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历史

明。治注疏者，当从此始。《左氏传》，朱子所未言者。案《左氏正义》，虽详亦略，尽弃贾、服旧解，专宗杜氏一家。刘炫规杜，多中杜失；乃駮刘申杜，强为饰说。尝读《正义》，怪其首尾横决，以为必有讹脱。考各本皆如是，疑莫能释。后见刘文淇《左传旧疏考证》，乃知刘炫规杜，先申杜而后加规；《正义》乃翦截其文，以刘之申杜者列于后，而反以駮刘；又不审其文义，以致不相承接。首尾横决，职此之由。《易》、《书》之疏，间亦类此，特未若《左传疏》之甚耳。（刘文淇谓“唐人删定者仅駮刘炫说百余条，余皆光伯述议也。”刘毓崧又作《周易尚书旧疏考正》。）

唐人义疏，其可议者诚不少矣；而学者当古籍沦亡之后，欲存汉学于万一，窥郑君之藩篱，舍是书无徵焉。是又功过互见，未可概论者也。前乎唐人义疏，经学家所宝贵者，有陆德明《经典释文》。《经典释文》，亦是南学。其书创始于陈后主元年，成书在未入隋以前。而《易》主王氏，《书》主伪孔，《左》主杜氏，为唐人义疏之先声。中引北音，止一再见。《序录》于王晓《周礼音》，注云：“江南无此书，不详何人。”于《论语》云：“北学有杜弼注，世颇行之。”北方大儒，如徐遵明，未尝一引。陆本南人，未通北学，固无怪也。与义疏同时并出者，唐初又有《定本》，出颜师古，五经疏尝引之。师古为颜之推后人。之推本南人，晚归北，其作《家训》，引江南、河北本，多以江南为是。师古《定本》从南，盖本《家训》之说；而《家训》有不尽是者。如《诗》“兴雲祁祁”，《家训》以为当作“兴雨”，《诗正义》即据《定本》作“兴雨”，以或作“兴雲”为误。不知古本作“兴雲”，汉《无极山碑》可证。《毛诗》亦当与三家同。古无虚实两读之分，下云“雨我公田”，若上句又作“兴雨”，则文义重复。《家训》据班固《灵台诗》“祁祁甘雨”，不知班氏是合“兴雲祁祁，雨我公田”为一句。班作《汉书食货志》，引《诗》正作“兴雲”，尤可证也。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故论经学，为统一最久时代。

唐以《易》、《书》、《诗》、三《礼》、三《传》合为九经，取士。《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榖梁》为小经。以经文多少分大中小三等，取士之法不得不然。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人教业。……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榖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开元十六年，杨玚为国子祭酒，奏言：“今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公羊》、《榖梁》殆将绝废，……请量加优奖。”据此二说，则唐之盛时，诸经已多束阁。盖大经，《左氏》文多于《礼记》，故多习《礼记》，不习《左氏》。中、小经，《周礼》、《仪礼》、《公羊》、《榖梁》难于《易》、《书》、《诗》，故多习《易》、《书》、《诗》，不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此所以四经殆绝也。唐帖经课试之法，以其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为通。专考记诵，而不求其义，故明经不为世重，而偏重进士。宋初因唐明经之法，王安石改用墨义，是为空衍义理之始，元、明经义时文之滥觞。

汉熹平刊《石经》之后，越五百余年，而有唐开成《石经》。此一代之盛举，群经之遗则也。惟唐不重经术，故以文宗右文之主，郑覃以经术位宰相，而所刊《石经》，不满人意，史臣以为名儒不窥。当时并无名儒，窥不窥无足论；而自熹平《石经》散亡之后，惟开成《石经》为完备；以视两宋刻本，尤为近古。虽校刊不尽善，岂无佳处足证今本之讹脱者。顾炎武考监本《仪礼》，脱误尤多，《士昏礼》脱“胥授绥”一节十四字，赖有长安《石经》可据以补。此开成《石经》有功经学之一证也。顾又考出唐《石经》误字甚夥，实不尽属开成原刻。一经乾符之修造，再经后梁之补刊，三经北宋之添注，四经尧惠之谬作。其中误字，未可尽咎唐人。精审而详究之，亦治经之一助也。

