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

，非向书本然也。盖向旧书之亡久矣。嘉中，集贤校理苏颂始以《颂义》为篇次，复定其书为八篇，与十五篇者并藏于馆阁。而《隋书》以《颂义》为刘歆作，与向列传不合。今验《颂义》之文，盖向之自叙。又《艺文志》有向《列女传颂图》，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乱，古书之在者少矣，而《唐志》录《列女传》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无录，然其书今在。则古书之或有录而亡，或无录而在者亦众矣，非可惜哉！今校雠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缮写。

初，汉承秦之敝，风俗已大坏矣，而成帝后宫，赵卫之属尤自放。向以谓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又以谓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视听言动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顾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闻，盖为之师傅保姆之助，诗书图史之戒，珩璜琚之节，威仪动作之度。其教之者虽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尝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义归于反身，《二南》之业本于文王，夫岂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兴，能得内助，而不知所以然者，盖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内则后妃有《关雎》之行，外则群臣有《二南》之美，与之相成。其推而及远，则商辛之昏俗，江汉之小国，兔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谓身修故国家天下治者也。后世自学问之士，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见可法，故竞于邪侈，岂独无相成之道哉！士之苟于自恕，顾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处显也，然去《二南》之风亦已远矣，况于南向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劝戒之意可谓笃矣。然向号博极群书，而此传称《诗·苡》、《柏舟》、《大车》之类，与今序《诗》者之说尤乖异，盖不可考。至于《式微》之一篇，又以谓二人之作。岂其所取者博，故不能无失欤？其言象计谋杀舜及舜所以自脱者，颇合于《孟子》。然此传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盖亦不足道也。凡后世诸儒之言经传者，固多如此，览者采其有补，而择其是非可也。故为之叙论以发其端云。

○王安石-周礼义序

士弊于俗学久矣，圣上闵焉，以经术造之。乃集儒臣，训释厥旨，将播之校学，而臣某实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后先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数有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盖其因习以崇之，赓续以终之，至于后世，无以复加。则岂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犹四时之运，阴阳积而成寒暑，非一日也。

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历岁千数百矣。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而发之，臣诚不自揆，然知其难也。以训而发之之为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

然窃观圣上致法就功，取成于心，训迪在位，有冯有翼，乎乡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所谓见而知之者，臣诚不自揆，妄以为庶几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谨列其书为二十有二卷，凡十馀万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诏颁焉。谨序。

○王安石-诗义序

《诗》三百十一篇，其义具存，其辞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训其辞，又命臣某等训其义。书成，以赐太学，布之天下，又使臣某为之序。谨拜手稽首言曰：《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放其言之文，君子以兴焉；循其道之序，圣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门人赐也、商也，有得于一言，则孔子悦而进之，盖其说之难明如此，则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纷纷，岂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内德纯茂，则神罔时恫，外行恂达，则四方以无侮。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则《颂》之所形容，盖有不足道也。微言奥义，既自得之，又命承学之臣训释厥遗，乐与天下共之。顾臣等所闻，如爝火焉，岂足以赓日月之馀光？姑承明制，代匮而已。传曰：“美成在久。”故《或朴》之作人，以寿考为言，盖将有来者焉，追琢其章，缵圣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几及见之。谨序。

○王安石-书义序

熙宁二年，臣某以《尚书》入侍，遂与政。而子实嗣讲事，有旨为之说以献。八年，下其说太学，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遗文，更秦而几亡，遭汉而仅存，赖学士大夫诵说，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纵皇帝大知，实始操之以验物，考之以决事，又命训其义，兼明天下后世。而臣父子以区区所闻，承乏与荣焉。然言之渊懿而释以浅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轻眇，兹荣也，只所以为愧欤！谨序。

○马端临-文献通考序

昔荀卿子曰：“欲观圣王之迹，则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审後王之道，而论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然则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诗》、《书》、《春秋》之後，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後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後，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馀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後学者开卷之馀，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於理乱兴衰，而略於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

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犹有温公之成书，而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後学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尝续其书，至周显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国朝通典》。然宋之书成而传习者少，魏尝属稿而未成书，今行於世者，独杜公之书耳，天宝以後盖阙焉。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盖古者因田制赋，赋乃米粟之属，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贡，贡乃包篚之属，非可杂之於税法之中也。乃若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汨，叙兵则尽遗赋调之规而姑及成败之迹，诸如此类，宁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史各有志，而《通典》无述焉。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晔《东汉书》以後无之，然历代封建王侯未尝废也。王溥作唐及五代会要，首立帝系一门，以叙各帝历年之久近，传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编会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则无其书。凡是二者，盖历代之统纪，典章系焉，而杜书亦复不及，则亦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

