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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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角立对峙，争立法权，久之卒相调和，合为国民评议会（Comitia Tributa），故后虽变为帝政，而罗马法之发达，独称完备，至今日各国宗之。及条顿人与罗马代兴，即有所谓人民总会者（Tolkmoot），有所谓贤人会议者（Wetenagemot），皆集合人民，而国王监督之，以行立法之事，逐渐进化，遂成为今日之国会，所谓巴力门（Parliament）者是也。十八世纪以来，各国互相仿效，愈臻完密，立法之业，益为政治上第一关键，战国家之盛衰强弱者，皆于此焉。虽其立法权之附属，及其范围之广狭，各国不同，而要之上自君相，下及国民，皆知此事为立国之大本大原，则一也。

耗矣哀哉，吾中国建国数千年，而立法之业，曾无一人留意者也。

《周官》一书，颇有立法之意，岁正悬法象魏，使民读之，虽非制之自民，犹有与民同之之意焉。汉兴萧何制律，虽其书今佚，不知所制者为何如，然即汉制之散见于群书者观之，其为因沿秦旧，无大损益，可断言也。魏明帝时，曾议大集朝臣，审定法制，亦不果行。北周宇文时，苏绰得君，斐然有制度考文之意，而所务惟在皮毛，不切实用。盖自周公迄今三千余年，惟王荆公创设制置条例三司，能别立法于行政，自为一部，实为吾中国立法权现影一瞥之时代。惜其所用非人，而顽固虚憍之徒，又群焉掣其肘，故斯业一坠千年，无复过问者。呜呼！荀卿“有治人无治法”一言，误尽天下，遂使吾中华数千年，国为无法之国，民为无法之民，并立法部而无之，而其权之何属更靡论也；并法而无之，而法之善不善更靡论也。

夫立法者国家之意志也。就一人论之，昨日之意志与今日之意志，今日之意志与明日之意志，常不能相同。何也？或内界之识想变迁焉，或外界之境遇殊别焉，人之不能以数年前或数十年前之意志以束缚今日，甚明也。惟国亦然。故必须常置立法部，因事势，从民欲，而立制改度，以利国民。各国之有议会也，或年年开之，或间年开之，诚以事势日日不同，故法度亦屡屡修改也。乃吾中国，则今日之法沿明之法也，明之法沿唐宋之法也，唐宋之法沿汉之法也，汉之法沿秦之法也。秦之距今，二千年矣，而法则犹是。是何异三十壮年，而被之以锦绷之服，导之以象勺之舞也。此其敝皆生于无立法部。君相既因循苟且，惮于改措，复见识隘陋，不能远图；民间则不在其位，莫敢代谋。

如涂附涂，日复一日，此真中国特有之现象，而腐败之根原所从出也。

彼祖述荀卿之说者曰：但得其人可矣，何必龂龂于立法。

不知一人之时代甚短，而法则甚长；一人之范围甚狭，而法则甚广；恃人而不恃法者，其人亡则其政息焉。法之能立，贤智者固能神明于法以增公益，愚不肖者亦束缚于法以无大尤。

靡论吾中国之乏才也，即使多才，而二十余省之地，一切民生国计之政务，非百数十万人不能分任也，安所得百数十万之贤智而薰治之？

既无人焉，又无法焉，而欲事之举，安可得也？夫人之将营一室也，犹必先绘其图，估其材，然后从事焉。曾是一国之政，而顾一室之不若乎？

近年以来，吾中国变法之议屡兴，而效不睹者，无立法部故也。

及今不此之务，吾知更阅数年、数十年，而效之不可睹，仍如故也。

今日上一奏，明日下一谕，无识者欢欣鼓舞，以为维新之治可以立见，而不知皆纸上空文，羌无故实。不宁唯是，条理错乱，张脉偾兴，宜存者革，宜革者存，宜急者缓，宜缓者急，未见其利，先受其敝。无他，徒观夫西人政效之美，而不知其所以成其美者，有本原在也。本原维何？

