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

商、奄，吾东土也。”且王孙满以周人专叙周鼎沿革，不应误引；而臧哀伯，鲁大夫，因谏纳郜鼎而语及之，非其意之所重，其详固不暇深求也。故今弃彼而录此。

“戊辰，王在新邑，祭岁：文王も牛一，武王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咸格。王入太室。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书洛诰》）

△营洛

此上皆记成王、周公营洛之事。

△“周公其後”与“作册逸诰”

“惟告周公其後”，《伪孔传》以为立周公之後於鲁，《蔡传》以为使周公留治洛邑，蔡说是也。“作册逸诰”，《伪孔传》以为使史逸诰伯禽，《蔡传》以为诰册史逸所作，二说皆非也。何者？凡诸祝诰皆当成於史臣之手，然他篇悉不载其名，不应此独记之；且无关於事理，於文可省。盖“逸”者，失也，乃《逸书》、《逸诗》之逸。此篇後日之所追记，故其中多缺文，其祝与诰盖失之矣。然祝诰虽失，其大意则可知，故缀其下云“惟告周公其后”，冠其上云“王命周公後”。文义甚明，不烦曲解。且《传》作“史佚”，不作“逸”，恐不得以此为彼也。

【附录】“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周书》）

△《康诰篇》首文不知为何篇之序

此文在《书大诰》之後，《康诰》之前；旧误以为《康诰篇》序。苏氏以为当在《洛诰篇》首；然以文义揆之，亦不甚合。盖不知为何篇之序，而其诰已逸耳。“三月”，《伪传》以为作洛之三月；然庶殷犹未丕作，何以四方即大和会，安知其非次年周公尹洛之三月也。皆未有以见其必然。姑附录於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书多士》）

△作洛之诰

此《多士篇》文，乃作洛後诰殷民者。

△“时命有申”

按：此篇云：“予惟时命有申。”“时”，是也。“时命”者，蒙上“大降尔四国民命”之文，即《多方》之命也，“申”，重也。《多方》已命，《多士》又命，故云申也。盖《多方》以迁民故作诰，《多士》以营洛故作诰，故《多方》云“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多士》云“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营洛以後更无他事，何诰之有。然则此篇在《多方》後益无疑矣。《蔡传》亦谓迁民在作洛前，然不知《多方》即以迁故诰；迁民既在前，《多方》安得独在後邪！故今次《多方》於东征，次《多士》於作洛，庶其事之次第一望了然。说并见前《多方》条下。

“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书无逸》）

此篇仍当次於《多士》之後，说已见前《立政条》下。

△周公作《无逸》宗旨

周公何以作《无逸》也？大凡人主值四方多难之日，则忧勤惕厉之心易生；当太平无事之时，则骄奢安佚之念渐启。方成王之初政，商、奄迭畔，王室不靖，成王之不自暇逸，固也。商、奄既定，天下宗周，飞廉戮，淮夷服，肃慎来，越裳贡，此正人主逸乐将萌之时也。然人主一有逸乐之念，则於庶政必有略不经意之时；一有逸乐之念，则左右臣僚之窥伺我者必有逢迎意旨以惑君心而自固其宠者。昔梁武帝以开国之君，及其晚节，百度废弛，竟致侯景之乱。唐明皇帝躬戡大难，致开元之盛治，其後亦以荒淫无度，驯致安、史之乱，播迁於蜀。周公知其如是，是以作此戒王以预遏其萌也。故《周颂》云：“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惟成王能服习周公之言，是以不敢荒宁，克基天命於无穷也。唐魏征谓“创业易，守成难”；宋李沆数以四方水旱入奏，以为太平无事恐启人主泰侈之心，其意盖皆本之此篇。此治忽兴亡之大要，故古人皆兢兢於是也。