唐人经说传今世者，惟陆淳本啖助、赵匡之说，作《春秋纂例》、《微旨》、《辨疑》。谓：左氏，六国时人，非《论语》之丘明；杂采诸书，多不可信。《公》、《榖》口授，子夏所传；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此等议论，颇能发前人所未发。惟《三传》自古各自为说，无兼采《三传》以成一书者；是开通学之途，背颛门之法矣。史徵《周易口诀》，成伯玙《毛诗指说》，韩、李《论语笔解》，皆寥寥短篇，无关闳旨。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多存古义；后人得以窥汉《易》之大略，考荀、虞之宗旨，赖有此书。

唐人经学有未可抹杀者，《说郛》令狐澄《大中遗事》云：“大中时，工部尚书陈商立《春秋左传》学议；以孔子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惜忠贤之泯灭，恐善恶之失坠，以日系月，修其职官，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举其《春秋》，则明白而有识；合之《左氏》，则丛杂而无徵。杜元凯曾不思夫子所以为经，当以《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取二义乖刺不侔之语，参而贯之，故微旨有所不周，宛章有所未一。”孙光宪《北梦琐言》，亦载此说。案自汉后，《公羊》废搁，《左氏》孤行，人皆以《左氏》为圣经，甚且执杜解为传义。不但《春秋》一经，汨乱已久；而《左氏》之传，受诬亦多。孔疏于经传不合者，不云传误，反云经误。刘知几《史通》，诋毁圣人，尤多狂悖。皆由不知《春秋》是经，《左氏》是史。经垂教立法，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体例判然不合，而必欲混合为一。又无解于经传参差之故，故不能据经以正传，反信传而疑经矣。陈商在唐时无经学之名，乃能分别夫子是经、丘明是史，谓杜元凯参贯二义非是，可谓千古卓识。谓《左传》非扶助圣言，即博士云“左氏不传《春秋》”之意也；非缘饰经旨，即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之说也。治《春秋》者，诚能推广陈商之言，分别经是经，《左氏》是史，离之双美，毋使合之两伤，则不至误以史视《春秋》，而《春秋》大义微言可复明于世矣。

●八、经学变古时代

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宋王旦作试官，题为“当仁不让于师”，不取贾边解师为众之新说，可见宋初笃实之风。乃不久而风气遂变。《困学纪闻》云：“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据王应麟说，是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七经小传》，刘敞作，《三经新义》，王安石作，或谓《新义》多剿敞说。元祐诸公，排斥王学；而伊川《易传》专明义理，东坡《书传》横生议论，虽皆传世，亦各标新。司马光《论风俗劄子》曰：“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陆游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案宋儒拨弃传注，遂不难于议经。排《系辞》谓欧阳修，毁《周礼》谓修与苏轼、苏辙，疑《孟子》谓李觏、司马光，讥《书》谓苏轼，黜《诗序》谓晁说之。此皆庆历及庆历稍后人，可见其时风气实然，亦不独咎刘敞、王安石矣。

孔子以《易》授商瞿，五传而至田何，又三传为施雠、孟喜、梁丘贺，此《易》之正传也。京房受《易》于焦延寿，讬之孟氏，不相与同，多言卦气占验，此《易》之别传也。郑注言爻辰，虞注言纳甲，不过各明一义，本旨不尽在此。郑与荀爽皆费氏《易》；惟虞翻言家传孟氏，而注引《参同契》，又言梦道士使吞三爻，则间本于道家。王弼亦费氏《易》，而旨近老氏，则亦涉道家矣。然诸儒虽近道家，或用术数，犹未尝驾其说于孔子之上也。宋道士陈搏乃本太乙下行九宫之法，作先天后天之图，讬伏羲、文王之说而加之孔子之上。三传得邵子，百其说益昌。邵子精数学，亦《易》之别传，非必得于《河》、《洛》。程子不信邵子之数，其识甚卓。《易传》言理，比王弼之近老氏者，为最纯正。朱子以程子不言数，乃取《河》、《洛》九图冠于所作《本义》之首。于是宋、元、明言《易》者，开卷即说先天后天。不知图是点画，书是文字；故汉人以《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宋人所传《河图》、《洛书》，皆黑白点子，是止可称图，不可称书。而乾南坤北之位，是乾为君，而北面朝其臣。此皆百喙不能解者。是以先天后天说《易》者，皆无足观。

