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

之四。

近世，有西人传教士着书，谓中国蚕丝业始于山东。其人不知蜀地有蚕丛，有原蚕，但缘山东有柞蚕，有黄丝（较原始的丝色），遂言之。夫若先无天然自生之野蚕以启发远古劳动人民，即不可能有养蚕的创造。四川自岷江河谷入四川盆地，今犹多有野蚕，亦其证也。

１９７６年任乃强再稿。

附二

成都七桥考

常璩《华阳国志》云：「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其上文专章记李冰事，未言造桥。此虽补述，犹曰「长老传言」，固疑之也。

今按，李冰既穿二江「双过郡下」，即不能不跨江造桥，以通行旅。二江者，郫江，自沱江（毗河）分水，至张仪、张若所造成都城西北，绕少城西，折向东流，过城南之市桥与江桥，至合江亭，与检江合。自灌田外，兼具护卫城防与漕转汶山地区竹木财物之用。是为二江之北江。其故迹，验于今地，则为自郫县三道堰，经成都市区之洞子口、九里堤，与今城内之王家塘、洗马池一带低地，出外东莲花池，至望江楼附近合检江。秦城在此江之北，面积不过今城九分之一、二。其商业繁盛区在市桥附近（属秦少城石牛门外）。其下有石犀渊，相当宽深。汉世展拓秦城，合大城、少城作十八郭，此市与渊均仍在市桥门郭外，当时汉民与少数民族市易，不乐在城内受官吏拘束故也。自隋、唐、宋、明，屡徙城址。明、清两代修建砖城时，则王家塘、洗马池一带已包入砖城之内，而别凿护城河以泛竹木（今云油子河）。城内郫江旧迹次第填平，变成街道，每大雨，街水漫流时，此旧河迹部分恒成泽国，有淹没屋基一、二尺深者，其明验也。

李冰二江之检江，远自都江堰内江之宝瓶口外分水，长百余里。即今之走马河，灌、温江、郫、崇庆、双流、新津诸县和成都广大田野之干流。秦时系自今百花潭、十二桥循金河一线，至合江亭，与郫江合。明代筑砖城包金河后，乃更于南门外开护城河，即今南门大桥下河，清代同。城内金河，初亦行船，后渐为沿岸民居侵夺，乃更开拓南门外渠为正流。今则金河渐堙灭矣。冲积平原开河易，可以随时依人意改变河道，其都市土城，亦屡圮，屡筑，移徙不定，故执今地形以求古地名位置者，每每致谬。先瞭解秦李冰二江旧迹与大城、少城之位置，乃可以考订秦之七桥。

兹先汇录七桥资料，以便审证：

１　常璩《华阳国志》（依新校本）：「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郫江上曰冲里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大城南门曰江桥，南渡流（江）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上曰笮桥。又从冲里桥西北折曰长升桥。郫江上西有永平桥。」

２　《水经注》卷三十三：「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门郫江上曰冲治桥。（一本无上曰二字，治作里。）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吴汉入蜀，至广都，令轻骑先往焚之。……大城南门曰江桥。桥南曰万里桥。西上曰夷星桥（一本作「夷里桥」）。下（校作亦）曰笮桥。南岸道东有文学……道西城，故锦官也……又从冲治桥北折曰长升桥。城北十里曰升僊桥，有送客观，……李冰沿水造桥，上应七宿。故世祖谓吴汉曰：安军宜在七桥连星间。」（此则明是引据《常志》而以笮桥为夷里桥之别称，以升仙桥入七数。无永平桥。）

３　《初学记》卷七《桥总序》云：「蜀有七桥：一，冲里；二，市桥；三，江桥；四，万里桥；五，夷里桥；六，笮桥；七，长升桥。」（此亦明是依据《常志》，未似《郦注》之参杂他书，不用升仙桥。）

４　《一统志》引李膺《益州记》云：「一，长星桥，今名万里。二，员星桥，今名安乐。三，玑星桥，今名建昌。四，夷星桥，今名笮桥。五，尾星桥，今名禅尼。六，冲星桥，今名永平。七，曲星桥，今名升仙。」（附原注：「按《益州记》与《华阳国志》多不同。《华阳国志》升仙桥亦不在七星之数。」）

今按：李膺从桓温伐蜀，留蜀中颇久，盖与常璩为同时人。而所记李冰七桥与常氏异者，常氏记「故老」传说，李膺记当时星纬家言，《郦注》折衷二家为文。《初学记》则恪遵《常志》也。兹先依《

