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园丛话

蕃部有金色鼠皆咋绝弓弦，而城坳忽幻光明，有四天王怒睨蕃帅，蕃帅大奔。由是敕诸寺院皆置四天王像，此其始也。

◎盂兰盆会《旧唐书。王缙传》载代宗奉佛缙为宰相，尝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设高祖以下七圣神座，备幡节龙伞衣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舁出内陈于寺观。是日排仪仗，百寮序立于光顺门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岁以为常。今盂兰盆会之始也。

◎宋儒《六经》孔、孟之言，以核《四子书》注，皆不合，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与《六经》孔、孟之言大异。《六经》言理在于物，而宋儒谓理具于心，谓性即理。《六经》言道即阴阳，而宋儒言阴阳非道，有理以生阴阳，乃谓之道。

戴东原先生作《原善》三篇及《孟子。字义疏证》诸书，专辩宋儒之失，亦不得已也。

萧山毛西河善诋宋儒，人所共知。同时常熟又有刘光被者，亦最喜议论宋儒。

尝曰：“朱晦庵性不近《诗》而强注《诗》，此《毛诗集传》所以无用也。”又曰：“一部《春秋》本明白显畅，为胡安国弄得七曲八曲。”其言类如此。西河同乡有韩太青者，著有《说经》二十卷，为西河作解纷，皆平允之论。

◎时艺袁简斋先生尝言虞、夏、商、周以来即有诗文，诗当始于《三百篇》，一变而为骚赋，再变而为五七言古，三变而为五七言律，诗之余变为词，词之余又变为曲，诗至曲不复能再变矣。文当始于《尚书》，一变而为《左》、《国》，再变而为秦、汉，三变而为六朝骈体，以至唐、宋八家，八家之文，又变而为时艺文，至时艺亦不复能再变矣。尝见梨园子弟目不识丁，一上戏场便能知宫商节奏，为忠，为孝，为好，为佞，宛对古人，为一时之名伶也。其论时艺虽刻薄，然却是有理。余尝有言：“虚无之道一出，不知收束天下多少英雄。时艺之法一行，不知败坏天下多少士习。”

董思白云：“凡作时文，原是虚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牵由人，无一定也。”

余在汴梁识海州凌仲子进士，仲子自言尝从江都黄文学为时艺，乃尽阅有明之文，洞彻底蕴，每语人曰：“时艺如词曲，无一定资格，今人辄刺刺言时文者，终于此道未深。”与思翁之言相合。

◎题目余尝论考试写题目低两格，写文则顶格，皆习焉不察。题目是圣贤经传，时文乃发明圣贤精义者，何以反高两格？试看《十三经注疏》，岂有注高于经，疏高于注耶？即《廿一史》本纪、列传、志、表题目，亦无有低两格者，不知当时何人定此式样。

◎纸钱纸钱之名，始见于《新唐书。王屿传》。盖汉以来，葬者皆有瘗钱，后里俗稍以纸剪钱为鬼事。开元二十六年，屿为祠祭使，始用之以禳祓祭祀。然古人有用有不用者，范传正谓颜鲁公、张司业家祭不用纸钱，宋钱若水不烧楮镪，邵康节祭祀必用纸钱。有明以来，又易纸锭、大小元宝，黄白参半，与纸钱并用。近人又作纸洋钱，乡城俱有之，真可笑也。

◎七七丧家七七之期，见于《北史》、《魏书》、《北齐书》及韩琦《君臣相遇传》。

又顾亭林《日知录》、徐复祚《村老委谈》、郎瑛《七修类稿》皆载之。要皆佛氏之说，无足深考。惟《临淮新语》谓始死七日，冀其一阳来复也。祭于来复之期，即古者招魂之义，以生者之精神，召死者之灵爽，至七七四十九日不复，则不复矣，生者亦无可如何也。此说最通。

●丛话四。水学◎总论尝论天下之水，自淮而北，由九河入海，《书》所谓“同为逆河，入于海”

