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杂俎

。测北极者率以千里差三度有奇，晷景称是。古今测验止于岳台，而岳台岂必天地之中？余杭则东南相距二千余里，华夏幅员，东西万里，发敛晷刻，岂能尽谐？又造历者，追求历元，逾越旷古，抑不知二帝授时，齐政之法，果殚于是否乎？是亦儒者所当讨论。诿曰星翁历生之责可哉？”此亦古今不易之论也。

京师城东偏有观象台，高五丈许，其上有浑天仪一具，如世所图璇玑者，皆铸铜为器，四柱以铜龙架而悬之，制作精巧。又有简仪一具，状相似而省十之七，只周遭数道而已。玉衡一，亦铜为之，如尺而首尾皆曲，有二孔，对孔直窥，以候中星。又有铜球一，左右转旋，以象天体，以方函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真形，南面有御制铭，正统七年作也。台下小室，有量天尺，铸铜人捧尺，北面室穴其顶，以候日中测景之长短，冬至后可得一丈七尺，夏至后可得二尺云。中为紫微殿，殿旁有铜壶滴漏一器，然皆不注水，徒虚具耳。

测北极者，以千里差三度。今滇南距燕万里，当差三十度。又成祖北征，出塞三千余里，已南望北斗，却不知北斗正中之地在何处。分野之说，固不足凭，而以郡国正中论之，则幅员有长短，广狭难以一律齐也。

占步者，多用里差之说，如历之有岁差也。然铁勒熟羊胛而天明，西域朔夕月见，而南交州生明之夕，月已中天，此诚差矣。史载安息西界，循海曲，至大秦，回万余里，无异中国。即以中国东、西、南、北相距，何止万里？而日、月、星、辰并无差谬，又何也？大约目所未见，语多矛盾，讹以传讹，吾未敢信也。

大挠之初作甲子也，不过以纪日月代结绳云尔。其后月以干乘支，日以支配干，而五行分属，于是有阏逢、旃蒙诸名，于是有元光、邴章、剑昌、子方诸号，于是有毕陬、橘如诸阳，于是有鼠、牛、虎、兔诸肖，于是有天刚、太乙、胜光、小吉诸将，于是有海中金、炉中火诸纳音，于是有建、除、满、平诸体，于是有专制、义伐诸乘，而其说愈不可胜穷矣。余谓太岁方向禁忌既不足信，而历日所书阴阳避忌皆毫无影响，益知当时之作此原非为占候吉凶也。

古人事之疑者，质之卜筮而已，治乱吉凶，考之星纬而已，未闻择日也。今则通天下用之矣，而吉凶祸福，卒不能逃也。甚矣，世之惑也！

余尝以破日娶妾矣，不逾年而得雄；尝以月忌上官矣，不数载而迁；尝以天贼日解水衡钱万缗矣，而卒无恙；尝以空亡日出行莅任矣，而诸事尽遂；其余小事不可胜纪，故谓阴阳历日可尽废也。

今阴阳家禁忌，可谓极密。一年之中，则有岁破、死符、病符、太岁、劫杀、伏兵、灾杀、大祸、岁杀、岁刑、金神、将军诸方。一月之中，有月忌、龙禁、杨公忌、瘟星、天地凶败、天乙绝气、长短星、空亡、亦口、天休废、四方耗、五不遇、六不成、四虚败、三不返、四不祥、四穷、四逆、离别、反激、咸池、伏龙、交龙宅、龙往亡、八风、九良、星绝、烟火、胎神、上朔、月建、月破、月厌、月杀等日。一日之中，则有白虎、黑杀、刀砧、天火、重丧、天贼、地贼、血支、血忌、归忌、黑道、土瘟、天狗、大败、蚩尤、官符、死■、飞廉、受死、火星、河魁、钩绞、焦坎、游祸、灭门、的呼等凶神。盖一岁之中，吉日良时，无凶神恶煞者，不过数日耳。而又加以方向之不利，生命之相妨，仇难二星之躔度，太白日神之游方，一一择而忌之，则虽终岁不作一事可也。而穷村深谷之家不知甲子，愚冥狞犷之辈不信鬼神，何尝见其祸败之相仍哉？太史公谓阴阳之术太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一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夫汉初之阴阳家止于四时、八位、十一度、二十四节而已，而子长尚以为未必，然况今日天罗地网之密乎？其不足信，必矣。