常志》次第，考订各桥名称，位置如下：

冲治桥　　《初学记》作冲里。《水经注》官本作治，朱本、赵本作里。赵一清《水经注释》云：「是唐时写本避高宗讳耳。」今按：秦汉制，县域区划，有乡、亭、里。「乡置有秩三老、游徼。」「

亭有亭长，以禁盗贼。」「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引《后汉?百官志》。）《常志》亦云：「故蜀立里多以桥为名。」编户之法，大十户左右为甲。十甲左右为里。地有兴衰，户有增减。增减度过大时，亦每有分并。先有桥，则里因桥为名，先有里，则桥因里为名，此其大较也。秦已建桥，汉始分里，故可推断冲里桥者，原始当单名冲桥。冲即冲途、冲繁之冲字。秦时成都西侧当羌氐、筰、邛出入之冲，（当时临邛入郡自西门。僰自南门，賨自东门，秦自北门。）故正西之郫江桥曰冲。汉立里，因曰冲里。后遂转为冲里桥。宋人刻书者与传写《常志》者，每因唐避治作里，而误会理、里字为唐人避改，遂妄还为冲治桥。犹俗本《史记》、《汉书》，改元元为玄元，说为黑头之义。亦谓古本为避讳改也。

市桥　　秦少城正南为石牛门。门外跨郫江有桥，为市桥，为当时各族人民市易处。汉建益州，称为「州市」，谓一州最大市也。《

寰宇记》卷七十二云：「市桥，在州西四里。」又引李膺《益州记》云：「汉旧州市在桥南，《华阳国志》云，后汉大司马吴汉征公孙述，述妹婿延岑伪遣鼓角麾帜渡市桥挑战，汉兵争观，延岑纵兵出汉军后袭击，大破之。（在《公孙述志》）即此桥也，七星桥之五。」郑樵《通志》谓古市桥「今曰金花桥」。考石犀渊当即今之王家塘。石牛门当在今宁夏街东武担山与文殊院之间，去金花街、五福桥不远。宋代犹能知其处，今难确定何点矣。

江桥　　在大城南门外，尝估其桥址当在今城东北方正街、贵州馆街之间。《寰宇记》云：「南江桥亦曰安乐桥，在城南二十五步（

按此谓唐宋之府城）。宋孝武以桥名安乐，寺改名安乐寺。」今安乐寺为人民市场，在盐市口附近，祀蜀后主安乐公刘禅，非古之桥神庙也。

万里桥　　在郫、检二江合流处之西跨检江。成都舟运，始畅于此。《元和志》云：「在县南八里。蜀使费祎聘吴，诸葛亮祖之（于此），祎叹曰：『万里之行，始于此桥。』因以为名。」又「明皇幸蜀过此（《寰宇记》作「适此桥」，义较佳），问桥名。左右以对。明皇叹曰：『开元末，僧一行谓，更二十年，朕当远游万里外，此其验也。』」范成大《吴船录》云：「在合江亭西。」考合江亭，当在今望江公园附近。万里桥当在今九眼桥附近。检江，亦即锦江，一名流江，《元和志》曰「大江」，云「万里桥架大江水」也。舟行者自此始，故祖饯者恒于此处。费祎所叹，谓使程之远，正如此桥名，非因有此叹而名此桥也，万里之名，当秦已定，取长江万里为义。《寰宇记》云：「在州南二里。亦名笃泉桥。桥之南有笃泉也。……七星桥之二。」今按「二里」上疑脱十字。或二为八之讹。所举费祎、玄宗两故事与《元和志》同，则道里不能远异。宋之州城距此，亦不能是二里。所言「笃泉」，疑即今之「薛涛井」，本名「笃泉」，清人傅会为薛涛故井也。成都郊区皆饮江水，渠水，不作井泉，惟此有一井泉，故知其为笃泉也。万亦为姓氏字，亦可疑「万里」是里名。

夷里桥　　故址当在今盐市口南，跨金河（检江）。本曰夷桥，汉立夷里，遂称夷里桥也。夷字本义训大，训平易，又为姓，齐大夫有夷仲年，又与彝通，不必即为「蛮夷」义。

笮桥　　常氏夹叙在七星桥之间。《益州记》、《水经注》，皆以为即夷里桥。《寰宇记》云：「笮桥，去州西四里，一名夷里桥，又名笮桥，以竹索为之。」今按：李冰七桥皆木制之板桥，可行车马。惟此附郭七桥外，乃仍旧为竹索桥，夷里桥决非竹索为之。李冰于成都通临邛道上各渡口皆作笮桥，明着《常志》。其出少城赴临邛之第一笮桥，正跨检江，当在夷里桥上方赴临邛方向，疑是今草堂寺外龙爪堰处，虽李冰作，不在七木桥内。吴汉入蜀，蜀人坚守夷里、万里二桥，军不得渡。故上趋笮桥。延岑乃以鼓角、旗帜，大出市桥，趋夷里，若欲击其后者，汉军争东向夷里御之，延岑乃以奇兵向笮桥击其后方，故大败之，汉堕水，援马尾得出。其时笮桥亦已易木桥，而市桥江桥皆易为石桥矣。今成都南郊四十里，有地名簇桥，亦非秦之笮桥，秦笮桥当跨检江。

