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

。况既习经书，又兼史事、地理、政治、算学，亦必于时文有益。诸生自可于家习之，何劳学堂讲授以分其才思，夺其日力哉？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件，学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语类》卷一百九］谅哉言乎。一曰不令争利，外国大小学堂皆须纳金于堂，以为火食、束脩之费，从无给以膏火者。中国书院积习，误以为救济寒士之地，往往专为膏火奖赏而来。本意既差，动辄计较辎铢，忿争攻讦，颓废无志，紊乱学规，剽袭冒名，大雅扫地矣。今纵不能遽从西法，亦宜酌改旧规，堂备火食，不令纳费，亦不更给膏火。用北宋国学积分之法，每月核其功课，分数多者酌予奖赏，数年之后人知其益，即可令纳费充用，则学益广，才益多矣。一曰师不苛求，初设之年，断无千万明师，近年西学诸书沪上刊行甚多，分门别类，政、艺要领，大段已详，高明之士研求三月，可以教小学堂矣；两年之后，省会学堂之秀出者可以教中学堂矣。大学堂初设之年，所造亦浅，每一省访求数人，亦尚可得。三年之后新书大出，师范愈多，大学堂亦岂患无师哉？若书院猝不能多设，则有志之士当自立学会，互相切磋，文人旧俗，凡举业、楷书、放生、惜字、赋诗、饮酒、围棋、叶戏，动辄有会，何独于关系身世安危之学而缓之？古人牧豕都养，尚可听讲通经，岂必横舍千间，载书兼两而后为学哉？始则二三，渐至什伯，精诚所感，必有应之于千里之外者。昔原伯鲁以不悦学而亡，越勾践以十年教训而兴，国家之兴亡，亦存乎士而已矣。

学制第四

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有专门之学，有公共之学。专门之学极深研几，发古人所未发，能今人所不能，毕生莫殚，子孙莫究，此无限制者也；公共之学所读有定书，所习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课有定程，学成有定期，或三年，或五年，入学者不中程不止，惰者不得独少。既中程而即止，勤者不必加多，资性敏者同为一班，资性钝者同为一班，有间断迟误者附其后班，生徒有同功，师长有同教，此有限制者也。无事无图，无堂无算，师无不讲之书，徒无不解之义，师以已习之书为教则师不劳，徒以能解之事为学则徒不苦，问其入何学堂，而知其所习何门也；问其在学堂几年，而知其所造何等也。文武将吏，四民百艺，其学无不皆同。小学堂之书较浅，事较少，如天文、地质、绘图、算学、格致、方言、体操之类，具体而微。中学堂书较深，事较多，如小学堂地图则极略，仅具疆域山水大势，又进则有府县详细山水，又进则有铁路、电线、矿山、教堂，馀书仿此。方言则兼各国，算学则讲代数、对数，于是化学、医术、政治以次而及，馀事仿此。大学堂又有加焉。小学、中学、大学又各分为两三等，期满以后，考其等第，给予执照。国家欲用人才，则取之于学堂，验其学堂之凭据，则知其任何官职而授之，是以官无不习之事，士无无用之学。其学堂所读之书则由师儒纂之，学部定之，颁于国中，数年之后或应增减订正，则随时修改之。其学堂之费率皆出地方绅富之捐集，而国家略发官款以补助之，入学堂者但求成才，不求膏火，每人月须纳金若干，以为饮食束脩之费，贫家少纳，富家多纳。其官绅所筹学堂之费，专为建堂延师，购书制器之用，不为学生膏奖。［亦有义学，以教极贫子弟，学生出赀甚微，然义学甚少，所教极浅］来学者既已出费，则必欲有所得而后归，学成之后，仕宦、工商各有生计，自无冻馁。此以教为养之法也。是以一国之内尝有小学数万区，中学数千，大学百数，由费不仰给于官，亦不尽仰给于绅故也，其善有三，出赀来学则不惰，志不在利则无争，官不多费则学广。苏子瞻沮新法学校之说曰：“必将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如西法所为，可无多费之虞矣。王介甫悔新法学校之误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如西法所为，可无变为学究之患矣。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