余乡有一二缙绅，凡事必择日。裁衣、宴会之类，无不视历。然而官罢、子死、家居杳无吉耗也。此亦汝南陈伯敬之流耳！后闻吴中有巨室子妇，临蓐欲产，以其时不吉，劝令忍勿生，逾时，子母俱毙，此尤可发一笑也！

《淮南子》曰：“水生木，水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义，母生子曰保，子母相传曰专，母胜子曰制，子胜母曰困。”今《七政历》有之，但以保为宝，以困为伐耳。

西家之东即东家之西，此一言足以破太岁之谬矣。纣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兴，此一言足以破阴阳之忌矣。鸡、猪、薤、蒜，逢着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此一言足以破终身之惑矣。此非后世之言也，圣人已言之矣，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箕子之陈洪范，分为九类，别为九章，谓之九畴，原不相附属也。至刘向为《五行传》，乃取其五事，皇极庶征，附于五行，果尔，则八事皆宜属五行，而胡八政、五纪、三德、稽疑、福极之类，又不能附也？盖向父子原为春秋灾异之学，恐其言之无稽，事之不足征信，故于《洪范》之中，摘其五行之说，为其近于灾祥占候而推广之。至举天地万物动植，无大小皆推其类而附之于五行，至求其征应而不可，则又以五事强合之，而凡上下贵贱，食息起居，无大小，皆比其类而附之，于五事虽宇宙之理，似不过是。而其迁就穿凿，亦已甚矣。后世之人虽知其非，而无有昌言正之者，历代国史相沿为《五行志》，至于日月薄蚀，星辰变故，灾异之大者，则又属之天文，岂阴阳与五行有二理耶？而风雨雷电，又岂非天文之属乎？其说愈刺缪而不通矣。故作史者，于《天文志》宜考究分至、躔度、分野，而一切灾异，宜为《灾祥志》，而不宜为《五行志》也。

正五九不上官，自唐以来，有此忌矣。《清波杂志》谓佛法以此三月为斋素月，不宜宰杀，足破俗见。今京师官命下即到任，初不忌此三月，而差跌更少，外官无不避之者，而祸败更多，人何不思之甚也！

俗云：“初五、十四、二十三，太上老君不出庵。”谓之“月忌。”考之历家，乃廉贞独火日也。《蠡海录》谓以《洛书》九宫推之，以是日入中宫，然不知入中宫者何物，亦不知所以当避忌者何故，恐亦茫昧不足信也。噫俗之敝也久矣。

阴阳家择日皆以年配月，月配日，日配时。如人禄命然，合之者吉。然当三代改朔之朝，子丑之月，或属上年，或属下年，不知择者当何适从？而当改革之际，推录命者，又不知以何为准也？

五行有生中之克，有克中之用，有反恩而成仇，有化难以为恩。如火生于木，而焚木者火；水生于金，而沉金者水。火本克金，而金得火刀成器；金本克木，而木得金刀成材。至于盛极必衰，否极必泰，此皆阴阳循环之理，造化玄机之妙，而圣人则之，故干之上九有亢龙之悔，而剥之上九有得舆之象也。今星命之术，但知有生克制化，而岂知盈虚消息之理乎？