《尚书》传自伏生，今存《大传》；而《洪范五行传》专言祥异，则《书》之别传也。太史公当武帝立欧阳《尚书》之时，所引《尚书》，必欧阳说，与伏传多吻合。大小夏侯出，始小异。古文说出，乃大不同。今考《五经异义》引《古尚书说》，《五经疏》引马、郑遗说，如六卿、六宗、广地万里、服十二章之类，多援《周礼》以解唐、虞。夫《周礼》即属周公手定之书，亦不可强尧、舜下从成周之制，是古文说已不可信矣。伪孔《传》出，王肃杂采今古，与马、郑互有得失。诸儒去古未远，虽间易其制度，未尝变乱其事实也。至宋儒乃以义理悬断数千年以前之事实，谓文王不称王；戡黎是武王；武王但伐纣，不观兵；周公惟摄政，未代王；无解于“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子封”之文，乃以为武王封康叔；《君奭》是周公留召公；王命周公后是留后治洛；并与古说不合。考之《诗》、《书》，皆言文王受命。伏《传》、《史记》皆言文王称王，以戡黎为文王事，非武王事。武王既可伐纣，何以必不可观兵。伏《传》言周公居摄；《史记》言周公践位。又言武王时，康叔幼，未得封；《左氏传》祝鮀明言周公封康叔，鮀以卫人说卫事，岂犹有误！《史记》言《君奭》作于周公居摄时，非留召公。又言周公老于丰，薨于丰，未尝留后治洛。唐置节度留后，古无此官名。皆变乱事实之甚者，孔《传》尚无此说，故孔《传》虽伪，犹愈于蔡《传》也。疑孔《传》始于宋吴棫。朱子继之，谓“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序》是魏、晋间人作。《书》凡易读者皆古文，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偏记其所难而易者全不能记。”朱子所疑，真千古卓识。蔡《传》不从师说，殆因其序以传心为说；传心出虞廷十六字，不敢明著其伪乎！阎若璩作《古文疏证》，攻伪《书》、伪《传》；毛奇龄为古文作《冤词》。人多是阎非毛，实亦未可概论。阎攻伪《书》、伪《传》极精，而据蔡《传》则误。毛不信宋儒所造事实，而一从孔传，此则毛是而阎非者，学者当分别观之。

《诗》，鲁、齐、韩三家，《艺文志》以为鲁最近之。《齐诗》五际六情，独传异义，则《诗》之别传也。《韩诗》，唐时尚存，惜无传人而亡。《毛传》孤行，郑《笺》间采鲁、韩。自汉以后，说《诗》皆宗毛、郑。宋欧阳修《本义》始辨毛、郑之失，而断以己意。苏辙《诗传》始以毛《序》不可尽信，止存其首句，而删去其余。南宋郑樵《诗传辨妄》始专攻毛、郑，而极诋《小序》。当时周孚已反攻郑樵。朱子早年说《诗》，亦主毛、郑；吕祖谦《读诗记》引朱氏曰，即朱子早年之说也。后见郑樵之书，乃将《大小序》别为一编而辨之，名《诗序辨说》。其《集传》亦不主毛、郑，以《郑》、《卫》为淫诗，且为淫人自言。同时陈傅良已疑之，谓：以城阙为偷期之所，彤管为淫奔之具，窃所未安。马端临《文献通考》辨之尤详，谓：夫子尝删《诗》，取《关雎》乐而不淫；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为男女淫泆而自作者，凡二十有四，何夫子犹存之不删！又引郑六卿饯韩宣子所赋诗，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而不闻被讥。乃知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是朱子《诗集传》，宋人已疑之。而朱子作《白鹿洞赋》，引《青衿》伤学校语，门人疑之而问，朱子答以序亦不可废。是朱子作《集传》，不过自成一家之言，非欲后人尽废古说而从之也。王柏乃用其说而删《诗》，岂朱子之意哉！

