成北流。工部侍郎张商英天觉奏，以为水官阴附元祐奸臣，回河东流所致，追责累年，建议水官削职安置吴安持、郑佑、王宗望、郭知章、鲁君贶等凡二十四人。然说者谓元符二年之水，三门开元所建《圣德颂》，并大惓年重修禹庙皆在山顶，悉遭漂没。盖自开元大惓以来，水未有如此之大者，非堤之过也。自是言河事者，人以为戒，务持两端，莫敢确然任责。东流未复之前，已淤平东塘，其后，又过佛圣窝，塞侵及西塘矣！）

７、丁酉，上御集英殿，试进士毕渐以下通礼诸科经律及第、出身总六百人。时，初考官取管策者，多主元祐；杨畏覆考，专取熙宁、元丰者，故渐为之首。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依前官知汝州。先是，辙言：“臣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欲复（案：《遗老传》同此。陈桱《续通鉴》作“绍复”。） 熙宁、元丰故事之意，臣备位执政，不敢不言。然臣窃料陛下本无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牵於父子之恩，不复深究是非，远虑安危，故劝陛下复行此事。所谓小人之爱君，取快一时，而非忠臣之爱君，以安社稷为悦者也。臣窃观神宗皇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而不可改者矣。（案：《栾城后集·论策题劄子》作“而不可变者矣”。） 臣请为陛下指陈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加尊号，裁损宗室，恩至於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雇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罢黜科举诵教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折（案：《遗老传》“折”作“制”。） 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之困；其微至设抵当卖熟药。（案：《栾城后《集》此句下有“凡类此者”四字。） 皆先帝之圣谟睿算，有利无害，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而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昔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赋匮竭，於是修盐铁、榷酤、平准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即位，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自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宽仁恺悌之政，后世称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修文偃革，号称太平，并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及章献明肃太后临御，览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听政，亦绝口不言，天下至今韪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继，大臣有过计，创濮庙之议，朝廷为之汹汹者数年；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议，（案：《栾城后集》作“寝而不答”。） 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皇帝之圣，岂其薄於孝敬而专事变易也哉？盖事有不可不以庙社为重故也。是以子孙既获孝敬之实，而祖、父不失圣明之称，此真明君之所务，不可与流俗议也。臣不胜区区，愿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改九年已行之事，擢用曩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则大事去矣。臣不胜忧国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谴责。”奏入，不报。辙言：“臣近以御试策题，有欲复熙宁、元丰政事之意，寻具劄子，论先帝所立政事，见今遵行，已自非一。其间事有过差，元祐以来，随宜修政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孙孝敬之义，未审陛下以臣言为然否？然窃观自陛下亲政於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圣意诚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更改，自当宣谕臣等，令商量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尝略闻此言，而忽因策问进士，宣露密旨，中外闻者，莫不惊怪。（案：《栾城后集《第二劄》此下有云：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为，子弟有不预知而亟与行路谋之，可乎？臣闻两喜必有溢美之名，两怒必有溢恶之言。喜怒不忘於心，而以议天下之政，必有过甚而不平者。朝廷虽今昔之异，其实一家，欲有所为，当爱惜事体，岂可如仇雠之相反惟患不速也哉？） 