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友斋丛说

尹文之墨；裘褐为衣，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者，为相里勤之墨；其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若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称墨经。而背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庄子则以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度数，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为墨。而以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为别是一种道术，而以宋钘尹文当之，韩非子之别三墨，则曰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苟子非十二子，亦以墨翟宋钘并言，则是二家道术元相近，互为出入者也。

《庄子》之论墨，曰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朘，胫无毛，沐甚风，栉疾雨，置万国。禹，大圣人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汉书》云：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其论墨氏之道术，不出此矣。

自三代而降，道散于殊涂。诸子百家盖甚众矣，未有与孔子并称者。然独称孔墨又云儒墨者何耶？盖诸子之中，独墨氏最近于儒。但俭而太固，又兼爱而略无等差，一失其中行，遂与吾儒大戾耳。

《墨子》之学，其道大觳，有类于禹，故亟称禹之道。犹许行治农，而遂为神农之言者也。其始皆本于古之圣人，至其末流之弊，遂愈远而愈夫其真矣。

《史记》曰：墨子盖墨翟，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荀子以子弓与仲尼并称，而尊之甚至。子弓或者即仲弓欤，盖孔子于诸人中，独许仲弓以南面，知不同于群弟子矣。同时又有轩臂子弓，他无所见，恐不足以当此。

孔丛子乃魏安王时人，孔子之后。其道术守其家法，盖儒家者流也。

春秋时有《曾子》、《子思》二书，或者出于其门人所记。言多舛驳，故不行于世耳。

又有邓析书，王孙子、新书、阙子、尸子、鲁连于、文子、范子、计然、田俅子、燕丹子、符子，大抵皆名法纵横之流也。

●卷二十子二

自三皇降而为帝，天下不复有皇矣。五帝降而为王，天下不复有帝矣。三王降而为霸，天下不复有王矣。然霸之后岂复有霸哉？仲尼之门，羞称五霸。盖以其疑于王，故严为之辨耳。自王而降即称霸，则霸亦岂可以易言哉？今世开口便说纯王之政，然究其所至，不知于霸者何如也。然五霸以齐桓为称首，而齐桓之所以霸者，管仲之力也。故孔子称之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军，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未尝以仁许人，独称管仲曰“仁”，盖深与之也。然三王治天下之道，著于六经。齐桓定霸之迹，载在《管子》。今观《管子》一书，自“牧民”以至“轻重”凡二十四卷，其中有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言、管子解、管子轻重，共八十五篇。而桓公之所以富国强兵取威定霸者，具在于是，是皆施之而有实效者也。则春秋战国诸子，其能若是班乎？

太史公《史记伯夷传》之后，即立“管夷吾传”。传中载其所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管子》八十五篇，大要不出此数语矣。

《管子》又曰：形不正者德不来，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饰德，万物毕得。翼然自求，神莫知其极。昭知天下，通于四极。故曰毋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得。是故意气定，此数言亦似道家语。

《管子》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战国诸人，唯功利是图，其能知礼义廉耻者，盖亦鲜矣。

又曰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源，使民于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源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其言皆切於治理，使有天下者举而措之，可以保常治矣。又岂特霸齐而已哉？

《管子》以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吡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于田野，处工必于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使旦暮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呜呼，由今之世，苟四民皆有定业，则民志定矣。民志定，而天下有不治者乎？

晏子则有《晏子春秋》，其所以治齐者，未必专于用墨，然观其宗庙之祀，豚肩不掩豆，瀚衣濯冠以朝，则亦俭而过苦。其术则本之墨氏。

法家者流，韩非、申不害、商鞅诸人是也。名家者流，彭蒙、田骈、慎到诸人是也。韩非有《韩非子》，申不害有《申子》，商鞅有《商君书》，慎到有《慎子》，世皆有其书。

《慎子》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今立法而行私，是与法争，其乱甚於无法。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於无君。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善不行。君立则贤者不尊。民一于君断法，国之大道也。慎子之言如此，而庄子以概乎皆尝有闻许之。余观其说，大率李斯之柄秦，用此道也。夫其说固自有此种道理。故人之生性刻急而速于就功者，不觉入于其中。然言法立而行私是与法争者是矣。至以尊贤为贤与君争者，是何等语耶？李斯信之，遂启坑儒之祸。呜呼，此所谓以学术杀天下者，非耶。

余观慎子之书，亦有切实最关于治理处。其言曰，投钩分财，投策分马，非以钩策为均也。欲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恶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蓍龟，所以立公言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真可谓善于言名者矣。