曰立法部而已。

第二节论立法行政分权之理立法、行政分权之事，泰西早已行之，及法儒孟德斯鸠，益阐明其理，确定其范围，各国政治，乃益进化焉。

二者之宜分不宜合，其事本甚易明。人之有心魂以司意志，有官肢以司行为，两各有职而不能混者也。彼人格之国家，何独不然。虽然，其利害所存，犹不止此。孟德斯鸠曰：“苟欲得善良政治者，必政府中之各部，不越其职然后可。然居其职者往往越职，此亦人之常情，而古今之通弊也。故设官分职，各司其事，必当使互相牵制，不使互相侵越。”

又曰：“立法、行法二权，若同归于一人，或同归于一部，则国人必不能保其自由权。何则？两权相合，则或借立法之权以设苛法，又借其行法之权以施此苛法，其弊何可胜言！如政府中一部有行法之权者，而欲夺国人财产，乃先赖立法之权，豫定法律，命各人财产，皆可归之政府，再借其行法之权以夺之，则国人虽欲起而与争，亦力不能敌，无可奈何而已”云云。此孟氏分权说之大概也。

孟氏此论，实能得立政之本原。吾中国之官制，亦最讲牵制防弊之法，然皆同其职而提掣肘之，非能厘其职而均平之。如一部而有七堂官，一省而有督、有抚、有两司、有诸道，皆以防侵越、相牵制也。而不知徒相掣肘，相推诿，一事不举，而弊亦卒不可防。西人不然。凡行政之事，每一职必专任一人，授以全权，使尽其才以治其事，功罪悉以属之，夫是谓有责任之政府。若其所以防之者，则以立法、司法两权相为犄角。

（司法权别论之。）立法部议定之法律，经元首裁可，然后下诸所司之行政官，使率循之。行政官若欲有所兴作，必陈其意见于立法部，得其决议，乃能施行。其有于未定之法而任意恣行者，是谓侵职，侵职罪也；其有于已定之法而奉行不力者，是谓溺职，溺职亦罪也。但使立法之权确定，所立之法善良，则行政官断无可以病国厉民之理，所谓其源洁者其流必澄，何此一一而防之。故两者分权，实为制治最要之原也。

吾中国本并立法之事而无之，则其无分权，更何待言。然古者犹有言：“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有司。”

亦似稍知两权之界限者然。汉制有议郎，有博士，专司讨议，但其秩抑末，其权抑微矣。夫所谓分立者，必彼此之权，互相均平，行政者不能强立法者以从我。若宋之制置条例司，虽可谓之有立法部，而未可谓之有立法权也。何也？其立法部不过政府之所设，为行政官之附庸，而分权对峙之态度，一无所存也。唐代之给事中，常有封还诏书之权，其所以对抗于行政官使不得专其威柄者，善矣美矣；然所司者非立法权，仅能摭拾一二小故，救其末流，而不能善其本也。若近世遇有大事，亦常下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督抚、将军会议，然各皆有权，各皆无权，既非立法，亦非行政，名实混淆，不可思议。故今日欲兴新治，非划清立法之权而注重思之，不能为功也。

第三节论立法权之所属立法权之不可不分，既闻命矣，然则此权当谁属乎？属于一人乎，属于众人乎，属于吏乎，属于民乎，属于多数乎，属于少数乎？此等问题，当以政治学之理论说明之。

英儒边沁之论政治也，谓当以求国民最多数之最大幸福为正鹄。此论近世之言政学者多宗之。夫立法则政治之本原也，故国民之能得幸福与否，得之者为多数人与否，皆不可不于立法决定之。夫利己者人之性也，故操有立法权者，必务立其有利于己之法，此理势所不能免者也。

然则使一人操其权，则所立之法必利一人；使众人操其权，则所立之法必利众人。吏之与民亦然，少数之与多数亦然。此事固非可以公私论善恶也。一人之自利固私，众人之自利亦何尝非私，然而善恶判焉者。循所谓最多数最大幸福之正鹄，则众人之利重于一人，民之利重于吏，多数之利重于少数，昭昭明甚也。