者是也。自淮而南，由三江入海，《书》所谓“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是也。今九河既塞，故燕、赵之间多霖潦，三江既塞，故三吴之间多水患。

江南治江，淮北治河，同一治也，而迥然不侔。黄河之水，迁徙不常，顺逆乍改，其患在决。虽竭人功，而天司其命。江南之水，纡回百折，趋纳有准，其患在塞。虽仰天贶，而人职其功。

大都论水于江北其利在漕，论水于江南其利在田。江北惧水，黄河之徙，江南病水，太湖之溢。以治河之法治江，恐未必有济，以治河之费治江，则事半而功倍矣。

三吴，泽国也，万水所归，东环沧海，西临具区，南抵钱塘，北枕扬子。其中潴蓄者，则有庞山、阳城、沙河、昆城诸水，宣泄者，则有吴淞、刘河、白茅、七浦诸水，纵横联络，如人之一身，血脉流通，经络贯串。盖血脉不和则病，经络不舒则困，然一人得病，无伤于天地之和，一方得病，实有关于万民之命。

昔人于溧阳之上尝为堰坝，以遏其冲，于常州则穿港渎，以分其势，于苏州则开江湖以导其流，并疏塘浦以通其脉，又备规制以善其后。惟是上源之来者不衰，下流之去者日滞，潮汐往来，易于淤塞。故唐末五代有撩浅夫、开江卒，以时浚治，水不为害，而民常丰足。

治水之大要惟二道，曰蓄曰泄而已。蓄以备旱，泄以防潦，旱则资蓄以灌溉，水则资泄以疏通。

宋政和间赵霖体究治水之法有三，一曰开治港浦，二曰置闸启闭，三曰筑圩裹田。隆兴间李结又献治田之法，一曰敦本，二曰协力，三曰因时。故郏言水利专于治田，单锷言水利专于治水。要之治水即所以治田，治田即所以治水。总而言之似瀚漫而难行，柝而治之则简约而易办。高田之民自治高田，低田之民自治低田，高田则开浚池塘以蓄水，低田则挑筑堤防以避水。池塘既深，堤防既成，而水利兴矣。

范文正公曰：“今之世有所兴作，横议先至。”至哉言乎！故水利之不兴有六梗焉，大都为工费浩繁，库无储积，一时难于筹划，则当事为之梗。享其利者而欲避其事，恐科派其膏腴之田而为累也，则官宦家与富豪者为之梗。或有惑于风水之说，某处不宜开，某处不宜塞，为文运之攸关，则科第家与诸生监为之梗。

小民习懒性成，难与图始，则刁顽为之梗。卖法者多，程功者少，则吏胥为之梗。

甘苦之相畸，劳逸之相悬，张弛之相左，则怨咨者为之梗。此六梗者，水利之所以不兴，而人心之所以未定也。

宋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吴水利者三十余次。明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吴水利者亦三十余次。盖开江治水，未免扰民，然正恐其扰民，故开江治水。

夫天下事最误于因循，而亦忌速成。如治水大事也，岂能限时日而奏功乎！

大约一年二年而围岸可成，三年四年而沟洫可深，五年六年而浦渎可通，七年八年而三江可入，至于九年十年，则无不告厥成功矣。

◎太湖太湖之为震泽、具区、笠泽、五湖，前人载之甚详，可不具论。惟是襟带三州，众水所宅，东南之利害系焉。其西北则自建康等处入溧阳，迤逦至长塘河，并镇江、丹阳、金坛、茅山诸水，会于宜兴、荆溪以入。其西南则自宣歙、天目诸山，由临安、余杭以及湖州之安吉、武康、长兴、乌程，合苕、两溪之水以入，汇为巨浸，分布诸河。一由吴江出长桥入吴淞，一由长洲出昆山入刘河，一由无锡出常熟入白茆，皆入于海。其底定也，则灌溉三吴之民田而享其利，其泛滥也，则浸淫三吴之民田而被其害。是以古人之治水也，疏其源，导其流，皆为民兴利除害而已。

