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学纪闻

为节。岂《时训》因《小正》而加详欤？”

孔子《三朝》七篇，《艺文志注》：孔子对鲁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大戴礼记》《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凡七篇。

乐

《乐纬动声仪》颛顼之乐曰《五茎》，帝喾之乐曰《六英》，《汉志》、《白虎通》云：“《六茎》、《五英》。”《帝王世纪》：高阳作《五英》、高辛作《六茎》。《列子注》以《六莹》为帝喾乐，《淮南子注》以《六莹》为颛顼乐。《通鉴外纪》云：“《汉志》、《世纪》仿六乐撰其名，故多异。”

徐景安《乐章文谱》曰：“五音合数，而乐未成文。案旋宫以明均律，迭生二变，方协七音。乃以变徵之声，循环正徵；复以变宫之律，回演清宫。其变徵以变字为文，其变宫以均字为谱。唯清之一字，生自正宫，倍应声同，终归一律。”陈晋之《乐书》谓：二变四清，乐之蠹也。四清之名，起于钟磬二八之文；二变之名，起于六十律旋宫之言，非古制也。朱文公曰：“半律，《通典》谓之子声，此是古法。但后人失之，而唯存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四律，有四清声，即半声是也。变宫、变徵，始见于《国语注》。《后汉志》乃十二律之本声，自宫而下，六变七变而得之者，非清声也。凡十二律皆有二变，一律之内通五声，合为七均。祖孝孙、王朴之乐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调者，每律各添二声而得之也。”正声是全律之声，如黄钟九寸是也。子声是半律之声，如黄钟四寸半是也。宫与羽，角与徵，相去独远，故于其间制变宫、变徵二声。《仁宗实录?叙皇祐新乐》云：“古者黄钟为万事根本，故尺量权衡，皆起于黄钟。至晋、隋间，累黍为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陈得古乐，遂用之。唐兴，因其声以制乐，其器虽无法，而其声犹不失于古。王朴始用尺定律，而声与器皆失之。太祖患其声高，特减一律，至是又减半律。然太常乐比唐之声犹高五律，比今燕乐高三律，失之于以尺而生律也。”其言皆见于范蜀公《乐书实录》，盖蜀公之笔也。房庶言以律生尺，蜀公谓黄帝之法也。司马公谓：胡、李之律生于尺，房庶之律生于量，皆难以定是非。蔡季通谓：律度量衡言盖有叙，若以尺寸求之，是律生于度；若以累黍为之，是律生于量，皆非也。故自为律吹之而得其声。蜀公父名度，故以度量为尺量。然《实录》不宜避私讳。

《淮南子?天文训》云：“律以当辰，音以当日。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京房六十律，钱乐之三百六十律，本于此。

《考工记?磬氏疏》：案《乐》云：“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尺八寸。”朱文公问蔡季通，不知所谓“乐”云者是何书？今考《三礼图》，以为《乐经》。《书大传》亦引《乐》曰：“舟张辟雍，鸧鸧相从。”汉元始四年，立《乐经》。《续汉志》鲍邺引《乐经》。今其书无传。

晋戴邈上表曰：“上之所好，下必有过之者焉。是故双剑之节崇，而飞白之俗成；挟琴之容饰，而赴曲之和作。”盖用阮籍《乐论》之语。《乐论》云：“吴有双剑之节，赵有挟琴之容。”

乐名，周以“夏”，宋以“永”，梁以“雅”，周、隋以“夏”，唐以“和”，本朝以“安”。

傅玄《琴赋》：齐桓曰“号钟”，楚庄曰“绕梁”，相如曰“燋尾”，伯喈曰“绿绮”。《宋书?乐志》曰：“世云燋尾，伯喈琴。以傅氏言之，非伯喈也。”今按《蔡邕传》注引《琴赋序》：相如“绿绮”，蔡邕“焦尾”。《宋志》恐误。