水生木矣，而木中有液，谓木生水亦可；火生土矣，而石中有火，谓土生火亦可；此两相生者也。水克火矣，而火然则水干，谓火克水亦可；土克水矣，而水浸则土溃，谓水克土亦可。此两相克者也。木不能离土而克土，土不能离水而克水，此相亲而相克者也；火燎木而生于木，土遏火而生于火，此相憎而相生者也。故世有骨肉而反而寇■，有胡、越而反为一家，亦五行之气使然也。

洱海水面火高十余丈，蜀中亦有火井，是水亦能生火也。火山地中，不生草木，锄所及，应时烈焰，是土亦能生火也。至于阳燧火珠，向日承之，皆可得火，火固不独生于木也。

萧丘有寒焰。洱海有阴火，又江宁县寺有晋时长明灯，火色青而不热，天地间有温泉，必有寒火，未可以夏虫之见论也。

五行惟金生水，颇不可解说者。曰：“金为气母，在天为星，在地为石。云自石生，雨从星降，故星动摇而占风雨，石础润而占雨水，故谓金生水也。”予谓金体至坚，而有时融液，是亦生水之义也。至周兴嗣千文，谓“金生丽水”，则水反生金矣。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又不依相生之序，以气之先后论也。其受形也，水最微，火次之，木次之，金又次之，至土而最重大。其灭形也，水最速，火次之，木次之，金又次之，至土而永不耗。自微而著，自少而老，阴阳之义备矣。

六十甲子之有纳音也，盖本于六十律旋相为宫隔八相生之说。古人作律，原与历相通也。至姓氏之纳音则近诬矣。姓者，非受之于天地也，非秉阴阳之气生而有之也，或因望而为氏，或分封而赐姓，或避难而改易，或无稽而杜撰，一家之人，分支别族，一人之身，朝更夕改，安知陶朱即范氏之宗，而束皙为疏氏之胄乎？又安知嬴吕牛马之暗易，而嗣源鸿渐之无祖乎？五行纳音，安所适从？至于谈禄命者，推其所安之宫，谈相术者，观其所禀之形，迁就苟合，犹之可也。帝王历数，自有天命，而必强而合之，以某德王，或取相生，或取相胜，盖自邹衍、刘向发端，已不胜枘凿矣。后之学者，未能窥天地之藩篱，识阴阳之形似，而但随声附和，亦何益之有哉？

称日者，昼夜以百刻，而每时止于八刻，则是九十六刻也。今铜漏中增初初、正初、二刻，每时十刻，则是百二十刻也。其于百刻之数，俱不合矣。不知每时之加初初、正初、二刻，虽合之得二十四刻，而实四刻之晷所分也，计其度数，每六刻方抵一刻耳。此说，余少时见之一书，今亦不复记也。

西僧利玛窦有自鸣钟，中设机关，每遇一时辄鸣，如是经岁无顷刻差讹也，亦神矣，今占候家时多不正，至于选择吉时，作事临期，但以臆断耳。烈日中尚有圭表可测，阴夜之时所凭者漏也，而漏已不正矣，况于山村中无漏可考哉？故知兴作及推禄命者，十九不得其真也。余于辛亥春，得一子，夜半，大风雪中，禁漏无声，行人断绝，安能定其为何时？余固不信禄命者，付之而已。

俗谓得吉日不如得吉时，如巳、午、未等时，固可见矣，而历所谓日出日入时者，乃以出海入地论，非挂詹际时也。余尝登泰山观日出矣，下至半山而犹昏黑也。在黄山，入夜，饭罢出门，仰视天都峰顶，日色照耀，如火中莲花。此皆九月事，正历所载，日出卯入酉者也，而参差乃尔，益信世之愦愦耳！

