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

母之义，而以邑姜当之，是已。然武王之臣见於经传者，尚有苏忿生、史佚，而毕、荣皆不甚显；毕公虽见於《逸周书》，而与卫叔、毛叔同举，何所见十人之必为毕、荣而无他人者？既无明文，不如缺之为是。

【附录】“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长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书立政》）

【补】“有攸不为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孟子》）

△“东征”非伐纣

按：此文云“有攸不为臣”，则非伐纣之事明矣；纣安能为周之臣哉！《伪武成篇》采此文於武王伐纣之时而又患其不合，乃删其首句及末句“臣”字以求合於其事。若然，则《孟子》何故增此数字，使其文理不通乎？至引《泰誓》之文，特以证“取残”之意，原不必即为此事；况《泰誓》既亡，安知当日之非追述往事邪？自武王即位至伐纣凡十一年，其间岂能绝无征伐，故《史记》有观兵之文，而金仁山以戡黎为武王之事。此或即《书》之“戡黎”，或即《史》之“观兵”，均未可知；要之当在伐纣之前。故次之於此。

【备览】“九年，武王上祭於毕，东观兵，至於盟津。”（《史记周本纪》）

【备览】“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同上）

此与“东征”未知为一事，为两事；姑附次於此。

△观兵与伐纣之年

《伪孔传》以伐纣为十三年，而《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为观兵於孟津。《蔡传》驳之云：“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误也，《序》本依仿《经》文，无所发明；偶‘三’误而为‘一’，汉孔氏遂以为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武王观兵，是以臣胁君也。张子曰：‘此事间不容发：一日而命未绝，则是君臣；当日而命绝，则为独夫。’岂有观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司马迁作《周本纪》，因亦谓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讹谬相承，展转左验，遂使武王蒙数千百年胁君之恶。一字之误，其流害乃至於此哉！”余按：《伪孔传》以一事而误分两年，故以《序》之十一年伐殷为观兵。《蔡传》驳之，当矣；然谓武王未尝观兵，谓《史记》承孔氏之讹谬亦谓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则犹未免於考之未详而论之未审也。《史记》云：“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於盟津。”是观兵自在九年，不在十一年，非以伐殷而观兵也。《史记》云：“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乃东伐纣。”是伐殷元在十一年，不在十三年，非以《序》之十一年伐殷为观兵也。以伐纣为在十三年者，乃《汉志》所载刘歆《三统历》之说；撰《伪泰誓经传》者因之，故以《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为观兵，其说与《史记》正相悖。蔡氏不详阅《史记》本文，乃谓《史记》亦言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疏矣！不知《伪泰誓》之十三年乃袭《三统》之误，而反谓《史记》之观兵为袭《伪孔传》之误，抑又慎矣！孟子曰：“有攸不为臣，东征。”而说者亦或谓戡黎为武王事。然则武王未伐纣前十年之中不无用兵之事，或河、洛间有诸侯无道者，武王伐之，因而会於孟津，此固理之所有；不得遂以观兵为伐纣也，不得因武王之先二年未尝伐纣遂谓武王先二年亦不应观兵也。犹是商与周也，犹是纣与武王也，苟先二年观兵即为胁君，则後二年伐纣安在遂得为无过乎！况《史记》言“诸侯皆曰‘纣可伐’，武王曰‘未可’”，则是此举乃武王不伐纣之明证，正得圣人之心，而何谬之有哉！故今删节其文而仍存之，以见武王不忍伐商之至德。十一年之非误，《三统》谓在十三年之谬，说并见後《伐殷访范条》下。当日命绝之非是，详见後《甲子条》下。