嵇叔夜《琴赋》：曲引所宜，则《广陵》、《止息》。李善注：应璩《与刘孔才书》曰：“听《广陵》之清散。”傅玄《琴赋》曰：“马融谭思于《止息》。”明古有此曲。韩皋谓：嵇康为是曲，当晋、魏之际，以魏文武大臣败散于广陵始；晋虽暴兴，终止息于此。今以《选》注考之，《广陵散》、《止息》，皆古曲，非叔夜始撰也。魏扬州刺史治寿春，亦非广陵。顾况《广陵散记》云：“曲有《日宫散》、《月宫散》、《归云引》、《华岳引》，然则‘散’犹‘引’也，败散之说非矣。”

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世说注》引东方朔樊英事。《乐纂》又谓：晋人有铜澡盘自鸣，张茂先曰：“此器与洛阳钟声谐，宫中撞钟，故鸣。”

《朱子语录》云：“《汉?礼乐志》刘歆说乐处亦好。”《汉志》无刘歆说乐，此记录之误。《近思续录》亦误取之。隋牛弘引刘歆《钟律书》，出《风俗通》。

周无射之钟，至隋乃毁。唐显庆之辂，至本朝犹存。物之寿亦有数邪！

徐氏之礼，善盘辟之容，而不能明其本；制氏之乐，纪铿枪之声，而不能言其义。汉世所谓礼乐者，叔孙通之仪，李延年之律尔。礼缺而乐遂亡，徐氏之容，制氏之声，亦不复传矣。

夏侯太初《辩乐论》：伏羲有《网罟》之歌，神农有《丰年》之咏，黄帝有《龙衮》之颂。元次山《补乐歌》有《网罟》、《丰年》二篇。《文心雕龙》云：“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竹弹歌》见《吴越春秋》。

韩文公《琴操》十首，琴有十二操，不取《水仙》、《坏陵》二操。

范蜀公《议乐》曰：“秬一稃二米，今秬黍皆一米。”杨次公非之曰：“《尔雅》秬，黑黍。秠，一稃二米。其种异。以为必得秠然后制律，未之前闻也。”晁子止曰：“纵黍为之则尺长，律管容黍为有馀，王朴是也。横黍为之则尺短，律管容黍为不足，胡瑗是也。”

《新唐书?乐志》多取刘贶《太乐令壁记》。

《吕才传》云：“制尺八，凡十二枚，长短不同，与律谐契。”尺八，乐器之名见《摭言》、《逸史》。《仙隐传》：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

《文子》曰：“听其音则知其风，观其乐即知其俗，见其俗即知其化。”与《乐记》意同。

《吕氏春秋》“齐之衰也，作为大吕。”即《乐毅书》所云“大吕陈于元英”者。

孔子鼓瑟，有鼠出游，狸微行造焉，获而不得，而曾子以为有贪狼之志。客有弹琴，见螳螂方向鸣蝉，惟恐螳螂之失也，而蔡邕以为有杀心。二事相类。

《琴操》曰：“聂政父为韩王治剑不成，王杀之。时，政未生。及长，入太山，遇仙人，学鼓琴。七年，琴成入韩。”岂韩有两聂政与？

范蜀公曰：“清声不见于经，唯《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今考皇祐二年，王尧臣等言：准正声之半，以为十二子声之钟，故有正声、子声各十二。子声即清声也。唐制以十六为小架，二十四为大架，今太常钟垂十六。旧传正声之外，有黄钟至夹钟四清声。又乐工所陈，自磬、箫、琴、龠、巢笙五器，本有清声。埙、篪、竽、筑、瑟五器，本无清声。刘几用四清声，未可以为非。

西山先生曰：“礼中有乐，乐中有礼。朱文公谓：严而泰，和而节。礼胜则离，以其太严，须用有乐。乐胜则流，以其太和，须用有礼。”