顷者，元祐之初，初议更张，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随改随复，数年而后稍定。臣於此时为谏官，后为御史，每言差役不可尽行，如河流不可强遏，上下顾望，终不尽从。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独私元祐之政也，盖知事出匆遽，则民受其病耳。议者谓元丰之事有可复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愿陛下明诏臣等公共商议，见其可而后行，审其失而后罢，深以生民社稷为意，勿以此匆匆，则天下之幸也！”（案：《栾城后集》又载《贴黄》云：臣窃见章惇昔任枢密使与司马光争论役法，其言曰：“免役之法，利害相杂。”又曰：“见行役法，今日自合改更。”又曰：“自行免役，所遣使者，不能体先帝爱民之意，差役旧害虽已尽去，而免役新害随而复生，今日正是更张修完之时。”又曰：“凡改更政事，固有不可缓者，有可以缓者。京东西保马，缓一日则民受一日之害，此不可缓者也；加役法，岁月之间，改更了当，诚不为缓。”陛下谓惇岂欲破坏元丰故事者哉？而言犹若此，则元祐改更，诚不为过矣。） 辙既再具劄子，上固不悦。李清臣、邓温伯又先媒孽之。及面谕，上益怒，遂责辙曰：“人臣言事何所害？第昨卿奏机事，不可宣于外，请秘而不出，今乃对众开陈，且以汉武帝事比先帝，引谕甚失当。”辙曰：“汉武帝，明主也。”（案：《东都事略《苏辙传》作“武帝》，英主也。”） 上曰：“卿所奏称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立盐铁、榷酤、均输之法，其意第谓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此岂明主乎！”（案：《东都事略·苏辙传》作“财用匮乏，岂得谓之英主？”） 辙恐动，趋下殿待罪。上声甚厉，范纯仁独进曰：“史称武帝雄材大略，为汉七制之主，辙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霁。辙退，举笏谢纯仁曰：“公，佛地位人也。”归家，即具奏曰：（案：《栾城后集·为待罪劄》，《集》中云：臣以愚拙，特蒙圣恩擢用，不次备位政府已及三年，报效不闻，负乘为罪，前后累至烦言，浼渎天听，孤危之迹，寝食不遑。祗自去秋以来，纷纭少止，方欲祈天请命，力求补外，适以东朝变故，不敢自陈。） “今者偶因政事，怀有所见，辙欲倾尽以报知遇，而天资闇昧，不达机务，论事失当，冒犯天威，不敢自安。（案：《栾城后集此下有云：谨已迁观音院待罪。） 伏乞圣慈，（案：《栾城后集》此下有云：察臣久欲退避，以免素餐之讥。） 怜臣不识忌讳，出於至愚，少宽刑诛，特赐屏逐，以允公议。”诏苏辙除端明殿学士、知汝州。权中书舍人吴安诗草制曰：“文学风节，天下所闻，擢任大臣，本非朕意有可否，固宜指陈而言，或过中引义非是，朕虽曲为含忍，在尔亦自难安。原诚终自爱君，薄责尚期改过。”上批：“苏辙引用汉武故事，比拟先帝，事体失当；所进入词语不著实，朕进退大臣非率易也，盖义不得已，可止散官知汝州，仍别撰词进入。”制曰：“朕以眇躬上承烈考之绪，夙夜祗惧，然以丕扬休功，实赖左右辅弼之，克承厥志，其或身在此地，倡为奸言，拂於众闻，朕不敢舍。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顷被选擢，与闻事机，当协恭以辅初政，而乃忘体国之义，徇习非之私，始则密奏以指陈，终於宣言而眩听。至引汉武，上方先朝，欲以穷奢黩武之姿，加之秉则经德之主，言而及此，其心谓何？其解东台之官，出守列郡之寄，尚为宽典，姑务省循，可特授依前太中大夫、知汝州。”（《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此段参取《实录》及苏辙《遗老传》并邵伯温《辨诬》。前制吴安诗》所草，后制当求主名附益之。此时吕希纯及蔡卞实为中书舍人，后制必卞所草也，当考。伯温》作《元祐辨诬》云：先是，宣仁后既崩，吕相大防欲迁杨畏为谏议大夫，范相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杨畏不可用。”吕相方约畏为助，谓范相曰：“岂以杨畏曾言相公邪？”苏门下在坐，诵畏弹范相文，范相曰：“某自颍昌被召，不知人有言也。”遂乞罢政。哲宗不许，吕相更超迁杨畏为礼部侍郎，范相恐伤吕相意，不复言。后吕相充宣仁后山林使，杨畏首背吕相，称述熙宁、元丰政事与王安石学术。哲宗用其说，下国子监，印《三经义。明年春，殿试，李清臣作策题，以熙宁、元丰、元祐故事相参，两存其说，问孰便者。初考官多取主元祐者，杨畏覆考，取主熙宁、元丰者，故以毕渐为首。清臣遂以礼部尚书拜中书侍郎，欲取相位，以苏门下在，未能迁。一日对，哲宗言：“苏辙兄弟改变先帝法度。”苏门下奏曰：“陛下即位，宣仁后垂帘之初，臣兄轼方起谪籍知登州，入为郎官，为起居舍人。臣自筠州监酒被召，是时清臣为左丞，今日反谓臣兄弟变先帝法度，是清臣欺陛下也。”清臣辞屈。乃曰：“苏辙尝以汉武帝比先帝。”哲宗震怒，声色甚厉。苏门下顿首待罪。范相进曰：“史称武帝雄材大略，为汉七制之主，盖近世之贤君。苏辙果以此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不当如诃叱奴仆。”哲宗怒少霁。罢朝，苏门下举笏谢范相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苏门下初对范相诵杨畏弹范相章，本疑范相者，及此，方知其贤。苏门下寻以本官出知汝州。伯温》所云“下国子监，印《三经义》”，月日当考。按熙宁八年六月十九日，乞有敕令国子监雕印《诗》、《书》、《周礼义》矣。不知伯温》何故云尔也。李清臣既为中书侍郎，乃出策题。伯温谓清臣先出策题，误也。又卷百一，又卷百五，较此为略。）

