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觉迷录

德如此之至，乃恍然大悟从前之狂悖，该死该剐莫逃，而深信皇上之道隆德盛，直驾千古，而莫敢媲。当时弥天重犯此条，本意说知有大小浅深，必要人见到方信得过，故末后所以敬卿、景叔异日见到，则必不肯说此狂悖之语。至若谓乘运起来，亦是谓如太公之遇文王，伊尹之受汤聘，此即张熙、廖易病狂丧心之意，而言之总之，皆到此处。皇上圣明天纵，天地包容，万万叩首，惟冀哀之怜之矜恤，其无知而已，更有何说分解得。

六、“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道理讲得通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移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

又云“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等语。君臣为五伦之首，断无有身缺一伦，而可以为人之理。曾静当日以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不知从前以何人为君，且到今还是甘心俯首以君臣之义，移于夷狄分用乎？抑是始终以与夷狄无君臣之分乎？据实供来。

曾静供：凡这悖逆狂妄之说，皆是雍正五年冬与雍正六年春写载的。实因见得吕留良论孔子称管仲之仁处，有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之说。以致推论到此。其实，弥天重犯平昔并无此说。岂知华夷之分，圣人原不在地上论，若以地论，则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西夷之人也。都不通了。将谓大舜与文王不是人可乎？且更不是圣人可乎？况由舜、文以下，不知更有几多行为师表，道高百世，如周子、张子、陈良者，俱生于四裔之地，犹历历可数指者乎？弥天重犯当年中吕留良之毒深，所以不察其非，而狂悖发论至此。到今日亲被皇上德化之盛，且晓得本朝之得统，全是仁义，天与人归，浑乎天理。且我皇上道隆德盛，亘古所未见，即僻处在东海北海之隅，凡声名所到，犹尊之亲之，而无心不服。矧弥天重犯生居中土，身受抚绥之恩，而现为赤子者乎。故弥天重犯今日之甘心俯首，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者，一为本朝得统之正，从古所少；二为皇上道德之大，生民未有其心悦诚服，乃是当身之至情，天地之大义。弥天重犯即是草木无知，到此亦当欣然向荣了，况有血气者，敢不尊亲乎？

七、清朝得天下到底是盗窃天位的强盗呢，还是驱逐流寇的主人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夷狄盗窃天位，染污华夏，如强盗劫去家财，复将我主人赶出在外，占踞我家。今家人在外者，探得消息，可以追逐得他”等语。明朝天下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是强盗劫去家财，赶出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我朝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也。你等为家人者，既不能追逐李自成，索取家财，而于强盗花费家财之后，转向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指令赔偿可乎？且由曾静之说推之，元之主人为明朝赶出，元人当索取家财于有明；而宋之主人，又为元朝赶出，宋人亦当索取家财于有元。等而类之，自唐以上，至于晋、汉，皆然矣。从古有曾静逆天背理之论否？试问曾静，教他自己细想此段议论，是何如说？

曾静供：大义看错，遂总错到底。盖人身之主宰在心，心之所系在知，知上一错，凡发言行事，逆天背理，遂致不可穷诘。此等处总因错认本朝为夷狄，而不知圣人之生，原无分于东西也。且并不知明末之丧乱。生民受李自成残杀之毒，逾于水火。而本朝兴义师以除寇乱，功同天地，到今方知得本朝不唯不同于汉、唐之以智力取天下，而直过商、周之以仁兴，而不免于征诛者。且历圣相承，自有生民以来所未有之盛会。弥天重犯如何诬天诬父，至于此极。由今日看来，本朝当日即实实取明，代明而有天下，亦有德者兴，无德者亡，天理之当然。况有明当年与本朝原为与国，而天下又早已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本朝之来抚中国，又不是以智谋力制中国，而使之服，乃是仁义感动中国，筐篚争迎，而心悦诚服。今弥天重犯误听人言，而反指以为盗窃，将明之取元，元之取宋，宋之取周等，而上之若唐若汉，以及周之代商，商之革夏，无一而不是盗窃，无一不当索回家财矣。其背理逆天之论，自家今日也解说不出。岂止于一处窒碍而已哉。今日细思此段议论，实实无知。其无知也，总因不知本朝龙兴之故，历圣功德之隆，徒为人言蛊惑，遂致狂悖如此，嗟悔无及，更有何说？

