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选辑

有可以悚发圣听者，时时讲陈，皇上天聪独亶，藉兹启沃，益存敬惕，端今日养正之功，为他日亲政媲美唐虞之券，益以彰两宫、皇太后抚爱期望苦心。而我朝有道之基，培之益厚矣。

一，纲纪宜持其要也。人君法宫高拱，天下之山川险阻，不能亲历也；斯民之人情风土，不能亲睹也。外凭疆臣之奏论，内凭积来之成例而已。然必至奏论见而始悉其情弊，一任国用之繁重，舆地之纷歧，而无以先识其总，亦失为政提纲絜领之要。查顺治十二年，兵部奏凡天下险要冲隘地方，请旨敕下各直省督抚，将所辖境内水陆冲要情势，绘图呈进；乾隆年间，亦有进呈图式，惟时事既殊，沿革久异，请仍敕各省督抚，饬令州县，各绘图呈进，详注风土人情，山川险隘，乡村多少，丁口多少，某处险要，前经贼据，有无屯兵，某处荒田开垦难易，四至相距远近，义仓几处，多少积榖，可备几年水旱，向来有无灾歉，其民情何如，士风何如，贫富何如，水利徭役何如，某村几里，某都几里，其中人烟疏密，有无险隘，逐加细注。又为总说，必详必尽，务令绘图者，躬亲采访，毋得沿袭旧式，草率塞责。即此已足先辨州县贤能，其不实不尽者有处，由四乡以至一县，由一县以至一府一省，汇而成帙，皆有图说。一存本省本府州县，为清查保甲之用。又可令新任人员，按图先识大势，一呈御览，纵有水旱盗贼事故，皆可宸衷豫断，先定庙谟。自来国家创立规模，必以先收图籍为要者此也。至于饷用所需，劝捐抽厘，仅欲开源，未能节流。是因忧用度不足，而不求用度之可节省者何在，与用度之可充裕者何在也。自来国家大利，不外盐、茶，盖盐、茶为民间不可少之物，又为不必多用之物，课即加增，民无大害。尝见盐商无不奢侈之极，问彼富从何来，无非亏欠正课，供彼挥霍而已。至亏课日多，仅以查抄了事，少则数十万，多则百万，积来亏欠，不可胜核。且利既归盐商，不惟上亏正课，抑且下病穷民。其所谓私贩者，不过肩挑小民，挟钱数千，藉谋生路，一经拏获，名为私枭，法不少宥。是穷民不沾涓滴之利，而转任盐商有亏欠正课之弊也。可否敕令各省出盐茶处，集议尽善，于课有加，于民无损，总不令商人中饱其间，可收裕国便民之利。较之劝捐抽厘，其源为永；更请仿唐元和国计簿例，凡天下地丁钱粮关税一切所入之项，暨宫庭廉俸兵饷河工一切所用之项，汇为总册呈览。几暇时为稽核，何项可俭，何事可裁，以天下之大，用度之繁，随时随事，斟酌省节，即成巨款，亦足少纾用度，不然日以用度不足，仰费朝廷焦虑，而不察饷项之所当俭当裕者何在，似不及持其总要之为善也。

一、宜广举贤才也。求治之道，不患事之不治，而患治之无人，任用贤才，则艰巨可投，缓急可恃，必能上分国忧，下恤民困，即使势当无可如何，亦能鞠躬尽瘁，明其忠盖。况贤能举贤，才能举才，将见转相荐引，贤才皆可互进，尤能广人臣以人事君之义。发逆之乱，大臣如胡林翼，骆秉章，曾国藩，各荐贤才，卒平祸乱，此即近证。可否特谕内外臣工，凡可以建言者，令平日留意人才，每岁各举一人，毋论亲故并山林布衣之士，皆许保荐，以备录用。说者必谓保荐不实，援引太滥，转因此恐滋用人之弊，不知用贤之途不广，则得贤亦必不多。但令此岁举数十人中得二三贤才，如宋臣之韩琦、范仲淹、司马光诸人，即可倚作柱石，大才大用，小才小用，皆足有裨政务，患不得才，不患无用才处也。尤在准其保荐，仍即准其弹劾，随时录用，仍可随时去取，非必拘于一成而不变也。盖贤才不聚于朝则散于野，况自来边患，皆边地人导之使然，则荐引人才，于边地尤为急要，深恐不为我用，即为人用，为患滋大；并请相度边地，特立防军，不惟人才可得，且可收养一切勇敢之士，免穷而为非，或致他人诱用。至于京外各官，请随时互相升调，庶中外情势，各自了然，免有偏重睽隔之弊。而京官正途人员才可外用者，亦免升迁不易，有白首郎曹之叹，天下益无弃才矣。