△《周书》与政事

吾读《洪范》，而知武王之所以继唐、虞、夏、商而成一代之盛治也。吾读《立政》、《无逸》，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绍文、武而开八百年之大业也。《六经》中，道政事者莫过於《尚书》；《尚书》中，自《尧典》、《禹贡》、《皋陶谟》以外，言治法者无如此三篇。然《虞夏书》文简意深，而此则明切晓畅。学者於此三篇熟玩而有得焉，於以辅圣天子致太平之治，绰有馀裕矣！惜乎世之学者惟务举业而於此多不究心也！唐李德裕幼而敏捷；武元衡问其所嗜何书，德裕不应。其父吉甫责之，对曰：“武公身为宰相，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嗜书，所以不应。”然则分《诗》、《书》与政事为二，自唐已然。朝廷以《六经》取士，果何为邪？其亦可叹矣夫！

●卷五

○周公相成王下

△周公制礼之说

周公相业，前两篇详之矣。惟《记》多称周公制礼，而《春秋传》亦尝及之，必非无故而妄言者。但《经》未有明文，而《传》亦不多见。两汉传经之儒遇有古书莫知其出自何人者，辄目之为周公所作，往往互相乖剌，遂致圣人之制淆乱而不可稽，而释经亦多失其旨，学者惑焉而莫从也。故今复系之以此篇，考而辨之。

【补】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

△“兼三王以施四事”