八、到底是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呢，还是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夷狄盗窃天位，染污华夏，如强盗劫去家财，复将我主人赶出在外，占踞我家。今家人在外者，探得消息，可以追逐得他”等语。明朝天下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是强盗劫去家财，赶出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我朝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也。你等为家人者，既不能追逐李自成，索取家财，而于强盗花费家财之后，转向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指令赔偿可乎？且由曾静之说推之，元之主人为明朝赶出，元人当索取家财于有明；而宋之主人，又为元朝赶出，宋人亦当索取家财于有元。等而类之，自唐以上，至于晋、汉，皆然矣。从古有曾静逆天背理之论否？试问曾静，教他自己细想此段议论，是何如说？

曾静供：大义看错，遂总错到底。盖人身之主宰在心，心之所系在知，知上一错，凡发言行事，逆天背理，遂致不可穷诘。此等处总因错认本朝为夷狄，而不知圣人之生，原无分于东西也。且并不知明末之丧乱。生民受李自成残杀之毒，逾于水火。而本朝兴义师以除寇乱，功同天地，到今方知得本朝不唯不同于汉、唐之以智力取天下，而直过商、周之以仁兴，而不免于征诛者。且历圣相承，自有生民以来所未有之盛会。弥天重犯如何诬天诬父，至于此极。由今日看来，本朝当日即实实取明，代明而有天下，亦有德者兴，无德者亡，天理之当然。况有明当年与本朝原为与国，而天下又早已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本朝之来抚中国，又不是以智谋力制中国，而使之服，乃是仁义感动中国，筐篚争迎，而心悦诚服。今弥天重犯误听人言，而反指以为盗窃，将明之取元，元之取宋，宋之取周等，而上之若唐若汉，以及周之代商，商之革夏，无一而不是盗窃，无一不当索回家财矣。其背理逆天之论，自家今日也解说不出。岂止于一处窒碍而已哉。今日细思此段议论，实实无知。其无知也，总因不知本朝龙兴之故，历圣功德之隆，徒为人言蛊惑，遂致狂悖如此，嗟悔无及，更有何说？

九、大清王朝八十多年没有国君吗？臣民也禽兽不如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君臣之义，一日不可无。天下岂有无君之国哉？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禽兽亦有君臣，蜂犹如依从。如今八十余年没有君，不得不遍历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人出来做主”等语。传云：“君，天也，天可逃乎？”曾静既知君臣之义不可一日无，本朝君天下八十余年，曾静之祖、父，皆是大清之子民，曾静年纪不过四十余岁，即其逆乱之谋，蓄无君之念，不过四十余年。其四十余年以前，伊祖伊父之心中，有君乎，无君乎？而云：八十余年没有君，是加其祖、父以无君之罪矣。孟子所谓无父无君，是禽兽者。言不知有君有父也。曾静现在食毛践土，而云没有君，且加祖、父之罪，此实孟子所谓无父无君之禽兽。又曾静云：禽兽亦有君长，而云：“八十余年没有君”，是又禽兽不如矣。且孟子之所谓无君者，谓不知有君，而曾静以为没有君，不更诬圣贤之言乎？曾静又云：“不怕利害辛苦，要从遍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之人主来”，伊如何寻遍域中，可曾寻得个人来？曾静到今日还是要另寻个聪明睿智之人乎？抑将此寻遍域中之心歇息乎？或其心以夷狄禽兽、元凶巨恶感戴为君乎？着他据实供来。

曾静供：无君之说，实非弥天重犯的本意，因吕留良《钱墓松歌》上有云：“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彼时闻得此说，如坠深谷，语虽为元朝而发，而引例未尝不通于本朝。始而疑，因思弥天重犯世受国恩，祖、父皆列名胶庠，而当身亦现在食毛践土五十年，如何驾阁漏空八十余年没有得君，并不算人间得？反复思索，解此缘故不得。既而言，以为吕留良是大地人宗，他的学问海内通行，毕竟他的说话有所见。弥天重犯僻处山谷，有何知识，如何晓得这种义理，加以谣言叠叠满耳，遂妄以为人在天地间，君臣为五伦之首，今既不见得有君，如何安然自立得住。乃孟浪定志，不辞辛苦，不计利害，思想遍历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能尽其性的人来做主。所以狂悖，激而有是举。非是当时心下另藏有别样不好意见，而甘为此谋反叛逆，以自取死地。其实此举原是妄为当身大义起见，原是错听人言，不知本朝得统之正，不知皇上道德之隆起见，但所见一错，则无所不错。既身犯大逆之罪，而为禽兽，又诬祖、父以无君之罪，并诬及圣贤立言之旨。种种悖谬，皆因山鄙无知见错来，岂知本朝圣德神功，垂于两间，与天地同大，而皇上道德隆盛，更为亘古所未有。弥天重犯从前妄意所云：寻个聪明睿智，能尽其性，以为当身之主者。当时虽极十分过望，亦梦想不得到这样田地，梦想不到今世有此圣明的君，而今日恭逢盛会，得近圣天子之清光，正与当年孟浪，遍历域中，不辞辛苦，不怕利害，诚恳寻君之始念相合而庆幸。且更出于望外，到此实实欢喜倒地，不惟为一身一家幸，实为天下苍生之大幸，大快事焉。得不极其尊亲爱戴之诚。至若当身从前见错，万死之罪，惟有痛哭自咎自悔而已，更有何说。