徐贯曰：“太湖之水，上流不浚，无以开其源，下流不浚，无以导其归。”

洵至言也。今五堰既塞，广通又废，而吴江长桥一带亦淤垫，几成平陆。然上筑周行以通行旅，下开堰洞以泄湍流，似可以为万世之利矣。而不知湍流不畅则不达于枝河，枝河之水不达于三江，三江之水不达于大海。故遇旱则赤地千里，遇水则一望汪洋，而农田为之害。农田日害而下民穷蹙，下民穷蹙而赋无所出，皆听命于天时，而实非也。

或有问于余曰：“太湖之水，为长桥所塞，致三吴有漂没之忧，何不去之，以复古之旧迹乎？”曰：“不可也。从来治水治田，两者相兼，舟行陆行，不能偏废。且病积日久，难以施功。岂去一长桥，而遂能为三吴之利耶？只求斩其茭芦，浚其淤积，相其地宜，顺其水性，修其堰洞，通其湍流而已矣。”

说者谓吴江未筑长堤以前，吴中自来无水患。既筑长堤以后，横截湖流，不能宣泄，水患始于此矣。余曰不然，吴地襟江带海，淤潮易积，虽不筑堤，亦难治也。试看五代、宋、元以来，有营田军、庸田使、农田水利使、都水营田使，以及都水监诸官，又有所谓撩浅夫、开江卒者，年治月修，故得丰稔。夫修治而不得其法，即为水患，况不修治耶？由此言之，太湖诸口，自宜常通，不宜略塞。

水利之官，自宜特设，不宜兼领耳。

◎三江三江之说，自昔互异。或以班固、韦昭、桑钦诸家为是，或以孔安国、郭璞、张守节、程大昌为是。余以为俱可弗论，总之以导江入海为第一义，俾有蓄泄以溉三吴之民田为第二义。盖古之治，治水也，今之治，治田也。时代既移，沧桑莫定，虽考订精详，寻其故道，岂再能复禹之旧迹乎？但以目前而论，震泽之下可通入海者，惟吴淞、刘河、白茅为最利，即今日之三江也。

王同祖曰：“三江通，则太湖诸水不为害，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皆安，而民被其利。三江不通，则太湖东注，泛滥为灾，三吴先受其害矣。”

故东南治水，三吴为急。

自禹导三江之后，历周、秦、汉、魏、晋、唐，不言三吴有水患，而水患之来却有故焉。一塞于东江，再塞于长桥，水已失其宅矣。后之人但知开浚三江之为利，而不知屡开屡塞之为害也。今之治水者，莫若因其势之便而导之，如近三泖者使入黄浦，近沙河者使入娄江，近昆城者使入白茅是也。

大凡治事必需通观全局，不可执一而论。昔人有专浚吴淞而舍刘河、白茅者，亦有专治刘河而舍吴淞、白茅者，是未察三吴水势也。盖浙西诸州，惟三吴为卑下，数州之水，惟太湖能潴蓄。三吴与太湖相联络，一经霖潦，有不先成巨浸乎？

且太湖自西南而趋东北，故必使吴淞入海，以分东南之势，又必使刘河、白茆皆入扬子江，以分东北之势。使三江可并为一，则大禹先并之矣，何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也，后之人有能翻大禹之旧案乎！

昔人有以钱塘、扬子、吴淞为三江者，谓杭州筑长林堰，而太湖东南之水不得入于钱塘；自常州筑五堰，而太湖西北之水不得入于扬子；独吴淞一江当太湖下流，泄三州之水以注海。此又一说也。

治三江者，自当以吴淞为急，刘河、白茅为次。三吴诸水，众流所归，总汇于太湖。而吴淞当太湖之冲，使先泄上流，其势然也。假使嘉庆二十四年不开吴淞，则癸未年之水，泛溢于三吴之间，民皆鱼鳖矣，可不危哉！