《文子》曰：川广者鱼大，地广者德厚。其言博大，不专于刻急。

又曰：水虽平必有波，衡虽正必有差。

《文子》曰：文子问老子，法安所从生，曰：法生于义，义生于众，应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乎人间，反己自正。其说甚平，名法之近道者。

世又有五子，盖鬻子、关尹子、尹文子子华子、鹖冠子是也。鬻熊是文王师，但其书不似周初人语，或者是伪书也。

太史公之论《韩非》曰：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可谓深得韩非之要矣。

韩非病治国者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廉直不容于邪枉。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难”五十五篇，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说难”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游，死不恨矣。”

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夫敬卿本儒术，而二子俱以名法显，竟以刻急自灭其身者，何也？或者得志之后，遂大背其师说耶。

太史公作史，以老子与韩非同传，世或疑之。今观韩非书中，有解老、喻老二卷，皆所以明老子也。故太史公于论赞中曰：申韩苛察惨刻，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则知韩非元出于老子。《韩非子》云：孔墨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生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人，学杂反行，明主弗受也。其意以为尧舜既无参验，是不足为，而但欲急近功以取效于目前者为得。呜呼，其卒至于亡国灭身，不亦宜哉。

《韩子》曰：规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无奈之何。纬文琐语曰：战国文章，孟子、庄周而下，孙武韩非所为最善，余人莫及。

《申子》与《商君》书，皆韩非之类。然其连类比事，不逮韩非远甚。

《商君》书曰：凡人主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为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则是其术专以急功利为首也。

阴阳家，有“洪范五行传”、“黄帝占”、“师旷占”、“京氏占”、“甘氏星经”、“石氏星经”，“及天官书”、“律历志”、“五行志”诸篇。

纵横家，今《鬼谷子》、《苏子》、《樗里子》、《战国策》，诸书皆是。

兵家莫过于《孙武子》，其余《六韬》、《黄石公三略》、《太公兵法》、《玄女战经》、《尉缭子》、《吴子》、《李卫公问对》、《素书》之类，皆出其下。

《史记》中有环渊接子邹衍邹奭之徒。注云：接子二篇，邹奭十二篇。

《史记》又有剧子尸子，刘向《别录曰》：尸子名佼，秦相卫鞅客也。鞅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书二十篇，凡六万余言。

《艺文志》有公孙龙子十四篇，赵人有吁子十八篇，名婴齐人。又有李子三十二篇，即李悝也，相魏文侯，富国强兵。

医家，如《素问》《中内经》与《灵枢经》之类，盖深明于阴阳之数，而深文隐义，亦非后人可及。纵不出于岐伯雷公，或者是秦越人仓公所传，而本之于岐伯雷公者也。其次则《八十一难》，亦皆古先圣贤之书，皆能知气运之流变，血脉之盛衰，病因之浅深，治疗之先后。必能知此，则处方投剂可以取效。今世但以朱丹溪为儒医，学医者皆从此入门，而不知素难为何物矣。正如学者不体认《经书》，但取旧人文字模仿成篇，欲取科第，亦有幸而偶中者，然学者以误国，医以杀人。其祸亦岂小小哉？

汉有张仲景，世称为医之圣。盖以其深明素难兼晓气运也。王叔和有《脉经》，则精通脉理。刘河间专言火，有《原病式》。张子和论汗吐下三法，有《儒门事亲》。李东垣以脾胃为主，有《脾胃论》。朱丹溪则言气血痰，皆因前人所未发。各申其见以补其所不及，学者当会其全可也。今但以丹溪为主，则是气血痰三者为足以尽天下之病哉。

世有《神农书》，盖孔门如樊迟请学稼。孟子时则许行为神农之言，或者是此辈假托为之耳。元魏贾氏有《农桑要术》，后有东《鲁王氏农书》，大率皆农家者流也。

世有《京房易传》，与焦贡易林郭璞洞林风角占诸书，此皆卜者之流。

世又有《唐子书》，《艺文类聚》引用。当是唐已前书也，所言是相法，或本之唐举。

《吕氏春秋》乃吕不韦之客所著。盖吕不韦既柄秦，遂招致天下之客，欲著书以自名家。故门下之客共成此书，大率亦名法之流。然文字尖新，不似先秦人语，又出于众人之手，言多舛驳。

汉兴，高祖时则陆贾上新语。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其言谓秦以暴虐亡，著秦之失，欲高祖之以王道致理也。

《新语》曰：君子为治也，混然无事，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人，亭落若无吏。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芸于野。若果能此，则去皞皞之风不远矣。