广译第五

十年以来，各省学堂尝延西人为教习矣，然有二弊。师生言语不通，恃翻译为枢纽，译者学多浅陋，或仅习其语而不能通其学，传达失真，豪厘千里，其不解者则以意删减之改易之，此一弊也。即使译者善矣，而洋教习所授，每日不过两三时，所教不过一两事，西人积习，往往故作迟缓，不尽其技，以久其期，故有一加减法而教一年者矣。即使师不惮劳，而一西人之学能有几何，一西师之费已为巨款。以故学堂虽建，迄少成材，朱子所谓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者也，此二弊也。前一弊学不能精，后一弊学不能多，至机器制造局厂用西人为工师，华匠不通洋文，仅凭一二翻译者，其弊亦同。尝考三代即讲译学，《周书》有舌人，《周礼》有象胥、诵训，扬雄录别国方言，朱酺译西南夷乐歌，于谨兼通数国言语，《隋志》有国语杂文、鲜卑号令、婆罗门书、扶南胡书、外国书，近人若邵阳魏源于道光之季译外国各书、各新闻报为《海国图志》，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南海冯焌光于同治之季官上海道时，创设方言馆，译西书数十种，是为中国知西学之始。迹其先几远跖，洵皆所谓豪杰之士也。若能明习中学而兼通西文，则有洋教习者，师生对语，不惟无误，且易启发。无洋教习者以书为师，随性所近，博学无方，况中国照会、条约、合同，华洋文义不尽符合，动为所欺，贻害无底。吾见西人善华语华文者甚多，而华人通西语西文者甚少，是以虽面谈久处而不能得其情，其于交涉之际失机误事者多矣。大率商贾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牍、条约，法文之用多。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惟是翻译之学有深浅，其仅能市井应酬语，略识帐目字者不入等；能解浅显公牍、书信，能识名物者为下等；能译专门学问之书，［如所习天文、矿学，则只能译天文、矿学书］非所习者不能译也，为中等；能译各门学问之书，及重要公牍、律法深意者为上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我既不能待十年以后译材众多而后用之，且译学虽深，而其志趣才识固未可知；又未列于仕宦，是仍无与于救时之急务也。是惟多译西国有用之书，以教不习西文之人，凡在位之达官，腹省之寒士，深于中学之耆儒，略通华文之工商，无论老壮，皆得取而读之，采而行之矣。译书之法有三：一、各省多设译书局，一、出使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译之，一、上海有力书贾、好事文人，广译西书出售，销流必广，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矣。［此可为贫士治生之计，而隐有开物成务之功，其利益与石印场屋书等，其功德比刻善书则过之。惟字须略大，若石印书之密行细字，则年老事繁之人不能多读，即不能多销也。今日急欲开发新知者，首在居官任事之人，大率皆在中年以上，且事烦暇少，岂能挑灯细读？译洋报者亦然］王仲任之言曰：“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沈；知今不知古，谓之聋瞽。”吾请易之曰：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夫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书，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哉？学西文者，效迟而用博，为少年未仕者计也；译西书者，功近而效速，为中年已仕者计也。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阅报第六

