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

自信果决如是，乌有以未仁未知疑孔子者哉！子贡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又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孟子曰：“子贡智足以知圣人。”若欲孔子自贬其道，识趣之卑陋甚矣，何以为子贡！南宫问於孔子曰：“羿善射，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颜渊之言固当，然遽欣然而笑，欲为之宰，毋乃近於好谀矣乎！余观《论语》所载诸弟子未有不尊信圣人者，而孔子常有谦逊不敢自是之心。如《世家》之言，则是诸弟子自颜渊外皆不足以知孔子，而孔子不得不琐琐然自明其过之不在己也，何其与《论语》相反乃尔耶？此必无之事，不待详辨者。至於《论语》“多识”、“一贯”之文，与“绝粮”、“固穷”之义毫不相蒙，自当别为一章。今朱子《集注》分之，是也；《世家》连而及之，亦非是。此事又见於《韩诗外传》及《说苑》，而文复与《世家》互异；但有与子路问答语，而不及於颜渊、子贡。然其文尤繁碎，决系秦、汉文字，不足缕辨。其谬最显而易见者，孔子以鲁哀公六年自陈反卫，至十三年，吴夫差始赐伍员属镂以死，而《外传说苑》述孔子之言并有“子胥抉目於吴东门”之语；孔子以鲁哀公十六年卒，至二十二年越始灭吴，已後越始通於诸夏，而《说苑》述孔子之言复有“句践霸心生於会稽”之语。未来之事，孔子何由预知之而预告之乎？盖此三书之文皆本《论语》“愠见”一事，而好事者敷衍其词，遂致失真，正如今世闾巷所传之《三国》、《残唐》、《东西汉晋》演义，取史事而易之以俗语，加之以枝叶，以悦世人之耳目，彼固不问其义理时势之合与否也；三子者不察而误采之耳。至《家语在厄篇》则又兼采三书而合之者，是以其文乱杂无章；且於“勾践”、“子胥”二语亦存之而不删，正与阮逸所作《伪文中子元经》以隋人而避唐庙讳者同。其为伪撰，不待辨而明者。不知後之儒者何以不之觉而信为实也？故今一概不载。

△辨子西沮封之说

《世家》云：“楚昭王兴师迎孔子，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於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於城父。孔子自楚反乎卫。”余按：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孟子推之则然，其门人或有知之者，外人不能也，彼子西者乌足以知之！季康子问“由、求、赐可使从政也与”，当是时，三子已有所建白矣，犹不敢信如此；况於陈、蔡之时，予贡尚未出使於诸侯，颜渊、宰予皆无所表见，子路亦未尝为将帅，彼子西者乌足以知之！子西之人本不足称，然未尝有嫉贤妒能之事，白公之复言，子西用之矣；若知之而忌之，虽子西亦不至如是之不肖也。而是时昭王方在城父，以拒吴师，竟卒於军，亦非议封孔子时也。且书传皆无见楚昭王之事，《楚世家》及《年表》亦皆无之，则此必後人之所附会无疑也。至所称“书社地七百里”者，语亦误。楚即欲封孔子，安能如是之大！盖古之禄邑多以社计，故《春秋传》云：“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荀子》云：“与之书社三百。”旧说盖言楚欲以书社七百为孔子禄邑，《史记》误以书社为地名，因加里於七百之文下耳。曰：然则《戴记》有“之荆、”之文，何也？曰：蔡、楚境也；之蔡，即之楚也。吾恶知其谓之荆者非之蔡乎？既相传有至楚之事，故疑以为昭王之聘之也；既聘矣而卒於不用，故又疑以为子西之沮之也。吾恶知其非因臆度之故，遂附会而为之说乎？故今皆不载。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篇》）

△思归之年

《世家》载此语於哀公三年；明年孔子如蔡；又明年如叶，反乎蔡；居蔡三岁，如楚；楚昭王卒，然後孔子反乎卫。夫孔子既思归矣，乃反南辕而蔡楚，又四五年而始反卫，何为耶？然则此叹当在反卫之前一二年中。故次之於绝粮之後。

