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觉迷录

得个实在源头上造言的人。而传言的人，又实实是个忠厚守法，不惟不肯造言，并不肯乱言的人。且自计罪大咎深，自料必不能生，虽蒙大人屡宣皇上智虑神奇，聪明天纵，事事非常，法所得定，亦非常情所得拟。弥天重犯的死生，断非事前所得决然。在弥天重犯当身自计，万难自信，可以侥幸于不死，与其临死而又牵累他人，不如自家一死之安为稍愈。今感皇恩如此高厚，且奉旨意询问，思量自家一死何足轻重，即死亦要说明白自家的心事。

赤子冒触父母，虽当父母盛怒之下，亦要向前号泣，说个明白，况今日旨意煌煌，得许弥天重犯直吐其人乎。此在自家分上计合，该要供出人来。因思水流毕竟有源即流，或可以寻源，胸中记出有两个偶尔传言的人，一是安仁县生员姓何名立忠，曾说他听闻有个茶陵州人姓陈字帝锡，传说朝中有人上议皇上多条，其大者如此如此。又永兴县十八都有个医生，姓陈字象侯，也说他在一处人家行医，听得人说茶陵州有个堪舆姓陈字帝锡，口传有个本章，谏议皇上如此不好，那上本的臣子姓岳名钟琪。弥天重犯听得二人之话符同，遂渐疑此为实事，其实源头造言的人，不知就是那陈帝锡，抑陈帝锡上手还递传有人否。且陈帝锡弥天重犯从未会面，不知其人形貌何如，即帝锡两字，也不知是此两字否，问何立忠便知。听闻比人会堪舆，前两年在安仁县起学官，何立忠是安仁县的秀才，或者知得他的名字。其实今日仰惟皇上如天如地，何可毁谤。天经云隔，何伤于天，反因云隔，而转见天之高；地经穿凿，何损于地，反因穿凿，而转见地之厚。今皇上之行，如日月经天，虽湖山万里，莫不共见共闻。弥天重犯幸今亦如盲，得视复见天地日月了。

十一、这“山崩川竭”的传言到底是何等之事？

问曾静：旨意问你在湖南供称“山崩川竭，是传闻泰山崩四十里，至于川并未竭，因笔头不谨，弄文致诬”等语。这泰山崩四十里之说，影响全无，你将传说笔之于书，已极悖逆了，况川竭之事，并无传说，而遂连类。并及这“山崩川竭”，是何等之事，竟可以笔头播弄得么？乃仅以“不谨”二字，轻忽戏玩之词掩饰此罪，如何使得呢？但所闻必有所自，你须据实供出。

曾静供：“山崩”之说，虽有传闻，弥天重犯今日万死，记想个人不出。“川竭”之误，弥天重犯今日实实该死。盖寻常说话，犹庸言之谨，一涉不实，不惟于道理有碍。于心不能无愧，抑且当面受人诃责不小。此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如何可以轻易掠过，且以庶人小民之贱，而上议国家事体，即有实据，犹不免出位冒干之罪，况既复妄，虚中更虚。即此一项，已足粉骨莫偿了。而前供犹仅以“笔头不谨”，盖过是身陷于罪，而竟不自知其罪之大小轻重矣，今日省悟，万死何辞。