十、科举制度仅仅是讲名讲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的方法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科举词章之习，比阳明之害更大更广。阳明之教，虽足以害道，尚依傍道理来；科举之习，公然讲名讲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直把道理一笔勾消，人类尽灭”等语。朝廷用人，所以设立科举者，以科举之人，所习皆四书五经，诵法圣贤之道，讲求圣贤之义理故也。人能读书明理，其造诣底蕴，皆见之于举业文章。是以朝廷设立科举，以期多得读书明理之人，为国家之用。今曾静以科举之为害，直到得把道理一笔勾消，人类尽灭，这是何说？且若不设科举，更有何法可以发明圣人之道理乎？至人之贤愚不一，科举内卑污苟贱之人，原世间所有。惟在朝廷辨别此等卑贱之人，而不用耳。非可废科举之制，而后禁人之卑污苟贱也。况无耻之人，即使不设科举，而别开用人之途，如或乡举里选，或征辟聘荐，或改诗赋策论，则讲名讲利者，又必于别途行其卑污苟贱之事矣。曾静又有何术，可以禁人之讲名讲利，着据伊所见供来。

曾静供：朝廷设立科举，以四书五经取士者，盖以修己治人之道尽备于四书五经，欲人童而习之素，讲明其理，理通然后发为文章。而朝廷即以考察其浅深得失，择其优者而升举之。其立法之意，原尽美尽善，无毫发可议。但在下之人，实能仰体朝廷之意者少，蒙昧不知者多。是以积之又久，不免忘其本而徒事其末。以为朝廷取士，取文字，只要文字说得尖隽，即可以中有司之选。初不知文字之上，原有一层义理，当学当讲也。因妄谓文字可以乖巧习得来，于是设立方便法门，拟定程课，日以讲文为事。其讲文也，又只是以临场描摹填凑，袭取割截，及卖弄笔头为计。而圣贤道理，当身行谊，遂置之高阁不论。且人身既有血气，营名图利，乃其常情。况乡人无知者多，能有几个晓得朝廷立法之意，原是要人通经明理，以备国家之用。只谓科场之设，乃是生人取名取利之途。是以一有子弟，未尝不使之读书，问读书何为，则曰取科名、获禄利而已。自少小时，即横这个俗鄙识见，在胸渐长渐大，名利之心日深，而从事于文字。到文字中式得选时，越发营名图利，而毫无忠君爱民，力图报效之心。此弥天重犯在山僻无知，不通世务，妄据蠢见，遂有是把道理一笔勾消之说。其实到今日看来，全不如是。举业何曾无人，几多奇勋伟烈，大半多是举业家做就。且皇上天聪明，无法不精，无弊不彻。即如圣谕，谓无耻之人即使不设科举，而别开用人之途，则讲名讲利者，又必于别途行其卑污苟贱之事。此皆洞彻人情，深悉世务，智能察万变方得见及于此。由是看来大半总要得人，何法无弊，唯得其人而行之，弊斯可免。如今养士之法，平昔总要教官得人，教官之品虽小，而所职之事甚大，必须择道明行修者，专使之教育其子弟。以圣贤中正之道，孝弟忠信之行，聚讲日专，丁宁反复，其或有行谊不修者，则即许责惩。如此三年教成，然后教官具文行优劣之册，申详学政，学政核考其实而高下之，并以其果否验教官之诚伪明暗。是教官劝其行于平日，而不徒以文。学政考其文于一时，而兼察其行，文行交备而真才以得，积弊庶几得减。抑近读圣谕，而知本朝用人，原不专恃科举一途。除科举之外，尚有选孝廉、优生、实学等法，有此诸法，庶几足以尽天下之才，而裕国家之用。便选举亦要得选举之人，方能无弊。若临考，学政独凭教官之荐举，苟教官非人，只取平日与己情文相接、酒食相征逐者，荐之举之，而闭户守正之士，仍终不得有闻，恐亦无补。故在今日国家取士用人之际，固超出千古，然欲历久成化，似当参用程明道所议宋熙宁间取士法，损益斟酌行之，方为更善。弥天重犯山鄙无知，不与人数，感佩皇恩，深重自计，衔结无由，仰承旨问，敢不剖心直供。

