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

散宜生、闳夭、南宫括，虽太公之耆德元勋，且不列於五人之数，必无独任周、召分治内外而反不任旧臣之理。况分故国之地，不以与诸弟诸大臣而独赐二公乎！《诗序》云：“《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今按：江汉、汝坟皆非周地，何以独为王者之风？《殷其雷》称“南山之下”，《何彼矣》咏“王姬之车”，明明周人所作，不应反目为诸侯之风也。郑氏盖已觉其不合，故改其说云：“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然《汉广》、《汝坟》之诗初不在《鹊巢》、《驺虞》之上，何所见此为圣人之化而彼为贤人之化乎？朱子盖又觉其不合，故又改其说云：“得之国中者，难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然均之南国诗也？何所见《汉广》、《汝坟》二篇之当杂之国中；而《殷其雷》、《何彼矣》，周人之诗，又何以反得之南国乎？此无他，皆由误以《二南》为文工时诗，苦於其说难通，故不得不展转以曲为之解耳。不知《周南》、《召南》原不以内外分，而亦不在文王之世。盖成王之世，周公与召公分治，各采风谣以入乐章，周公所采则谓之《周南》，召公所采则谓之《召南》耳。其後周公之子世为周公，召公之子世为召公，盖亦各率旧职而采其风，是以昭、穆以後，下逮东迁之初，诗皆有之。由是言之，《二南》不但非文王时诗，而亦不尽系成、康时诗矣。

△《风》、《雅》不以王侯分

向来诸儒之所以务训《二南》为文王时诗者，皆由不解风雅之分，但见东迁以後雅音断绝，降为《王风》，因误以雅为天子之诗，风为侯国之咏，遂谓克商以前诗为《二南》，克商以後诗为《二雅》，东迁以後诗为《王风》，故以《二南》为必在《文王》之世耳。不知风雅之分分於诗体，不以天子与诸侯也。天子之几，未尝无风，诸侯之国，亦间有雅。故《豳》亦王国诗也，乃不为雅而为风；《宾筵》、《抑戒》，卫武公之诗，而列於《二雅》。盖由西周盛时方尚大雅，故风与小雅皆不甚流传，惟《周南关睢》之三，《召南》、《鹊巢》之三，与《麟趾》、《驺虞》及《鹿鸣》、《鱼丽》等篇乃燕射时所歌，是以人皆习之而流传於世。此外或有一二传者，然亦仅矣。其後大雅渐衰，小雅始盛，小雅又衰而风始著，是以盛世之音少，衰世之作多，非天子之畿其诗皆当为雅而不得为风与南也。且南者乃诗之一体，《序》以为“化自北而南”亦非是。江沱、汝汉皆在岐周之东，当云自西而东，岂得云自北而南乎！盖其体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若汉人效《楚词》之体亦名之为《楚词》者然；故《小雅》云：“以雅以南。”自武王之世下逮东周，其诗而雅也则列之於雅，风也则列之於风，南也则列之於南，如是而已，不以天子诸侯分也。由是言之，《二南》固不必在文王世也。

△《二南》时代不能以《仪礼》证

朱子亦以《二南》为文王时诗也又有故。盖《仪礼乡饮》、《燕射》等篇有歌《关雎》、《葛覃》、《卷耳》及《鹊巢》、《采》、《采》之文，而世儒相传以《仪礼》为周公所作，朱子信以为然，故谓此诗当在周公前耳。孔子曰：“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後进於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又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今《仪礼》之文繁甚，而聘食之礼，笾豆牢米之数又奢甚，则其为後进之礼而非周公之制明矣。襄王赐齐侯胙，命无下拜，齐侯下拜登受，是春秋以前，君虽辞，臣未有升而成拜者也。至孔子时始有升而成拜者，故孔子曰：“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今《仪礼》，君辞之後遂升成拜，然则其书固在春秋後矣。春秋之末，家臣始有称大夫为公者。至战国初，晋、韩、赵、魏氏遂僭称为诸侯而仍朝於晋君；鲁之三家亦皆称公。今《燕射》之礼，诸侯之臣有诸公。若非作於战国之世，安有是称！由是言之；《仪礼》必非周公所作明甚。且《邶》、《》十二国皆非一时诗，《二南》岂必皆一时诗哉！《仪礼》所歌者，惟《关雎》、《鹊巢》数篇耳。谓此数篇为文王时诗，尚无大失也。因此数篇之放，而并《汉广》、《行露》、《В梅》、《野有死麇》等篇皆训以为文王之化，说有不可通则委曲以为之解，而诗人之意尽失矣。