十二、“五星聚，黄河清”的瑞祥征兆到底是什么因缘？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以大事看来，五星聚，黄河清，某当此时如何死得。天不欲开治则止，天欲开治，某当此机会，毕竟也算里面一个，求人于吴楚东南之隅，舍某其谁？等语。从古治乱之数，必上有桀纣之君，下有生世涂炭之祸，方可谓之大乱。曾静以我朝为夷狄，为匪类，然必为君者实有昏德，纪纲法度，一切废弛，方为否极之时。以今日海宇承平，万民乐业，以朝廷政事而论，虽不敢谓为至治之世，然苟有人心之识者，断无有诬为乱极。当治之时也。且自开辟以来，未有如曾静禽兽不如之人，而以“五星聚，黄河清”为“舍我其谁”。又云“当此机会”，所谓机会者，何所指？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许多该死该剐的话，今日反复省悟，也有个病根。盖缘自幼以来，讲解经书，讲到《孟子》“滕文公问为国”章说，那井田法制，心中觉得快活，私地暗想，以为今日该行。由是屡去问人，却无一人说今日行得。心下听着人说行不得，甚不快活。后看见吕留良此章书文评语，竟以为行得，且说治天下必要井田封建，井田封建复了，然后方可望得治平。遂不觉赏心合意，从此遂深信吕留良的话。且执着这个死法子，放肚里。因而看轻汉、唐、宋、明之治，大不及三代，妄以为井田不复，贫富不均，其余言治，皆非至道，乃猥不自量，敢以经济抱负，超越寻常。自许一闻“五星聚，黄河清”，遂疑此必是文明开始的机会，既遇文明开治的机会，必行井田复三代，欲行井田复三代，在当身自计，竭其驽骀，亦足备一时犬马之用，因而有舍我其谁之语。即所谓当此机会者，亦是望上之人用我，故曰求人于吴楚东南之隅，非是说弥天重犯当此机会，另生个别见也。只因谣言见闻，遂深疑皇躬主德未纯，所以狂悖，而有是举。及昨自湖南一路以抵京师，所历过之地数千里，无不家给人足，薄海内外，无不化行俗，美道德，政教修举，详明较三代之井田学校，更因时损益，已精益精，正礼明乐备之极，天开文明之盛，当此如是之道隆德至，治著功成。我皇上犹求治之念孜孜不遑，不肯一时一刻少懈。伏读谕旨，尚曰：不敢谓为至治之世。德隆心下，圣不自圣，一至于此，此所以无人感孚，瑞呈详见，“五星聚，黄河清”者，正为皇上道德纯全，超越千古，本朝治教休明，迈盛三代，大圣人兴起在位应也。况井田疆界，自秦以来，已荡废二千余年，封洫沟渠，皆不可考。而今日承平日久，平原旷土，各成旧业，以理势论之，迹必不可行。且天下人文蔚起，不知有几千几万贤良，才智深于治体，精于治法者，用之不尽，而弥天重犯山鄙无知，禽兽不如，乃谓“舍我其谁”，其不自量，一至如此，狂妄之罪，万死何逃。

十三、被曾静奉以为师的吕留良到底是何许人也？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近世晚村夫子学问足，本领济，大有为得”。又“生非其时，在今日似恰逢其会”等语。这吕留良自以其先世为前明之仪宾，不忘故国，而在本朝应试诸生，以天盖楼选刻时文，将本朝制科内名人之墨卷文稿刊板求利，致富不赀，乃包藏祸心，肆行无忌。实一反复无赖、卑污狂悖、叛逆之人，天地覆载所不容。今你乃奉为师法，心悦诚服，以为孔孟复生。你所谓吕留良之学问本领，从何处见得？吕留良之大有为，从何处知道？是你与吕留良必曾会晤，亲承指授，而信敬畏服，一至于此。且云“今日恰逢其会”，又是何解？可从实供来。

曾静供：圣人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又曰：“不知人则是非邪正莫能辨。”弥天重犯今日狂悖，一路错到底者，总因自家僻处山谷，眼孔小，见闻隘，胸次鄙陋，错认人故也。如这些话都是自家没识见讨人底里不着，遂妄意心悦诚服，奉以为师，不惟以为师，且以他为一世的豪杰。其实当时何曾晓得他的行径大有不好处。不过就语句言话上，见得与自家僻性相投合，遂不觉好之深。好之深，遂不觉信之笃。当时所谓学问本领者，妄意指他的说理明，论文精。谓他大有为者，期他得用，可行井田，复三代，从前谬妄信得他是如此。今日蒙圣恩开导点化，始晓得他的行事为人，到处不是。不特他当身大义背谬而已。从此回想，向日之信听他者，何啻陈相之悦许行，痛悔何及？至若谓亲承指授，实实没有。他生在浙江，弥天重犯生在湖南，近广东界，相去有数千里，且弥天重犯是康熙十八年生，吕留良是康熙二十一年死，弥天重犯只有四岁，实未曾与他会晤。至于“恰逢其会”等语，是弥天重犯胸中先有他一段看轻后世之心，又有他一段错解《春秋》之意，加以元年匪类之说在耳，而又适值永兴县那两年大雨，数月不断，遂以为世道有不好处。此全是山僻无知的识见。直到旧岁奉拿到长沙，今岁又由长沙到京城，见得年丰时和化行俗美，太平有道，普天薄海皆然。方知圣人在位，政教修举，礼乐明备，直盛千古。从前满肚疑团，始得一洗落实。而吕留良之欺世盗名，大逆不道，蛊惑人心，为覆载难容处，弥天重犯亦了然明白矣。

