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

或狎邪无赖，或鄙吝无耻，自执贱业，污秽难堪，贻笑外人，损辱国体，其领事等非惟不能保护已商，且从而陵压之，如是则有外交官反不如无外交官。以教育论之，但教方言以供翻译，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学艺之术，能养人材乎？科举不变，荣途不出士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能得高材乎？如是则有学堂如无学堂。且也学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讲爱国，故堂中生徒，但染欧西下等人之恶风，不复知有本国，贤者则为洋庸以求衣食，不肖者且为汉奸以倾国基，如是则有学堂反不如无学堂。

凡此之类，随举数端，其有弊无效，固已如是。自余各端，亦莫不如是。然则前此之所谓改革者，所谓温和主义者，其成效固已可睹矣。

夫此诸事者，则三十年来名臣曾国藩、文祥、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然其效乃若此。然则，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则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皆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之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盖国家之所赖以成立者，其质甚繁，故政治之体段亦甚复杂，枝节之中有根干焉，根干之中又有总根干焉，互为原因，互为结果。故言变法者，将欲变甲，必先变乙；及其变乙，又当先变丙，如是相引，以至无穷，而要非全体并举，合力齐作，则必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榱栋崩折，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纫新制，乌乎可哉？若知世之所谓温和改革者，宜莫如李、张矣，不见李鸿章训练海军之洋操，所设之水师学堂、医学堂乎？不见张之洞所设之实学馆、自强学堂、铁政局、自强军乎？李以三十年之所变者若此，张以十五年之所变者若此，然则再假以十五年，使如李、张者出其温和手段，以从容布置，到光绪四十年，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则与不改革何以异乎？

夫以李、张之才如彼，李、张之望如彼，李、张之见信任负大权如彼，李、张之遇无事之时，从容十余年之布置如彼，其所谓改革者乃仅如此。

况于中朝守旧，庸耄盈延，以资格任大官，以贿赂得美差，大臣之中安所得多如李、张之之者？而外患之迫，月异而岁不同，又安所更得十余年之从容岁月者？然则，舍束手待亡之外，无他计也，不知所谓温和主义者，何以待之。抑世之所谓急激者，岂不以疑惧交乘，怨谤云起，为改革党人所自致乎？语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又曰：“凡民可以乐成，难以虑始。”从古已然，况今日中国之官之土之民，智识未开，瞢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见改革而惊讶，固所当然也。彼李鸿章前者所办之事，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犹且以此负天下之重谤，况官位远在李鸿章之下，而所欲改革之事，其重大又过于李鸿章所办者数倍乎？

夫不除弊则不能布新，前既言之矣，而除旧弊之一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故全躯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为之。今且勿论他事，即如八股取士锢塞人才之弊，李鸿章、张之洞何尝不知之，何尝不痛心疾首而恶之。张之洞且常与余言，以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而不闻其上疏请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犹当为之。今既自谓爱国矣，又复爱身焉，又复爱名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则舍国而爱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将舍名而爱身；吾见世之所谓温和者，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吉田松阴曰：“观望持重，号称正义者，比比皆然，最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后徐占地布石之为愈乎？”呜呼！世之所谓温和者，其不见绝于松阴先生者希耳。即以日本论之，幕末藩士，何一非急激之徒，松阴、南洲，尤急激之巨魁也。试问非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维新乎？当积弊疲玩之既久，不有雷霆万钧霹雳手段，何能唤起而振救之。日本且然，况今日我中国之积弊，更深于日本幕末之际，而外患内忧之亟，视日本尤剧百倍乎！今之所谓温和主义者，犹欲以维新之业，望之于井伊、安藤诸阁老也。故康先生之上皇帝书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

又曰：“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故先生所条陈章奏，统筹全局者，凡六七上，其大端在请誓太庙以戒群臣，开制度局以定规模，设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迁