按：孟子言“兼三王以施四事”，详其语意，盖即周公制礼事也。周公制礼，皆监前代而损益之，是以有所不合，待思而後能得之也。

【附录】先君周公制周礼（《左传》文公十八年）

【附论】“子曰：‘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篇》）

△《礼经》作於春秋以降

《古礼经》十七篇（今谓之《仪礼》），世皆以为周公所作。余按：此书周详细密，读之犹足以见三代之遗，识其名物之制，以考经传之文，大有益於学者，不可废之书也。然遂以为周初之礼，周公所作之书，则非也。周公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孔子曰：“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後进於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然则圣人所贵在诚意，不在备物；周初之制犹存忠质之遗，不尚繁缛之节，明矣。今《礼经》所记者，其文繁，其物奢，与周公、孔子之意判然相背而驰，盖即所谓後进之礼乐者，非周公所制也。且古者公侯仅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今聘食之礼，牲牢笾豆之属多而无用，费而无当，度其礼每岁不下十馀举，竭一国之民力犹恐不胜。至於上士之禄仅倍中士，中士仅倍下士，下士仅足以代其耕；而今《士礼》，执事之人实繁有徒，陈设之物灿然毕具，又岂分卑禄薄者所能给乎！此必春秋以降，诸侯吞并之馀，地广国富，而大夫士邑亦多，禄亦厚，是以如此其备；非先王之制也。襄王赐齐侯胙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齐侯曰：“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下拜登受。是古礼，臣拜君於堂下；虽君有命，仍俟拜毕乃升，未有升而成拜者也。齐桓为诸侯盟主，权过於天子，然犹如是，则寻常之卿大夫可知矣。秦穆公享晋公子重耳，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是古礼；君自行君之谦，臣自循臣之节；辞者自辞，拜者自拜；不因其辞而遂不成拜於下也。晋文乃邻国之公子，旦夕为晋君，与秦穆同列，然犹如是，则本国之卿大夫可知矣。故孔子曰：“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今《礼经》，臣初拜於堂下，君辞之，遂升而成拜，是孔子所谓“拜上”矣。齐桓、晋文所不敢出而此书乃如是，然则其为春秋以降沿袭之礼而非周公之制明矣。朱子笃信《礼经》为周公所作，乃曲解孔子之言，谓“礼，必待君辞而後升成拜；今不待辞而拜於上，故谓之‘泰’”不知升成拜者，果拜下邪？抑拜上邪？不辞而拜於上，与辞而後成拜於上，均之为拜上也，岂得谓之拜下！孔子曰：“拜下，礼也。”朱子则曰：“拜上，礼也。”吾宁从孔子而悖朱子，不敢从朱子而悖孔子也。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又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名也者，圣人之所尤重者也。吴楚之僭王也，《春秋》书之曰“子”，慎其名也。故曰“王臣公，公臣大夫”；曰“一国三公，吾谁从。”王之下不得复有王，即公之下不得复有公明矣。今《礼经》，诸侯之臣有所谓“诸公”者，此何以称焉？说《经》者无可置词，乃以“大国之孤”当之。大国之孤仅见於《周官》，《经传》未尝有也。宋，公爵也，春秋之世谁为之孤者？即使大国果有孤，既名为孤矣，亦不当复称为公；而孤止一人，亦不当称之为“诸公”也。或又以为“寄公”。然寄公偶有一人然耳，何缘得有诸公；而寄公於国君为宾，亦不应从臣礼也。盖自春秋之末；大夫浸以上僭：齐有棠公，郑伯有之臣称伯有曰“公焉在”，此卿大夫僭称公之始也。其後晋、韩、赵、魏氏灭知伯，亦僭称诸侯，而仍朝事晋君：《竹书纪年》所谓“桓公邑哀侯于郑”，“郑哀侯来朝”者是也。而鲁三桓亦僭称公：《孟子》所谓“费惠公”，《史记年表》所谓“三桓胜鲁如小侯”者是也。窃疑宋、卫诸邦亦当类是，但春秋、战国间百数十年载籍不存，无可考耳。然则此书乃春秋、战国间学者所记，所谓“诸公”即晋三家、鲁三桓之属，周公时固无此制也。觐礼，诸侯朝於天子，天下之大礼也。聘礼，诸侯使大夫聘於诸侯，礼之小焉者耳。觐礼之详，虽百聘礼不为过；而今《聘礼》之详反十倍於《觐礼》，此何故哉？此无他，春秋以降，王室微弱，诸侯莫朝，觐礼久失其传矣，但学士大夫闻於前哲者大概如此，因而记之；若聘礼乃当世所通行，是以极其详备。然则此书之作当在春秋以後明甚。若果周公所为，岂容於其大者反略而其小者反详，轻重之颠倒如是乎！盖凡传记所称“周公制礼”云者，亦止制其大纲而已。古者风尚简质，周初虽视夏、商为文，然较之春秋时已有“野人”之目；而圣人创制显庸以范围天下，欲其欣然乐就，亦必不过为繁赜难知之事。故《传》曰：“简则易从。”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况此十七篇中多系士礼，推而上之，为大夫，为诸侯，为天子，位益尊则其礼名益众而其礼文亦益繁，度不下数百篇而後可；而古者以竹为简策，重坠难举，数百篇者非十馀车不能胜，天下之人何由尽得之，尽知之，而尽遵守之乎！唐之《开元》，宋之《开宝》，非不详矣，然止存诸秘府以美观听耳；学士大夫犹多目不经见者，况於蚩蚩之民！周公之制必不如是，明矣！盖《春秋》之书法即周礼之大纲，正名定分，尊尊亲亲，其大较也。故晋韩起聘于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周公之礼固不在於繁文缛节而在於大纲大纪也。由是言之，周公所制特其大略，至於润泽则亦各随其国之俗；而自东迁以後，世变风移，亦颇有所更改。故郑世子忽取於陈，陈针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针子曰：“是谓不夫妇，诬其祖矣！”今《昏礼篇》正先配而後祖。然则郑人昏礼，先配后祖；陈人昏礼，先祖后配也。果周公所制之礼颁行天下，不应陈人独不知；即不知，亦不当反以此为讥也。王穆后崩，太子寿卒，晋叔向曰：“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今《丧服篇》为妻期年。叔向博通古今，楚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果周公所制之礼，叔向何容不知！叔向不知，天下之人又谁知之！盖古者父、母、妻、长子，其体略同，又皆主人自主丧：妻之子为母三年，长子之子为父三年，故主丧者亦三年、其後盖以妇人之故，不欲以大丧行之，故减而为期；其子亦降为期。故《丧服篇》“父在为母期”，为是故也。说者拘於此篇为周公所制，乃曲为之说，谓“天子绝期，故改而为三年”。夫位尊则服降，尊尊也，重正统也；今以绝期之故，反改期为三年，以尊故而加服，岂不倒行逆施矣乎！《记》曰：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於孔子，《士丧礼》於是乎书。”是《士丧礼》之文於孔子也。以一反三，则他篇亦必非周公之笔。盖自周衰，礼乐散佚，圣贤采列国之文献，参互考订。故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乐既有之，礼亦宜然。故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然今《士丧礼篇》亦未必即孔子之所书。司马氏之《史记》，褚先生补之，後汉人续之矣。刘向之《列女传》，後汉人续之矣。许慎之《说文》，徐铉更定之矣。况於秦火以前，安能必其为当日之原本！犹不敢必为孔子之书，况欲笃信其为周公之书乎！惟是此书周密详备，学者藉是可以考经传之遗文，可以识三代之声名文物，而圣人之大经大法亦於是焉可以得之，如是而已。儒者必欲执为周公之制，遂使世之人疑古礼之断不可复行於後世，而是今非古者接踵而起；儒者亦不得不分其咎也。故今十七篇之作不载於《周公》之篇，而附论之如此。