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

一、曾静等人各处行走，纠合叛逆之人的缘由如何？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敬卿、景叔西游，似亦不轻。那年二月初二日五星朕珠，日月合璧。某等七月初即有是行。天上这个朕兆不应则已，若应此事，必落于我辈之手。纵不能成于我手，亦必是我家眷属敬卿、景叔之手”等语。敬卿是张熙，所谓景叔又是何人？据你前次供云：“胸中原无确见，但传闻讹言，妄生疑惑，因而遣徒上书”等语。今据书中所云，是年七月，即有是行。是你于雍正三年已令张熙等各处行走，纠合叛逆之人，至六年方于岳钟琪处上书。你平日自命以为上应联珠合璧之祥，且云：此事必落于我辈之手，则是久蓄异谋，处心积虑要叛逆。你将三年七月以后差张熙等在何处行走，纠合何人，并所谓眷属，共有多少？景叔是何姓名，他又行住何处？逐一据实供来。

曾静供：西游的话，是雍正三年事，当时并有别意。因弥天重犯所住的地最狭僻，在山谷中，左右方圆十余里，尽是耕户山农，并没有个读书识字的人相接。弥天重犯的父亲在日，曾尝有个迁居的志，而不能得遂。复因近来人多田贵，家事单寒，转移不得。后得学徒张熙、廖易在门往来，居宿安顿不得。而张熙、廖易家事亦贫寒，因见这些去四川的传来，以为四川田贱，乃与张熙、廖易商量，思欲去四川寻采个安静的所在，以为搬家安耕之计。且与张熙、廖易同往，并可以遂其读书之志。于是打叠去四川之行。于七月二十五日起身。搭船到长沙上岸，因到长沙城中走一回。盖弥天重犯从未出门，只因考试到过郴州，余并未曾走动。不意到长沙竟看见有一告示，上有“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话。彼时大喜，以为有好世界来，毕竟会复井田封建，复井田封建，毕竟要用人，到那会用人时，我辈的行藏就不可得知。且既有井田则到处可以安身，又何必搬家带属，走四川做甚？于是去四川志遂灰了，就要转身来。那时并没有一点别样志向，惟有心中打量，要来京城上书献策，再三不决者，苦为匪类一篇说话在胸中狐疑，乃转身到长沙岳麓山一看。由是往湘潭一路回来，并没有会着别样人物，说一句异话，到九月初三日归家。唯回来有两年，见得这两年的收成不好，接年水荒，米贵，谷贵，百姓艰难，逃荒避水的多，乃翻疑此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兆，恐另有别应，加以传闻日密，皆与前匪类之说相印证，于是狂悖有是话。盖此话是雍正五年冬说的，乃追忆雍正三年事，一前一后，前面的志向，与后面所见大不相贴。其实并没有到别处，并未曾会半个人。所谓西游者亦是因去四川西蜀取名。景叔即今在案解到之廖易。所谓眷属，即指张熙、廖易言。除此之外，并没有别人。总之，弥天重犯狂举的心肝肺腑，一丝一毫，点点滴滴，尽载于《知几录》、《知新录》。此两本书，虽有两个名号，确不是立意著作的书、装点的话。《知新录》乃是仿张横渠先生“心有开明，即便札记”之说。随每日所知所见，不论精粗是非，写放于此，以便自家翻阅。考其所学之得失议论，固未曾斟酌，文法亦未曾修饰，原是随便写出的口语。《知几录》不过写出叮咛张熙的话，明说与他，恐左右人听闻，且虑他未必记得，因写于纸上，到写得多了，遂取个名号，此是暗地递与他的话。今二书俱已搜获，进呈御览矣。弥天重犯当年情事何处掩藏？况皇上圣明天纵，明睿所照，丝毫尽露，并不能掩。且弥天重犯一路感戴皇恩如此高厚，自计虽粉骨碎身，亦莫能仰报万一，到此又何忍隐？

二、大清国里考生增多，如何说是文人趋下，无耻奔竞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永兴童生应县试者二千四五百人，应道试者有二千人，何曾是今文风极盛，盖缘风俗日趋日下，无耻的多，所以奔竞成习”等语。从来以人材之众多，征国家培养教育之功。是以《兔》之诗，言化行俗美，贤才众多，未闻以人文日盛为风俗趋下者。且士人求名进取，有志观光，亦其本分当然。今曾静谓为无耻奔竞。试问曾静，伊既以应试为无耻，则自己不该应试，何以从前名列青衿？考试多年，及考居劣等，方不出来应试。曾静自问，为有耻安静之人乎？为无耻奔竞之人乎？着伊自评品。