长升桥　　按《常志》，当在少城西北，跨郫江，约在今洞子口附近。

永平桥　　按《常志》文，当在郫江更上游，今踏水桥附近。旧地书于此两桥无所称述。兹订为如此位置者，如此乃合「上应七星」语。北斗七星特明朗。其四星排列略成四方（微作梯形），是为斗勺。其三星排列微弧，接于勺，为斗柄。李冰七桥，市、江两桥跨郫江，万、夷两桥跨检江，亦略成四方形，似斗勺。冲里以西北三桥，皆跨郫江上游，配合恰似斗柄状。如此乃与「七星」形位相应，否则不为「相应」。此应字，只能是相类似之义。北斗七星，斗勺之前端二星为天枢，其间作直线引长更约七倍距离处为北极星（北辰），正当天心，亘古对地面位置不变。北斗七星与其他星群则每昼夜对地面旋转一次（实即地球自转所见的天象），每月之同一时间，斗柄所指的方位又不相同。每一周年，斗柄回指一定方位（实即地球公转所产生的天象）。上古人类，便依据它转向的方位，定出年、月、日、时的历法来。李冰所造七桥，形位与斗宿七星相似，惟不能旋转如斗，每日仅瞬刻与之相应。李冰当时随地理形便造桥，恰有形似北斗之排列。后人遂饰为「上应七星」，传播于蜀人之口，常璩从而采入于书耳。笮桥位置与七星排列不相应，而与万、夷两桥同在检江上，故夹述及之。

升仙桥　　即今之「驷马桥」，本汉城咸阳门外护城河桥。张仪筑时应已有木桥，非李冰造。唯郫、检二江上木桥，工程较大，或是李冰造耳。此桥既非跨郫检江，又不与七星排列位置相应，即不当在七桥之内。（《水经注》误入于七星桥。缘《益州记》误。）

李膺《益州记》久失传。唐宋人每多引之，文不尽同。如《寰宇记》谓南江桥为「七星桥之一」，万里桥为「七星桥之二」。市桥为「七星桥之五」，余四桥无名次，但有「夷里桥又名笮桥」，不言七星桥次，而与《一统志》所传《益州记》「四，夷星桥又名笮桥」之文正同。故知其出于《益州记》也。然《一统志》所传《益州记》之桥次为一万里桥；二安乐桥（按《寰宇记》，安乐桥即江桥）；三建昌桥，谓即长升桥，其下突然跃越至斗柄中，显有未合，疑原是夷里桥；其四为笮桥，而五为市桥（禅尼桥），顺序乃合，然则李膺本语固以笮桥入于七星与《水经注》同也；其六为「冲星桥」，沿市桥溯郫江而上，次叙合。其七为升仙桥，又不合如上所述。可疑所云「李膺《益州记》」，亦只是后人所妄托。即如长、员、玑、夷、尾、冲、曲等星名，亦非天文诸书所固有，不得为李膺实地考察之言矣。

若《常志》文，「上曰笮桥」四字为自注语，则从江桥为斗魁第一星起，次万里、夷里、市桥为勺。次冲里、长升、永平三桥为柄，以象北斗，殆似之矣。

综上言之，可得下之结论：「上应七星」之说。除形似外，不能有其他意义。既云：「（秦城）西南两江有七桥……上应七星。」即不得有升仙桥（驷马桥），亦不得有笮桥。笮桥虽亦在检江，与七星不相应，亦非如七星桥之为木桥，常文本自明白。后人转引讹谬，以升仙亦为木桥（汉世笮桥亦为木桥），而永平桥远（或已坏），说者不知，亦不细审常文，致昧七星之义。

《五行志》

成帝鸿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鸣，声隆隆如雷。有顷止，闻平襄二百四十里。……是岁，广汉钳子谋攻牢。（颜注：「钳子，谓钳徒也。牢，系重囚之处。」）篡死?囚。郑躬等盗库兵，劫略吏民。衣绣衣。自号曰山君。党羽寖广。明年冬，乃伏诛。自归者三千余人。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四