十一、你曾静为何尊敬悦服一个行走于市井江湖的吕留良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程子、朱子、吕子，如今人做官一样。程子是世袭荫补出身，朱子是由科甲出来，吕子是市井江湖钻刺打点作来底”等语。你平日推尊吕留良及其崇奉，心悦诚服，如何又说他是市井江湖钻刺的人呢？且如为官，亦未有市井江湖之人，可以钻刺而得的道理。何况，这做圣贤也可以钻刺打点得么？且吕留良系一钻营打点的人，从前曾静如何尊敬悦服之诚，一至于此？今曾静还是尊敬此钻营打点之吕留良乎？抑忿恨此钻营打点之吕留良乎？务将心上实话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以吕留良为市井江湖钻刺打点作用来的者，是个譬喻的话。当时心下见得程明道先生天资纯和，道德粹美，浑然无一毫圭角，令人摹拟得，是天生下来德器就如此纯全，人学他不得。恰似做官的样，他是个荫补世袭官，生下来是他受用的；朱子天资未甚高，生质亦未甚美，然他从持敬致知，循循做法，由下学而直造上达，今日成法俱在，令人可学而至。恰如做官的，由科举正路来，是他辛苦读书读出的，人人可以学得他。若吕留良，观他文字所传，少年本不是正路学人，下学工夫并未拈起，东剽西掠，无事不揽，到中年只以批评文字为事。因批评文字，遂得窥探程朱之奥。所以当时说他是市井江湖钻刺打点来的。盖谓他本无临政治民之学，只是办得闲杂事好，效用有功，朝廷悯其劳，亦把个闲杂的职与他做样。此虽是当时妄意推崇他的话，其实心中天理发见，大是不满足他。可惜当时无人指破他的失处，且并未曾看过他的遗稿残编有许多大逆不道的说话，所以终为他所迷陷。此全是自家识见浅陋，窥他不破，而一时学人文士，多以他为文章宗匠，群然向慕他。所以山鄙无知，被他枉误，竟至于此。今日若不恭逢皇上圣德合天，洞悉致罪之有由，悯念陷罪之无知，弥天重犯之磔尸碎骨，灭门赤族，俱因吕留良之逆凶毒祸之所致也。今日使吕留良而在，弥天重犯当食其肉而寝其皮，岂但忿恨而已。此是心肝上的实话，天鉴在兹，如何欺罔得？