△辨白鱼赤乌之说

《尚书大传》云：“太子发升于舟；中流，白鱼入于舟中；跪取，出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休哉！’有火流於王屋，化为赤乌三足。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史记周本纪》云：“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土复于下，至於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余按：孟津，河津，河南河北皆可谓之孟津（今孟津县在河南岸）；武王既自孟津还师，必不渡河而北，复渡河而南也。白鱼赤乌，其事荒诞不经，君子之所不道。盖汉人尚谶纬，是以其言如是；《大传》、《本纪》不知其谬而误采之耳。且伐商之役，武王即位久矣，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武王安得变而称“太子发”也哉！果称“太子”，《牧誓篇》中何以又称为“王曰”也？故今并不录。

【附论】“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篇》）

△“至德”不专属文王

《注》采范氏言云：“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与泰伯皆以‘至德’称之，其旨微矣。”余按：孔子但言“周之德”，未尝言文王之德也。“周”也者，文、武之统称，何由而知其专属文王？况上文所记者武王之言，则以为论武而兼文也可；若以为论文而删武，则上下之文不相属矣。范氏之意，但以武王尝伐商，故改而属之文王，以曲入武王之罪耳。不知武王牧野以前，其不忍伐商而服事之心初与文王不异；而孔子之言亦非谓纣之终不可伐也，但谓其势足以代商而不革命，必待纣恶既盈，万不得已，然後伐之为“至德”耳。奈何反以伐商罪周也哉！嗟夫，孔子斥臧文仲不仁不知，而宋儒曰“数其事而责之，其所善者多也”；孔子称子产有君子之道，而宋儒曰“数其事而称之，犹有所未至也”；孔子称周德至，而宋儒曰“以至德称周者，以伐商罪周也”；凡孔于之所褒务贬之，所贬务褒之，以此为尊信圣人，吾不信也！故今以“服事”之文系之文王伐崇作丰以後，“至德”之论系之武王观兵还师之时，以见自作丰至此，无时非不忍伐商之心，庶不至歧文、武而两视之也。说并详後《甲子条》下。

△“三分”以下不可断为一章

朱子《集注》此章末云：“或曰，宜断‘三分’以下，别以‘孔子曰’起之，而自为一章。”余按：此章本通论周事：上节论周之才，此节论周之德，皆兼文、武言之。《书》云：“武王维兹四人，尚迪有禄。”则武王之臣大半皆文王所遗，十人至武王时始备耳。其章首记武王言者，但为後文“九人而已”张本；因有“唐、虞之际”一语，故并记舜五臣；正如《左传》记宋攻荡氏事，先称“二华，戴族；司城，庄族；六官，桓族”，不过为後鱼府“是无桓氏”一语张本耳。其实孔子自专论周事，非泛论古今人才，故曰“於斯为盛”，不曰“於周为盛”；不得因章首记舜武王之臣，遂割上节属之，而此又别为一章也，亦不得谓上节自论武王而此自论文王也。

【补】“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逸书武成》）

△辨使人候殷之说

《吕氏春秋》云：“武王使人候殷；反报岐周曰：‘殷其乱矣！’武王曰：‘焉至？’对曰：‘谗慝胜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复往；反报曰：‘贤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报曰：‘百姓不敢诽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余按：圣人之心无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当行当止惟义所在，初无利天下之心也。藉令纣恶未甚，可以不伐，武王之所乐也；乌有志在取商而按兵观衅，冀纣之不道以蕲得志者哉！此与汤阻贡职一事，皆战国之人习於权谋术数之俗而妄意圣人之亦如是，遂从而造为此言耳。後世文学之士好博览而不知所择，乃以杂家小说之言与经传齐观，遂以为圣人果如是，於是非汤、武者接踵而起；其所关於世道人心非小也。故今并不录而仍为之辨。说并见《商录成汤篇》中。

【备览】“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周语》）

△伐殷岁在鹑火

按：春秋之末上距周初未远，此言当有所据。武王以十一年伐殷，岁在鹑火，则武王之元年岁当在寿星也。其谓十三年伐殷者，亦谓岁在鹑火，但武王之即位先二年耳（元年，岁亦在鹑火）；其谓冒文王之九年者，亦谓伐殷岁在鹑火，但武王之即位迟数年耳（元年，岁在大梁），其伐殷之年无异也。故采此文以表其年。至《汉志》所推，虽未必尽符，要得其大略，故列之存参，说并见後《革车三百》及前《观兵条》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书序》，见《汉书律历志》）