△徇名定论之非

甚矣特识之难也！世之论者惟其名而已矣。今夫《风雨》之“云胡不喜”何异於《菁莪》、《隰桑》之文，即《木瓜》之“永以为好”，未必非“溯游”“絷维”之意，而《传》以为淫奔，无他，为其在郑、卫也。《В梅》之感时，《野有死麇》之怀春，明明非端人贞女之所为，而自毛、郑以来皆训以为文王之化，风俗之美，无他，为其在《二南》也。《四牡》之行役，《出车》、《采薇》之伐戎，何异於《六月》、《采芑》之诗，乃在《菁莪》以後则以为其人所自作，在《鱼丽》以前则以为君上代叙其劳苦忧伤之情以劳之者，词同说异，何以称焉？今试取《六月》、《采芑》而以劳诗释之，何处见其不可者？然则是论《诗》者不惟其诗而惟其正变也。嗟夫，天下事之不求其实而但徇其名者，岂可胜道哉：有生员以试五等降青衣，每岁试，提学者以其青也，辄置之四等。一日入试，自改试卷上青为增，遂得二等。则是试之优劣在增与青，不在文也。然此犹在场屋也。茅坤以知文名，於举业最重唐荆川顺之，或取徐渭作伪称顺之以示坤，坤即书其尾云：“非荆川不能为此文。”既而知为渭作，乃取跟覆观而更书云：“固是亻桀扌，惜後半稍弱耳。”然则以人论文，虽名士亦为之矣。然此犹论举业也。汉董仲舒疏论灾异，武帝下群臣议，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则汉儒之所尊信与所诋讠其，但视其为师所为与非师所为，初亦未尝有真是真非矣。然此犹论当时之书也。不意名儒之释《六经》亦复如是。然後知徇名定论乃世之通情，无古今，无智愚贤不肖，皆若是而已矣！士之处贫贱而文不见重於世，复何怪焉！今世之士每称人之谀富贵而毁贫贱者为势利。然势利之情岂独在富贵贫贱间哉，苟不察其实而但以名轻重之，与世俗虽有清浊之分，而其为势利则一也！余尝与诸同学论及场屋，皆以场屋为无凭也。广平栗太初元曰：“场屋虽无凭，然尚微有凭：若我与君之文犹可望万一。若居平出以示人，谁其称之？”然则糊名易书亦有不可废者矣。今欲读《诗》，必取三百篇之次紊乱之，了无成见，然後可以得诗人之旨。故余之论《诗》，惟其诗，不惟其正与变。嗟夫，嗟夫，此固未易为人道也！

○《周南》十有一篇

△《周南》之时代与地域

《周南》十有一篇，《关睢》三篇立夫妇之准，《つ木》两篇适上下之情，所谓“家齐而後国治”，“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非盛治之世乌能若是！是以取之以冠全诗。旧说以此五篇皆为太姒之德。然玩其词意，未见其必为太姒者。《毛传》、《郑笺》亦但言为后妃，并未指为何王之后。在文王、太姒之德固应如是，即文王、太姒之化亦当如是，正不必定属之太姒也。所谓“君子”云者，乃诸侯大夫之通称；而葛覃之刈，卷耳之采，皆不似诸侯夫人事。且《关雎》取兴於河洲，荇菜亦似临河近水之国，岐阳少水多山，距河绝远，风土殊不相类，恐未可直以为太姒也。朱子盖亦觉其不合，故训“河”云：“北方流水之通名”。然此乃近时之俚俗然耳，三代以上不如是也。故今人称河必加“黄”以别之，经传之文则但称河，於他水亦皆称为某水，恐不容藉此为说《诗》者解也。《桃夭》以下五篇，旧说亦以为文王、太姒之化。然玩其词意，《桃夭》祝妇宜家，淳风未改，为盛世之诗无疑。《兔》，贤才在野，已由盛之衰矣。至“南有乔木”见游女而思求，“遵彼汝坟”忧王室之如毁，显然衰世之音。然发乎情而能止乎义，嗟其劳而复幸其迩，先王之遗泽尚存也，是以圣人犹有取焉。由是言之，《周南》固非一世之诗，概训以为《文王》之化，失之远矣。惟《麟趾篇》咏公族之美，与《关雎》诸篇皆当为盛世之诗，乃反列於《汝坟》後者，盖因其诗别为一体，且取其与《关雎》相为首尾之意也，说并见各篇中。