都、兴学、更税法、裁厘金、改律例、重俸禄、遣游历、派游学、设警

察、练乡兵、选将帅、设参谋部、大营海军、经营西藏，新疆等事，皆主齐力并举，不能支支节节而为之。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无权不能遽行，故屡将先生之摺交军机总署会议，严责其无得空言搪塞，盖以见制西后，故欲借群臣之议以定之也。无如下有老耄守旧之大臣，屡经诏责而不恤；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故皇上与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末得其一焉。使不然者，则此三月之中，旧弊当已尽革，新政当已尽行，制度局之规模当已大备，十二局之条理当已毕详，律例当已改，巨饷当已筹，警察当已设，民兵当已练，南部当已迁都，参谋部当已立，端绪略举，而天下肃然向风矣。今以无权之故，一切所行，非其本意，皇上与康先生方且日日自疚其温和之已甚，而世人乃以急激责之，何其相反乎！嗟乎！局中人曲折困难之苦衷，非局外人所能知也久矣。以谭嗣同之忠勇明达，当其初被征入都，语以皇上无权之事，犹不深信。及七月廿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谭查历朝圣训之成案，将据以请于西后。至是谭乃恍然于皇上之苦衷，而知数月以来改革之事，未足以满皇上之愿也。谭嗣同且如此，况于其他哉！夫以皇上与康先生处至难之境，而苦衷不为天下所共谅，庸何伤焉。而特恐此后我国民不审大局，徒论成败，而曰是急激之咎也，是急激之鉴也，因相率以为戒，相率于一事不办，束手待亡，而自以为温和焉。其上者则相率于补漏室，结鹑衣，枝枝节节，畏首畏尾，而自以为温和焉。而我国终无振起之时，而我四万万同胞之为奴隶，终莫可救矣。是乃所大忧也，故不可以不辩也。

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

（1899年3月22日）

自甲午以前，吾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不知国危则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卧，故于时无所谓保全之说。自甲午以后，情见势绌，东三省之铁路继之，广西之士司继之，胶州湾继之，旅顺、大连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继之，各省铁路、矿务继之，工江左右不让与他国，山东、云贵、两广、福建不让与他国之约纷纷继之，于是瓜分之形遂成，而保全中国之议亦不得不起。丙申、丁酉间，忧国之士，汗且喘走天下，议论其事而讲求其法者，杂遝然矣；然末得其下手之方，疾呼狂号，东西驰步，而莫知所凑泊。当时，四万万人未有知皇上之圣者也。自戊戍四月二十三日，而保全中国之事，始有所著，海内喁喁，想望维新矣。仅及三月，大变遽起，圣君被幽，新政悉废，于是保全之望几绝。

识微之士，扼腕而嗟；虎狼之邻，耽目而视，佥曰：是固不可复保全矣。哀时客曰，吁！

有是言哉？有是言哉？

哀时客曰，吾闻之议论家之言，为今日之中国谋保全者，盖有三说：甲说曰，望西后、荣禄、刚毅等他日或能变法，则中国可保全也。

乙说曰，望各省督抚有能变法之人，或此辈入政府，则中国可保全也。

丙说曰，望民间有革命之军起，效美、法之国体以独立，则中国可保全也。

然而吾谓为此谈者，皆暗于中国之内情者也，今得一一取而辨之。

甲说之意，谓西后与荣禄等今虽守旧，而他日受友邦之忠告，或更值艰难，必当翻然变计也。辨之曰：夫龟之不能有毛，免之不能生角，雄鸡之不能育子，枯树之不能生花，以无其本性也。故必有忧国之心，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危亡，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弱由于守旧，然后可以言变法；必深信变法之可以致强，然后可以言变法。

今西后之所知者，娱乐耳，荣禄等之所知者，权势耳，岂尝一毫以国事为念哉？语以国之将危亡，彼则曰，此危言耸听也，此莠言乱政也。

虽外受外侮，内生内乱，而彼等曾不以为守旧之所致，反归咎于维新之人，谓其长敌人之志气，散内国之民心。闻友邦忠告之言，则疑为新党所嗾使而已。彼其愚迷，至死不悟，虽土地尽割，宗衬立陨，岂复有变计之时哉？故欲以变法自强望之于今政府，譬犹望法之路易十四以兴民权，望日本幕府诸臣以成维新也。且彼方倚强俄以自固，得为小朝廷以终其身，于愿已足，遑顾其他。此其心人人共知之。然则为甲说者，殆非本心之论，否则至愚之人耳，殆不足辨。

乙说之意，谓政府诸臣虽不足道，而各省督抚中如某某、某某者，号称通时务，素主变法，他日保全之机，或赖于此。

辨之曰：此耳食之言也。如某某者，任封疆已数十年，其所办之事，岂尝有一成效？

彼其于各国政体，毫无所知，于富强本原，膛乎未察，胸中全是八股家习气，而又不欲失新党之声誉，于是摭拾皮毛，补苴罅漏，而自号于众曰，吾通西学。夫变法不变本原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彼某某者，何足以知之？即使知之，而又恐失旧党之声誉，岂肯任之？夫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任大事，如某某者，吾非敢谓其不爱国也，然爱国之心究不如其爱名之心，爱名之心又不如其爱爵之心，故苟其事于国与名与爵俱利者，则某某必为之。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国。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名。今夫任国事者，众谤所归，众怨所集，名爵俱损，智者不为也。冯道大圣，胡广中庸，明哲之才，间世一出，太平润色，正赖此辈。惜哉，生非其时，遭此危局，欲望其补救，宁束手待亡耳。此外余子碌碌，更不足道。凡国民之有识者皆知之，亦不待辨。