夫诽谤偶语者弃市，谋逆者夷三族，此不问而知为专制君主所立之法也；妇人可有七出，一夫可有数妻，此不问而知为男子所立之法也；奴隶不入公民，农佣随田而鬻（俄国旧制如此），此不问而知为贵族所立之法也；信教不许自由，祭司别有权利，此不问而知为教会所立之法也。以今日文明之眼视之，其为恶法，固无待言。虽然，亦不过立法者之自顾其利益而已。若今世所称文明之法，如人民参政权，服官权，言论、结集、出版、迁移、信教各种之自由权等，亦何尝非由立法人自顾其利益而来。而一文一野，判若天渊者，以前者之私利，与政治正鹄相反；而后者之私利，与政治正鹄相合耳。

故今日各文明国，皆以立法权属于多数之国民。

然则虽以一二人操立法权，亦岂必无贤君哲相，忘私利而求国民之公益者？曰：期固然也。然论事者语其常不语其变，恃此千载一遇之贤君哲相，其不如民之自恃也明矣。

且（记）不云乎：“代大匠斫者必伤其手。”即使有贤君哲相以代民为谋，其必不能如民之自谋之尤周密而详善，有断然也。且立法权属于民，非徒为国民个人之利益而已，而实为国家本体之利益。何则？国也者，积民而成，国民之幸福，即国家之幸福也。国多贫民，必为贫国，国多富民，必为富国，推之百事，莫不皆然。美儒斯达因曰：“国家发达之程度，依于一个人之发达而定者也。”故多数人共谋其私。而大公出焉矣，合多数人私利之法，而公益之法存焉矣。

立法者国家之意志也。昔以国家为君主所私有，则君主之意志，即为国家之意志，其立法权专属于君主固宜。今则政学大明，知国家为一国人之公产矣。且内外时势濅逼濅剧，自今以往，彼一人私有之国家，终不可以立优胜劣败之世界。

然则今日而求国家意志之所在，舍国民奚属哉！况以立法权畀国民，其实于君主之尊严，非有所损也。英国、日本，是其明证也。君主依国家而尊严，国家依国民之幸福而得幸福。

故今日之君主，不特为公益计，当畀国民以立法权，即为私利计，亦当尔尔也。苟不畀之，而民终必有知此权为彼所应有之一日。及其自知之而自求之，则法王路易第十六之覆辙，可为寒心矣。此欧洲、日本之哲后，所以汲汲焉此之为务也。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1902年2月22日）

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

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

绪论近十年来，忧世之士，往往揭三色旗帜以疾走号呼于国中，曰保国，曰保种，曰保教。其陈义不可谓不高，其用心不可谓不苦。若不佞者，亦此旗下之一小卒徒也。虽然，以今日之脑力眼力，观察大局，窃以为我辈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若种与教，非所亟亟也。何则？彼所云保种者，保黄种乎？保华种乎？其界限颇不分明。若云保黄种也，彼日本亦黄种，今且浡然兴矣，岂其待我保之；若云保华种也，吾华四万万人，居全球人数三分之一，即为奴隶为牛马，亦未见其能灭绝也。国能保则种自莫强，国不存则虽保此奴隶牛马，使孳生十倍于今日，亦奚益也。故保种之事，即纳入于保国之范围中，不能别立名号者也。至倡保教之议者，其所蔽有数端：一曰不知孔子之真相，二曰不知宗教之界说，三曰不知今后宗教势力之迁移，四曰不知列国政治与宗教之关系。

今试一一条论之。

第一论教非人力所能保教与国不同。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更无国，故国必恃人力以保之。教则不然。

教也者，保人而非保于人者也。以优胜劣败之公例推之，使其教而良也，其必能战胜外道，愈磨而愈莹，愈压百愈伸，愈束而愈远，其中自有所谓有一种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者，以嘘吸之脑识，使这不得不从我，岂其俟人保之。使其否也，则如波斯之火教，印度之婆罗门教，阿刺伯之回回教，虽一时借人力以达于极盛，其终不能存于此文明世界，无可疑也。此不必保之说也。

抑保之云者，必其保之者之智慧能力，远过于其所保者，若慈父母之保赤子，专制英主之保民是也。（保国不在此数。国者无意识者也，保国实人人之自保耳。）彼教主者，不世出之圣贤豪杰，而人类之导师也。吾辈自问其智慧能力，视教主何如？而漫曰保之保之，何其狂妄耶！