○《关雎》

△本篇为君子自求良配

此篇毛、郑以为后妃之德，欲求“淑女”与共职事。然首章明言淑女为君子之“好逑”，若以妾媵当之，则称名不正，不可以为训。朱子以为欲求淑女以配君子而成内治，其说当矣。但以“寤寐求之”，“琴瑟友之”者为宫人，则语意尚未合。细玩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耳。盖先儒误以夫妇之情为私，是以曲为之解。不知情之所发，五伦为最，五伦始於夫妇，故《十五国风》中男女夫妇之言尤多：其好德者则为贞，好色者则为淫耳，非夫妇之情即为淫也。魏文侯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其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知好色之非义，遂以夫妇之情为讳，并德亦不敢好，过矣。《关雎》三百篇之首，故先取一好德思贤，笃於伉俪者冠之，以为天下後世夫妇用情者之准，不可谓夫之於妇不当为之忧、为之乐也，若夫妇不当为之忧乐，则五伦中亦不当有夫妇矣。

△贵德求贤

“窈窕淑女”，淑，贤也，善也。窈窕，洞穴之深曲者，故字从穴（後世误以为美丽之称），喻其深居幽邃而不轻得见也。不好色而好德，故无一言及於容色眼饰之美。妇当从人，女贵自重，故以深居幽邃，贞静自守为贤、夫妇之道不可苟焉而已，故曰“寤寐求之”。常女易得，贤女难求，深居幽邃之女尤不易知，故有“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之思。惟其求之也难，则其得之也喜，故有“琴瑟”之友，“钟鼓”之乐，所谓“阴阳和则万物生，夫妇和则家道成”者也。其取兴於“雎鸠”者，《传》谓《挚而有别》是已。其取兴於“荇菜”者，菜在水中，洁而难取，洁以喻女之贞，难取以喻女之难求。盖夫妇之道，男先乎女，此下两篇皆言妇德，故冠之以此篇，明女子之所以能尽妇职者由於其夫之贵德求贤故也。毛、郑以为后妃之德，失其旨矣。

△移之用人

《关雎》一篇，言夫妇也。即移之於用人，亦无不可。何者？夫之欲得贤女为妇，君之欲得贤士为臣，一也。果贤女与，必深居简出而不自炫耀。果贤士与，必安贫守分而不事干谒。非“寤寐求之”不能得也。是以古之圣帝明王咨於岳，稽於众，或三聘於莘野，或三顾於草庐？与《开雎》之“辗转反侧”何以异焉，然及其既得，则志同道合，恭己无为，而庶绩咸熙，所谓“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者也。故曰“劳於求贤，逸於得人”，岂不信与！三百篇皆可作是观，故《采蘩》一诗言祭祀也，而《传》引之以美秦穆举人之周。惜乎後人之多为《序》说所拘也！

○《葛覃》

△本篇非言后妃在父母家事

此篇据毛、郑说，以为后妃在父母家女功之事；“言告言归”谓将嫁；“污私”、“浣衣”谓师氏告以人之道。既於文义牵强，而与下“归宁父母”之文亦相悖。且谓“葛施”喻形体之长大，“叶萋”喻容色之美盛，其义尤为不伦。《朱传》以为既成，告师氏，使告於君子以将归宁之意，独为深得诗人之旨。至所称“贵而能勤，富而能俭，已长而敬不弛於师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语尤精切，可谓善於说《诗》者矣。然尚似有未尽焉者。何者？诗之为体多重末章，而前特为原起。此篇本为归宁而作，然不遽言归宁，先言葛叶之生，时鸟之变，感物思亲，此其时矣。然而未就，妇功未成，不敢归也。待葛既盛，制为衣服，妇功成矣，夫家之事毕矣，可以归矣，而仍不遽归也。乃藉师氏以请於夫，而云“害浣害否”，犹为不敢必之词焉。其敬事而不敢顾其私，尊夫而不敢擅自主，为何如哉！归宁父母，孝也，人子之至情也，犹不敢专如此，况其他乎！若夫朱子所言，固为美德，然富贵而勤俭尚未足为大节，而归宁父母亦女子之常。惟是女子以夫为天，义不当顾其私，而後世妇人以恩胜义者多，以义裁恩者少。至於等夷视夫，尤近时之敝俗。是以《关雎》既得淑女，即次之以此篇，此乃妇德之第一义也。

