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案汇录庚集

在福康安初劾柴大纪时，皇帝却说：『向来绿营将弁冒功谎报积习，原所不免。但以天下之大，地方事务在在需人任使。遇有军务，势不能祗仗满洲官兵，竟置绿营于不用』（见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廷寄）。

这些话不是显然的晓谕福康安不可站在满人的立场来歧视汉人么？乾隆皇帝当然不便明白揭穿福康安是抱着满汉畛域的偏见来奏劾柴大纪的，只好在多方解释之后，故作揣测之辞，说柴大纪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为之掩饰。

那知福康安抵诸罗后，放着能打仗的柴大纪、蔡攀龙不加委任，偏把那个屡被斥为「无能」的恒瑞逐队随行；这不是有心压抑汉人、袒护亲戚么？无怪皇帝责备他「于柴大纪等过事吹求，而于恒瑞曲为瞻徇」。无怪皇帝要问他，像这样的作风，「何以服众心而示公正」？并且训诫他，要他「化其成见，勿为人言所惑」，采取「休休有容」的气度（俱见本书卷五、六八号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廷寄）。所谓「成见」，还不是暗指满汉畛域的成见么？所谓「人言」，还不是暗指满洲将领对柴大纪等的嫉妒之辞么？何况福康安之奏劾柴大纪，起初并说不出柴大纪有任何具体的劣迹！

这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侍郎德成自浙江差竣回京，皇上召见他，他把风闻柴大纪往日贪纵废弛以及乱事初起时并未及时堵御的事情奏陈了；皇帝纔改变态度，再三责备李侍尧、徐嗣曾等瞻徇欺隐，从无一字奏及。逼得他们不得不找出柴大纪的劣迹，逐一奏参；终于把柴大纪解京正法。

魏源在记文中颇述柴大纪守诸罗的功劳；又谓：『时议大纪之死也，不知引咎，昧帅臣之体，与张广泗不服讷亲之劾而负气大廷者何异』？似于大纪之遭祸，略致惋惜之意。其实他何尝不知道柴大纪是在满汉畛域的偏见之下被牺牲的，只因他生当满清之世，难于说出这个道理罢了。顷因校阅这些上谕，偶有所见，便作此「后记」，附于卷末。（百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