◎来源三吴水源，天目为大，其水东出临安，泛溢而为苕、，入于具区。又自天目东南出杭州天竺诸山，汇而为西湖，一由昭庆寺前流入松木场为下河，一由涌金水门入城为濠，分布诸河，至得胜诸坝为上河，以灌海宁之田。如西湖水溢，则由诸坝流入下河，合于余杭塘河。一遇霖潦，则从石门、桐乡、嘉兴、松江以入吴淞、黄浦诸港，则下流先为浸溢，太湖之水相与抗衡，反无归缩之路矣。

溧阳之上有五堰，古来治水者，所以节宣歙、金陵、九阳江诸水，由分水、银林二堰，直趋太平之芜湖，以入大江。其后以商人由宣歙贩运木东入两浙，以五堰为艰阻，因绐官司废去五堰，则诸水皆入于荆溪，而汇于震泽。

广通坝者，实与五堰相表里，所以障宣歙、广德、金陵诸水，使之不入太湖也。明永乐元年，成祖迁都于燕京，苏州民吴相伍以水为下流患，引宋单锷书上奏，改筑土坝，设官吏佥同溧阳、溧水两县，民夫四十名守坝，使宣歙诸水不入震泽。正统二年，周文襄又为重修，增高土石，奉有钦降版榜，如有漏泄水利，淹没苏、松田禾者，坝官吏皆斩，夫邻充军，如此其重也。今之议论三江，辄从下流开浚，而无有言及五堰、广通坝者。是东坡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太湖诸水于上流既有五堰，又有宜兴、荆溪、阳湖之百渎，乌程、长兴之七十二矣。下流则又有无锡之二十一港，而独山门、吴塘门为之大，长洲之六港，而沙墩、金市为之大，吴县之九港，而铜坑、胥口为之大，吴江、震泽之七十二港，而长桥为之大。皆所以通经递脉，以杀其奔冲之势，而为太湖分泄者也。今大半湮塞，难于复旧。而民之利其业者，又惮于疏浚，以积其弊，日复日深。故郏曰：“譬诸一人之身，五堰为首，荆溪为咽喉，百渎为心，震泽为腹，旁通震泽枝河则为脉络众窍，而吴江为足。”今废五堰，使宣歙诸水不入于芜湖，反东注震泽，而长桥又阻之，使太湖之水积而不泄。是犹桎其手，缚其足，塞其众窍，以水沃其口，沃之而不已，必腹满而气绝矣。

近世言东南水利者，辄引《尚书》“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二语，以开浚三江为首务。然既知太湖之水有去处，而不知太湖之水从何处来耶？上古地广人稀，以治水为急。今则赋繁财重，以治田为急。若不量其远近，视其高下，察其浅深，与夫水源之来历，而欲兴水利，亦难矣哉！

◎枝河三江为干河，诸浦为枝河。干河则用孟子之水利，浚河导海是也。枝河则用孔子之水利，尽力沟洫是也。

既知太湖之来源矣，则太湖诸水从何处去乎？曰枝河也。既知三江之入海矣，则三江诸水从何处来乎？曰枝河也。故治水者，干河既深，而枝河亦自要紧。凡民田落在官塘者，不过百分中之一分，其田多在腹内，其利多在枝河。譬如花果树，百千枝干，皆附一本而生，开花结实者，则从枝干而发。若仅治干河，不治枝河，徒费财力无益也。

大凡浚治水利者，往往于大工告成之后，力疲心懈，不复议及善后经久之计，每置枝河于不问，辄曰且俟异日，而不知前功尽弃矣。必使各枝河得利业户照田论工，先后并举，各治己田，水远路遥，一时尚难周遍，况漠然置之哉！浚干河时，凡干河诸水，悉决诸枝河，而后大工可就。浚枝河时，凡枝河之水，悉归诸干河，而后小工易成。此不易之论也。