曾静供：这种狂悖说话，大病总坐于看轻举子，所以颠倒悖谬，竟至于此。当年之意，盖谓国家隆重师儒，养育人材，开此科举，以为士子荣进之阶，典至重大。读书均当仰体朝廷之意。亦须看此为至尊至贵之路，必敦行励节，有廉有耻，经义明晓，文理通达，然后从此应试上进，方不负朝廷取士之意。若文理全未通，经义全未解，行谊毫不加修，而唯日以应举应试为荣。岂不是以至重至贵之路，而反为争名夺利之场！所以狂悖，遂有此说。岂知我生之初应试少者，因明末丧乱之后，百姓流离困苦，不得安业读书所致。到后来蒙世祖章皇帝休养生息，圣祖仁皇帝至德流洽，仁渐义摩，所以盛朝人材蔚起，迥不同于先明，是这个缘故。如何当年不省？至于弥天重犯当身自问，从前未睹天日，狂妄丧心，看得一切皆不入眼，到今日得圣化，一洗从前谬妄，因翻思向之所知所行，直与禽兽无异，狗彘不如，更有何人行堪问，只有愧死无地耳。

三、著述《格物集》的刘先生，其人其书是什么情形？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刘先生所著《格物集》，他从子光斗过宁远县任所，带得一个稿本来”等语。这刘先生是何等样人？是何名字？他的从子光斗，于今现在何处？其所著《格物集》是何等样书呢？

曾静供：刘先生即今案内解到之刘之珩，从子刘光斗，在湖南岳州府安乡县住。《格物集》是刘之珩所著的，其中专言物理，并没说别样话。书亦不多。因刘之珩原任在永兴县做教谕，弥天重犯做生员时，曾经接见。后于雍正元年刘之珩丁父忧，遂回归岳州府安乡县居丧去了。到服满起复，改补永州府宁远县教谕。有从子刘光斗，自安乡县到宁远县学署看问伯父刘之珩，路从永兴县过，弥天重犯见他带得《格物集》，故写在《知新录》内。前在长沙，这《格物集》已经钦差大人从刘之珩家搜获进呈矣。

四、如果皇帝只应孔、孟、程来做，那么汉、唐、宋、元的开国皇帝都是光棍”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吾儒最会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晓得做甚皇帝”等语。孔孟之所以为大圣大贤者，以其明伦立教，正万世之人心，明千古之大义。岂有孔子、孟子要做皇帝之理乎？孔子云：“事君尽礼。”又云：“臣事君以忠。”又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看《乡党》一篇，孔子于君父之前，备极敬畏小心。孟子云：“欲为臣，尽臣道。”又云：“齐人莫如我敬王者。”使孔孟当日得位行道，惟自尽其臣子之常经，岂有以韦布儒生，要自做皇帝之理！若依曾静所说，将乱臣贼子篡夺无君之事，强派在孔孟身上。污蔑圣贤，是何肺肠？且自汉唐以来，圣君哲后，代不乏人。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世祖，或戡定祸乱，或躬致太平，皆天命所归，功德丕著。今乃概目为光棍！况曾静时切明亡之恨，而以周末局变之后，皇帝皆系光棍，则明太祖亦在光棍之列。曾静不但是本朝之叛臣贼子，亦即是明之叛臣贼子。且曾静亦知光棍应得何罪，今以开创之主，皆诋为光棍，则当时佐命冀赞之名臣，皆当治以光棍为从之律矣。又春秋至明，数千年间，曾静所谓合该做皇帝者，只有孔、孟、程、朱、吕留良五人。开辟至今，无此狂怪丧心之论。可问曾静是如何说？

曾静供：这狂怪的话，本是说做君的毕竟是聪明天，学问盖世。如前供所说，聪明睿智，仁能育万物，义能正万事，礼能宣万化，智能察万类，信能孚万邦，天下乃得而尊之亲之，奉以为君之意。盖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君以职位言，师以道德言。必道德极天下之至，然后职位居天下之尊。其实君师原是一人做的，君之外，另有一种道德高出天下者为师。所以二帝三王之世，尧、舜、禹、汤、文、武之君，皆是深于道德之至，精于学问之极，当明天下莫得而尚之，所以为君。春秋、战国之局变，有孔孟之道全德备，而世莫能用。在上周家天子，又未闻有道德高出于孔孟者，以唐虞三代极盛之例推之，却似春秋时的大君，合该有孔子之道德，方足以当之；战国时之大君，合该有孟子之仁义，乃足以当之；宋末时的大君合该有程朱的理学，方足以当之。当日之意，不是谓孔、孟必要出来做君，程、朱亦有志于临民。乃是谓君临天下，必有孔、孟之道德仁义，与程、朱之理学精详耳。盖敬君之至，莫如孔、孟，尊君之极，莫如程、朱。孔子事君尽礼，见于《乡党》一篇，后世人臣所少到，且不唯敬而已。推事君之诚，无所不至。为委吏则牛羊茁壮长，为乘田则会计当。举凡当官之职，尽到十分处，不肯一毫苟且者，皆是看得君命重大，所以职不敢旷耳。观孔子，则孟子、程、朱可类推矣。其所谓会做者，谓学问造到极处，成己自可以成物。《大学》讲明德，必及新民；《中庸》致中和，必到位育。盖性分中功用之全，自然贯通到此。所以说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禹为君、稷为相、颜子是个陋巷匹夫，如何做得君相的事，亦是一理相通，修身就可以齐家，齐家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四书五经中，无一章不言及治天下的事。

