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

来必可成为全世界第一等之科学国民。

二、佛教哲学，本为我先民最为珍贵之一遗产，特因发达太过，末流滋弊，故清代学者，对于彼而生剧烈之反动。及清学发达太过，末流亦敝，则还元的反动又起焉。适值全世界学风，亦同有此等倾向。物质文明烂熟，而“精神上之饥饿”益不胜其苦痛。佛教哲学，盖应于此时代要求之一良药也。

我国民性，对于此种学问，本有特长，前此所以能发达者在此，今后此特性必将复活。虽然，隋唐之佛教，非复印度之佛教，而今后复活之佛教亦必非复隋唐之佛教。质言之，则“佛教上之宗教改革”而已。

三、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历代多倡道之，而清代之启蒙派晚出派，益扩张其范围。此派所揭橥之旗帜，谓学问有当讲求者，在改良社会增其幸福，其通行语所谓“国计民生”者是也。故其论点，不期而趋集于生计问题。而我国对于生计问题之见地，自先秦诸大哲，其理想皆近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二千年来生计社会之组织，亦蒙此种理想之赐，颇称均平健实。今此问题为全世界人类之公共问题，各国学者之头脑，皆为所恼。吾敢言我国之生计社会，实为将来新学说最好之试验场，而我国学者对于此问题，实有最大之发言权，且尤当自觉悟其对此问题应负最大之任务。

四、我国文学美术根柢极深厚，气象皆雄伟，特以其为“平原文明”所产育，故变化较少。然其中徐徐进化之迹，历然可寻，且每与外来之宗派接触，恒能吸受以自广。清代第一流人物，精力不用诸此方面，故一时若甚衰落，然反动之征已见。今后西洋之文学美术，行将尽量收入，我国民于最近之将来，必有多数之天才家出焉，采纳之而傅益以己之遗产，创成新派，与其他之学术相联络呼应，为趣味极丰富之民众的文化运动。

五、社会日复杂，应治之学日多，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专研古典。而固有之遗产，又不可蔑弃，则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世界人之治中华国学者，亦得有藉焉。

以吾所观察所希望，则与清代兴之新时代，最少当有上列之五大潮流，在我学术界中，各为猛烈之运动，而并占重要之位置。若今日者，正其启蒙期矣。吾更愿陈余义以自厉，且厉国人。

一、学问可嗜者至多，吾辈当有所割弃然后有所专精。对于一学，为彻底的忠实研究，不可如刘献廷所诮“只教成半个学者”（《广阳杂记》卷五），力洗晚清笼统肤浅凌乱之病。

二、善言政者，必曰“分地自治，分业自治”，学问亦然，当分业发展，分地发展。分业发展之义易明，不赘述。所谓分地发展者，吾以为我国幅员，广埒全欧，气候兼三带，各省或在平原，或在海滨，或在山谷。三者之民，各有其特性，自应发育三个体系以上之文明。我国将来政治上各省自治基础确立后，应各就其特性，于学术上择一二种为主干。例如某省人最宜于科学，某省人最宜于文学美术，皆特别注重，求为充量之发展。必如是，然后能为本国文化、世界文化作充量之贡献。

三、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求思想统一，如二千年来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学问不厌辨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

吾著此篇竟，吾感谢吾先民之饷遗我者至厚，吾觉有极灿烂庄严之将来横于吾前！

戊戍六君子传

〔清〕梁启超（1899年1月）

康廣仁傳

康君名有溥，字廣仁，以字行，號幼博，又號大廣，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厲鷙，明照銳斷，見事理若區別白黑，勇于任事，洞于察机，善于觀人，遂于生死之故，長于治事之條理，嚴于律己，勇于改過。自少即絕意不事舉業，以為本國之弱亡，皆由八股錮塞人才所致，故深惡痛絕之，偶一應試，輒棄去。弱冠后，嘗為小吏于浙。蓋君之少年血气太剛，倜儻自喜，行事間或跅弛，踰越范圍，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場，使之游于人間最穢之域，閱歷乎猥鄙奔競險詐苟且闒冗勢利之境，使之盡知世俗之情偽，然后可以收斂其客气，變化其气質，增長其識量。君為吏歲余，嘗委保甲差、文闈差，閱歷宦場既深，大恥之，挂冠而歸。自是進德勇猛，气質大變，視前此若兩人矣。