南中志

（在蜀《汉书》曰《宁州志》。）

一

宁州，晋泰始六年初置，蜀之南中诸郡，庲降都督治也。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钱、《函》二本脱盖字，重越字。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嶲唐，侯王国以十数，〔或椎髻耕田，有邑聚，或〕编发、【左衽】随畜迁徙，旧本唯「随畜」下六字，只能表嶲、昆明，即叶榆民俗，若夜郎、滇、濮、句町、则明明为定居之民。故依《西南夷传》改。莫能相雄长。此下旧有嶲唐小注。删。周之季世，楚【威】〔顷襄〕旧刻皆同《史》、《汉》、《西南夷传》作威。颜师古《汉书》注牂柯郡引《华阳国志》作「顷襄王时」（《后汉书》同）。廖本注谓：「盖颜师古因秦夺楚黔中郡地在顷襄王时，改而引之也。」顾观光《校勘记》云：「廖说误也。《史记正义》，《艺文》七十一，《书钞》百三十八，《御览》百六十六，又七百七十一，并引作顷襄王。必《华阳国志》古本如此，后人依《史》、《汉》改耳」。今按：杜佑《通典》百八十七已驳威王时之说，谓「恐《史记》谬误，班生因习便书。范晔所记详考，为正」。清黔人莫与俦《

庄蹻考》征引详赡，论断允当。谓「杜氏以《史》、《汉》威王时为非，《后书》顷襄王时为正」。兹更详考参合，定《常志》原作「顷襄王」，依谯周《古史考》，不取《史记》。《范史》遵用《常志》，而后人更从《史》、《汉》改易作威王也，当改还。参看附录《庄蹻入滇考》。王遣將軍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牂柯，各本作??，牂柯，字不同，音義同。此依钱、廖本。系船于是。系，廖本注云「当作椓，下同」。船，刘、李，《函海》作舡。下同。且兰既克，刘、张、吴、何、王、浙本并作克。廖本作克。夜郎又降，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反，遂留王滇池。此段「夜郎又降」句以上，亦是常氏用《古史考》文。《范史》遵之。《史记》言楚威王时有误；谓「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则不误。说详附录《庄蹻入滇考》。缘此是常氏本文，故不改。蹻，楚庄王苗裔也。顾观光云：「此又误。《书钞》、《御览》并云：遂留之，号为庄王。」按：不得以此为旧刻又误。以牂柯系船，因名且兰为牂柯国。张、吴、何、王本以字下脱牂柯字。《艺文》、《御览》并云「以且兰有椓船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引而变其文也。【分侯支党，传数百年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汉兴，遂不宾。】「传数百年」句有误，承庄蹻言，无数百年；承且兰言，亦非允当；谓夜郎竹王，则不当着于此处。审此上二十四字，当是述夜郎国文，兹移下。

有竹王者，兴于遯水。〔先是〕据《太平御览》九百六十二引文补二字。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刘本作一。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闲，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养之。〕《范史》有「归而养之」句。疑下养字脱乱。长【养】有才武，遂雄夷【

狄】〔濮〕，南中无狄名。而多濮属。故依后文夷濮字改狄为濮。氏以竹为姓。张、吴、何、王本删氏字，他各本有。浙本于氏字下挤刻一世字，盖据卢校本添。顾广圻校稿亦两标氏与世字，意疑氏当作世也。《范史》作「以竹为姓」，《水经注》则作「氏竹为姓」。一删氏字，一删以字，合而观之，正足见常氏原文为「氏以竹为姓」五字。氏字为不可少，当读如「氏以竹，后世为姓」，省后世字，氏与姓有别，说在注。捐所破竹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与从人尝止大石上，命作羹，从者【曰】〔白〕旧刻尽作曰，《水经注》与《后汉书?夜郎传》注引《华阳国志》文皆作白。白，启事也。无水，王以剑击石，水出，今〔竹〕廖本注云：《后汉书?夜郎传》注引有竹字，兹补。王水是也，破石钱本等作竹。存焉。后渐骄恣，〔

分侯支党，传数百年。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汉兴，遂不宾。〕移上文二十四字于此，上承竹王，下接汉事，义理通贯，格塞俱解矣。武帝使张骞至大夏国，见邛竹、蜀布，问所从来，曰：「吾贾人从身毒国得之。」身毒国，蜀之西国，今永昌〔徼外〕是也，徼外二字旧传写脱，然不可少，兹径补。骞以白帝。东越攻南越，大行王恢救之。恢使番阳令唐蒙晓喻李本作谕。南越，南越人食有【蒟】〔