△《周官》作於战国之世

西汉末，《周官》一书出，向、歆之徒皆崇尚之；然犹以为记，未以为经也。迄东汉末，郑康成注之，名曰《周礼》，与《礼经》、《戴记》并行，於是世之学者咸以《周官》为经，且以为周公所作；虽有宋诸大儒，莫不信之不疑。余按：此书条理详备，诚有可观，然遂以为周公所作，周一代之制，则非也。九州之内，约方三千余里；外尽四海，不过五千里。故孟子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记》曰：“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书》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今《周官》封国之制，诸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面五百里：通计为方万里。四海之内，安所得如许地而封之，而畿之！今自洛阳东际海，西逾积石而西，亦不过五千馀里，经传之文较然可征，《周官》之诬亦已明矣。国家之建，必本大而末小。天子於诸侯，君臣也；公、侯、伯、子、男，伯仲也。故天子之地百诸侯，公侯倍伯，伯倍子男，本末之别也。今《周官》天子之地仅四诸公，而诸公之地乃二十五倍於男邦，正贾谊所谓“胫大如腰，指大如股”者，岂先王“辨上下，定民志”之大法乎！且春秋时列国吞并之馀，宋、鲁犹不过二三百里，郑、许犹不过一二百里，其故墟具在而可按也。故孟子曰：“今鲁，方百里者五。”当封国之初必小於是，不大於是，明矣。鲁即今曲阜，若果方四百里，则曹、邾、滕、薛皆在境内，何容复有此四国乎！《春秋》宣十五年，“初税亩”。《公羊传》曰：“古者什一而藉。”又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是三代取民之制未有过於十一者也。今《周官》乃云“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其非周公之法明矣。孟子曰：“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为之氓矣。”是三代正赋之外未有丝毫课於民也。今《周官》乃云“宅不毛者有里布；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其非周公之法又明矣。後儒乃曲为之解，谓“战国时宅虽毛，亦有里布；民虽有职事，亦有夫家之征。孟子所谓‘无夫里之布’者，谓宅毛及民有职事者耳，非谓一概无之也。”夫不毛无职事而使出夫里之布，是有夫里之布乎？是无夫里之布乎？孟子谓“无夫里之布”而儒者谓“有夫里之布”，吾未见其可信也！盖此书撰於战国之时，彼固见当时有此法而遂以为其初固然耳，不必强取孟子之言以曲就之也。《书》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记》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帝牛不吉，以为稷牛。”又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是古者止有一郊，祭天乃於郊，而祭地则於社也。今《周官》乃云“冬至祭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果尔，则周公於洛何以止一郊？即兼祭天地，亦不当同日而郊。况如此巨典，记礼者尤不应竟无一人知之也。《春秋》中书“郊”者凡九，皆但书郊，未有书南北郊者。果有两郊，不应混而同之。则其说之出於後人所臆度明矣。统言之，则曰“朝”；切指之，则曰“觐”。故《书》曰“群后四朝”；诗曰“君子来朝”；《春秋》曰“公朝於王所”。觐，犹“见”也。故书曰“乃日觐四岳群牧”；《诗》曰“以其介圭，入觐于王”；《春秋传》曰“王觐为可”；又曰“受策以出，出入三觐”。朝之外别无所谓觐也。“遇”者，不期而值之谓，故《春秋》曰“公及宋公遇于清”。诸侯修岁事於天子，不可谓之遇也。《书》曰“江汉朝宗于海”，朝即朝廷之朝，宗即宗子之宗；《记》所谓宗人莫之宗”、《史记》所谓“学者宗之”是也。朝者，君臣之事；宗者，族姓之事。以人喻水，故谓之“朝宗”；非诸侯于天子又有所谓“宗”者也。今《周官》之文乃以为“春朝，夏宗，秋觐，冬遇”：经传有此事乎！有此文乎！盖撰此书者亦当夫籍去之後，故不得其实而妄以意度之也。若夫土圭之法，景朝景夕之言，尤为乖谬，盖景但有长短之殊，并无朝夕之异。今东去数百里则日出入先一刻，西去数百里则日出入後一刻；无论何地，置表待昼漏之半，日莫不在正南：安得有所谓景朝景夕者！此必不通历法，不游四方者之所为；宁周公之才之美而有是言乎！此宜少知人事者即不能欺，而沈酣经传之儒或反信之，其亦异矣！至於《史记》所称“周公作《周官》，作《立政》”者，乃指《周书》中《周官篇》而言，《书序》所谓“成王还归在丰，作《周官》”者，与此书无涉也。嗟夫，自《周官》一书出，汉人据之以释《经》，其有不合，则穿凿附会，以致离经而畔道者不少矣！至宋，王安石遂据“泉府”之注以行青苗，蔡京复据“王及後世子不会”之文以启徽宗之奢侈，而宋卒以此亡。虽二子之意但假此以济其私，然不可谓非《周官》之有以启之也！可不为世之大监戒与！乃儒者犹奉此以为周公之书而反疑诸经《孟子》之误，亦可谓倒行而逆施矣！间有不信此书者，无识之徒必力排而痛诋之，以故视视而莫敢议，遂使三代之经制为歆人所杂乱，良可叹也！或以为刘歆所伪作，固不其然，然必非周公之书则明甚也。余故详为之辨，而《周公》之篇不载作《周官》之事。