李翰称《通典》之善曰：“不出户、知天下，罕更事、知世变，未从政、达民情。”［元文“民”作“人”，乃避唐讳］斯言也，殆为今日中西各报言之也，吾更益以二语曰：寡交游、得切磋。外国报馆林立，一国多至万馀家。有官报，有民报。官报宣国是，民报达民情。凡国政之得失、各国之交涉、工艺商务之盛衰、军械战船之多少、学术之新理新法，皆具焉。是以一国之内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语。中国自林文忠公督广时，始求得外国新闻纸而读之，遂知洋情，以后更无有继之者。上海报馆自同治中有之，特所载多市井猥屑之事，于洋报采摭甚略，亦无要语。上海道月有译出西国近事，呈于总署及南北洋大臣，然皆两月以前之事，触时忌者辄削之不书，故有与无等。乙未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虽论说纯驳不一，要可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酖毒，破扪龠之瞽论，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方今外侮日亟，事变日多，军国大计、执政慎密，不敢宣言，然而各国洋报早已播诸五洲，不惟中国之政事也，并东西洋各国之爱恶攻取、深谋诡计，一一宣之简牍，互相攻发，互相驳辨，无从深匿，俾我得以兼听而豫防之，此亦天下之至便也。然而吾谓报之益于人国者，博闻次也，知病上也。昔齐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大抵一国之利害安危，本国之人蔽于习俗，必不能尽知之，即知之亦不敢尽言之，惟出之邻国，又出之至强之国，故昌言而无忌。我国君臣上下果能览之而动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国之福哉？近人阅洋报者，见其诋訾中国不留馀地，比之醉人，比之朽物，议分裂、议争先，类无不拂然怒者，吾谓此何足怒耶？勤攻吾阙者，诸葛之所求；讳疾灭身者，周子之所痛。古云士有诤友，今虽云国有诤邻，不亦可乎？

变法第七

变法者，朝廷之事也，何为而与士民言？曰：不然，法之变与不变，操于国家之权，而实成于士民之心志议论。试观曾文正为侍郎时，尝上疏言翰林考小楷，诗赋之弊矣［文集卷一］，及成功作相以后，若力持此议，当可成就近今三十年馆阁之人材，然而无闻焉，何也？大乱既平，恐为时贤所诟病也。李文忠尝开同文馆，刊公法格致各书矣，以次推行，宜可得无数使绝国，识时务之才，然而曲谨自好者相戒不入同文馆，不考总署章京，京朝官讲新学者阒然无闻，何也？劫于迂陋群儒之谬说也。夫以勋臣元老，名德重权，尚不免为习非胜是之谈所挠，而不睹其效，是亦可痛，可惜者矣。又如左文襄在闽创设船政，在甘创设机器织呢羽局，沈文肃成船政，设学堂，与北洋合议设招商局，丁文诚在山东，四川皆设制造洋枪枪弹局，此皆当世所谓廉正守道之名臣也，然所经营者皆是此等事，其时皆在同治中年、光绪初年国家闲暇之时，惜时论多加吹求，继者又复无识，或废阁，或减削，无能恢张之者，其效遂以不广。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请征之经，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易》义也。器非求旧惟新，《尚书》义也。学在四夷，《春秋》传义也。五帝不沿乐，三王不袭礼，礼时为大，《礼》义也。