君天才本卓絕，又得賢兄之教，覃精名理，故其發論往往精奇悍銳，出人意表，聞者為之咋舌變色，然按之理勢，實無不切當。自棄官以后，經歷更深，學識更加，每与論一事，窮其條理，料其將來，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資為謀議焉。

今年春，膠州、旅順既失，南海先生上書痛哭論國是，請改革。君曰：“今日在我國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則惟當變科舉，廢八股取士之制，使舉國之士，咸棄其頑固謬陋之學，以講求實用之學，則天下之人如瞽者忽開目，恍然于万國強弱之故，愛國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歷年所陳改革之事，皆千條万緒，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當以全副精神專注于廢八股之一事，鍥而不舍，或可有成。此關一破，則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

蓋當是時猶未深知皇上之聖明，故于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見，鄉會八股之試既廢，海內志士額手為國家慶。君乃曰：“士之數莫多于童生与秀才，几居全數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革鄉會試而不變歲科試，未足以振刷此輩之心目。且鄉會試期在三年以后，為期太緩。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變童試、歲科試，立刻施行然后可。”乃与御史宋伯魯謀，抗疏言之，得旨俞允。于是君請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國改革之期今尚未至。且千年來，行愚民之政，壓抑既久，人才乏絕，今全國之人材，尚不足以任全國之事，改革甚難有效。今科舉既變，學堂既開，阿兄宜歸廣東、上海，卓如宜歸湖南，專心教育之事，著書譯書撰報，激厲士民愛國之心，養成多數實用之才，三年之后，然后可大行改革也。

時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优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

既而天津閱兵廢立之事，漸有所聞，君复語曰：“自古無主權不一之國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雖天亶睿圣，然無賞罰之權，全國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滿人之猜忌如此，守舊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當出京養晦矣。先生曰：“孔子之圣，知其不可而為之，凡人見孺子將入于井，猶思援之，況全國之命乎？況君父之難乎？西后之專橫，舊党之頑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猶且舍位亡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義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复曰：“阿兄雖舍身思救之，然于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學，欲發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眾生者，他日之事業正多，責任正重，今尚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經華德里筑屋之下，飛磚猝墜，掠面而下，面損流血。使彼時飛磚斜落半寸，擊于腦，則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華德里飛磚之類也。今日之事雖險，吾亦以飛磚視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計也。”自是君不复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陳奏，有所興革，君必勸阻之，謂當俟諸九月閱兵以后，若皇上得免于難，然后大舉，未為晚也。

故事凡皇上有所敕任，有所賜賚，必詣宮門謝恩，賜召見焉。南海先生先后奉命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督辦官報局，又以著書之故，賜金二千兩，皆當謝恩，君獨謂“西后及滿洲党相忌已甚，阿兄若屢見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變，不如勿往。”故先生自六月以后，上書极少，又不覲見，但上折謝恩，惟于所進呈之書，言改革之條理而已，皆從君之意也，其料事之明如此。南海先生既決意不出都，俟九月閱兵之役，謀有所救護，而君与譚君任此事最力。初，余既奉命督辦譯書，以君久在大同譯書局，諳練此事，欲托君出上海總其成。行有日矣，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詔，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詔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戀闕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即行，弟与复生、卓如及諸君力謀之。”蓋是時雖知事急，然以為其發難終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布置也，以故先生行而君獨留，遂及于難，其臨大節之不苟又如此。君明于大道，達于生死，常語余云：“吾生三十年，見兄弟戚友之年，与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計其數矣。吾每將己身与彼輩相較，常作已死觀；今之猶在人間，作死而复生觀，故應做之事，即放膽做去，無所挂礙，無所恐怖也。”蓋君之從容就義者，其根柢深厚矣。

既被逮之日，与同居二人程式谷、錢維驥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程、錢等固不知密詔及救護之事，然聞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厲聲曰：“死亦何傷！

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不猶愈于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猶愈于抱病歲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國變法，皆前者死，后者繼，今我國新党甚寡弱，恐我輩一死后，無繼者也。”君曰：“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矣，何患無繼哉？”神气雍容，臨節終不少變，鳴呼烈矣！