致堂胡氏曰：“礼、乐之书，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记》为《礼经》，指《乐记》为《乐经》。其知者曰：‘礼、乐无全书。’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诗》与《乐》相须，不可谓乐无书。《乐记》则子夏所述也。至于礼，夫子欲为一书而不果成，夏杞、殷宋之叹是也。”

鲁虽赐以天子之礼乐，其实与天子固有隆杀也。乐有夷蛮而无戎狄也；门有雉、库而无皋、应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无虞氏之爵也；俎用四代之俎，而豆无虞氏之豆也。其后鲁公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鲁公之制，陪臣僭三家之制。然鲁有郊庙之礼，始于惠公之请，在平王东迁之后。说见前。

乡饮酒，升歌三终，《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三终，《南陔》、《白华》、《华黍》。间歌三终，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合乐三终。《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盿》。《周南》、《召南》，《燕礼》谓之乡乐，亦曰“房中之乐”。大射，歌《鹿鸣》三终，《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管《新宫》三终。其篇亡。笙诗无辞，则管诗亦无辞。《左传》：宋公享昭子，赋《新宫》。则《新宫》有辞。

卷六 春秋

《春秋》之法，韩文公“谨严”二字尽之。学《春秋》之法，吕成公“切近”二字尽之。

《诗》亡然后《春秋》作。《诗》、《春秋》相表里，《诗》之所刺，《春秋》之所贬也。《小雅》尽废，有宣王焉，《春秋》可以无作也。《王风》不复《雅》，君子绝望于平王矣。然《雅》亡而《风》未亡，清议盖凛凛焉。《击鼓》之诗，以从孙子仲为怨，则乱贼之党犹未盛也。《无衣》之诗，待天子之命然后安，则篡夺之恶犹有惧也。更齐、宋、晋、秦之伯，未尝无《诗》，礼义之维持人心如此。鲁有《颂》而周益衰，变风终于陈灵而《诗》遂亡。夏南之乱，诸侯不讨而楚讨之，中国为无人矣。《春秋》所为作与。

春王正月，程氏《传》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耳。”胡氏《传》曰：“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朱文公谓：以《书》考之，凡书月皆不著时，疑古史记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后以天时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之义。而加春于建子之月，则行夏时之意亦在其中。以程子“假天时以立义”考之，则是夫子作《春秋》时，特加此四字以系年，见行夏时之意。如胡氏之说，则周亦未尝改月，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月下所书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后，月与事常差两月，恐圣人制作，不如是错乱无章也。刘质夫说，似亦以“春”字为夫子所加，但《鲁史》谓之《春秋》，似元有此字。石林叶氏考《左传》“祭足取麦，谷邓来朝”，以为《经》、《传》所记，有例差两月者，是《经》用周正，而《传》取国史。有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陈氏《后传》曰：“以夏时冠周月，则《鲁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书时，以见《鲁史》每正月书王以存周正，盖尊周而罪鲁也。”张氏《集传》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为正岁。《诗?七月》言月，皆夏时，而以周正为一之日。可见兼存之法。”沙随程氏曰：“周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吕成公《讲义》，于春字略焉，盖阙疑之意。”

胡文定《春秋传》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龟山谓：其说似太支离，恐改元初无此意。东莱《集解》亦不取。

隐元年有正月，后十年皆无正月。陆淳曰：“元年有正，言隐当立而不行即位之礼。十年无正，讥隐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贻祸。”

《春秋》书“侵”者才五十八，而书“伐”者至于二百一十三。苏氏谓：三《传》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辞曰“伐”。愚谓：《孟子》曰：“春秋无义战。”非皆有辞而伐也。

《金石录》：《鼎铭》有云：“王格大室即立。”按：古器物铭，凡言“即立”，或言“立中庭”，皆当读为“位”，盖古字假借。其说见郑氏注《仪礼》。秦泰山刻石犹如此。愚按：《周礼?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故书“位”作“立”，郑司农云：“立读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盖古字通用。《诅楚文》“变输盟刺”，即“渝”字，朱文公引以证《公》、《谷》“郑人来输平”即《左氏》“渝平”也。胡文定谓以物求平，恐不然。