一、民力宜急舒也。言利之人，但求富国，不求富民。岂知民富则饱暖自娱，谁复为非；否则惟柔懦之民，甘为饥寒忍耳，其强黠者，必致迫而为盗。后世人心，多不羁驯，转乐时有裨政，藉事倡惑穷民为乱；及其既乱，往往费国家数十年积蓄，不足供十数年戡乱之用者；知富国富民，势无偏重也。以厘金论，朝廷不得已之为也，奉行不善，遂致小民如蹈水火，富商大贾，或可勉从，贫民则重受其累。盖负贩小民，挟钱数千，衣食赖是，仰事俯畜赖是，加以应纳之厘金，重以吏役之吓索，至于风雨奔走，尤不能必其赀本不折，理宜矜恤，今则当其担负运载而来，将至关卡，稍形观望，指为偷漏，即令果属偷漏，国家视民如子，亦不过子盗父财耳；罪在可原，但令照货补上厘金，岂为宽纵。今则十倍八倍议罚，甚有倾其货不足以偿罚项者，吞声忍泣，申雪无处，以致间有哄折厘卡之事，而贫民因之失业者不少。天下自农工外，半皆商贾，负贩小民，一经失业，保不为乱？可否请稍改定章，无论水陆厘卡，凡穷民货物，其赀本不及十千者，概行豁免。说者必谓立法过宽，厘金不旺，如不及十千者免，则百千之货，必有分作十千以求混免者，皆不探本源之论。国用稍足，且欲并厘金全行裁撤，何妨于不得已之中，仍寓体恤民力之意。且货本如至百千，急于求售，必不作此小算，至于厘卡之设，尤请不事过密，以裕疏通百货之源。若四方所贡物产，乱后元气未复，多有荷恩停止者，皇仁广大，可否敕令所司，逐一查核。如非进用必不可少之需，亦许暂行缓免，以恤民力。臣见史书于此等事，尤极颂美。盖国贫恃民，民贫奚恃，是必民力舒而民气乃靖，富国富民，正非两事矣。