《春秋公羊》、《榖梁》，汉后已成绝学。《左氏》传事不传义，后人专习《左氏》，于《春秋》一经，多不得其解。王安石以《春秋》为断烂朝报而废之，后世以此诟病安石。安石答韩求仁问《春秋》曰：“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不足信也。”尹和靖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难之也，废《春秋》非其意。”据尹氏说，安石本不欲废《春秋》者，然不信《三传》，则《春秋》已废矣。若以《春秋》为断烂朝报，则非特安石有是言，专执《左氏》为《春秋》者皆不免有此意。信《左氏》家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是《春秋》如朝报矣；不信《公》、《榖》家日月褒贬之例，而概以为阙文，是《春秋》如朝报之断烂者矣。宋人治《春秋》者多，而不治颛门，皆沿唐人啖、赵、陆一派。如孙复、孙觉、刘敞、崔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程公说、张洽、吕大圭、家铉翁，皆其著者，以刘敞为最优，胡安国为最显。元、明用胡《传》取士，推之太高；近人又诋之太过，而胡《传》卒废。平心而论，胡氏《春秋》大义本孟子，一字褒贬本《公》、《榖》，皆不得谓其非。而求之过深，务出《公》、《榖》两家之外；锻炼太刻，多存讬讽时事之心。其书奏御经筵，原可藉以纳约。但尊王攘夷，虽《春秋》大义；而王非唯诺趋伏之可尊，夷非一身两臂之可攘。胡《传》首戒权臣，习艺祖惩艾黄袍之非，启高宗猜疑诸将之意。王夫之谓岳侯之死，其说先中于庸主之心。此其立言之大失，由解经之不明也。崔子方《春秋本例》，以日月为本，在宋儒中，独能推明《公》、《榖》；而所作《经解》并纠《三传》，未能专主一家。朱子云：“《春秋》义例……不能自信于心，故未尝敢措一辞。”此朱子矜慎之处，亦由未能专信《公》、《榖》，故义例无所依据也。

三《礼》本是实学，非可空言；故南北学分，而三《礼》皆从郑注；皇、熊说异，而皆在郑注范围之中。宋时三礼之学，讲习亦盛。王安石以《周礼》取士。后有王昭禹、易袚、叶时，皆可观。《仪礼》有李如圭《集释》、《释宫》，张淳《识误》，并实事求是之学。《礼记》，卫湜《集说》一百六十卷，采摭宏富，可比李鼎祚之集《周易》。而陈祥道之《礼书》一百五十卷，贯通经传，晁公武、陈振孙服其精博。窃谓祥道之书，博则有之，精则未也。宋人治经，务反汉人之说。以礼而论，如谓郊禘是一，有五人帝，无五天帝，魏王肃之说也。禘是以祖配祖，非以祖配天，唐赵匡之说也。此等处，前人已有疑义，宋人遂据以诋汉儒。三代之礼久亡，汉人去古未远，其说必有所受。古时宫室制度，至汉当有存者。如周之灵台，汉时犹在，非后人臆说所能夺也。若古礼之不宜于今者：郊禘一岁屡行，天子难于亲出；宗庙四代选毁，人情必疑不安。后世天则每岁一郊，祖则同堂异室，此皆不必强摹古礼，亦不必以古礼为非，宋人尽反先儒，一切武断；改古人之事实，以就我之义理；变三代之典礼，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为必然者也。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以十七篇为主，取大、小戴及他书传所载系于礼者附之，仅成家、乡、邦国、王朝礼，丧、祭二礼未就而朱子殁，黄榦续成之。其书甚便学者，为江永《礼经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所自出。