《史记?孔子世家》：文辞有可与人共者，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曹子建《与杨德祖书》：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李善注引《史记》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今本无“子游”二字。

《公羊疏》：案闵因叙云：“昔孔子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今《经》止有五十馀国。通戎夷宿潞之属，仅有六十。庄七年《传》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氏曰：“不修《春秋》，谓‘史记’也。古者谓‘史记’为‘春秋’。”刘原父谓：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国宝书”、“三礼春秋”。朱文公谓：二书不传，不得深探圣人笔削之意。

王介甫《答韩求仁问春秋》曰：“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不足信也。”尹和静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难之也。废《春秋》，非其意。”朱文公亦曰：“《春秋》义例，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自信于心，故未尝敢措一辞。”

鹤山曰：“《春秋》由惧而作，书成而乱贼惧。乱贼盖陷溺之深者，而犹惧焉，则人性固不相远也。”其说本于吕成公《讲义》。

书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书齐崔氏出奔卫，此崔杼弑其君之始也。比事观之，履霜坚冰之戒明矣。圣人绝恶于未萌，必谨其微。

薛士龙《春秋旨要序》谓：先王之制，诸侯无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职于周之太史。隐之时，始更《鲁历》而为《鲁史》。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费誓》、《秦誓》列于《周书》，《甘棠》、《韩奕》编之《南》、《雅》，乌在诸侯之有史也。晋乘始于殇叔，秦史作于文公。王室之微，诸侯之力政焉尔。止斋《后传》因之。朱文公以为：诸侯若无史，外史何所稽考而为史？古人生子，则闾史书之。闾尚有史，况一国乎！愚谓：《酒诰》曰“矧太史友、内史友”，则诸侯有史矣。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历家推验精者，不过二十六，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历》考之，朔日失二十五，《鲁历》校之，又失十三。唐一行得二十七。朔差者半。本朝卫朴得三十五，独庄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

汉日食五十三，后汉七十二，唐九十三。《历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馀一交会。然《春秋》隐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虽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频食，是频交而食也。汉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频食。

西畴崔氏曰：“《春秋》桓四年、七年无秋冬，定十四年无冬，桓十七年书夏五而阙其月，庄二十二年书夏五月而阙其事，僖二十八年书壬申而不系之月，桓十年书五月而不系之夏，昭十二年书十二月而不系之冬。郭公、仲孙忌与凡日食而不系朔与日者，皆阙也。

《孟子题辞》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闻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义》云：“此《春秋纬》文。”愚谓：纬书起哀、平间，董生时未有之，盖为纬书者述此语耳。

公矢鱼于棠，朱文公曰：“据《传》曰‘则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汉武亲射蛟江中之类。按《淮南?时则训》‘季冬，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射鱼’，则《左氏》陈鱼之说非矣。”

《春秋》，正月书王者九十二，二月书王者二十有三，三月书王者一十九。元年，不以有事无事，皆书王。何休谓：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后。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先儒以为妄。

纪侯大去其国，陈齐之谓：圣人盖生名之。大，名也。若汉栾大是也。愚按：以“大”为纪侯之名，本刘质夫说。

鲁哀公问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何为记此？”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于人君乎！”此《韩非》书所载也。以《鲁论》“焉用杀”之言观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托圣言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传》取之，未详其意。

沙随《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隶古《春秋》作有蟘。《尔雅》：食叶蟘，音特。”《尔雅》：蜚，蠦蜰。郭璞注：蜰，即负盘臭虫。刘歆曰“负蠜”，误矣。江休复《杂志》：唐彦猷有旧本《山海经》，说“蜚处渊则涸，行木则枯”，疑《春秋》所书即此物。若是“负蠜”，不当云有，谓之多可也。