△三代妇人罕自专

三代以上，妇人罕有自专者，罕有敢自顾其私者；虽至其子之世犹然。文嬴，君母也，其请三帅也词甚婉，先轸斥之而不怒也。成风，僖公所生母也，其请恤须句也词甚正，不敢以其私亲烦国人也。其不然者，惟晋悼夫人一人耳。然司马侯归田不尽，亦无如之何。城杞之役，诸侯讥之，不谓平公之善承亲志也。盖缘先王以此等诗为教，耳濡目染，是以其时妇人习为当然；即有一二欲易之者，而男子亦共以为非，势不能行。教之入人深矣！後世妇人爱其母家率甚於其夫家，当其夫时且多专行而不顾者，况其子之世乎！岂非教废於上，则俗变於下哉！此《二南》所以为王化之基，惜乎先儒之论皆未及乎此也！故余略其小者弗论，而取其大有关於名教者论之。

○《卷耳》

△本篇非求贤审官

此篇据毛、郑说，以为求贤审官：“周行”为贤人於列位；“马虺ㄨ”为闵使臣之勤劳。然以夫人而“我”其臣，言太亲狎，非别男女，远嫌疑之道。况“牝鸡之晨，维家之索”，人君之职而夫人侵之如是，岂可为训哉！官人之说虽本之《春秋传》，然古人引诗多断章取义，不可执也。《传》美秦穆之用孟明而云“于以采蘩，于沼于”，岂《采繁》一诗即为举人之周者言之乎！朱子以为妇人念其君子者，得之。但以“我”为自我其身，则登高饮酒，殊非妇德幽贞之道。即以为言而语亦不雅。窃谓此六“我”字仍当指行人而言，但非我其臣，乃我其夫耳。我其臣则不可，我其夫则可，尊之也，亲之也。《春秋经传》於本国皆我之，“齐师伐我”，“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是也。“彼周行”即指所怀之人，犹《大东》之言“佻佻公子，行彼周行”也。“陟彼崔嵬，我马虺ㄨ”念道途之险阻，行役之艰难也。“我姑酌彼金，惟以不永怀”，爱之至，故欲其自宽，而不忍以燕好之情损其身也。如是，则於文为顺，而於义亦为长。无锦衾角枕之思，而但有夙夜风霜之虑，是其情发乎正而不流於昵，可以为训於後世矣。是故，《二南》之首以《关雎》者，男先乎女子之义也；次以《葛覃》，妇敬夫也；又次以《卷耳》，妇爱夫也。爱易而敬难，故先敬而後爱。能如是之敬爱其夫，夫之所以寤寐求而琴瑟友也。《易传》所谓“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者，此也。故古人以此为燕射房中之乐，而不为《二南》如正墙面也。然要之均不似后妃事也。

○《つ木螽斯》

△二篇均不必属太姒

《序》及《朱传》皆以《つ木》为后妃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螽斯》为后妃不妒忌而子孙众多。余按：《螽斯》之旨当如《序传》所云；若《つ木》则未有以见其必为女子而非男子也。玩其词意，颇与《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之诗相类；或为群臣颂祷其君，亦未可知。要之，此二诗者，皆上惠恤其下而下爱敬其上之诗。文王、太姒之德固当如是，即被文王、太姒之化及沐其遗泽者亦当有之。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况周三分有二，文王、太姒之化如风行草偃者哉！故读此诗者，观其上下一体，诚意相孚，恍然犹见盛世之风，熙之象，於以知文王、太姒之化之神且远，正不必定属之文王、太姒而後见其美也。朱子辨《柏舟篇序》云：“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时世名氏不可以强而推”，至哉斯言，可谓善於读诗者矣！独於《关雎》以下五篇而必属之文王、太姒者，何哉？余从朱子之意，是以不敢尽从朱子之言。说并见前篇首《周南条》下。

○《桃夭》

△风俗之美

此篇语意平平无奇；然细思之，殊觉古初风俗之美，何者？婚娶之事，流俗之所艳称。为胥党者多以妇之族姓颜色为贵而夸示之，《硕人》之诗是也。为妇党者多以胥之富盛安乐为美丽而矜言之，《韩奕》之诗是也。俗情类然，盖虽贤者有不免焉。今此诗都无所道，只欲其“宜家室”，“宜家人”，其意以为妇能顺於夫，孝於舅姑，和於妯娌，即为至贵至美，此外都可不论，是以无一言及於纷华靡丽者。非风俗之美安能如是！第谓其婚姻以时，犹恐未尽此诗之旨也。