温故知新，［刘楚桢《论语正义》引《汉书》成帝纪：诏曰：“儒林之官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百官表》：“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孔冲远《礼记叙》：“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宪章，参当时之得失。”是汉、唐旧说皆以温故知新为知古知今］，三人必有我师，择善而从，《论语》义也。时措之宜，《中庸》义也。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义也。请征之史，封建变郡县，辟举变科目，府兵变召募，车战变步骑，租庸调变两税，归馀变活闰，篆籀变隶楷，竹帛变雕版，笾豆变陶器，粟布变银钱，何一是三代之旧乎？历代变法最箸者四事：赵武灵王变法习骑射，赵边以安；北魏孝文帝变法尚文明，魏国以治。此变而得者也。［若武灵之不终以嬖幸，魏之不永以子孙不肖，与变法无涉］商鞅变法，废孝弟仁义，秦先强而后促；王安石变法，专务剥民，宋因以致乱。此变而失者也。商、王之失在残酷剥民，非不可变也，法非其法也。［西法以省刑、养民两事为先务］请征之本朝：关外用骑射，讨三藩用南怀仁大炮，乾隆中叶科场表判改五策，岁贡以外增优贡、拔贡，嘉庆以后绿营之外创募勇，咸丰军兴以后关税之外抽厘金，同治以后长江设水师，新疆、吉林改郡县，变者多矣。即如轮船、电线创设之始，訾议繁兴，此时若欲废之，有不攘臂而争者乎？今之排斥变法者大率三等：一为泥古之迂儒，泥古之弊易知也。一为苟安之俗吏，盖以变法必劳思，必集费，必择人，必任事，其余昏惰偷安，徇情取巧之私计，皆有不便，故藉书生泥古之谈以文其猾吏苟安之智，此其隐情也。至问以中法之学术治理，则皆废弛欺饰而一无所为，所谓守旧，岂足信哉？又一为苛求之谈士，夫近年仿行西法而无效者亦诚有之，然其故有四：一、人顾其私，故止为身谋而无进境，制造各局，出洋各员是也。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一、爱惜经费，故左支右绌而不能精，船政是也。此时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朝无定论，故旋作旋辍而无成效，学生出洋、京员游历是也。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有器无人，未学工师而购机，未学舰将而购舰，海军、各制造局是也。此先后失序之病，非法之病也，乃局外游谈，不推原于国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责任之不专、经费之不充、讲求之不力，而吹求责效，较之见弹求鸮炙、见卵求时夜，殆有甚焉。学堂甫造而责其成材，矿山未开而责其获利，事无定衡，人无定志，事急则无事不举，事缓则无事不废，一埋一搰，岂有成功哉？虽然，吾尝以儒者之论折衷之矣，吕伯恭曰：“卤莽灭裂之学或作或辍，不能变不美之质。”此变法而无诚之药也。曾子固曰：“孔，孟二子亦将因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变法而悖道之药也。由吕之说则变而有功，由曾之说则变而无弊。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