郎顗谓：鲁僖遭旱，修政自敕，时雨自降。然《春秋》于僖公初书雨，已而书雩，已而书大旱，公之德衰矣。

名不可不谨也。《春秋》或名以劝善，或名以惩恶，衮钺一时，薰莸千载。东汉豪杰耻不得豫党锢，慕其流芳也。我朝镌工之微，不肯附名党碑，惧其播恶也。名教立而荣辱公，其转移风俗之机乎！

公如京师，非礼也。晋、楚可以言如，京师不可以言如，于是朝觐之礼废矣。

仲子之赗，宰书其名；成风之赗，王不书天。正三纲也。《公羊氏》乃有“母以子贵”之说，谓之知《春秋》之义可乎？汉章帝不以尊号加于贾贵人，晋明帝不以尊号加于荀豫章君，犹近古也。

齐侯、卫侯胥命于蒲，《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定皆善之。刘原父以为自相命，非正也。止斋亦以为相推长也。于是齐僖称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责卫宣。愚谓：齐、卫胥命，此霸者之始。其末也，齐、魏会于徐州以相王。霜凝冰坚，其来渐矣。

书郊九，皆卜不吉。失时、牛灾，则书之。书大雩二十一，皆在午、未、申之月。建巳之雩，常事不书。

三书蒐于昭公之时，兵权在大夫。再书蒐于定公之时，兵权在陪臣。

定公六月即位，而于春夏书元年。《正义》谓：汉、魏以来，虽于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因于古也。《通鉴》汉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汉尚未亡，即以为魏黄初元年，朱文公谓：夺汉太速，与魏太遽，非《春秋》存陈之意。

《春秋》三书“孛”，而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史记?天官书》刘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见。”则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齐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骞禳之。晏子曰：“孛又将出，彗星之出，庸何惧乎？”则孛之为变，甚于彗矣。齐有彗星，见于《传》而《经》不书。

星孛东方，在于越入吴之后；彗见西方，在卫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

齐桓之将兴也，恒星不见，星陨如雨；晋文之将兴也，沙鹿崩。自是诸侯无王矣。晋三大夫之命为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无君矣。人事之感，天地为之变动，故董子曰：“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晋自武、献以来，以诈力强其国，故《传》曰：“晋人虎狼也。”“晋人无信。”“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春秋》书“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晋士匄帅师侵齐，至榖，闻齐侯卒乃还。”此《孟子》所谓彼善于此者，君子与之，义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剥》之上九，一阳尚存。《春秋》之作，见人心之犹可正也。

列国之变，极于吴、越。通吴以疲楚者，晋也。通越以挠吴者，楚也。《春秋》于是终焉。唐以南诏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诏。本朝以女真灭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将亡也，吾国又不监宣和，而用夹攻之策。不知《春秋》之义也。

邢有狄难，已迁于夷仪，三国之师城邢。俾反其国都，故列三国称师，以著其功。淮夷病杞，方伯不能斥逐蛮夷，使杞人安其都邑，乃城缘陵使迁，故书诸侯而不列序。狄入卫，逾年，齐侯方城楚丘以处文公，故但书城楚丘而不著其城之者。书愈略者，功愈降也。沙随程氏云。

齐桓之霸，自盟于幽，至会于淮，凡十有二会，而孔子称九合诸侯。刘氏《意林》曰：“始于幽，终于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兵车而已。庄十六年，九国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国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国会于柽。二年，四国盟于贯。五年，八国会王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国盟于宁母。八年，王人与七国会于洮。九年，宰周公与七国会于葵丘。十三年，七国会于咸。凡九合诸侯也。牡丘之盟，阳榖之会，淮之会，盖有兵车矣。”胡氏《通旨》曰：“桓公霸四十二年，会盟凡二十有一，独称九合，举衣裳之会尔。”《谷梁传》衣裳之会十有一，《论语疏》谓：不取北杏及阳榖为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