一、州县宜特慎也。朝廷分任督抚，分辖州县，州县得人，乱从何始。且所谓知州知县者，谓其知此一州一县事也。四民有无游惰，田土有无未垦，水旱有无当备，习俗有无奢侈，分核其目，总揽其纲，随事随时，勤加抚字，民最有良，爱如子弟，未有不戴若父母者。从古循吏，岂有异术，今日州县之弊，苦于摊捐，疲于伺应，分心于夤缘奔竞，夺之于利禄身家，其贤者已动多窒碍，非于上官确有知遇，难尽其才。其不肖者则亲差役而薄百姓，轻民命而喜贪刻，借口摊捐，随事诛求，以期弥缝。如售其术，转得久于其职，问其差役，则自数百人多至千人者；问其讼狱，有因子人监押数十人者；夫以差役如许之多，不耕不织，仰赖其官为生，欲不鱼肉百姓能乎？监押如许之多，又不即行审结，欲其为民造福，无取于民能乎？则差役非视州县繁简，照例定额，不准多役一人；讼狱非月报上官，限时了结，不准迟延一事：皆不能止其弊。至于摊捐过多，交代难清，非将久已无着之项，分年限远近，概行豁免，则轇轕永无已时。雍正年间，曾经特旨宽免，盖交代一日不清，州县无一日可期振作，请敕凡有摊捐及亏短正课之州县，分限远近，或准予豁免，或减数追赔，并请于其统辖之官，其有失查处分者，可否加恩宽免，以杜瞻徇，庶可限时清结，交代一清。此后州县少一分之亏累，即为国家多一分之正供。合之天下，实为巨款。经此次清结后，如再亏短，请申明雍正年间分赔之例，庶可稍救其弊；至州县之贤者，许督抚不次保荐；其不肖者请复申明古制。去官之日，书其贪劣之迹，以示鉴戒。天下省分，由州县合并而成，督抚得人，则一省治，州县皆得其人，则州县无不治。其足败州县之治者，如巡检、典史，交劣绅、收民词、索陋规、纵贼盗，甚则挟制官长，畏其反噬。其贤者虽亦有人，而类此者，则往往皆是，致民间有「水旱害我，过时能止，巡典害我，连及孙子」之谣。可否于州县寥阔之区，与其立三、四巡检，或斟酌改并为县，或改设理事同通，经始虽难，为利至大。盖巡典之病民，如蚀物之蠹，有阴受其毒而不觉者。今但视作小官，以不足轻重置之，而不知其祸民至此，或准州县随时叅劾，稍宽其事后发觉失查处分，亦足少救其弊。东汉慎选牧令，治增上理。甚足为鉴。

一、奢侈宜严禁也。僭乱之祸，始于饮食衣服之微，节俭非特厚风俗，亦以昭示尊卑，潜消其僭乱之心。年来屡降谕旨，裁革繁费，然迄今未止者，民力多穷，非不各有欲俭之心，习俗相沿，已非旦夕，众人奢而一人独俭，恐为众人所耻耳。岂知奢侈之害，不可胜言，即以中人论，一年所用，百金已足，俭则随分可以相安，不俭则百金外不能不有所益。其贤者则左支右绌，强持门面；不肖者如为官则必贪索百姓；胥役则必恶诈良民；百工必作伪器，以妨民用。种种相习于伪，奢则贫，贫则争，争则为乱，凡可以致利者，为鬼为蜮，无所不至。此实人心风俗大患。今既各有欲俭之心，则因其心之所欲俭，导以分之所当为，挽回浇风，势亦尚易。然正非空言诰诫，遂可见效也。俭必有自，不求所自，俭从何始，必朝廷以俭为天下先，官绅以俭为小民倡，如不贵珍玩之物，不求耳目之好。次则如饮食之数十品裁而十数品也，贱者不准服贵者服也，凡冠婚宴会一切，会典所载，择其易遵者，刊为条目，颁示天下，令官与官相约，绅与绅相约，各勉其亲戚，各戒其子弟，各抑其僮仆，俾知俭为美德，不俭则贫，且为犯分，于法有惩，则奢侈可息，风俗可正。如通商之事，始于以异国之物为可珍，遂纵其往来而无所禁，皆侈之害致之也。失于既往，尚可补于将来，则奢侈之宜严禁也。