【附论】“子曰：‘从我於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篇》）

【附论】“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孟子》）

△【反卫之年】

《史记孔子世家》以定十五年过宋至陈，哀四年迁於蔡，六年反卫，而迁蔡之前复有反卫而再至陈之事。《年表》则以定十四年至陈，哀三年过宋，十年自陈反卫，其年皆与《孔子世家》不合，而亦无再往来之文。《陈》、《卫》、《宋》世家略与《年表》同，而多阙漏。惟《蔡世家》以昭二十六年至蔡，当鲁哀之二年，则《年表》所无也。余按：孔子以定十二年去鲁，卫灵公以哀二年卒，则以为定十五年去卫至陈者近是。既於是年或十四年至陈，则不应复於哀之三年过宋。《论语述而篇》云：“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是二手皆尝从孔子反卫也。哀七年《传》云：“吴人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是子贡於反卫後先归鲁也。若孔子於十年始反卫，则子贡不得於七年已在鲁，故以为哀六年反卫者近是。此皆当从《孔子世家》，《年表》不足据也。孔子曰“从我於陈、蔡者”，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陈、蔡之间”，皆连举之而无所分。孟子谓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亦不言陈、蔡。大抵陈、蔡不能尊贤礼士，不可依以久处，是以孔子往来其间，初无定居，其年月固有不能缕分者也。唯《孔子世家》所谓反卫而再至陈者似无其事，当从《年表》。说已见前《卫篇》中。

△《年谱》置《世家》五年事於一年中之谬

《年谱》误以孔子自陈反卫之後复有如陈而再反卫之事，与《世家》同。其至陈去陈之年，亦与《世家》颇异。最可异者，六十三岁“自卫如陈，自陈如蔡，自蔡如叶，既而反蔡；楚昭王使人来聘，陈、蔡围之；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自楚反乎卫”，取《世家》五年之事悉置之一年之中；是年凡七至人国？行万有馀里，往来如传舍然。较之《世家》，尤为疏脱。

○反卫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人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论语述而篇》）

△卫君为出公辄

此章所称“卫君”，先儒皆以为出公辄。玩其词意，良然。按《春秋传》哀公七年，公会吴於曾阝，太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十一年，冉求为季氏宰，及齐师战於郊，则是孔子至卫之後，二子自卫先归鲁也。或者二子知夫子之不为而遂去耶？然则此章问答，当在孔子反卫之初，哀公六七年间。故次之於此。

【附录】“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篇》）

△正名之论似为辄发

《世家》以此章及《鲁卫之政章》皆为卫君辄之时。余按：卫自灵公失道，政衰已久，“兄弟’之叹不可必其为辄；而鲁、卫连及，又似初从鲁来焉者，其说未可据。唯此章正名之论似为辄发，《世家》之说近是，先儒亦多从之。然无明文可考。故附次於此。

△辨脱骖赙丧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脱骖而赙之，曰：‘予乡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习！’”余按：孔子之用财，如子华之使齐，原思之为宰，颜路之请车，或与或不与，皆因乎人与己之本量所当然，天理人情之不可移易者，未有但犭旬一时之意偶然行之者也。若本不应如是，但因“遇於一哀，恶涕之无从”之故而脱骖赙之，则是可以偶然与之，亦可以偶然不与，圣人之用财恐不如是之苟也。《戴记》之文本多附会；此或别有其故而传者失其真，或本无此事，均未可知。故今不录。

“孔文子之将攻太叔也，访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卫国之难也！’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左传》哀公十一年）

△拒孔文子问较答卫灵为得实

按此文“胡簋”四句与《论语问陈章》“俎豆”数语相类，其事亦相类，未必两事相符如此而又皆在卫，盖本一事而传闻者异也。以理度之，问陈之失小，问攻太叔之失大；彼可勿行，而此则当去；彼可因所问而导之以礼，如以“临事，好谋”戒子路者然，此则但当以不对拒之。窃疑此文为得其实。故两存之，以俟夫有识者删其一焉。说并见《前卫灵公》条下。

【附论】“孟子曰：‘於卫孝公，公养之仕也。’”（《孟子》）

△卫孝公即出公

《史记》卫无荐公，而孔子反卫在出公辄之时，故朱予以孝公为辄。余按《春秋经传》，哀二年卫灵公卒，卫人立辄；十六年正月，卫侯辄来奔（《传》在十九年冬）；至四月，孔子卒。公养之为辄无可疑者。辄亡在外，故称出公。出，非谥也，辄之谥盖史逸之矣。卫人既以蒯聩得罪於灵公而辄之拒之为是，则谥之为孝亦无足怪者。故从朱子之说。