◎水利郏有言：天下之利，莫重于三吴。三吴之利，莫重于水田。盖江南之田，古为下下，今为上上者何也？有太湖之蓄泄，江海之利便也。故大江南北，财赋所出，全资乎水利。

三吴地势，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则引湖水以溉田，水多则泄田水繇江以入海。潴水泄水，两得其宜。故鲜水旱之忧，皆膏腴之地。今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

凌云翼曰：东南水利，犹人身之血脉也。东南财赋，犹人身之脂膏也。善养生者，必使百节不滞，而后肢体丰腴，元气自足，盖财赋俱出农田，农田资乎水利。故水利不修，则田畴不治；田畴不治，则五谷不登；五谷不登，而国用不足矣。欲求水利，先除水害。盖水之害在泛溢，此水年之所以不泄而为田害也。水之利在氵亭泓，此旱年之所资灌溉而为田利也。以治田之法治水，则水利兴；以治水之法治田，则田自稔。故曰善治农田者，必资乎水利；善治水利者，必溯其源流。

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则当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者，则当拔其本，塞其源。况水之利，尤当深探其本，而穷究其源者也。

古圣人尽力沟洫，非止为治田之计，正欲就其顺下之性，引而导之，入于江，入于海，俾无阻滞，旱涝皆宜。国计民生，即赖于是。国计者何？赋税是也。民生者何？力田是也。

王叔杲曰：“国家之视江南，犹富室之视腴产，不可使农田一日不加勤恤也。

使患至而赈抚之，一出一入，其费增倍。与其修治于已患，不若预防于未来；与其骤兴于一时，以多两倍之费，不若施工于平日，以成十倍之功。

吴中水利，固惟浚枝河为要务，筑圩岸为急需。究其本源，则枝河淤塞者，由圩岸坍塌。圩岸坍塌者，由人力怠惰。余以为开渠者，土无堆积，而即为圩岸。

筑堤者，无从取土，而即以开渠。二者相兼，其功百倍。盖开得河深，灌溉自利，筑得堤高，泛溢无虞也。故郏曰：“取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塘浦阔深，则水通流而不能为田之害。堤岸高厚，则田自固而不至使水冲决，势必趋于江与海也。如此则高低皆利，而无水旱之忧矣。

五代钱氏不废汉、唐治水之法，自今之嘉兴、松江沿海，而东至于太仓、常熟、江阴、武进，凡一河一浦，皆有堰闸，使蓄泄以时，旱潦无患，而田自利。

其时岁丰人乐，每米一石钱五十文。范文正守三吴，大兴水利，斗米十钱。至南宋，农政不修，水利不举，三吴之田，日渐隳坏，则石米一贯矣。以此推之，兴水利则如此，不兴水禾则如彼。

郦道元曰：“东南地卑，万流所凑，而常熟之地，在三吴尤为卑下。”何也？

上流则太湖东泄之水，由吴江经郡城，合元和塘诸流，会于常熟；下流则太湖北泄之水，由无锡而东，合宛山、鹅湖、华荡诸流，亦会于常熟。在汉、唐时，本有三十二浦以泄诸水，旱则资潮汐以灌田，涝则分诸浦以入海，田常丰熟，而民力有余，故谓之“常熟”。每年赋税，甲于三吴。今则不然，白茅、七鸦诸浦已废矣，而独留福山港一线之道，亦淤塞仅通舟楫，欲其常熟得乎！此所谓知其末，不知其本矣。

国家修治黄河，费无所惜，修治运河，费无所惜者，为转漕故也。漕从何来乎？江、浙之赋为重也。江、浙之赋何忧乎？曰水利之道不兴也。

许光凝曰：“开一江，有一江之利，浚一浦，有一浦之利。考之前古，有置闸之启闭，有围田之厉禁，有浚川之舟楫，有水课之殿最，所以为三吴之利者甚备，济旱如救焚，防潦如拯溺。故曰欲享其利，不得不除其害也。