一、边情宜深悉也。语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必知我之可以胜彼者何在，不及彼者何在，与彼之所可恃者何在，所不可恃者何在，按症发药，病乃可愈。不悉其情，徒震其势，气先自馁，势难振作。今力主通商者，忽忽相安，但求无事，而不思一制之之术，一旦有事，不知其何恃而不恐也，不知其何恃而可永保无事也。然力阻通商者，其意虽可嘉，而未计得万全，急欲轻于一试，亦不知其何所见，而一切皆可无虑也。此皆不识敌情之过。主和议者，但以敌人为可畏耳，不知当事者欲计万全，因觉彼有可畏，在百姓则无一畏彼也，且彼亦何尝不甚畏我，如无所畏，要求必不止此。又谓机器难及耳。然见彼国所著各书，电学是其创发，其余大抵以水火相激之气，运以机轮耳。如中国所用器物，彼尝取以为证，谓之东来法，惜中国人习而不察，且用之微细之物，未尝扩而大之耳。公输偃师之巧，古多传人，祇以技艺之微，无关大道，人乃不习。设以功名求之，富利诱之，精巧何难胜彼。见有同文馆之学习矣，有出洋之学习矣，闻疆臣久有洋学特科之议，深谋远虑，原欲多得善为机器之人，然官招之学，不如兼令民自为学；请敕通商衙门，将彼所著之书，刊布各省，令民间易于购买，即易于学习，有能制造有用机器者，准其呈试录用，俾天下人知其机器并非绝学，免多羡惧。夫人情惧之则不敢与争，羡之则易于求学，此亦慑服敌情振作人心之一端也。且所以暂羁縻者，亦虑患伏肘腋耳。前此发逆之乱，亦曾近犯天津，兵民合剿，卒亦就灭。今请视如发逆，有不可片刻与立之势，抉疵攻瑕，制非无术。况咸丰年间，其由天津得犯京师者，藉数百内奸导之前驱，时骤未及防，事起仓卒，因议和款，并非力与血战，势诚有不敌也。若概以患伏咫尺为虑，设使患不生于远人，如嘉庆间林清之事，防之岂胜其防？我朝上承天眷，下顺人心，是以定台湾、平回疆暨金川等处，武功煌煌，前代莫比，信乎确有万年不拔之基者。今日之势，较之吴逆时为何如，是在不安于弱，首恃天威，有以慑之，而后除之自易耳。彼见人心之不可强，又见天怒之不可犯，气即自馁，强极则弱，势所必至。且我之所虑于彼者固多，而我之所以胜之者尤非一事。彼人多为贸易而来，其习中事者，屈指可数，非若我国之欲灭之者众也。以人心论，则我众彼寡，彼从数万里来，有海国风波之险，有急难求援之虑。非若我之有险即守，随募皆兵也。以地势论，则彼劳我逸，彼之于我，语言不通，风土不宜，道路不习，非有内奸，势莫敢动。以情势论，则彼客我主，且彼所恃者铁甲船与火器耳，一登陆岸，既不及我马军之驰骋，又不及我步军之轻利。以营阵论，则彼拙我智，未有智不可以敌拙，主不可以先客，逸不可以待劳，众不可以击寡者。不此之求，气何能壮。至其传教，原不足患，所最可患者，倘其习知我国体制之尊崇，礼乐百官之美富，名教纲常之正大，生觊觎莫测之心，即以中国之教，买服中国人心，然后蚕食争据，患何可言。幸其以教胁人，而人不服，又幸其志仅通商，和可了事；然久处中国，再数年不能必其不出于此。且恐奸民有以教之，更或挟之为乱，如五代时事可鉴。则今日所最要者，仍莫如沿海各处，添设专阃大员，特立防军，收聚沿海贫民，厚其月饷，免为彼用，又可鉴别其中人才，其熟识海防情势者，破格超擢，留为他日破敌之用。才无两立，不为我用，即为彼用，一为彼用，则贫者贪彼之利，为彼致命。有才者受彼笼络，攻我之瑕，外来之患，古多似此。今请事事求一自强之术，时时存一和约难恃之心，于敌人情势，纤微求悉，见事明乃能作事勇，无过疑忌，无过游移，廓清海宇，正非难事。如不熟悉其情，徒惊其势，则患伏因循，振作无自，积弱日深，久后何堪设想，所谓边情之宜深悉者此也。