△《周颂》及《小雅》首数篇皆作於成王以後

《周颂》三十一篇，说《诗》者以为皆周公所作。《小雅鹿鸣》以下诸篇，说者亦以为周公作。余按：《周颂》云：“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云：“噫嘻成王，既昭假尔。”又云：“自彼成、康，奄有四方。”诗中明举二王之谥，则非成王时诗明甚。由是言之，《周颂》或有周公所作，必不尽周公所作也。季札观於周乐，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当周公时，固不可谓之“衰”。说者曲为之解，训衰为小，谓周德尚小也。夫衰者，衰（音）也，由盛而渐降焉之谓也，故曰“自是以衰”。即未大盛，亦不得谓之衰；况周公之世，周德方隆，谓之衰，可乎！且《常棣》乃《小雅》第四篇，据《左传》已为召穆公作；《出车》乃《小雅》第八篇，据《汉书》已为宣王时诗，然则《小雅》之为周衰时诗，显然无可疑者，不得以为周公之所作也。盖圣人所以为圣人者，非必事事皆躬为之，亦非必事事皆胜於人也，正以不自有其善而能有天下之善，为人所不可及耳。不必《雅》、《颂》皆自己作而後足见周公之才之美，惟其能致太平之盛而使天下後世有此《雅》、《颂》，是乃周公之大功也。大抵世俗之情，有恶则恶皆归之，有善则善亦皆归之。顾作诗之时世不符，读者必致失其本意，穿凿附会，而《诗》之教遂荒。故今正之，而於《周公》之篇不载作《雅颂》事。《周颂》不皆周公所作，说详见後《成康之际篇》中。《鹿鸣》以下诸篇非周公作说详见後《宣王》及《召穆公》篇中。

△《月令》作於战国之世

《月令》一篇，世多以为周公所作。郑康成云：“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礼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是汉儒固已非之矣。而唐《语林》云：“《月令》出於《周书》第七卷《周月》、《时训》两篇，蔡邕云‘周公作’，是《吕纪》采於《周书》，非《戴记》取於《吕纪》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