●卷三 地部一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然吾以为分野之说，最为渺茫无据。何者？九州之画，始自《禹贡》，上溯开辟之初，不知几甲子矣，岂天于斯时始有分野耶？九州之于天地间，才十之一耳，人有华夷之别，而自天视之，覆露均也，何独详于九州而略于四裔耶？李淳风谓华夏为四交之中，当二仪之正，四夷炎凉气偏，鸟语兽心，岂得同日而语？然荆蛮、闽越、六诏、安南，皆昔为蛮夷，今入中国，分野岂因之而加增耶？至于五胡、蒙古，奄有天下，莫非夷也，何独详于此而略于彼耶？历考前代《五行志》，某星变则某郡国当其咎，然不验者什常七八也。况近来山河破碎，愈无定则矣。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今分野以五星、二十八宿皆在中国，仅以毕、昴二星管四夷异域，计中国之地仅十之一，而星文独占十之九也，偏僻甚矣。

禹使太章步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使竖亥步北极至于南极，如之，则中国之地。仅二十分之一也。

禹别天下为九州，三代因之。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汉分为十三部，一部六郡。晋分为十五道。唐十道。宋四京，二十三路。元十一省，二十三道。国朝，两京、十四省，后因弃安南，实十三省也，郡共一百六十，州二百三十四，县共一千一百一十六云。

伏羲、神农、都陈，黄帝都涿鹿，尧都平阳，舜都蒲坂。大圣人之建都固在德而不在险要，亦当时水土未平，规制粗定，茅茨土阶，非有百雉九重之制，纟衣鼓琴，亦无琼林大盈之藏。而每岁省方坐不安席，盖亦以天下为家之意，不必择土而安也。至于三代，德不及尧舜，而乱贼渐萌，于是不得不相地定鼎，据上游之胜以控制天下。禹都安邑，其后太康失国，迁徙不可考。汤都亳邑，至盘庚七迁，皆苟且以便民，非若后世建都之难也。周公定鼎郏辱阝，始为万年不拔之基，而以洛邑为朝会之所，盖亦以防备不虞，知后世子孙必有不能守其故业者矣。此亦堪舆家之鼻祖也。

殷世常苦河患，故自仲丁至盘庚，或迁敖，或迁相，或迁耿，或渡河而南，或逾河而北，当时不闻其求治水之方，而但迁徙以避之。计迁徙不费于开凿，而民未稠密，河亦不大害民也。周世绝不闻河患，但苦戎狄，盖关中之地已近边塞矣。当时燕、晋、代、秦诸国，诸侯各自守其地以御夷，而区区天子之都竟不能守而以予秦，使得成帝业，岂非天哉！

古今建都，形胜之地，无有逾关中者，盖其表里山河百二重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治可以控制中外，乱可以闭关自守，无论汴京，即洛阳不及也。江南之地，则惟有金陵耳。

帝王建都，其大势在据天下之吭，又其大要则在镇遏戎狄，使声息相近，动不得逞。关中逼近西戎，故唐时回纥、土蕃，出其不意，便至渭桥。汉时灞上、细柳、连营，天子至亲劳军，盖当时西虏似强于北也。至宋时，幽、燕十六州已为契丹所据，则自河南，入江、淮，其势甚便，不得不都汴京以镇之。使当时从晋王言，都关中，则画淮为界，不至绍兴而始见矣。汴京既失，江北不可守，其势不得不阻江为固，镇江则太逼，杭州则太远。险而可守，孰有出建康之上者？故李纲、宗泽以为请，而不见听从，惜哉！

高宗之都临安，不过贪西湖之繁华耳。然亦办四明航海一条走路也，临安虽有山有水，然其气散而不聚，四面受攻，无险可凭，元兵从湖州间道入，如无人之境耳。虽兴亡有数，而亦地利之不固也。建康外以淮为障，内以江为藩，虽中主、庸将，足以自守。曹丕临广陵，欲渡者数矣，竟叹天堑之不可越。苻坚陷盱眙而东，沿江列戍，朝野震恐。谢玄三战三捷，杨俱难等奔啄不暇。其后若卢循乘虚，直捣蒋山，居民荷担而立，孟昶望风自裁，自谓天下事定矣，而不能当寄奴之一炬。萧轨、任约以十万卒，奄至鸡山，据北郊坛，剥床以肤何急也。霸先从容谈笑，俘四十六将军于幕下，若探囊取物，此岂智愚之悬绝若是哉？川陆之长技既异，主客之劳逸顿殊。一夫当关，万人莫敢谁何，其势居然也。故六朝相承二百余载，莫强于秦苻坚，莫盛于魏道武，而卒不能遂混一之志，良有以矣。