《袁子正部》云：淮南浮伪而多恢，太玄幽虚而少效，法言杂错而无主，新书繁文而鲜用。

文帝时有贾谊《新书》，大率皆论治，即以政事书演绎而广之者也。先儒谓谊通达国体，又其书所言，如铸钱储蓄劝种宿麦诸篇，则其学或本于管子。

董子天人策，其道术最正，此儒家者流也。今世所行《春秋繁露》，人谓其出于董子。然其言多禨祥谶纬，或者其本之《春秋》，而杂出于洪范《五行者》耶。

《淮南子》，亦是淮南王好客，而四方之客如太山小山八公之徒来从之游，遂共为此书。盖杂出于儒道名法诸家，天时地理无不贯综，博大弘衍，可谓极备。但其言舛驳不伦，亦以其成于众手也。桓次公《盐铁论》，盖次公见桑孔言利太急，故假诸文学与之辩难，言兴利固自有源，不专在刻。其言盖亦本之管子。

刘向《说苑》新序，盖儒家者流。其所载春秋战国之事，连类比事，成二家之言。于汉儒中最为雅驯。

汉末有杨子云，子云默而好深湛之思。作太玄以《拟易》，作法言以拟《论语》。而韩昌黎至比之荀子，其言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杨也，大醇而小疵。

苏子瞻云：杨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独晦于赋何哉？终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

东汉有桓谭《新论》，王节信《潜夫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王充《论衡》。魏有徐干《中论》，所言虽各有意见，然不以道术名家。谓之曰：论，固自别于诸子矣。

隋末有文中子，其所著又有续诗，有元经以续《春秋》。其中说亦所以拟《论语》，观其所论，皆本之王道，当亦不在荀卿、扬雄之下。其道虽不得大行于世，至其门人薛收、房乔、魏征、李靖辈，遂以其学用之于唐，佐太宗开太平之业。

古人有言，譬文中子之于六籍，其犹奴隶也。夫六籍，六经也。苟得为其奴隶，则亦得以窥圣人之门墙，而非离经叛道者矣。

汉有《邹子》，书中言董仲舒事，或者即邹长倩与公孙弘书者是也。有《秦子》，载孔文举刑哭父赏盗麦者二事。有《玄晏春秋》，乃玄晏先生皇甫谧书也。有《郭子》，载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语及刘道真事。又有袁子，皆汉晋时人也。有《抱朴子》，葛洪所著，葛洪以仙术闻，盖道家者流。

●卷二十一释道一

列儒释道为三教，不知起於何时。尝观北齐时，有问三教优劣于李士谦者，士谦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问者不能难。又唐时凡皇帝万寿节，则择吾儒中之有慧辩者，与和尚道士登坛设难，则是其来已千二百年矣。夫历千二百年以至今日，而其教卒不能灭者，是岂欲灭之而不能，将无能之而其道自不可灭耶？黄山谷言：“王者之刑赏，以治其外。佛者之祸福，以治其内。盖必有所取焉耳。”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释教之所以大明于世者，亦赖吾儒有以弘之耳。梁时有僧祐者，作《弘明集》二十卷，大率所载皆吾儒文字中之阐扬释教者。宋张商英亦有《护法论》，唐宋人文章妙丽而深明内典者，莫过于白太傅、苏端明、黄太史。其言亦足以弘明大教，故取其文数首著之篇，若道家之语，则载在老庄篇中，兹不录。自二十一以至二十二共二卷。

佛氏之教，自东汉末流入震旦，遂芽蘖于此矣。其初犹未蔓延，然其道实清虚玄远。士君之子性资高旷，易为所染，不觉浸浸入于其中。至典午氏，一时诸胜流辈喜谈名理，而佛氏之教奕奕玄胜，故竞相宗尚。如王丞相父子、谢太傅叔侄、刘尹、王长史、郄嘉宾、许玄度诸人，与支道林竺法深法汰于开法高座法冈诸道人，往复论难，研核宗本。其理愈为精深，而佛教始大行于中国矣。

清谈肇于乐汉末，至魏而盛。魏时如何晏、王弼、钟会、傅嘏之徒，但言老、易。至嵇、阮向秀辈，乐于诞傲，遂专崇《庄子》。盖《庄子》虽老氏之旁出，然其汪洋自恣，去封畛，混是非，齐得丧，正与诞放者合。及其诞放之极，卒致五胡之祸。而过江诸公遂以清虚玄远为宗，而盛谈释典矣。