毋乃自信力太大，而亵教主耶？此不当保之说也。然则所谓保教者，其名号先不合于论理，其不能成立也固宜。

第二论孔教之性质与群教不同今之持保教论者，闻西人之言曰，支那无宗教，辄佛然怒形于色，以为是诬我也，是侮我也。此由不知宗教之为何物也。西人所谓宗教者，专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权力范围乃在躯壳界之外，以灵魂为根据，以礼拜为仪式，以脱离尘世为目的，以涅槃天国为究竟，以来世祸福为法门。诸教虽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则一也。故奉其教者，莫要于起信，（耶教受洗时，必通所谓十信经者，即信耶稣种种奇迹是也。佛教有起信论。）莫急于伏魔。起信者，禁人之怀疑，窒人思想自由也；伏魔者，持门户以排外也。

故宗教者非使人进步之具也，于人群进化之第一期，虽有大功德，其第二期以后，则或不足以偿其弊也。孔子则不然，其所教者，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原，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孔教所以特异于群教者在是。质而言之，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西人常以孔子与梭格拉底并称，而不以之与释迦、耶稣、摩诃末并称，诚得其真也。夫不为宗教家，何损于孔子！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盖孔子立教之根柢，全与西方教主不同。吾非必欲抑群教以扬孔子，但孔教虽能有他教之势力，而亦不至有他教之流弊也。

然则以吾中国人物论之，若张道陵（即今所谓张天师之初祖也。）

可谓之宗教家，若袁了凡（专提倡《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者。）可谓之宗教家，（宗教有大小，有善恶。

埃及之拜物教，波斯之拜火教，可谓之宗教，则张、袁不可不谓之宗教。）而孔了则不可谓之宗教家。宗教之性质，如是如是。

持保教论者，辄欲设教会，立教堂，定礼拜之仪式，著信仰之规条，事事摹仿佛、耶，惟恐不肖。此靡论其不能成也，即使能之，而诬孔子不已甚耶！孔子未尝如耶稣之自号化身帝子，孔子未尝如佛之自称统属天龙，孔子未尝使人于吾言之外皆不可信，于吾教之外皆不可从。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强孔子以学佛、耶，以是云保，则所保者必非孔教矣。无他，误解宗教之界说，而艳羡人以忘我本来也。

第三论今后宗教势力衰颓之征保教之论何自起乎？惧耶教之侵入，而思所以抵制之也。

吾以为此之为虑，亦已过矣。彼宗教者，与人群进化第二期之文明不能相容者也。

科学之力日盛，则迷信之力日衰；自由之界日张，则神权之界日缩。

今日耶稣教势力之在欧洲，其视数百年前，不过十之一二耳。昔者各国君主，皆仰教皇之加冕以为尊荣，今则帝制自为也；昔者教皇拥罗马之天府，指挥全欧，今则作寓公于意大利也；昔者牧师、神父，皆有特权，今则不许参与政治也。此其在政界既有然矣。其在学界，昔者教育之事，全权属于教会，今则改归国家也。歌白尼等之天文学兴，而教会多一敌国；达尔文等进化论兴，而教会又多一敌国。虽竭全力以挤排之，终不可得，而至今不得不迁就其说，变其面目以弥缝一时也。若是乎耶稣教之前途可以知矣。彼其取精多，用物宏，诚有所谓百足之虫，至死不僵者，以千数百年之势力，必非遽消磨于一旦，固于待言。