愚自蚤岁盖尝有志於缀缉，顾百忧薰心，三馀少暇，吹竽已涩，汲绠不修，岂复敢以斯文自诡？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微，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生乎千百载之後，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窃伏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於文献盖庶几焉。尝恐一旦散轶失坠，无以属来哲，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旁搜远绍，门分汇别，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元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门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各以小序详之。

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於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於典故者不能为也。陈寿号善叙述，李延寿亦称究悉旧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纪传而独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数千年，贯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学陋识操觚窜定其，虽复穷老尽气，刿目钅术心，亦何所发明？聊辑见闻，以备遗忘耳！後之君子，傥能芟削繁芜，增广阙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车之愧，庶有志於经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内复有公卿大夫采地禄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孙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硗，生齿之登耗，视之如其家，不烦考而奸伪无所容，故其时天下之田悉属於官。民仰给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输其赋，仰事俯育，一视同仁，而无甚贫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内自私，一人独运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骤更数易，视其地如传舍，而闾里之情伪，虽贤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迁除，其岁月有限，而田土之还受，其奸敝无穷，故秦汉以来，官不复可授田，遂为庶人之私有，亦其势然也。虽其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贞观，稍欲复三代之规，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盖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复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捐田产以予百姓矣。秦於其当与者取之，所当取者与之，然所袭既久，反古实难。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亩以召怨ゥ。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於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於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於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後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於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作《田赋考》第一，叙历代因田制赋之规，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

生民所资，曰衣与食；物之无关於衣食而实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为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用之物，作为货币以权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刀、布即古钱之名）。然珠、玉、黄金为世难得之货，至若权轻重，通贫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铜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来，未之有改也。然古者俗朴而用简，故钱有馀；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钱不足。於是钱之直日轻，钱之数日多。数多而直轻，则其致远也难，自唐以来，始创为飞券、钞引之属，以通商贾之厚赍贸易者。其法盖执券、引以取钱，而非以券、引为钱也。宋庆历以来，蜀始有交子；建炎以来，东南始有会子。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作《钱币考》第二。凡二卷。

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钧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盖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胄则惭；农安於犁锄，而问之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曰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满隅者，总总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官既无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为之法，以征其身，户调、口赋，日增月益，上之人厌弃贱薄，不倚民为重，而民益穷苦憔悴，只以身为累矣。作《户口考》第三，叙历代户口之数与其赋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军旅则执干戈，兴土木则亲畚锸，调征行则负羁绁，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劳，其理则然。然则乡长、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为乡长、里正者，不胜诛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户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户役者，其费日重；上之议户役者，其制日详。於是曰差，曰雇，曰义，纷纭杂袭，而法出奸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党长，皆有禄秩之命官；两汉之三老、啬夫，皆有誉望之名士，盖後世之任户役者也，曷尝凌暴之至此极乎！作《职役考》第四，叙历代役法之详，而以复除附焉。凡二卷。

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泽，茶、盐、坑冶是也；二曰关市，酒酤、征商是也。羞言利者，则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而欲与民庶争货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则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关市货物之聚，而商贾擅之，取之於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於百姓之赋税，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经国之远图也。自是说立，而後之加详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则并其利源夺之，官自煮盐、酤酒、采茶、铸铁，以至市易之属。利源日广，利额日重，官既不能自办，而豪强商贾之徒又不可复擅，然既以立为课额，则有司者不任其亏减，於是又为均派之法。或计口而课盐钱，或望户而榷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计其顷亩，令於赋税之时带纳，以求及额，而征榷遍於天下矣。盖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强、商贾之徒，以优农民，及其久也，则农民不获豪强、商贾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有识者知其苛横，而国计所需，不可止也。作《征榷考》第五，首叙历代征商之法，盐铁始於齐，则次之；榷酤始於汉，榷茶始於唐，则又次之；杂征敛者，若津渡、架之属，以至汉之告缗，唐之率贷，宋之经、总制钱，皆衰世一切之法也，又次之。凡六卷。