以我国家之势论之，不得不都燕，盖山后十六州，自石晋予狄几五百年，彼且自以为故物矣，一旦还之中国，彼肯甘心而已耶？其乘间伺隙，无日不在胸中也。且近来北鞑之势强于西戎，若都建康，是弃江北矣；若都洛阳、关中，是弃燕云矣。故定鼎于燕，不独扼天下之吭，亦且制戎虏之命。成祖之神谋睿略，岂凡近所能窥测哉！

我太祖之定都建康也，盖当时起兵江左，自南趋北，不得不据第一上流，以为根本之地，而后命将出师，鞭笞群雄，此亦高、光之关中、河内也。当时角逐者惟张士诚、陈友谅二人耳，然姑苏势狭而无险可据，武昌地瘠而四面受敌，其形胜已不相若矣，而况材智规摹，又相去万万哉？宜其折北而不支也。

太祖既逐胡元，命燕王镇守北平，盖隐然以北门锁钥付之矣。当时亲王握重兵，节制有司，大率如汉初七国故事，而燕王之英武雄略，岂久在人下者？使当时不封燕，纵得守臣节，不兴靖难之师，而北虏乘间窃发，燕云终非国家有也。故太祖之封燕王，与文皇之定都于燕，其远见皆相符契矣。

燕山建都，自古未尝有此议也。岂以其地逼近边塞耶？自今观之，居庸障其背，河济襟其前，山海扼其左，紫荆控其右，雄山高峙，流河如带，诚天造地设以待我国家者。且京师建极，如人之元首然，后须枕藉，而前须绵远。自燕而南，直抵徐、淮，沃野千里，齐、晋为肩，吴、楚为腹，闽、广为足，浙海东环，滇、蜀西抱，真所谓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也。且其气势之雄大，规模之弘远，视之建康偏安之地固已天渊矣。国祚悠久，非偶然也。

辽、金及元皆都燕山，而制度文物，金为最盛。今禁中梳妆台、琼花岛及小海、南海等处，皆金物也。元，冬春则居燕；夏秋则如上都，畏热故也。惟其有两都，故王师一至，即时北遁。而山后十六州，四五百年始见天日，非偶然也。

周时洛邑为天下之中，今天下之势则似荆襄为正中，盖幅员广狭固自不同也。然所贵于中者，取其便朝会耳；若以建都譬之，元首在腹，何以居重驭轻哉？

幽州有黍谷，相传邹衍吹律之所，盖当时以为极寒之地矣。若以今之宁夏、临洮诸边较之，其寒奚止十倍而已？今燕山寒暑气候与江南差无大异，且以边场戎马之地一旦变为冠裳礼乐之会，固宜天地之气亦随之变更耳。

恒山为北岳，即今真定是也。或云：“北岳不可即，其一石飞至阳曲，故于阳曲立庙遥祭之，实非岳也。”按《水经》：“恒山谓之玄岳，周官并州其镇山曰恒山。”管子云：“其山北临代，南俯赵，东接河海之间。”其在今之定州无疑矣。何必求之沙漠之外哉？

五岳者，中国之五岳也，随其幅员，就其方位而封之耳。三代洛邑，为天地之中，南不过楚，北不过燕，东不过齐，西不过秦，故以嵩山为中岳，而衡、岱、恒、华，各因其地封之以为镇山。若后世幅员既广，方位稍殊，即更而易之，亦无不可，固不必拘拘三代之制也。