但自今以往，耶稣教即能保其余烬，而亦必非数百年前之面目，可断言也。而我今日乃欲摹其就衰之仪式，为效颦学步之下策，其毋乃可不必乎！

或曰：彼教虽濅衰于欧洲，而濅盛于中国，吾安可以不抵制之？是亦不然。耶教之人中国也有两目的：一曰真传教者，二曰各国政府利用之以侵我权利者。中国人之入耶教也亦有两种类：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国教士以抗官吏武断乡曲者。彼其真传教、真信教者，则何害于中国。耶教之所长，又安可诬也。吾中国汪汪若千顷之波，佛教纳之，回教纳之，乃至张道陵、袁了凡之教亦纳之，而岂具有靳于一耶稣？且耶教之入我国数百年矣，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其力之必不足以易我国明矣，而畏之如虎，何为者也？至各国政府与乡里莠民之利用此教以侵我主权，挠我政治，此又必非开孔子会、倡言保教之遂能抵抗也。但使政事修明，国能自立，则学格兰斯顿之予爱兰教会以平权可也，学俾斯麦、嘉富尔教之予山外教徒以限制亦可也，主权在我，谁能侵之！故彼之持保教抵制之说者，吾见其进退无据也。

第四论法律上信教自由之理彼持保教论者，自谓所见加流俗人一等，而不知与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适相刺谬也。今此论固不过一空言耳，且使其论日盛，而论者握一国之主权，安保其不实行所怀抱，而设立所谓国教以强民使从者？果尔，则吾国将自此多事矣。彼欧洲以宗教门户之故，战争数百年，流血数十万，至今读史，犹使人毛悚股栗焉。

几经讨论，几经迁就，始以信教自由之条，著诸国宪，至于今日，各国莫不然，而争教之祸亦几熄矣。夫信教自由之理，一以使国民品性趋于高尚，（若特立国教，非奉此者不能享完全之权利，则国民或有心信他教，而为事势所迫，强自欺以相从者，是国家导民以弃其信德也。信教自由之理论，此为最要。）一以使国家团体归于统一，（昔者信教自由之法未立，国中有两教门以上者，恒相水火。）而其尤要者，在画定政治与宗教之权限，使不相侵越也。政治属世间法，宗教属出世法。教会不能以其权侵政府，固无论矣，而政府亦不能滥用其权以干预国民之心魂也。

（自由之理：凡一人之言论、行事、思想，不至有害于他人之自由权者，则政府不得干涉之。我欲信保教，其利害皆我自受之，无损于人者也，故他人与政府皆不得干预。）故此法行而治化大进焉。吾中国历史有独优于他国者一事，即数千年无争教之祸是也。彼欧洲数百年之政治家，其心血手段，半耗费于调和宗教恢复政权之一事，其陈迹之在近世史者，班班可考也。吾中国幸而无此轇轕，是即孔子所以贻吾侪以天幸也。而今更欲循泰西之覆辙以造此界限何也？今之持保教论者，其力固不能使自今以往，耶教不入中国。昔犹孔自孔，耶自耶，各行其自由，耦俱而无猜，无端而画鸿沟焉，树门墙焉，两者日相水火，而教争乃起，而政争亦将随之而起。是为国民分裂之厉阶也。言保教者不可不深长思也。

第五论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

欧洲之所以有今日，皆由十四五世纪时，古学复兴，脱教会之樊篱，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其进步乃沛乎莫能御，此稍治史学者所能知矣。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坑方术之士，而思想一窒；及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不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而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子教二千余年于兹矣，百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以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于是孔教之范围益日缩日小。濅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濅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濅假而孔子变为韩昌黎、欧阳永叔矣，濅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菴矣，濅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濅假而孔子变为纪晓岚、阮芸台矣。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妪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以相夺，其情状抑何可怜哉！夫天地大矣，学界广矣，谁亦能限公等之所至，而公等果行为者？无他，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范围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二千年来保教党所成就之结果也。曾是孔子而乃如是乎？

孔子作《春秋》，进退三代，是正百王，乃至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阐溢于编中。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而自命为孔子徒者，乃反其精神而用之，此岂孔子之罪也？呜呼，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

抑今日之言保教者，其道亦稍异于昔。彼欲广孔教之范围也，于是取近世之新学新理以缘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诬孔了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夫孔子生于二千年以前，其不能尽知二千年以后之事理学说，何足以为孔子损！梭格拉底未尝坐轮船，而造轮船者不得不尊梭格拉底；阿里士多德未尝用电线，而创电线者不敢菲薄阿里士多德；此理势所当然也。以孔子圣智，其所见与今日新学新理相暗合者必多多，此奚待言。

若必一一而比附之纳入之，然则非以此新学新理厘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