枸〕酱，当依《史记》作枸酱，说详附录《蜀枸酱考》。蒙问所从，曰「牂柯来。」蒙亦以白帝，因上书曰：「南越地东西万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精兵可得十万，若【从番禺】此三字不当有，《史》、《汉》无之。若常氏增语，亦当云「若从夜郎」。浮船牂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之一奇也。可通夜郎道，为置吏主之。」帝乃拜蒙中郎将，《史》、《汉》、《西南夷传》作「郎中将」。发巴、蜀兵千人，奉币帛，《史》、《汉》有「食重万人」字，无「奉币帛」字。见夜郎侯，《史》、《

汉》有「多同」字。喻以威德，为置吏。《史》、《汉》作「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道远，汉终不能有也，故皆且听命。《史》、《汉》此下有「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句。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蜀之后园，可置为郡。帝【既感邛竹，又甘蒟酱】，此八字当衍。于史文为赘疣，于史事亦不通，与常氏语法亦不类。应是梁陈文士传钞者妄增。乃拜为中郎将，往喻意，此下当有亦字。皆听命。【后西南夷数反，发运役，费甚多，相如知其不易也，乃假巴蜀之论以讽帝，且以宣指使「使」廖本作便。于百姓】。此三十六字亦赘文，应是后人用《相如传》妄增，当删。〔蒙〕卒开僰门通南中，原脱蒙字，而多赘文，直如相如开通僰门。唐蒙以南入道不通，斩僰道令，乃斩石通阁道，《见犍为郡序》。后乃为都尉，与下文合。故当补蒙字。相如持节开越嶲，按道侯韩说开益州。武帝转拜唐蒙为都尉，开牂柯，以重币喻告诸种侯王，侯王服从。因斩竹王，置牂柯郡，以吴霸为太守。及置越嶲、朱提、益州【四】郡。四郡文甚明。「及」下三郡，不当赘以四字，否则当云「为四郡」矣。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霸表封其三子列侯。死，配食父祠。今竹王三郎神是也。

二

昭帝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牂柯、谈指同并〕六字依《

汉书?昭帝纪》补。等二十四县民反。水衡都尉吕破奴《汉书?昭帝纪》作破胡，《通鉴》同，《西南夷传》于此水衡都尉不具名，下文乃云「吕辟胡」，《通鉴》始元四年同。今按：《百官公卿表》始元元年云：「水衡都尉吕辟胡，五年为云中太守。」是此年之吕破奴，即「后三岁」之「都尉吕辟胡」也。破与辟音近，义亦通，奴与虏，古亦同音义，并可通用。盖班氏、常氏取材于两种资料而未会通所致。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奔命击破之。后三岁，姑缯复反。【都尉吕辟胡】〔破奴〕击之，败绩。旧本皆作「都尉吕辟胡击之」，遂与上文歧为二人。兹考系一人，班氏、常氏字异耳，后人又依《班史》改此为五字也。明年，遣大鸿胪田广明等，大破之。斩首、捕虏五《昭纪》作三万人，获畜产十余万头。《昭纪》作「五万余头」。【富埒中国】四字唐突，无谓，不知何人妄窜，《班史》纪传与《汉纪》均无此语。封【其】〔钩町〕渠帅亡波为钩町王，以〔其〕助击反者故也。旧本其字无上文可指，兹依《班史》改正。广明赐爵邑。

成帝时，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愈，更相攻击。帝钱、《

函》本作命。使太刘李本作大，亦当读如太音。中大夫〔蜀郡〕依《

汉书?王商传》补郡贯。张匡宋刻避讳缺末笔。持节和解之。钩町、夜郎王不服，乃刻木作汉使《汉书》作吏。射之。大将军王凤荐金城司马蜀郡陈立为牂柯太守。何刘、李二本作阿。霸为中郎将廖本此下有小注云「当有误」，而无说。查何霸郫县人，司空何武兄也，《先贤志》有赞与小传，云「为属国中郎将」。《士女目录》无属国字。盖「属国」为出征戎狄时加衔字，可省也，《成帝纪》未载此役事，《西南夷传》载之，无何霸文，《通鉴》同，盖常氏取《益郡耆旧何霸传》增入。《通鉴》系此役于河平二年，《考异》云：「《西南夷传》但云河平中。而胡旦《汉晋春秋》云在此年十一月。」是《益都耆旧》与《汉晋春秋》皆曾载此役，常氏不专取《汉书》也。出益州。立既到郡，单至夜郎〔且同亭〕依《汉书》补此三字，明其非至夜郎国邑之夜郎县治。召兴。兴与邑君〔数十人，率从〕数千人来见立，旧脱五字，便成邑君数千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