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己，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此不可为训者也。世讥郑康成好改字；不知郑《笺》改毛，多本鲁、韩之说；寻其依据，犹可征验。注《礼记》用卢、马之本，当如卢植所云“发起纰缪”；注云“某当为某”，亦必确有凭依。《周礼》故书，不同《仪礼》；今古文异，一从一改，即以《齐》、《古》考《鲁论》之意。《仪礼》之《丧服传》，《礼记》之《玉藻》、《乐记》，虽明知为错简，但存其说于注，而不易其正文。先儒之说经，如此其慎，岂有擅改经字者乎！唐魏征作《类礼》，改易《礼记》次序，张说駮之，不行，犹得谨严之意。乃至宋而风气大变。朱子注《论语》，不删重出之章；“与其进也”三句，不钩转其文，但存其说于注。注《诗》“爰其适归”，云《家语》作奚，而不改为奚；据古本“上帝甚蹈”，云《国语》作神，而不改为神；体例犹未失也。独于《大学》，移其文，又补其传；《孝经》分经传，又删经文；未免宋人习气。而移《大学》先有二程子，删《孝经》云本胡侍郎、汪端明，则未可尽为朱子咎。若王柏作《书疑》，将《尚书》任意增删；《诗疑》删《郑》、《卫》，《风雅颂》亦任意改易；可谓无忌惮矣。《四库提要》斥之曰：“柏何人斯，敢奋笔以进退孔子哉！”经学至斯，可云一厄。他如俞廷椿《复古编》，割裂五官，以补冬官；吴澄《礼记纂言》，将四十九篇颠倒割裂，私窜古籍，使无完肤。宋、元、明人说经之书，若此者多，而实宋人为之俑始。

●九、经学积衰时代

唐、宋明经取士，犹是汉人之遗；而唐不及汉，宋又不及唐者，何也？汉以经术造士，上自公卿，下逮掾吏，莫不通经。其进用，或由孝廉茂才，或由贤良对策。若射策中科，止补文学掌故、博士弟子员，非高选也。唐之帖经，犹汉之射策；其学即浅，而视之又不重。所重视者，诗赋之辞，时务之策，皆非经术。援经义对策者，仅一刘蕡引《春秋》正始之文，发宦侍无君之隐。以直言论，固属朝阳之凤；以经义论，亦同独角之麟；而唐不能用。此其所以不及汉也。宋仁宗始复明经科，神宗变帖经为墨义。贴经之记诵属实，非数年不为功；墨义之文字蹈空，即一时可猝办。唐时帖括全写注疏，议者病其不能通经。权德舆谓注疏犹可以质验；不者，傥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则荡然矣。宋用墨义，正如权德舆所料。又专用王氏《新学》，不遵古义。苏轼以为黄茅白苇，徐禧言窃袭人语不求心通者相半，此其所以并不及唐也。且宋以后，非独科举文字蹈空而已，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朱子答人问胡安定云：“寻常亦不满于胡说，解经不使道理明白，却说其中多使故事，大与做时文答策相似。”夫以胡安国《春秋传》，后世颁之学官，用以取士者，犹不免与时文答策相似；皆由科举之习深入人心，不可涤除。故论经学，宋以后为积衰时代。

科举取士之文而用经义，则必务求新异，以歆动试官；用科举经义之法而成说经之书，则必创为新奇，以煽惑后学。经学宜述古而不宜标新；以经学文字取人，人必标新以别异于古。一代之风气成于一时之好尚，故立法不可不慎也。元、明之经义，本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墨义之法，命吕惠卿、王雱等为之，而安石自撰《周礼义》，使雱撰《诗》、《书义》，名为《三经新义》，颁行天下。夫既名为《新义》，则明教人弃古说，以从其新说。陈后山《谈丛》言：荆公《新义》行，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荆公悔之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是安石立法不善，当时已自悔其失；而其书至南宋始废。赵鼎谓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陈公辅谓安石使学者习其所为《三经新义》；皆穿凿破碎无用之空言也。南宋虽废《新义》，而仍用其墨义之法。朱子谓经义甚害事，分明是侮圣人之言，诗赋却无害。朱子岂不知经义取士优于诗赋，而其言如是，则当时经义为经之蠹可知。元人因之，而制为四书五经疑。明初用四书疑，后乃改四书五经义。其破承原起之法，本于元王充耘《书义矜式》，又本于吕惠卿、王雱之墨义。名为明经取士，实为荒经蔑古之最。明时所谓经学，不过蒙存浅达之流；即自成一书者，亦如顾炎武云：明人之书，无非盗窃。弘治以后，经解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而已。其见于《四库存目》者，新奇谬戾，不可究诘。《五经》扫地，至此而极。

宋人说经之书传于今者，比唐不止多出十倍，乃不以为盛而以为衰者，唐人犹守古义而宋人多务新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