△在卫为孔文子所留

孔子之於卫孝公，其详不可考。余按：《春秋》昭七年传：“孔成子梦康叔谓己：‘立元，余使羁之孙圉与史苟相之。’”哀十五年《传》：“大子与五人介，迫孔悝於厕，强盟之，孔悝立庄公。”则是灵、孝之世孔氏实执国政。孔子之在卫，文子实留之，故有“择木”之喻；若文子非执卫柄，不过卫诸大夫，孔子不答所问足矣，不必因此而遂去也。文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则其为人必好贤礼士者，是以孔子为之留连而不遽去，非苟然而已也。又按：传记所载从无孔子与卫孝公问答之语，则是孝公年少，尚未知与孔子相周旋，但文子言於君而致饔饣气於孔子耳；是以孟子谓之“公养之仕”，明非立其朝而贪其禄也。余恐世之儒者疑孔子之欲辅孝公以行道，不然则疑孔子之苟利其养而不肯去，故推其前後而为之解。

○归鲁上

△辨冉有荐孔子之说

《世家》云：“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云云）。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余按：所载冉有之言浅陋不足以称圣人，必後人所伪无疑，故今不取。而《春秋传》言“师及齐师战於郊”，《世家》云“郎”，亦误。

△辨息驾河粱之说

《家语》云：“孔子自卫反鲁，息驾於河粱而观焉。有悬水三十仞，圆流九十里，鱼鳖不能道，鼋鼍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将厉之。孔子使人并涯止之；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问焉（云云）。”余按：此书本之《庄子外篇》，其原文云：“孔子观於吕粱，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数百步而出，被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从而问焉；曰：‘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然则《外篇》之意但欲明夫自然之道，无为之旨，故设为丈夫孔子问答之言以畅其说耳，非实事也。《家语》以为实然，愚矣。庄周书中，玄蛇、河海、光景、无有，皆有问答之语，亦将谓光景、无有皆能为人言乎！且其所改《外篇》之文尤无伦理。吕梁之水，县三十仞，可也；自卫以下，河流平地，安得三十仞而县之！孔子观於吕梁，可也；自卫反鲁，去河绝远？安得河梁而息驾焉！丈夫游之而复出，孔子问焉，可也；若丈夫既度河，则与孔子各在河之一涯，又安能隔大河而与之语乎！呜乎，《庄子》之言之必无者，《家语》皆以为诚有也；《庄子》之言之容或有之者，《家语》则又改之使之必无；此何为耶？又按，《列子黄帝》、《说符》两篇亦载此事，一与《庄子》文同，一与《家语》文同。盖《列子》亦後人之所伪撰，──故柳子厚谓其书多增窜，高氏亦谓後人会粹而成之者，──是以一事而两采之；较之《家语》尤不可信。

“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左传》哀公十二年）

△《国语》记田赋

《国语》亦载此事，而文颇与此异：盖《国语》皆後人所推衍，非当日之言，是以其文常繁於《内传》而多与诸经不合，不如《内传》为近其实。故弃彼而存此。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篇》）

“冉求为季氏宰，无能改於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子》）

△聚敛即用田赋

按《论语》、《孟子》所称乃一事而其文小异者。既云“赋粟倍他日”，则所谓“聚敛”者即《左传》“用田赋”之事可知也。以其互有详略，故并次之於此。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篇》）

△归鲁之年

正乐与用田斌未知孰为先後。然孔子之归在孔文子访攻太叔之後，太叔之出在十一月葬滕隐公之後，则是孔子岁暮始归鲁也。田赋之用在明年正月，其间当无几时。故次此文於用田赋之後。

“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篇》）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篇》）