◎水害王政所重，莫先民食，而食出于农，农资于水。水得其用，可以挽凶而为丰，化瘠以为沃，利莫大焉。水不得其用，可以反丰而致凶，化沃以为瘠，害莫甚焉。

三吴水利，固在太湖，三吴水患，亦在太湖，所谓有大利必有大害也。昔钱公辅守金陵，常究五堰之利，而不知五堰以东之害，所谓知其利不知其害也。又谓三江通，则三吴均晕其利，三江不通，则三吴均受其害。今地方县令，但知奉檄追征，痛恨小民之逋负，而不知漳负之所由。大吏监司，但知谨守前规，痛惜东南之凋弊，而不知凋弊之所至。

禾生于水，溺之则死，禾资于水，养之则熟。三吴之间，低田多而高田少，故水平则为利，水溢则为害。

古人治水之道，必观其源，溯其委，上筑五堰以节其流，而使发源之水西出于芜湖；下疏三江以杀其势，而使诸渎之水东入于沧海。后世五堰既开，则来者愈迅，湖堤既障，则去者复缓。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冲，而下有潮沙之涌，其不为三吴之害者几稀矣。

或谓自海塘南障，三江北折，而太湖之尾闾已失其势矣。或又谓太湖泄水第一要处全在吴江之长桥，自宋时筑堤驾桥，元时又易以石，虽留堰洞以泄水势，而咽喉已塞，积于渐高，使上流阻遏，下流散缓，而吴淞日坏者，石堤之害也。

昔人论吴江东通青龙江，由青龙入海之处，因监司相视，恐走漏商税，遂塞此江。夫商税利国无几，而湮塞湍流，其害莫大。

农人之利于湖也，始则张捕鱼虾，决破堤岸，而取鱼虾之利。继则遍放茭芦，以引沙土，而享茭芦之利。既而沙土渐积，乃挑筑成田，而享稼穑之利。既而衣食丰足，造为房屋，而享安居之利。既而筑土为坟，植以松楸，而享风水之利。

湖之淤塞，浦之不通，皆由于此。一旦治水，而欲正本清源，复其故道，怨者必多，未为民便也。或曰：“兴举水利，正所以便民也。譬诸恶人不惩治，病者无医药，恐岁月寝久，日渐填塞，使水无所泄，旱无所溉，农民艰困，赋税无由，为三吴之大害，当何如耶？”余则曰：“方将兴利以惠民，何忍扰民以增害。然单锷有言：”上流峻急，则下水泥沙自然啮去。‘今能以太湖之水，通泄三江之口不淤，则向之豪民占而为田、为屋、为坟墓者，可十坍其五六。此不待惩而自治，不待医而自药矣。“

三吴之民，但知水旱之为害，而不知人事之不修。遂谓湖之浅深，江之通塞，无关紧要，而一经水旱，事穷势迫，抢地呼天而莫之应，是谁之过欤？今太湖、百渎、七十二皆湮没矣，枝河枝港半成茭芦矣，白茅、刘河、七浦皆为平陆矣。

吴淞虽开，水流不畅，以浩渺无涯之水，决他何处去耶？呜呼！旱年则水无自蓄，水年则水无自泄，三吴水旱之忧，恐自此始矣。

水之为利甚广，而害亦甚广。盖治之则为利，不治则为害也。所谓害者，害民田也。民田一害，则民食何由而生？赋税何由而出？饿死者有之，鬻儿女者有之，迫而为盗贼者有之。至如去年之水，田禾既湮没矣，民舍亦漂流矣，而城郭之坍塌，坟墓之冲决，桑麻之枯萎，花豆之不登，至于流离载道，民不聊生，反劳圣躬之筹画，不惜数十万帑藏，以加惠元元，水之为害至于此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