南海先生之學，以仁為宗旨，君則以義為宗旨，故其治事也，專明權限，能斷割，不妄求人，不妄接人，嚴于辭受取与，有高掌遠蹠摧陷廓清之概。于同時士大夫皆以豪俊俯視之。當十六歲時，因惡帖括，故不悅學，父兄責之，即自抗顏為童子師。疑其游戲必不成，姑試之，而從之學者有八九人，端坐課弟子，庄肅儼然，手創學規，嚴整有度，雖极頑橫之童子，戢戢奉法惟謹。自是知其為治事才，一切家事營辨督租皆委焉。其治事如商君法，如孫武令，嚴密縝栗，令出必行，奴仆無不畏之，故事無不舉。少年曾与先生同居一樓，樓前有芭蕉一株，經秋后敗葉狼藉。先生故有茂對万物之心，窗草不除之意，甚愛護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則君所鋤棄也。先生責其不仁，君曰：“留此何用，徒亂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檢其閣上舊書整理之，以累世為儒，閣上藏前代帖括甚多，君舉而付之一炬。先生詰之，君則曰：“是區區者尚不割舍耶？留此物，此樓何時得清淨。”此皆君十二三歲時軼事也。雖細端亦可以見其剛斷之气矣。君事母最孝，非在側則母不歡，母有所煩惱，得君數言，輒怡笑以解。蓋其在母側，純為孺子之容，与接朋輩任事時，若兩人云。最深于自知，勇于改過。其事為己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輕許可，及其既任，則以心力殉之；有過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蓋光明磊落，肝膽照人焉。

君嘗慨中國醫學之不講，草管人命，學醫于美人嘉約翰，三年，遂通泰西醫術。欲以移中國，在滬創醫學堂，草具章程，雖以事未成，而后必行之。蓋君之勇斷，足以廓清國家之積弊，其明察精細，足以經營國家治平之條理，而未能一得藉手，遂殉國以沒。其所辦之事，則在澳門創立《知新報》，發明民政公理；在上海設譯書局，譯日本書，以開民智；在西樵鄉設一學校，以泰西政學教授鄉之子弟；先生惡婦女纏足，壬午年創不纏足會而未成，君卒成之，粵風大移，粵會成，則与超推之于滬，集士夫開不纏足大會，君實為總持；又与同志創女學堂，以救婦女之患，行太平之義。于君才未盡十一，亦可以觀其志矣。君雅不喜章句記誦詞章之學，明算工書，能作篆，嘗為詩駢散文，然以為無用，既不求工，亦不存稿，蓋皆以余事為之，故遺文存者無几。然其言論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言人所不敢言。蓋南海先生于一切名理，每僅發其端，含蓄而不盡言，君則推波助瀾，窮其究竟，達其极點，故精思偉論獨多焉。君既歿，朋輩將記憶其言論，裒而集之，以傳于后。君既棄浙官，今年改官候選主事。妻黃謹娛，為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論曰：徐子靖、王小航常語余云，二康皆絕倫之資，各有所長，不能軒輊。其言雖稍過，然幼博之才，真今日救時之良矣。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蓋為兄所掩，無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与幼博之持義，适足以相補，故先生之行事，出于幼博所左右者為多焉。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篤摯，惟复生与幼博為最。复生學問之深博，過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條理，過于复生，兩人之才，真未易軒輊也。嗚呼！今日眼中之人，求如兩君者可复得乎？可复得乎？幼博之入京也，在今春二月。時余适自湘大病出滬，扶病入京師，應春官試。幼博善醫學，于余之病也，為之調護飲食，劑醫藥，至是則伴余同北行。蓋幼博之入京，本無他事，不過為余病耳。余病不死，而幼博死于余之病，余疚何如哉？

楊深秀傳

楊君字漪村，又號孴孴子，山西聞喜縣人也。少穎敏，十二歲錄為縣學附生。博學強記，自十三經、史、漢、通鑒、管、荀、庄、墨、老、列、韓、呂諸子，乃至《說文》、《玉篇》、《水經注》，旁及佛典，皆能舉其辭。又能鉤玄提要，獨有心得，考据宏博，而能講宋明義理之學，以气節自厲，岧嶢獨出，為山西儒宗。其為舉人，負士林重望。光緒八年，張公之洞巡撫山西，創令德堂，教全省士以經史考据詞章義理之學，特聘君為院長，以矜式多士。光緒十五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授出東道監察御史。二十四年正月，俄人脅割旅順、大連灣、君始入台，第一疏即极言地球大勢，請聯英、日以拒俄，詞甚切直。時都中人士，皆知君深于舊學，而不知其達時務，至是，共惊服之。