【存参】“师初发，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明日壬辰，晨星始见。癸巳，武王始发。”（《汉书律历志》）

△辨迎太岁及折天雨之说

《荀子》云：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韩诗外传》云：“武王伐纣，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太公曰：‘折为三者，军当分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吾兵也。’”余按：圣人举事，惟义所在；异端术数之学，世俗忌讳之说，不但君子之所不道，而周以前亦无此等言也。况武王奉天罚罪，会朝清明，当致休祥，安得反致灾异！《国语》记武王伐纣事，亦无此等一语。则此皆战国人之所附会无疑也。《说苑》亦述此事而文稍异，要之皆不足信。故并不采；但载《汉志》之文以为参考之助云尔。

【补】“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孟子》）

【备览】“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史记周本纪》）

△伐纣在十一年

《书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汉书》“殷”作“纣”）；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是以武王伐商为在十一年也。《史记》云：“九年，武王上祭於毕，东观兵，至於孟津；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於是武王遍告诸侯以东伐纣。”是亦以伐商为在十一年也。东晋以後，《伪泰誓经传》出，乃以为十三年，而分《序》之四语为两年事，云：“周自虞、芮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毕（谓《序》之“十一年”），观兵孟津，以卜诸侯伐纣之心，诸侯佥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谓《序》之“一月戊午”），更与诸侯期而共伐纣。”《正义》云：“《序》不别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观兵至而即还，略而不言月日；《誓》则经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余按：史之记事，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容有有年无月，有月无日，及有月日而无年者，未有以他年之月日系於此年之下者。若渡河果在十三年，《序》必不系之於十一年下明矣。盖伐殷非一朝之事，而渡河则一日可毕，故系伐殷以年，系渡河以月日，乃史之常；正如《春秋》柯陵之盟，先书“夏，公会某某伐郑”，而後书“六月乙酉，同盟於柯陵”；戏之盟，先书“冬，公会某某代郑”，而後书“十有二月己亥，同盟於戏”也。若因年下有事，遂以月日属之後年，则《顾命》之首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ぽ水”，亦可谓甲子为六月之甲子乎！《蔡传》云（在《泰誓序》文下）：“《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继以‘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即记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孔氏乃离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则释为观兵之时；於‘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则释为伐纣之时。上文则年无所系之月；下文则月无所系之年。”其论当矣。顾吾独异蔡氏既知《伪孔传》为说之不通，乃不取所谓十三年之事（谓“渡孟津”）而还之十一年，反取前後之文（兼“伐殷”句在内）尽属之十三年，而谓《序》文之“十一年”为十三年之误，欲正前人之误而反更甚其误，为可惜也！蔡氏以为今《泰誓》文果周太史之所书耶？姑勿论其誓中所言浅陋剿袭，即以篇首纪事一语言之：《尚书》之事有系於年者，有系於月与日者，从未有系於四时之名者。何者？古固不以时纪事也。《金》之“大熟”言“秋”也，犹之乎言“禾”也；犹《盘庚篇》之云“乃亦有秋”，不可谓“乃亦有春”，“乃亦有夏”也。惟《春秋》一书专以时纪事，──或有时而不月者，未有月而不时者，──故名之曰《春秋》，言此书与他书不同者在此也。若他书皆有春秋，则此书不得独名《春秋》明矣。今《伪泰誓》上篇之首乃云“惟十有三年春，大会於孟津”，不书月而反书时，《尚书》有是文体乎！中篇之首又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蒙日於时而反无月，不但《尚书》无此文体，即《春秋》亦无此文体也。《序》也者，本《经》而作者也，其文虽不能无误，然误亦依傍《经》文，故《康诰篇》首有错简，而《序》遂误以为成王之书，其明验也。若此《泰誓》果在《序》前，则《序》何得取《经》文中明明十三年之事而系之十一年；而司马迁亲见《古文》，又亲从安国问故，若此《泰誓经传》果出安国，则迁又何得以明明十三年者而载之十一年，明明十一年者而载之九年乎！且《序》与《经》异者，当从《经》，谓义理也，事实也，恐作《序》者之未必精审耳。若文字之误，则非作《经》作《序》者之事也，传《经》与《序》者误之也。苟误在於传者，则《序》文可误，《经》文亦可误。然则即使此《泰誓》果孔氏《古文》，亦未见夫“一”之必误而“三”之必非误也。盖《伪泰誓》文之称十三年，实本於《汉书律历志》所采《三统历》之文；而《三统》之为是说，乃刘歆因《洪范序》文而揣度言之者，其初本无的据，而相沿既久，撰《伪泰誓》者因亦靡然从之。蔡氏以其名为《经》也，遂不敢议，而反变易西汉以前之说而从之，嘻，亦已过矣！《书序》、《史记》之文虽不必悉合於《经》，然较刘歆以後之书则为近古，而所谓十一年者於事无所剌谬，亦无以见其必不然，故今备列其文以正《汉志二传》之失。说并见前《观兵》後《孟津条》下。《三统》之误，详见後《访箕条》下。