臣不揣至愚，谨陈管见，是否有当，伏祈圣鉴。

筹议罗应旒条陈疏（光绪五年）沈葆桢

头品顶带两江总督臣沈葆桢跪奏，为遵旨筹议密陈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五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谕，都察院代递贵州候补道罗应旒敬呈管见一折，所陈各条，有无可采，着李鸿章、沈葆桢体察情形，妥筹具奏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博采兼谘，迩言必察，循诵再四，钦佩难名。查该道所陈各条，大旨在力求自强，而亦不无窒碍难行之处。谨逐条悉心筹议，为我皇上陈之。原奏整学校以新吏治一节，查经世书院之名，至美也，而收效则纡。前福建巡抚王凯泰设致用堂，议者或以为迂，然久之必有颖异之才，出乎其中，栽者培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八比代圣贤立言，今虽渐失初意，然国家所以统天下之智愚贤不肖，不敢弃圣经贤传如弁髦者，未尝不赖乎此。而士民亲上死长之义，亦隐隐藉以护持。惟诗赋实非经世急需，似宜节豪杰有用之精神，使专于所向。京师之同文馆，及闽沪两局，皆西学权舆，然在中国所延洋师，以教语言文字则有余，欲究其事理根源则不足。取法乎上，终必引而置之庄岳之间，但能于出洋局面，加意提撕，其学成而归者奖进之，优异之，后来之秀无待他求矣。今之仕途有四，曰科甲、曰军功、曰吏员、曰捐纳。因材器使，何地无贤，偏重一途，或有时不能自坚其说。臣以为自古无久而不敝之政，随时补救，则视乎其人，为部堂为疆吏者，诚能仰体朝廷所宝惟贤之意，不执成见，但严别其人之贤否，可者用之，不可者去之，泾渭分则人知自励，观感兴起，岂有甘以不肖终者哉！原奏练武技以自强一节，欲以勇营承绿营之乏，意则善矣，而事不可行。原勇营之始皆身经百战者也，本来面目，久则渐忘，全赖统率者随时申警之、训练之，使日习于劳，无自长其骄惰之情，疲苶之气。江南如捕蝗、工程、水利、缉私各事，何者不责诸防营，闻召即行，如响斯应。惜限于饷力不敷征发，若再按照汛地零星分布，流弊滋多，散处则调集需时，孤立则操演必懈，久之而入绿营习气之中；至练习乡团，每由民间自愿，官岂能强之于无事之时。民风惟苦其不醇，民气惟患其不静，导之烦扰，则陵弱暴寡之念生，且方驱之归农，岂容多其期会，使更无暇日哉？武科为国家定制，而弓箭刀石，在今日不适于用，诚有如该道所言者。弓箭之优劣，骑射已得其大端，似步箭可改为洋枪；膂力之强弱，硬弓已得其大端，似刀石可改为洋炮；量予变通，使所习即所用，在干断参酌施行耳。原奏精机器以利用一节，查铁路以便转输，电线以通文报，均非不适于用。然创举必视民情。台湾则可行，以其为民情所安也。他处则难行，以其为民情所骇也。官为之倡，尚恐股分未易招集，民间各顾私利，谁能起而独任其难。闽局造轮船，沪局造枪炮，津局造子药，幸各着成效，但能宽筹经费，不见异而思迁，自有由专得精之一日。时未至，学未成，虽破格招之无益也。原奏参法例以谋远一节。查西律与中国不同，而有可采用者，中国军流徒各犯，豢养有费，递送有费，然朝至则夕逃，其待赦而归者十不二三。又以食用不敷，往往骚扰闾阎，民苦之，官亦苦之。如参用西法，按其年限，勒做苦工，课其勤怠而赏罚之，徐磨其桀骜之气，而阴化其游惰之心，疾去业成，或有因而改行者矣。吾民之谋食外洋者，不可以数计，同是天朝赤子，各使臣自当仰体德意，力为保护，而遍设领事，力殊难给。所称身价税足抵薪费者，耳食之谈，胡璇泽其已事也，华民之至外国者，工居十之九，谋食之不暇，欲其操习武技为百万可恃之师，非其实矣。华民甘纳身价税者，寄身异城，劫其威耳。若内地行之，有不众怨沸腾变态百出者耶？取诸人以为善，要在择而从之。凡有伤政体者，宜概屏勿道。原奏握利权以储费一节。查矿务专派大臣，恐弊多而利少，似不如责成督抚，就已开之矿着有成效者，实力开采，然后移所赢之资以办他处，斯循序渐进，而人不劳，数道并举，万无此经费；而畚锸甫集，又闻他处之利十倍、百倍于是，辄思舍己芸人，终之一无所得而已矣。换约列作专条，自是先事豫防之意，第彼未尝明言之也。如我先启其端，转似授之以柄。谓禁种罂粟徒然益彼之利，不知服洋烟者，华土洋土各自为瘾，从前罂粟遍地，洋土并不为之减价，淮北一带，比户藏土，几如家酿。至妇孺亦沾染之，习以为常。无赖少年，偶阙不时之需，即出而行劫，盗案山积，职此之由。往往所得不及数金，而罪干大辟。官书夜烛，能勿痛心。自饬禁以来，虽盗案未能尽绝根株，而犯者渐少。盖非其土之所自出，则价必贵；价贵则食之者寡，非迫于万不得已，亦不肯轻性命若鸿毛也。且任其见利而趋，不幸天灾流行，饥馑再见，膏腴弥望，尽成石田，抱珠玉而填沟壑者，比比皆是。晋豫其前车之鉴矣。洋药厘税并征，业已大费唇舌，而谓逢关增税皆能以我之智，成彼之愚，言之尽足快心，第税出于洋商，恐未能尽如吾意耳。丝茶贸易愈幻愈险，华商有拥数十万之产一掷倾家者，狡狯如洋商，时亦不免亏折。欲责华商自运以试于数万里外，空无依傍之境，难矣。以上各节，谨就愚虑所及，恭折密陈，以备刍荛一得，伏乞圣鉴训示施行。