夫杨氏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即老氏之教，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即释氏之教也。今世不谓二氏与杨墨同，然天地间自有此二种道理。吾圣人之教，其即所谓执中而能权者耶。

夫佛氏所谓三乘者，一曰声闻乘，二曰缘觉乘，三曰菩萨乘。声闻者，罗汉也，悟诸谛而得道。缘觉者，辟支佛也，悟十二因缘而得道。菩萨者，佛也，大道之人也，行六度而得道。罗汉得道，全由佛教，故以声闻为名。辟支佛得道，或闻因缘而解，或听环佩而得悟，神能独达，故以缘觉为名。菩萨方便则止行六度，真教则通修万行，功不为己，志存广济，故以大道为名。

夫释家不但三乘以菩萨乘为大乘，而诸经亦以“法华经”为大乘法宝者。盖诸经皆有所主，各执一偏。如《金刚经》只说空，《小品经》只说智慧，《圆觉经》只说平等，“维摩经”只说净名。此所谓一知半解之悟也。而《法华经》所言者，六波罗蜜也。六者，六度。波罗蜜者，此言到彼岸也。经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罗，尸罗者，精进也。五曰禅，禅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五者为舟，般若为导。导则俱绝有相之流，升无相之岸矣。六者皆登彼岸，斯则通修万行，广济一切。岂一知半解之悟可得并语哉？佛氏所谓六通，“三有经”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见远方之色。二曰天耳通，闻鄣外之声。三曰身通，飞行隐显。四曰他心通，水镜万虑。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尽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脱在心，朗照三世。然天眼、天耳、身通、他心、漏尽，此五者皆见在心之明也。宿命，则过去心之明也，因天眼发未来之智，则未来心之明也。乃知佛氏神通无所不有，如维摩经说富楼那为新学比丘说小乘法时，维摩诘为富楼那言，此比丘久发大乘心，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导之？时维摩诘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识宿命，曾于五百佛所殖众德本，即时豁然还得本心，此所谓宿命通者非耶。佛圆澄乳傍有一孔，以絮塞之。夜间读经，拔去此絮，则光照一室；又以麻油杂燕脂涂掌，千里外事彻见掌中，此所谓天眼通者非耶。鸠摩罗什听塔上铃声，则知国之兴废，此所谓天耳通者非耶。达摩知梁之将亡，遂踏芦渡江而去。宝志公每行游市中，其锡杖上常悬剪刀一把、尺一条、拂子一柄、镜一面。夫剪者，齐也。尺者，梁也。拂者，陈也。镜者，明也。盖言其身历齐梁陈三朝。志公本葬灵谷，至我朝，太祖因其处与孝陵有妨，遂迁其骨塔于鸡鸣山。皆以先识其身后之事，越千年而不爽毫发，此所谓未来心之明者非耶。盖其神通灵异，有不可以理推者，则所谓六通三明。岂顾神其说以欺后世哉？然此佛家谓之幻，正法藏中正不以此为贵也。

《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今人多作一句念，此二句是经中要旨。昔有人于五祖处参学回，偶诵此二语。六祖惠能于道中闻之，有动于中，遂往参礼。时五祖道场中法侣云集，惟惠能了悟遂传心印。今世人作一句念，殊失经文之义。盖“应无所住”是一句，而“生其心”是一句。若串做一句念，则是不生其心。然此心何可一刹那不生？一刹那不生，即入断灭相矣。故要时时生心，但不可住耳。夫此心本玲珑透彻，应变无方。若有所住即为有主，有主则碍，故不可住。至后又云：应生无所住心。此义晓然易见矣。此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安得不辨正之哉？

今世人所谓《心经》者，亦是不知出经之由，故谬呼之耳。盖此本是“大般若经”，因其卷数太多，猝难寻究，故撮其旨要而为此经。以心为名，盖言其至要，如人之有心也。昔晋世出经目亦有阿毗昙心出经，序云：阿毗昙心者，三藏之要领。咏歌之微言，源流广大。管综众经，领其宗会，故作者以心为名。况般若者，为六度之导师，而此经亦领其宗会，故亦以心名之。言其为大般若经之心，则心字属在上，当呼为“般若波罗密多心”，而“经字”则其总称耳。何故直呼为“心经”？今举世人皆念“心经”，失其本旨，则义何由明？惟晁文元深於内典，其“法藏碎金”称“般若心经”，盖得出经之由矣。

《莲经》内观音普门品，其所说偈语，不但理胜，即于本教中亦大有阐扬。昔李文正公初见某禅师，问如何是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师不即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