丙说之意，以为政府腐败，不复可救，惟当从民间倡自主独立之说，更造新国，庶几有瘳。辨之曰：此殷忧愤激者之言，此事虽屡行于欧美，而不切于我中国今日之事势也。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权，虽属公义，然当孩提之时，则不能不借父母之保护。

今中国尚孩提也，孩提而强使自主，时曰助长，非徒无益，将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民皆蚩蚩，伏莽遍地，一方有事，家揭竿而户窃号，莫能统一，徒鱼肉吾民；而外国借戡乱为名，因以掠地，是促瓜分之局也，是欲保全之而反以灭裂之也。

故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圣德之记，具详别篇）。

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易）曰：“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

凡我同胞，各厉乃志，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难，待他日之用，扶国家之敝，杜强敌之谋。勿谓一篑小，积之将成丘陵；勿谓涓滴微，合之将成江海。人人心此心，日日事此事，中国将赖之，四万万同胞将赖之。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1899年10月15日）

第一节国民与国家之异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家者何？国民者何？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古者国之起原，必自家族。一族之长者，若其勇者，统率其族以与他族相角，久之而化家为国，其权无限，奴畜群族，鞭笞叱咤，一家失势，他家代之，以暴易暴，无有已时，是之谓国家。

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

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

第二节国民竞争与国家竞争之异有国家之竞争，有国民之竞争。

国家竞争者，国君糜烂其民以与他国争者也；国民竞争者，一国之人各自为其性命财产之关系而与他国争者也。孔子之无义战也，墨子之非攻也，孟子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也，皆为国家竞争者言之也。

近世欧洲大家之论曰：“竞争者，进化之母也；战事者，文明之媒也。”

为国民竞争者言之也。国家竞争其力薄，国民竞争其力强；国家竞争其时短，国民竞争其时长。

今夫秦始皇也，亚历山大也，成吉思汗也，拿破仑也，古今东西史乘所称武功最盛之人也，其战也，皆出自封豕长蛇之野心，席卷囊括之异志，眈眈逐逐，不复可制，遂不惜驱一国之人以殉之。其战也，一人之战，非一国之战也。惟一人之战，故其从战者皆迫于号令，不得已而赴之，苟可以规避者，则获免为幸，是以其军志易涣，其军气易馁，故曰其力弱；惟一人之战，故其人一旦而败也，一旦而死也，其战事遂烟消瓦解，不留其影响，故曰其时短。若国民竞争则反是。凡任国事者，遇国难之至，当视其敌国为国家之竞争乎？

为国民之竞争乎？然后可以语于御抵之法也。

第三节今日世界之竞争力与其由来呜呼，世界竞争之运，至今日而极矣！其原动力发始于欧洲，转战突进，盘若旋风，疾若掣电，倏忽叱咤，而遍于全球。试一披地图，世界六大陆，白色人种已有其五，所余者惟亚细亚一洲而已。而此亚细亚者，其面积二分之一，人口十分之四，已属白人肘腋之物。盖自洲之中部至北部全体，已为俄人所有，里海殆如俄国之内湖。南部之中央五印度全境，为英奴隶，印度西邻之阿富汗、俾路芝，亦为英之保护国，归其势力范围之内。法国当距今四十年前，始染指于亚洲之东南；同治元年，占交趾，灭柬埔寨；光绪十年，遂亡安南；十九年，败暹罗，割其地三分之一。英人于光绪十一年，亡缅甸，擒其王。而波斯因英、俄均权，仅留残喘。高丽因俄、日协议，聊保余生。计欧人竞争之力所及，除其余四大洲外，而所得于亚细亚之领地者，则：

面积日本里人口

亚细亚洲2，880，000方里835，000，000人俄属1，100，000方里20，000，000人英属330，000方里300，000，000人法属44，700方里22，000，000人葡属1，300方里1，000，000人欧属总计1，476，000方里343，000，000人其竞争力之强悍而过去成绩之宏伟也如此。今者移戈东向，万马齐力，以集于我支那。然则其力之所由来与其所终极，不可不惴惴而留意也。