以今天下之势论之，当以天寿山为北岳，罗浮为南岳，钟山为东岳，点苍为西岳，衡霍为中岳，其间相去，各四五千里，亦足以表至大之域，示无外之观，此非拘儒俗士所能与议也。

京师风气悍劲，其人尚斗而不勤本业，今因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然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土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不知当时慷慨悲歌，游侠之士，今皆安在，陵谷之变，良不虚也。

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至于市陌之风尘，轮蹄之纷糅，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殆古之所谓陆海者，昔人谓“不如是，不足为京都，”其言亦近之矣。

长安有谚语曰：“天无时不风，地无处不尘，物无所不有，人无所不为。”

《绀珠集》云：“东南，天地之奥藏，其地宽柔而卑，其土薄，其水浅，其生物滋，其财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士懦脆而少刚，笮之则服，西北天地之劲力，雄尊而严，其土高，其水寒，其生物寡，其财确，其人毅而近愚，饮淡而轻生，士沉厚而慧，挠之不屈。”此数语足尽南北之风气，至今大略不甚异也。但南方士风，近稍狞悍耳。

今国家燕都可谓百二山河，天府之国，但其间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给东南耳。运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黄，自黄而汶，自汶而卫，盈盈衣带，不绝如线，河流一涸，则西北之腹尽枵矣。元时亦输粟以供上都，其后兼之海运，然当群雄奸命之时，烽烟四起，运道梗绝，惟有束手就困耳。此京师之第一当虑者也。

今之运道，自元始开，由济宁达临清，其有功于上都不浅。而当时已有“挑动黄河天下反”之谶，则其劳民伤财，亦可知矣。但元时尚引曹州黄河之水，以济运道。国朝因河屡决，泛溢为害，遂塞张秋口，而自徐至临清，专赖汶泗诸水，及泰山莱芜诸县源泉以足之。诸泉涓涓如线，遇旱辄涸，既不可得力，而汶河至分水闸，又分而为二，其势遂微。每二三月间，水深不过尺许，虽极力挑浚设闸启开，然仅可支持。倘遇一夏无雨，则枯为陆矣。

运河之开，无风波之患，诚为良策。而因之遂废海运，亦非也。海上风涛不虞，数岁间一发耳，而今运河挑浚之费，闸座捞浅之工，上自部使者，下至州邑ヘ二之设，其费海岁岂直巨万已哉？海运一行，则诸费尽可省，亦使浙直诸军士，因之习于海战，倭寇之来，可以截流而御之。自海运废而士益惮于海矣，元时海运有三道，而至正十三年，千户殷明略所开新道，自浙西至京师，不旬日，尤为便者。所当间一举行，以济运河之不及者也。

古者诸侯，封国自食，其入江北之地，如齐、晋、燕代、秦诸国，士饱仓盈，不闻其仰给于江南也，如汉时与楚血战五载，军士粮饷，乃自关中转轮，即武帝穷兵黩武，频年暴师于外，亦不闻其借粟于吴楚也。至唐而始有漕运，自江而淮，自淮而河，计米一斗，费钱七百，然贞观、开元盛时，不闻其乏食也。至于季世，乃有“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之喜，岂非内无储积，而枵腹待哺于外哉！宋时汴及临安，地皆咫尺，故不闻转饷之苦。今京师三大营九边数十万军，升合之饷，皆自漕河运致，古称“千里运粮，士有饥色”。今乃不啻万里矣！万一运道有梗，何以处之？故为今日计，则屯田之策，宜行于边塞，而水田之利，宜兴于西北滨水诸郡县也。屯田之策，且耕且守，分番上下，不惟享其粒食，而士亦不至偷惰，盖守御可以老弱占籍，而力耕则非少壮不能，军将不待汰而精矣。且有田则有塍有浍，沮洳泥泞，亦可杜胡马奔突之患，其利又不止充口腹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