△正乐

按：“语乐”即“正乐”之事，“盈耳”即“得所”之验，故并次之於此。

【附录】“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篇》）

△雅言

此孔子平日事，不仅归鲁以後为然。以其与正乐之事同类，故附次於此。

△辨删《诗》之说

《世家》云：“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康成之徒多非其说。孔氏颖达云：“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迁言未可也。”而宋欧阳氏修云：“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馀君而取一篇着。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氏雍亦云：“诸侯千有馀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则又皆以迁言为然。余按：《国风》自《二南》、《豳》以外多衰世之音，《小雅》大半作於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无几，如果每君皆有诗，孔子不应尽删其盛而独存其衰。且武丁以前之颂岂遽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风雅岂无一二可取，孔子何为而尽删之乎？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玩其诃意，乃当孔子之时已止此数，非自孔子删之而後为三百也。《春秋传》云：“吴公子札来聘，请观於周乐。”所歌之风无在今十五国外者。是十五国之外本无风可采；不则有之而鲁逸之，非孔子删之也。且孔子所删者何诗也哉？郑、卫之风，淫靡之作，孔子未常删也。“丝麻菅蒯”之句不逊於“缟衣茹芦”之章，即华室远”之言亦何异於“东门不即”之意；此何为而存之，彼何为而删之哉？况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考之，所引之诗逸者不及十一，则是颖达之言左券甚明；而宋儒顾非之，甚可怪也，由此论之，孔子原无删《诗》之事。古者风尚简质，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写之，其传不广，是以存者少而逸者多。《国语》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大师，以《那》为首。”郑司农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是正考父以前颂之逸者已多，至孔子又二百馀年而又逸其七。古义世愈近则诗愈多；世愈远则诗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数，或此外虽有而缺略不全，则遂取是而正次第之以教门人，非删之也。《尚书》百篇，伏生仅传二十八篇，逸者七十余篇；孔安国得多十馀篇，逸者尚数十篇。礼之逸者尤多。自汉以来易竹以纸，传布最易，其势可以不逸，然其所为书亦代有逸者。逸者事势之常，不必孔子删之而後逸也。故今於删《诗》之说悉不敢载。

△辨删《书》之说

《伪孔传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常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而下。”《书纬》云：“孔子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为《尚书》。断远取近，定其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为《简书》。”後世多以其说为然。余按：《传》云：“郯子来朝，昭子问焉，曰：‘少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闻之，见於郯子而学之。”圣人之好古也如是，果有羲、农、黄帝之书传於後世，孔子得之当如何而爱护之，当如何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孟子言必称尧、舜，其道唐、虞之事尤详，而皆无一言及於黄、炎者，则高辛氏以前之无书也明矣。唯《春秋传》颇言上古时事，然其文多平而弱，其事多奇而诡，与《尧典》、《禹贡》大不类，盖皆出於传闻，必非当时之书之所载也。《三坟》、《五典》之名虽见於《传》，然不言为何人所作，故杜氏《注》但云“皆古书名。”若《书序》果出於安国，杜氏岂容不见而不注耶！《虞书》曰：“慎徽五典。”又曰：“天叙有典。”“自我五典。”是知尧、舜之世已有五典，盖即五伦之义书之策以教民者。安知《传》之所云非此五典欤？古者以竹木为书，其作之也难，其传之也亦不易；孔子所得者止於是，则遂取是而考订整齐之以传於门人耳，非删之也。《世家》但云“序《书》”，亦无删《书》之文。《汉志》虽有《周书》七十馀篇；然皆後人之所伪撰。刘向但云“孔子所论百篇之馀”，亦未尝言孔子之所删也。故今於删《书》之说悉不敢载。

【附录】“子曰：‘加（古本作“假”）我数年，五十（二字古本作“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篇》）

△学《易》之年

此语无年可考。观其词意，盖在归鲁以後。故附次於“正乐”之後。

△辨作易《传》之说

《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由是班固以来诸儒之说《易》者皆谓《传》为孔子所作。至於唐、宋，咸承其说。余按：《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其文谨严简质，与《尧典》、《禹贡》相上下；《论语》，後人所记，则其文稍降矣；若《易传》果孔子所作，则当在《春秋》、《论语》之间，而今反繁而文，大类《左传》、《戴记》，出《论语》下远甚，何耶？《系词》、《文言》之文，或冠以“子曰”，或不冠以“子曰”；若《易传》果皆孔子所作，不应自冠以“子曰”字；即云後人所加，亦不应或加或不加也。孟子之於《春秋》也，尝屡言之，而无一言及於孔子传《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章孔子也不遗馀力，不应不知，亦不应知之而不言也。由此观之，《易传》必非孔子所作，而亦未必一人所为；盖皆孔子之後通於《易》者为之，故其言繁而文；其冠以“子曰”字者，盖相传以为孔子之说而不必皆当日之言；其不冠以“子曰”字者，则其所自为说也。杜氏《春秋传後序》云：“汲县冢中，《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於时仲尼造之於鲁尚未播之於远国也。”余按：汲冢《纪年篇》乃魏国之史；冢中书，魏人所藏也。魏文侯师子夏，子夏教授於魏久矣，孔子弟子能传其书者莫如子夏；子夏不传，魏人不知，则《易传》不出於孔子而出於七十子以後之儒者无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