君与康君廣仁交最厚。康君專持廢八股為救中國第一事，日夜謀此舉。四月初間，君乃先抗疏請更文体，凡試事仍以四書、五經命題，而篇中當縱論時事，不得仍破承八股之式。

蓋八股之弊，積之千年，恐未能一旦遽掃，故以漸而進也。疏上，奉旨交部臣議行。時皇上銳意維新，而守舊大臣盈廷，競思阻撓，君謂國是不定，則人心不知所響，如泛舟中流，而不知所濟，乃与徐公致靖先后上疏，請定國是。至四月二十三日，國是之詔遂下，天下志士喝喝向風矣。

初請更文体之疏，既交部議，而禮部尚書許應騤，庸謬昏橫，輒欲駁斥，又于經濟科一事，多為阻撓。時八股尚未廢，許自恃為禮部長官，專務遏抑斯舉。君于是与御史宋伯魯合疏劾之，有詔命許應騤自陳，于是舊党始惡君，力与為難矣。

御史文悌者，滿洲人也。以滿人久居內城，知宮中事最悉，頗憤西后之專橫，經膠旅后，慮國危，文君門下有某人者，撫北方豪士千數百人，适同侍祠，竟夕語君宮中隱事，皆西后淫樂之事也。既而曰：君知長麟去官之故乎？長麟以上名雖親政，實則受制于后，請上獨攬大權，曰：西后于穆宗則為生母，于皇上則為先帝之遺妾耳，天子無以妾母為母者。

其言可謂獨得大義矣。君然之。文又曰：“吾奉命查宗人府囚，見澍貝勒僅一褲蔽体，上身無衣，時方正月祈寒，擁爐戰栗，吾怜之，賞錢十千。西后之刻虐皇孫如此，蓋為上示戒，故上見后輒顫。此与唐武氏何异？”因慷慨誦徐敬業《討武氏檄》“燕啄王孫”四語，目眥欲裂。君美其忠誠，乃告君曰：“吾少嘗慕游俠，能踰牆，撫有昆侖奴甚多，若有志士相助，可一舉成大業。聞君門下多識豪杰，能覓其人以救國乎？”君壯其言而慮其難。時文數訪康先生，一切奏章，皆請先生代草之，甚密。君告先生以文有此意，恐事難成。先生見文則詰之，文色變，慮君之泄漏而敗事也，日騰謗于朝，以求自解。猶慮不免，乃露章劾君与彼有不可告人之言。以先生開保國會，為守舊大眾所惡，因附會劾之，以媚于眾。政變后之偽諭，謂康先生謀圍頤和園，實自文悌起也。

文梯疏既上，皇上非惟不罪宋、楊，且責文之誣罔，令還原衙門行走。于是君益感激天知，誓死以報，連上書請設譯書局譯日本書，請派親王貝勒宗室游歷各國，遣學生留學日本，皆蒙采納施行。又請上面試京朝官，日輪二十人，擇通才召見試用，而罷其罷老庸愚不通時務者，于是朝士大怨。

然三月以來，台諫之中毗贊新政者，惟君之功為最多。

湖南巡撫陳寶箴力行新政，為疆臣之冠，而湖南守舊党与之為難，交章彈劾之，其誣詞不可听聞。君獨抗疏為剖辨，于是奉旨獎勵陳，而嚴責舊党，湖南浮議稍息，陳乃得复行其志。至八月初六日，垂帘之偽命既下，党案已發，京師人人惊悚，志士或捕或匿，奸焰昌披，莫敢攖其鋒，君獨抗疏詰問皇上被廢之故，援引古義，切陳國難，請西后撤帘歸政，遂就縛。獄中有詩十數章，愴怀圣君，睠念外患，忠誠之气，溢于言表，論者以為雖前明方正學，楊椒山之烈，不是過也。

君持躬廉正，取与之間，雖一介不苟。官御史時，家赤貧，衣食或不繼，時惟佣詩文以自給，不稍改其初。居京師二十年，惡衣菲食，敝車羸馬，堅苦刻厲，高節絕倫，蓋有古君子之風焉。子韍田，字米裳，舉人，能世其學，通天算格致，厲節篤行，有父風。