十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土建邦、割据而治真的适合大清国情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御戎狄之大法”等语。三代以前，封建之制，原非圣人以为良法美意，万世无弊，而行之也。古者疆域未开，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圣人首出庶物，而群然向化，虽不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已定。是故圣人即因其地而封建之，众建亲贤，以参错其间。此三代以前之制，封建所以公也。后世干戈相寻，礼乐征伐之权下移于诸侯大夫，而乱臣贼子益多，至战国七雄并吞，而生民之祸极矣。其势虽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必不可久。是以秦人乘便因势，混一天下而郡县之。封建之变为郡县者，其势不得不然也。自是以后，遂为定制。岂有去三代二千余年，而可复行封建之理乎？如欲复行封建，则三代以来，帝王苗裔，诸侯遗胄，皆湮失不可复知，而后世之勋臣，孰可以享茅土；后世之懿亲同姓，孰可以保万民。即分疆画界，置为万国，又何从得人而封建之乎？且以塞外蒙古言之，昔者各蒙古自为部落，亦互相战伐，至元太祖之世，而统于一。越有明二百余年，我太祖皇帝神武奋兴，遐迩归诚，而复统于一。我朝幅员广大，中外一家。为千古所莫伦，盖悉惟天时人事积渐使然也。至若封建以御戎狄，则尤为不通之论。曾静僻处东南，距边塞为远，妄意西北、中州各自为守可作藩蔽，为东南诸处假息偷安之计耳。不知前明之时，西北诸边各蒙古皆为劲敌，以天下之全力备御，而所在蹂躏，况以封建诸国，地方仅百余里，兵甲不满万人，遂能支拄门户，遏戎马之南牧乎？西北、中州诸处，既至离析残破，无以自存，则东南之人，虽欲安枕，亦何可得也？此其言至为愚陋无知，迂妄之甚者也。而叛逆之徒，动以封建为说者，盖自知奸恶倾险，不容于乡国，意谓封建行，则此国不可即去之他国，殊不知狂怪逆乱之人，如曾静辈，天地所不容，虽之海外何益？可问曾静，伊言封建之利是此意否？再如，曾静如此叛逆，天下可有容得他的国否？着他一一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生处穷乡陋谷，胸次极狭，眼界极小，往昔狂妄无知，依稀影响，孟浪自信，以为窥探得管中之天。到今日蒙圣化所被，反思从前五十年发言行事，不惟如此经国大计，毫无当于事理，即寻常日用一言一动，亦不见一毫是处。是前头五十年，今已除落，不算人了。感皇恩浩荡，破格宽宥，做人当自今兹始。是前头的行，原不算人行；前头的话，亦不算人话。只为旨意问及当初立言之意，不敢不说明其实耳。，弥天重犯所云，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是御戎狄之大法者，只见得天下之大，一人耳目所及，心思所系，海隅之远，必有遥隔不到之处。而天生人材，有圣有贤，有贤之大者，有贤之小者，类皆有治民之责。以圣统贤，以大统小，错壤以居，事虽分于众贤，政实颁于一人，此古之王者，所以有封建之制。且其中礼乐征伐，虽出自于天子，而抚民之任，治民之责，则永属各国诸侯之长。非若郡县之此去彼来，彼此可以推委，且在任不久，视民常多泛而不亲，即有极意为民，立为法制，然政随人转，新旧交迁，实不免于朝张暮弛之叹。所以妄谓郡县不如封建之好，其实当时何曾穷源究委，晓得自家看错事理，不是如此。直到今日伏读旨意，乃知古圣人之制为封建者，因当时疆域未开，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封建之势已定，圣人不过因其地，顺其势，而封建之。初非以为良法美意，万事无弊，而行之也。后世礼乐征伐之权，下移于诸侯大夫，干戈相寻，至战国并吞而封建之势必不可久。秦人所以乘便因势，混一天下，而郡县之。是封建之变为郡县者，势不得不然也。况今日欲复封建，亦实无许多勋旧懿亲，可以保万民，享茅土，又从何得人而封建之乎？且封建之变，为郡县本积渐所至，今既为郡县矣，岂有复为封建之理。而我朝幅员之广，中外一家，亘古未有。实因百年之内，圣德神功，亦亘古未有。所以天与人归，大成一统，无外之盛，是以今日之不可封建者，理也，势也，天命也，民从也。至若弥天重犯谓封建以御戎狄，当日愚陋无知之论，诚如圣鉴，所谓妄意西北、中州各自为守，可作藩蔽，为东南诸处假息偷安之计之说。岂知西北诸边，各蒙古皆为劲敌，当明以天下全力备御，而所在蹂躏，况以封建之地小兵少，而能支拄门户，遏戎马之南牧乎？弥天重犯到此乃得如梦而初觉，深愧从前妄论，极为愚陋无知。而且感服我皇上聪明首出，神睿无微不昭，天下之大，何理不透；古今之远，何义不精；学问精神，卓识超越，虽极帝尧之钦明，大舜之睿哲，不是过也。弥天重犯从前狂怪逆乱，虽蒙圣朝宽宥，稍缓寸磔之死。然自知负罪弥天，无颜得立于世，久为天地所不容，尚有何地何国可以潜处，所不敢自就死地者，恐以蝼蚁之命，负天地浩大之恩，思欲留余息以图报无疆之大德于万一耳。

十三、边地民族全是无耻无状的小人，难道没有像尧舜一样的圣人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中国人之诡谲反复无耻无状者，其行习原类夷狄。只是恶亦是人之恶，天经地义，究竟不致扫灭。若是夷狄，他就无许多顾虑了，不管父子之亲，君臣之义，长幼之序，夫妇之别，朋友之信”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