８、庚戌，龙图阁直学士蔡京权户部尚书。（《纪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陈桱《通鉴续编》云：自成都召还。又案：陈桱《通鉴》，书京权户尚在改元后，不系月。考改元在四月，则京权户尚与此异。）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云雾不辨。

１、四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壬寅朔。） 癸酉，监察御史郭知章言：“吴安诗行苏辙诰，重轻止徇於私情，褒贬不归於公议。”诏安诗罢起居郎。（《纪事本末》卷百五。）

２、甲辰，国子监司业翟思为左司谏，左朝奉郎上官均为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刘拯？为监察御史，左朝请郎张商英为右正言。商英前自开封府推官出为河北西路提点刑狱，元祐四年五月改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又徙淮南》，逾五（案：“五”字据《太平治迹统类》补。） 年不复召，於是始擢谏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遗馀力。《纪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三十一。（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言：焘及祖禹、吴安诗、刘安世、刘唐老、孙升、韩川，当吕大防擅权时，并以亲旧相为表悰，通传旨意。今首恶虽已贬黜，而焘等犹未明云窜殛。於是降焘知鄂州，安世知南安军，川知坊州，升知房州，安诗监光州酒税。又案：此皆六月事。） 商英尝奏疏论风俗曰：“我神考发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材，同一风俗，大志未集，神灵在天。宣仁圣烈太后保祐陛下，讬心腹於辅弼，寓视听於台谏，而势利之下，是非蜂起，阿谀附会。一旦乌合，或上叛君亲之恩，或下背师友之训，或小合传缄，白昼告急，或手扇障面，夜半造门，或苞苴结私第之欢，或伏地修门生之敬。於是浮言竞作，鄙谚交兴；川洛异党，秦汾分门。拨而后动，谓之“天平”；子大而无见，谓之“盲大虫”；交通相纽，谓之“八关阴”；私搆架，谓之“五鬼”；谁何门户，谓之“约闹抱”；持其足，谓之“小鬼荙”；所亲而去，谓之“过房失所”；合而还，谓之“归宗”；伺察报探，谓之“灭门”。（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伺候报探，谓“灭门”；瞪走马<革登>，势尽相图，谓之“徒中反告”。呜呼！士大夫平日不素讲闻师儒先生之高谊，不自慎重，身被讥议，亦有足悲者。若滋长不已，则憎爱恩怨未易改。以上数语，与《纪事本末》相异，馀均同。） 臣愚欲望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诏戒励，揭之朝堂，风示四方，庶几薄恶之风浸息，醇醲之化日孚。《易》曰：‘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其在兹时乎！”《纪事本末》卷百一。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此条上载：六月，台谏论吕大防等擅作威福，贬大防等云云，及周秩贬广德与除《字说》禁三条。此条下又载祖禹知陕，纯仁罢相，诸事而下又标闰月五月云云。前后错乱，殊多错简。下放此。

３、乙巳，都水使者王宗望言：“躬亲相视，得东流水势已及八九分，张包河一支，即日减落，水势甚微。上件河门，若不断闭，切虑向去，涨水不测，牵夺大河水势向西訩刷，河门愈更深阔。已牒大名府都大与本地分都大修闭，限十日毕工去讫。”《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十朝纲要》：乙巳，诏以都水使者王宗望言修闭张包河门。《长编》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五月戊戌，李之纯及杨畏、来之邵言责董敦逸、黄庆基。原注：绍圣元年四月乙巳当考。）

４、庚戌，龙图阁学士曾布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布自高阳徙江宁，诏许入觐，言先帝政事当复施行之，宜改元，以顺天意。初除户部尚书，寻改是命。《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陈桱《通鉴续编》云：初，司马光谕曾布增损役法，布辞曰：“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义不可为。”遂以户部尚书出知太原，五徙知江宁府，过京，留拜承旨。）

５、壬子，侍御史虞策言：“吕惠卿等指陈苏轼所作诰词，语涉讥讪，望核实施行。”殿中侍御史来之邵言：“轼在先朝，久以罢废，至元丰擢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轼凡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行吕惠卿制词，则曰‘始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行吕大防制词，则曰‘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撰司马光神道碑，则曰其‘退於洛，如屈原之在陂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