論曰：漪村先生可謂義形于色矣。彼逆后賊臣，包藏禍心，蓄志既久，先生豈不知之？垂帘之詔既下，禍變已成，非空言所能補救，先生豈不知之？而乃入虎穴，蹈虎尾，抗疏諤諤，為請撤帘之評論，斯豈非孔子所謂愚不可及者耶？八月初六之變，天地反常，日月异色，內外大小臣僚，以數万計，下心低首，忍气吞聲，無一敢怒之而敢言之者，而先生乃從容慷慨，以明大義于天下，宁不知其無益哉？以為凡有血气者，固不可不爾也。嗚呼！荊卿雖醢，暴嬴之魄已寒；敬業雖夷，牝朝之數隨盡。仁人君子之立言行事，豈計成敗乎？

漪村先生可謂義形于色矣。

楊銳傳

楊銳字叔嶠，又字鈍叔，四川綿竹縣人。性篤謹，不妄言邪視，好詞章。張公之洞督學四川，君時尚少，為張所拔識，因受業為弟子。張愛其謹密，甚相親信。光緒十五年，以舉人授內閣中書。張出任封疆將二十年，而君供職京僚，張有子在京師，而京師事不托之子而托之君。張于京師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托之于君，書電絡繹，蓋為張第一親厚之弟子，而舉其經濟特科，而君之旅費，亦張所供養也。君鯁直，尚名節，最慕漢党錮、明東林之行誼，自乙未和議以后，乃益慷慨談時務。時南海先生在京師，過從极密。南海与志士倡設強學會，君起而和之甚力。其年十月，御史楊崇伊承某大臣意旨，劾強學會，遂下詔封禁，會中志士憤激，連署爭之。向例，凡連署之書，其名次皆以衙門為先后，君官內閣，當首署，而會員中，F君FF亦同官內閣，爭首署，君曰：“我于本衙門為前輩。”乃先焉。當時會既被禁，京師嘩然，謂將興大獄，君乃奮然率諸人以抗爭之，亦可謂不畏強御矣。

丁酉冬，膠變起，康先生至京師上書。君乃日与謀，极稱之于給事高君燮曾。高君之疏荐康先生，君之力也。今年二月，康先生倡保國會于京師，君与劉君光第皆會員，又自開蜀學會于四川會館，集貲鉅万，規模倉卒而成，以此益為守舊者所嫉忌。張公之洞累欲荐之，以門人避嫌，乃告湖南巡撫陳公寶箴荐之，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机章京，与譚，劉、林同參預新政。拜命之日，皇上親以黃匣緘一硃諭授四人，命竭力贊襄新政，無得瞻顧，凡有奏摺皆經四卿閱視，凡有上諭皆經四卿屬草。于是軍机大臣嫉妒之，勢不兩立。七月下旬，宮中變態已作，上于二十九日召見君，賜以衣帶詔，乃言位將不保，命康先生与四人同設法救護者也。

君久居京師，最審朝局，又習聞宮廷之事，知二十年來之國脈，皆斲喪于西后之手，憤懣不自禁，義气形于詞色，故与御史朱一新、安維峻、學士文廷式交最契。朱者，曾疏劾西后嬖宦李聯英，因忤后落職者也；安者，曾疏請西后勿攬政權，因忤后遣戍塞外者也；文者，曾請皇上自收大權，因忤后革職驅逐者也。君習与諸君游，宗旨最合，久有裁抑呂、武之志。至是奉詔与諸同志謀衛上變，遂被逮授命。君博學，長于詩，嘗輯注《晉書》，极閎博，于京師諸名士中，稱尊宿焉。然謙抑自持，与人言恂恂如不出口，絕無名士輕薄之風，君子重之。

論曰：叔嶠之接人發論，循循若處子，至其尚气節，明大義，立身不苟，見危授命，有古君子之風焉。以視平日口談忠孝，動稱義憤，一遇君父朋友之難，則反眼下石者何如哉？

林旭傳

林君字暾谷，福建侯官縣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齔穎絕秀出，負意气，天才特達，如竹箭標舉，干云而上。冠歲，鄉試冠全省，讀其文奧雅奇偉，莫不惊之，長老名宿，皆与折節為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時聞人。其于詩詞駢散文皆天授，文如漢、魏人，詩如宋人，波瀾老成，瑰奧深穠，流行京師，名動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