自前世纪以来，学术日兴，机器日出，资本日加，工业日盛，而欧洲全境，遂有生产过度之患，其所产物不能不觅销售之地，前者哥仑布之开美洲，谓为新世界，谓足以调剂欧洲之膨胀，然数百年来，既已自成为产物之地，昔为欧人殖民之域者，今方且谋殖民于他境。其次如印度，如澳洲，欧人以全力经营之，将赖之为消受产物之所，不数十年，非直不能消受而已，而其本地所产之物，又且皇皇然谋销场于他地。于是欧人大窘，不得已而分割亚非利加，举洲若狂，今者虽撒哈拉大沙漠中一粒之沙，亦有主权者矣。虽然，以欧人之工商业，而欲求主顾于非洲人，虽费尽心血以开通之，其收效必在百数十年以后，而彼其生产过度之景况，殆不可终日。于是欧人益大窘，于是皇皇四顾，茫茫大地，不得不瞬其鹰目，涎其虎口，以暗吸明噬我四千年文明祖国、二万万里膏腴天府之支那。

第四节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竞争也由此观之，今日欧美诸国之竞争，非如秦始皇、亚力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之徒之逞其野心，赎兵以为快也，非如封建割据之世，列国民贼缘一时之私忿，谋一时之私利，而兴兵构怨也，其原动力乃起于国民之争自存。以天演家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推之，盖有欲已而不能已者焉。故其争也，非属于国家之事，而属于人群之事；非属于君相之事，而属于民间之事；非属于政治之事，而属于经济（用日本名，今译之为资生）之事。故夫昔之争属于国家君相政治者，未必人民之所同欲也；今则人人为其性命财产而争，万众如一心焉。昔之争属于国家君相政治者，过其时而可以息也；今则时时为其性命财产而争，终古无已时焉。呜呼，危矣殆哉！当其冲者，何以御之？

第五节中国之前途哀时客曰：哀哉，吾中国之不知有国民也。不知有国民，于是误认国民之竞争为国家之竞争，故不得所以待之之道，而终为其所制也。待之之道若何？曰：以国家来侵者，则可以国家之力抵之；以国民来侵者，则必以国民之力抵之。国民力者，诸力中最强大而坚忍者也！欧洲国民力之发达，亦不过百余年间事耳，然挟之以挥斥八极，亭毒全球，游刃有余，贯革七札。虽然，彼其力所能及之国，必其国无国民力者也。

苟遇有国民力之国，则欧人之锋固不得不顿，而其舵固不得不转。

何以证之？昔昔白种人以外之国，其有此力者殆希也，而三十年前一遇之于日本，近则再遇之于菲律宾，三遇之于德郎士哇儿（即南阿共和国，近与英国议开战者）。夫以三十年前之日本与今日之菲律宾、德郎士哇儿，比诸欧美诸雄，其强弱之相去不可道里计也，然欧美之锋为之顿而舵为之转者何也？以国民之力，抵他人国民竞争之来侵，其所施者当而其收效易易也。

今我中国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国际（即交涉事件）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以之与前此国家竞争之世界相遇，或犹可以图存，今也在国民竞争最烈之时，其将何以堪之！

其将何以堪之！！欧人知其病源也，故常以猛力威我国家，而常以暗力侵我国民。威国家何以用猛力？知国家之力必不足以抗我，而国事非民所能过问，民无爱国心，虽摧辱其国而莫予愤也。侵国民何以必用暗力？知政府不爱民，虽侵之而必不足以动其心，特恐民一旦知之，而其力将发而不能制，故行之以阴，受之以柔也。呜呼！今之铁路、矿务、关税、租界、传教之事，非皆以暗力行之者乎？充其利用暗力之极量，必至尽寄其力于今日之政府与各省官吏，挟之以钤压我国民，于是我国民永无觉悟之时，国民之力永无发达之时，然后彼之所谓生产过度、皇皇然争自存者，乃得长以我国为外府，而无复忧矣，此欧洲人之志也。

呜呼！我国民其有知此者乎？苟其未知，吾愿其思所以知之；苟其已知，吾愿其思所以行之。行之维何？曰仍在国民力而已。国民何以能有力？

力也者，非他人所能与我，我自有之而自伸之，自求之而自得之者也。

彼欧洲国民之能有力，盖不知掷几许头颅、洒几许鲜血以易之矣。国民乎，国民乎，其犹其争自存之心乎，抑曾菲律宾、德郎士哇儿之不若也？

少年中国说

（1900年2月10日）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

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

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