市者，商贾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货取之任土所贡而有馀，未有国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说则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输，曰市易，曰和买，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赋而有馀，未有国家而籴粟者也。而籴之说则於齐桓公、魏文侯之平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义仓，曰和籴，皆以平籴藉口者也。然泉府与平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滞於民用也，则官买之、籴之；及其於民用也，则官卖之、粜之。盖懋迁有无，曲为贫民之地，初未尝有一毫征利富国之意。然沿袭既久，古意浸失。其市物也，亦诿曰榷蓄贾居货待价之谋；及其久也，则官自效商贾之为，而指为富国之术矣。其籴粟也，亦诿曰救贫民贱钱荒之弊；及其久也，则官未尝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积粟之入矣。至其极弊，则名曰和买、和籴，而强配数目，不给价直，鞭笞取足，视同常赋。盖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厉民，不可不究其颠末也。作《市籴考》第六。凡二卷。

《禹贡》，八州皆有贡物，而冀州独无之；甸服有米粟之输，而馀四服俱无之。说者以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赋所当供者市易所贡之物，故不输粟，然则土贡即租税也。汉唐以来，任土所贡，无代无之，著之令甲，犹曰当其租入。然叔季之世，务为苛横，往往租自租而贡自贡矣。至於珍禽、奇兽、袤服、异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奸谄之臣希意创贡，往往有出於经常之外者。甚至留官赋，阴增民输，而命之曰“羡馀”，以供贡奉，上下相蒙，苟悦其名，而於百姓则重困矣。作《土贡考》第七。凡一卷。

贾山《至言》曰：“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馀财，民有馀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而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然则国之废兴非财也，财少而国延，财多而国促，其效可睹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内府，且有“惟王不会”之说，後之为国者因之。两汉财赋曰大农者，国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转运、度支，而复有琼林、大盈；宋既有户部、三司，而复有封桩、内藏。於是天下之财，其归於上者，复有公私。恭俭贤主，常捐内帑以济军国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娱，故财匮而其民怨。此又历代制国用者龟鉴也。作《国用考》第八，叙历代财计首末，而以漕运、赈恤、蠲贷附焉。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为首，才能次之。虞朝载采，亦有九德，周家宾兴，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两汉以来，刺史、守、相得以专辟召之权；魏晋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之毁誉，而试之以曹掾之职业，然後俾之入备王官，以阶清显。盖其为法，虽有愧於古人德行之举，而犹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僚属皆命於铨曹，绅发轫悉由於科目。自以铨曹署官，而所按者资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权；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试者词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阶荣进之路。夫其始进也，试之以操觚末技，而专主於词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专校其资格，於是选贤与能之意，无复存者矣。然此二法者，历数百年而不可以复更，一或更之则荡无法度，而侥滥者愈不可澄汰，亦独何哉？又古人之取士，盖将以官之。三代之时，法制虽简，而考核本明，毁誉既公，而贤愚自判。往往当时士之被举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伪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为取士之途，铨选为举官之途，二者各自为防闲检尼之法。至唐则以试士属之礼部，试吏属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铨选之法，日新月异，不相为谋。盖有举於礼部而不得官者，不举於礼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进身之涂辙亦复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举士、举官两门以该之。作《选举考》第九。凡十二卷。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所谓学校，至不一也。然惟国学有司乐、司成，专主教事，而州、闾、乡、党之学，则未闻有司职教之任者。及考《周礼·地官》：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孟月属民而读法，祭祀则以礼属民；州长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艺，纠其过恶而劝戒之。然後知党正即一党之师也，州长即一州之师也，以至下之为比长、闾胥，上之为乡、遂大夫，莫不皆然。盖古之为吏者，其德行道艺，俱足以为人之师表，故发政施令，无非教也。以至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盖役之则为民，教之则为士，官之则为吏，钧是人也。秦汉以来，儒与吏始异趋，政与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县令，则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学掾，则师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为谋，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从学也，曰习读；及进而登仕版，则弃其诗书礼乐之旧习，而从事乎簿书期会之新规。古人有言曰：“吾闻学而後入政，未闻以政学者。”後之为吏者，皆以政学者也。自其以政学，则儒者之学术皆筌蹄也，国家之学宫皆刍狗也，民何由而见先王之治哉？又况荣途捷径，旁午杂出，盖未尝由学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谓学者，姑视为粉饰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为无益於兴衰理乱之故矣。作《学校考》第十，叙历代学校之制，及祠祭褒赠先圣先师之首末，幸学养老之仪，而郡国乡党之学附见焉。凡七卷。

古者因事设官，量能授职，无清浊之殊，无内外之别，无文武之异，何也？唐虞之时，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礼，羲和掌历，夔典乐，益作虞，垂共工。盖精而论道经邦，粗而饬财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圣贤也。後之居位临民者，则自诡以清高，而下视曲艺多能之流；其执技事上者，则自安於鄙俗，而难语以辅世长民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