会筹海防购船疏（光绪六年）奕欣等

和硕恭亲王臣奕欣等跪奏，为会筹海防购船事宜，恭折密陈，伏祈圣鉴事。

窃臣衙门前因南洋海防经费，所储无多，请由出使经费项下，于两年内拨银四十万两，接济南洋购船之用。嗣因李鸿章奏遵议海防购船各节，复经臣衙门请将广东、福建、浙江、山东各省应购船只，敕下李鸿章一手经理，代为订办各等因。均于光绪五年十一月间，先后奏奉谕旨，遵照办理在案。查北洋海防，经李鸿章办理有年，规模粗具，南洋海口较多，日本擅废琉球，意存窥伺，防务尤为吃重。前次王大臣等会议筹备边防一折，亦以南北洋海防，应分别预为布置水陆各军，以期有恃无恐。臣等查陆军可辅水师之不足，而水师购买铁甲，经费既属不敷，祇可先行置备蚊船，分布各要口，以联声势而资调遣。就大局而论，拟于北洋各口，分拨蚊船四只、碰船两只；南洋各口，亦须照北洋蚊船、碰船之数，扼要驻守。福建台湾，密迩东洋，另拟筹备蚊船四只、碰船二只，以壮声威。其余山东、广东、浙江等省，自行筹购各船，不在此列。北洋于上年业经购到蚊船四只，由李鸿章验收，并议购新式兼碰快船两只，已属总税务司赫德订办。南洋亦有先购之龙骧等四船，见复据署南洋大臣吴元炳奏报，已函商李鸿章，照样代购新式兼碰快船二号，惟龙骧等四船，闻须分别修理等语，奉旨着即赶紧办理等因。钦此。该大臣等当自钦遵妥办。福建应购船只，前据何璟等奏称，业经密饬司道，于应办海防各工程内，实力撙节，筹备蚊船两号之费等因。此外尚应添购蚊船两只、碰船两只，约共需银九十万两之数，前次王大臣会议折内，停后山之役，每年计可节省数十万两，惟经费虽有可筹，而凑集尚需时日，定购船只，又不可稍缓须臾。拟由户部查照王大臣会议所奏，于提存四成洋税项下，酌拨三十万两，交由李鸿章先行定购蚊船两只，以备分布闽省海口。其余六十万两，应请敕下福建督抚，陆续筹解李鸿章分期付给，至所购船只，来华尚早，管驾操练诸法，中国水师将弁，未能娴习，亟应筹划。上年七月间，赫德在臣衙门条陈试办海防章程，意在参用西人。臣等当经函商南北洋大臣，因沈葆桢以中外人员，共事不易，且以赫德揽权为虑，遂未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