○《兔》

△却至及《序》、《传》说均非

此篇据《春秋传》却至之言，以“公侯干城”为盛世事，“公侯腹心”为衰世事。《序》及《朱传》则皆以为化行俗美，贤才众多，故诗人美之。余玩其词，似有惋惜之意，殊不类盛世之音。何者？世之盛也，公侯皆汲汲以求贤，卿大夫咸搜剔严穴以充百职事，朝既不闻幸位，野安得有遗才！太平日久，上下恬熙，始不复以进贤为事，是以世胄常蹑高位而寒苦无进身之阶，文士或间一遇时，而武夫尤难以逢世。以故诗人惜之曰：“此林中之施兔着，其才皆公侯之干城，公侯之腹心也。”惋惜之情，显然言外。不然，既足为干城，为腹心矣，何以为公侯者犹听其迹於“中林”，寄情於“兔”哉？以一篇两属之固非是，即以为俗美贤多亦恐未合诗人之语气也。

△由盛之衰

兔一篇乃由盛而之衰之诗。盖盛则贤才聚於廊庙，干城腹心之材不弃於“中逵”“中林”之地。衰则风浴日偷，人材渐少，中逵中林之地亦罕有干城腹心之材。惟盛之後，衰之初，卿大夫世禄者多不必皆有才能，而在下之美俗淳风尚未大变，是以畎亩之间往往有奇才可寄爪牙者。於斯时而无人为振作之，久之而风俗遂日敝，《关雎》、《桃夭》之化遂变而为《乔木》、《游女》之风。君子於此可以观世变焉，故孔子曰：“《诗》可以观。”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亦奚以为。”岂不信哉，岂不信哉！

○《苡》

△本篇词意不可知

此篇《序》云：“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传》云：“苡，马舄；马舄，车前也：宜怀妊焉。”余按：药之治难产者甚多，不必其车前也；自汉以来，妇人无不乐有子者，亦不必其文王时也。朱子以为“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妇人无事，相与采此苡”，於理为近。然妇人挑菜乃田间常事，岂必化行俗美而後然哉！余谓此诗词意必有所谓，後世失其旨耳。昔唐武氏生四子，已杀其长子宏，复欲杀其次子贤。贤作《黄台瓜词》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自可；四摘抱蔓归。”其後肃宗信谗杀其子亻炎，代宗时为太子，忧危之甚，李泌乃为帝诵此词，由是代宗得以不废。岂非其诗之足以感人哉！然若不知其旨，则亦淡而无味；瓜好瓜稀何殊里巷之俗谈耶！《苡》之诗与此正同，既莫知其事迹，故不得其解耳。然反复讽诵之，触於事势亦有足兴感者，断章取义亦足以资语言，正不必曲路之说也。

○《汉广》

△游女非美俗

此篇《序》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朱传》亦云：“文王之化自近而远，先及於江、汉之间，而有以变其淫乱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见之，而知其端庄静一，非复前日之可求矣。”余按：女子处於闺中，正也。不得已而出，“饣盍彼南亩”可也，“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可也。女而游，其俗固已敝矣。男子见之，贱之可也，置不为意可也。从而爱之慕之，则俗之敝为尤甚。以是为“端庄静一”，彼不游者又何以名之？以是为圣人之化，岂圣人之化但能使之不可求，而不能使之不游，不能使之不爱慕乎？盖此诗乃周衰时作，虽不能闲於礼，而尚未敢大溃其防，犹有先王之遗泽焉。以为文王之世，失之远矣。江去周都干数百里，汉亦将及千里，谓“由近而远，先及於江、汉之间”，亦误。

○《汝坟》

△本篇非妇人勉夫

此篇《序》云：“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朱传》云：“汝坟之人以文王之命供纣之役，其家人见其勤苦而劳之。‘王室’，指纣所都也。‘父母’，指文王也。”余按：“伐枚”、“伐肄”皆非妇人之事，而“如调饥”、“不我遐弃”之语亦不类妻之施於夫者，《车邻》之“见君子”《传》以为君矣，《菁莪》之见“君子”《传》以为宾客矣，何所见此《见君子》之必为其夫而非他人者？况久别重逢，方深忻慰，易妻薄俗，宁至关怀，亦不应以不遐弃为幸也。《汤誓》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牧誓》曰：“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则是桀、纣之暴原不行於几外，诗人何必代为之忧？而汝之距丰千有馀里，亦无缘谓之“孔迩”也。且前两章方言其夫，末章忽置其夫不言而言文王与纣，前後语意毫不相贯，古人宁有此文法乎！

△此东迁後诗

细玩此诗词意，与《序》、《传》所言了不相似。窃意此乃东迁後诗，“王室如毁”即指骊山乱亡之事，“父母孔迩”即承上章“君子”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