变科举第八

朱子尝称述当时论者之言曰：朝廷若要恢复，须罢三十年科举。以为极好。痛哉斯言也！中国仕宦出于科举，虽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馀年，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遂有三场实止一场之弊。［钱晓征语］所解者高头讲章之理，所读者坊选程墨之文，于本经之义，先儒之说，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今时局日新，而应科举者拘瞀益甚，傲然曰：吾所习者孔、孟之精理，尧、舜之治法也。遇讲时务经济者，尤鄙夷排击之以自护其短，故人才益乏，无能为国家扶危御侮者。于是诏设学堂以造明习时务之人才，又开特科以搜罗之，夫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其来者必白屋钝士，资禀凡下，不能为时文者也。其世族俊才皆仍志于科举而已，即有特科之设，然廿年一举，为时过远，岂能坐待？则仍为八比，诗赋、小楷而已，救时之才何由可得？且夫齐衣败紫，晋曳苴履，赵文王好剑而士死于相击，越勾践好勇而士死于焚舟，从上所好也。两汉经学，实禄利之途驱之，使乡会试仍取决于时文，京朝官仍絜长于小楷，名位取舍惟在于斯，则虽日讨国人而申儆之，告以祸至无日，戒以识时务，求通才、救危局，而朝野之汶暗如故，空疏亦如故矣。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或曰：若变科举、废时文，则人不读五经四书可乎？于是有献学校贡举私议者曰：变科举者，非废四书文也，不专重时文，不讲诗赋、小楷之谓也。窃谓今日科举之制，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昔欧阳文忠知谏院时，恶当时举人鄙恶剽盗，全不晓事之弊，尝疏请改为三场分试，随场而去之法，每场皆有去留，头场策合格者试二场，二场论合格者试三场。其大要曰：鄙恶乖诞，以渐先去，少而易考，不至劳昏。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其说颇切于今日之情事。欧公之欲以策论救诗赋，犹今之欲以中西经济救时文也。今宜略师其意，拟将今日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层递取之，大率如府县考覆试之法。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学经济。假如一省中额八十名者，头场取八百名；额四十名者，头场取四百名，大率十倍中额。即先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试第二场。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此为西学经济。其虽解西法而支离狂怪，显悖圣教者斥不取，中额八十名者，二场取二百四十名，额四十名者，取一百二十名，大率三倍中额。再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试第三场。三场试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四书题禁纤巧者，合校三场均优者始中式发榜如额，如是则取入二场者，必其博涉古今、明习内政者也。然恐其明于治内而暗于治外，于是更以西政，西艺考之，其取入三场者，必其通达时务研求新学者也。然又恐其学虽博、才虽通，而理解未纯、趣向未正，于是更以四书文五经文考之，其三场可观而中式者，必其宗法圣贤、见理纯正者也。大抵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遍驳狂妄之弊，三场各有取义，较之偏重首场所得多矣。且分场发榜，下第者先归，二三场卷数愈少，校阅亦易，寒士无久羁之苦，誊录无卷多谬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而著重尤在末场，犹之府县试皆凭末覆以定去取，不愈见四书五经之尊哉？惟科举必以生员为基，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均可以例推之，岁科考例先试经古一场，即专以史论、时务策两门发题。生员岁考正场，原系一四书文、一经文，生员科考正场，原系一四书文、一策，亦照岁考例改为经文，以免荒经之弊。童试一切照生员，惟将正场第二篇四书文改为经文而已。盖生童考试旧章正与今日所拟科举之法相类。二十年来，经古场久已列算学一门，是尤不劳而理者也。难者曰：主司不能尽通新学，将如之何？曰：应试难，试官易。近年来上海编纂中外政学、艺学之书不下二十种，闱中例准调书，据书考校，何难之有？至外省主考学政，年力多强，诏旨既下，以三年之功讲求时务，自足以衡文量才而有馀。乡会试之外，惟殿试临轩发策，典礼至重，自不可废，然可即据以为授职之等差，朝考似为可省，及通籍以后，无论翰苑部曹，一应职官，皆以讲求政治为主。凡考试文艺、小楷之事断断必宜停免，惟当考其职业以为进退，则已仕之人才不致以雕虫小技困之于老死矣。难者曰：本朝名臣出于科举者多矣，安见时文之无益？不知登进限于一途，则英雄不能不归于一彀，此乃人才之亦能为时文，非时文之足以得人才也，且诸名臣之学识阅历，率皆自通籍以后始能大进。然则中年以前神智精力销磨于应举者不少矣，假使主文者不专以八比、诗赋为去取，所得柱石之臣、干城之士不更多乎？窃谓议者之说，意救时而事易行，实本明旨特科岁举，讲求经济之意而推阐之，因存其说于此，并将朱子论科举之弊及欧公论三场以渐去留之疏节录于左，可知七八百年以上之贤人君子，忧国势人才之不振、疾官人选举之无方，其谋虑固已如此，庶今世士大夫得有所儆语焉。

《东塾读书记》引朱子论科举

南宋时科举之弊，朱子论之者甚多，其言亦极痛切，今略举数条于此：《衡州石鼓书院记》云：“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为适然而莫之救也。”《学校贡举私议》云：“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主司命题，又多为新奇，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连之，于所当连而反断之，为经学贼中之贼，文字妖中之妖。”又云：“怪妄无稽，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语类》云：“今人文字全无骨气，自是时节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学，全无本柄，被人引动，尤而效之。如而今作件物事，一个作起，一个学起，有不崇朝而遍天下者，本来合当理会底事全不理会，直是可惜。”［卷一百三十九］“时文之弊已极，日趋于弱，日趋于巧小，将士人这些志气都消削得尽。莫说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才罢，学舍中无限好人材，如胡邦衡之类是甚么样有气魄，作出那文字是甚豪壮，当时亦自煞有人。及绍兴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时士人所作文字极粗，更无委曲柔弱之态，所以亦养得气宇。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气。”［卷一百九］“最可忧者，不是说秀才作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同上］问：今日科举之弊，使有可为之时，此法何如？曰：“更须兼他科目取人。”［同上］问：今日之学校，自麻沙时文册子之外，其他未尝过而问焉。曰：“怪他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过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件，学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设学校，却好教他理会本分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