●卷三

○武王中

【补】“周武有孟津之誓。”（《左传》昭公四年）

“一月戊午，师渡於孟津。”（《书序》，见《汉书律历志》）

△辨逆流疾风之说

《淮南子》云：“武王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相见；武王操钺秉旄而之（云云）。”余按：此亦“风折，雨洒兵”之事而传闻异词者，不可信。故不采。

【存参】“戊午，度於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师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与婺女伏，历建星及牵牛，至於婺女、天鼋之首。”（《汉书律历志》）

【备览】“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武王乃作《泰誓》，告於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於天，毁坏其三正，离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史记周本纪》）

△吴或、蔡沈、顾炎武疑《泰誓》

齐、梁以来所传《泰誓》三篇，语多浅陋，先儒往往有疑之者。吴氏云：“汤、武皆以兵受命，然汤之辞裕，武王之辞迫；汤之数桀也恭，武王之数纣也傲；学者不能无憾。疑其书之晚出，或非尽当时之本文也。”蔡氏跋《牧誓篇》後云：“此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誓》相表里，真圣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尽出於一人之口。岂独此为全书乎？”顾氏云：“商之德泽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纣，乃曰‘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雠’；曰‘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雠。’何至於此！纣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雠之，岂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晋间人之伪撰者邪！吴氏、蔡氏盖已见及乎此；特以注家之体，未敢直言其伪耳。”

△伪《泰誓》掇拾之谬

余按：纣之无道，《尚书》言之详矣。《牧誓》严而不怒，直而不绞，圣人之言也。《微子》意存规戒，指陈无隐，语曲而忧深，情切而意悲，忠臣义士之言也。《酒诰》、《无逸》、《立政》等篇，亦皆和平庄雅，无可议者。独此《泰誓》三篇，数纣之罪，切齿腐心，矜张夸大，全无圣人气象。圣人伐暴救民，何至於此！岂惟武王必无此言，三代以上从未有如是之言也！至其语虽皆有所本，而重复杂乱，绝无章法，即移上篇语於中篇，移中篇语於下篇，亦未见其不可。然则何所见而必分为三度言之乎！先儒之论当矣。惟是篇中所采经传之文舛谬累累，先儒尚多有未及者，略缀数则於左：