天重犯此条狂怪的话，是说出做大君的，原不是别样人可做，乃是聪明睿智而精深于学问道德的，正是看得君至重至大，轻易不得。伏惟今日皇上抚临天下，统一六合，神明天纵，睿智性成。性焉安焉，优入圣域，其实道德之微，无不经历学问之精，无不透过中和并致，方得天地位而万物育，如是岂不是圣人而精于学问，方得尊居天下之上，与尧、舜、禹、汤、文、武千载符合。他若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世祖，或戡定祸乱，或躬致太平，才智虽然有余，学问未免欠缺，故其发于政治，见于事功，未见得浑乎天理之正，而不能保其无一毫人欲之私。其实天下未闻有才德驾出其上，所以得而君之。弥天重犯狂怪之说，本系以英雄比历代诸祖，而以光棍指魏、晋篡窃之主，所云：“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

这三句原指汉、唐、宋、金、元诸祖说。所云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这两句乃是指魏、晋诸篡夺者言，因辞不能达意，以致混同不明，一带说了。而光棍两字，亦是楚中俗语，山鄙无知，妄引以比例当时，立言大指原是如此。其实一种狂妄粗率，悍然无忌之罪，实有难容。况其中所举吕留良，尤为无知之极，不惟不识本朝历圣之德与尧、舜、禹、汤无异，竟把狂悖叛逆之吕留良，当孔、孟矣。从前如在云雾中，今得圣谕开导点化，不唯光天睹日，抑且自觉寸磔不足以抵其辜矣。

五、你曾静真的是可以担当“天聪明，乾之九五”的大人物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敬卿、景叔语言文字推崇过量，把某看做莫大的人物。心心念念，望世变世革，想某乘运起来复三代。”又云：“仰观三代，天聪明，乾之九五，圣位莫乘。此等语在分上，固不敢当，只是他也不是一时躁率轻妄，信口说大话，抬高师长，确是他心中所见，实实如是”等语。这敬卿、景叔丧心病狂之语言文字，岂人所可当。而云：“不是抬高师长的大话，实实见的如是。”是你自承认担当莫大的人物了。“天聪明，乾位九五”，这话都是你可以承认担当的么？且你如何乘运起来，你须将敢于担当大话的意思，据实一一供出。

曾静供：张熙、廖易，病狂丧心，猥以此等语，推尊弥天重犯，何异弥天重犯盲睛瞎眼，以千古人宗推尊吕留良。虽说话轻重稍有不同，其实皆是一样无知，一样狂妄。揆之于法，不唯万剐莫辞，即问之于心，亦且愧死无地。但当时此话下语未清，大意谓人之知识有浅有深，有大有小，浅不能骤使之深，小不能强扩之大。随所见到，以为大小浅深，如蛙居井底，所见者只井底之地，初不知井之外更有地，遂妄以为天下之地尽在于此，岂知天地间有几多大地宽广，山岳湖海，无穷无尽在。然不到过，亲见过，如何信得过？山鄙无知，何以异是。弥天重犯从前为谣言所惑，亦因生平五十岁人，从未见过满洲，从未见过京师、省城，又未亲目亲耳，晓得皇上道德政教如此经天纬地，所以谣言易惑，直到旧年，捉拿到长沙，见过大人，由是心中遂疑吕留良的说话有不当。复自长沙以抵京城，耳所闻，目所见，与胸中所传闻者，不啻昼夜之相反。及至到京，又身亲皇恩如此之极，心醉圣德如此之至，乃恍然大悟从前之狂悖，该死该剐莫逃，而深信皇上之道隆德盛，直驾千古，而莫敢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