△古籍称《泰誓》者五条

“天视自我民视”二句，本之《孟子》。“我武维扬”五句，本之《孟子》而少改之。“民之所欲”二句，本之《春秋传》。“纣有亿兆夷人”四句，本之《春秋传》而少改之。“予克受”六句，本之《坊记》。原文皆称《泰誓》云云。虽於上下文义未甚融洽，然於理无大谬，不必深论。

△“虽有周亲”条之分割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四语，今见於《论语尧曰篇》，而不言其所引何书；玩之殊与誓词不类。且其文本相连，兼与上下之意相属；今割而分之，以“虽有周亲”系“同心同德”下，“百姓有过”系“自我民听”下，则於文义不属。况六句中删其中二句而但引首尾，亦非引书之体。

△“天佑下民”条之删改

《孟子》引《书》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今改其文，云“惟其克相上帝”，可也；云“宠绥四方”，则不可。宠也者，尊之也，贵之也；天可以宠君师，君师安能宠四方乎！《蔡传》以宠为爱，亦强为之说耳。又删“惟我在天下”五字，而云“予曷敢有越厥志”，全失《孟子》之意，而语气亦不完。且《孟子》引《泰誓》“我武维扬”，“天视自我民视”，皆称其篇名；而此但称“《书》曰”，亦恐非《泰誓》中语也。

△“同德度义”语失苌弘意

《春秋传》苌弘对刘子云：“同德度义，《泰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则是《泰誓》之文止後四句，而“同德度义”乃苌弘之言。“同德”云者，即下“同心同德”之谓也。今采此四语而改之以入中篇，又采“同德度义”句入上篇而增“同力度德”於上，如此，则“同德”乃《孟子》“德齐”之意，而德犹不足恃，又视其义何如，不但与下“同心同德”之语不伦，失苌弘之本意，而德之与义岂容有浅深轻重之别乎？况此五句果皆出於《泰誓》，苌弘何得独掠此一句以为己言也！

△“除恶务本”为伍员语

“树德务滋，除恶务本”，本《春秋传》伍员谏吴王语而少改之。不但不如原文之善，而此言乃霸主之臣施之於敌国者，若王者则必无是言，况可施之於共主乎！且伍员不称“《书》云”，则非《尚书》文明矣。

△“时哉弗可失”为阖闾语

“时哉弗可失”，本《春秋传》吴公子光语而少改之。夫武王之伐纣，以救民耳，岂富天下哉！使纣改过，或纣死而嗣君贤，武王之所深幸也。今如此言，则是武王幸纣无道，惟恐过此以往，後人改纪其政而不得灭之耳，──正与楚斗伯比策随之意略同，──岂圣人之心乎！

△《史记》采《泰誓》无三篇中语

历观三篇，无非掇拾前人之语；而引用失当者十之八九，小者乖於文义，大者伤於名教。使武王光明磊落之心，忠厚和平之意不白於後世者，皆此三篇之惑之也！嗟夫，王肃之徒伪撰此书，不过欲绌郑学而伸肃说耳，而岂知其诬圣人而惑後世至於如是乎！昔司马迁亲从安国问《古文》，而《史记》所采《泰誓》文无三篇中一语，则三篇非孔壁中原书明矣。乃後儒反以《史记》所载者为伪。岂亲承其人者反得其伪，而数百馀年後绝灭失传之馀反得其真乎！余不解其为何理也！故今三篇之文概不采。至其年月之谬数，纣罪之附会，说已见前《商纣篇》中及前篇《初伐纣条》下。

【备览】“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周语》）

【存参】“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陈。甲子昧爽而合矣。”（《汉书律历志》）

△辨胶鬲候周师之说

《吕氏春秋》云：“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曰：‘将之殷。’胶鬲曰：‘何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果以甲子至殷郊。”余按：武王伐殷，诸侯会者八百，烽燧所及，纣岂容不知之，而待胶鬲之候！胶鬲，商之贤臣而不见用，至伐殷时非已死则去或废耳，安得尚为纣所倚任！若鬲怀禄不去，坐视殷亡，则亦不成为胶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