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

无一篇直指为某君者。言及其君，但云“其君俭啬褊急”，“其君俭以能勤”，“君不用道”，“忧其君”，“刺其君”，“疾其君”而已，未尝一举其谧若字。此何以说焉？既果真有所传，何以此二国独不知其为某公？况桧亡於鲁惠之世，魏亡於鲁闵之世，且在齐哀、陈幽之後二百馀年，何以远者知之历历，而近者反皆不之知乎？盖周、齐、秦、晋、郑、卫、陈、曹之君之谧，皆载於《春秋传》及《史记世家》、《年表》，故得以采而附会之；此二国者，《春秋》、《史记》之所不载，故无从凭空而撰为某君耳。然则彼八国者亦非果有所传，而但就诗词揣度言之，因取《春秋传》之事附会之也彰彰明矣！谚曰：“宁在人前全不会（俗呼，“能”为“会”），莫在人前会不全。”盖会不全则智穷於所域，其为剿袭与否人一望而知之，不能欺也。然自有《序》以来，斥其妄者自朱子及郑渔仲、王伯厚以外不多觏焉，其亦可怪也夫！

○《邶》、《》、《卫风》

△《绿衣》、《日月》非庄姜伤已失位而不见答之诗

《绿衣》以下四篇，《序》皆以为庄姜之诗。《绿衣序》云：“卫庄姜伤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日月序》云：“庄姜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於先君以至困穷也。”余按《春秋传》文，绝无庄姜失位而不见答之事。桓公，戴妫子也，而庄姜以为己子，立以为太子，非夫妇一体安能得之於庄公！且使庄公而好德也，必无纵妾上僭之事；如好色也，庄姜之美谁能逾之，而反使之失位乎！至幸嬖人而生子，亦人君之常事，《春秋传》中多矣，不得以此为不答庄姜证也。原《序》所以为是说者，无他，皆由误解《春秋传》文，谓庄姜无子由於庄公之不答。是以《硕人序》云：“庄姜贤而不答，终以无子。”然有子无子岂尽在答与不答哉！汉薄氏、宋李妃皆以一夕之幸而有子；赵飞燕、合德专宠嫉妒而卒无子；今世夫妇相爱，不忍畜妾而无子者何限。乃以庄姜无子遂悬坐庄以不答之罪，可谓汉庭锻链之狱矣庄公之失惟宠州吁一事耳，然此特由溺爱而无远虑，与齐僖公之宠无知正同，初不料其後日有弑夺之祸也。果纵妾使上僭，果不答庄姜而使之失位，则亦何难废桓公而立州吁。然则庄公初未尝有大昏惑之事也，不过说《诗》者强以加之，以蕲其说之相符耳。且使庄姜果贤，庄公即不见答，犹当委婉措词，怨而不怒，庶不失诗人忠厚之旨、乃《日月》之诗云：“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何至於是！彼谷风之弃妇又当作何语乎？使庄姜果如是，则亦无怪庄公之不答矣！为是说者，非止诬庄公，抑且诬庄姜，而教天下妇人以怼其夫，其所关於名教风化者非小事也。由是言之，此二诗者或系妇人不得志於夫者所作，其所处之地必有甚难堪者；断断非庄姜诗也。盖汉之取士多以经术，而每经有数家之传，故师弟子相授受务巧於说经，以期求胜於人，而不肯缺所不知，犹今人之致力於讲章，求工於举业以期得隽也。说经者能傅会以他经传，则人惊其淹博，服其论议，以为其说有据，犹今人於场屋中能剿袭《左传》，涂抹《三礼》，则考官咸以为博而拔擢之，不复问其经旨之合与否也。是以其说如是，本无足怪。而後之人遂奉以为不刊之论，致古人之受诬几二千年而不能白，则大误矣。乃朱子於此数篇皆从《序》说，且并《柏舟》一篇亦疑以为庄姜之诗，吾不知其为何故也。说并见後《燕燕》、《终风》、《硕人》诸条下。

△《燕燕》非庄姜送戴妫诗

《燕燕序》云：“卫庄姜送归妾也。”《笺》云：“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於是大归，庄姜远送於野，作诗以见志。”余按：此篇之文但有惜别之意，绝无感时悲遇之情。而《诗》称“之子于归”者，皆指女子之嫁者言之，未闻有称大归为於归者。恐系卫女嫁於南国而其兄送之之诗，绝不类庄姜、戴妫事也。自庄公之立至是已三十有九年，庄姜、戴妫恐不复存。《史记》以为戴妫先死而後庄姜以桓公为己子，虽未敢必其然，然献公之出也定姜见於《传》，其入也敬姒见於《传》，而记桓公之弑，州吁之杀，绝无一语及於庄姜、戴妫，若无二人然者，则二人固未必存也。且庄姜既以桓公为己子矣，庄姜当大归，何以大归者反在戴妫？而古者妇人送迎不出门，庄姜亦不应远送於野也。又按：《鲁诗》、《韩诗》及《列女传》皆以此为定姜所作：或以为献公无礼於定姜，故定姜作此；或以为定姜归其娣送之而作；或以为定姜送妇作。然以词意观之，时势考之，皆未有以见其必然。盖皆各以其意揣度言之，是以参差不一，皆未可执以为实也。说并见前条下。

△《终风》非庄姜伤己遭州吁侮慢诗

《终风序》云：“庄姜遭州吁之暴，见侮慢不能正也。”余按：州吁，弑君之贼也；庄姜，妇人，不能讨则已耳，岂当爱之而复望其爱己。乃曰：“顾我则笑，谑浪笑傲。”此何言也而可以出之口！曰：“寤言不寐，愿言则怀。”此何人也而可以存此心！庄姜果赋此诗，一何其无耻乎！朱子《集传》固已觉其不合，乃以“终风”为指庄公。然比之以“终风且暴”，斥之以“谑浪笑傲”，皆非庄姜所当施之於庄公者。且既谓庄姜不见答於庄公矣，又何以有“顾我则笑”之语？详其词意，绝与庄姜之事不类，是以施之於州吁不合，施之於庄公亦不合也。窃谓年远事湮，《诗》说失传者多，宁可谓我不知，不可使古人受诬於千载之上。说并详前两条下。

△击鼓非州吁伐郑事

天下之事有我所知，有我所不知。不可谓有所知者已尽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断无有在我所知之外者也。《击鼓》一诗，序以为“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则是即《春秋》鲁隐公四年四国伐郑事也。然今考之《经》文则大不然。凡两国不相和而为和之曰“平”，《春秋》“平莒及郯”、“卒平郑、卫”是也。今也卫自伐郑以媚宋耳，而诗乃云“平陈与宋”，宋与陈初无隙也，何平之有！东门之役，五日而还，不为久也；秋而再伐，州吁旋死，则亦旬月而还师矣。而诗乃曰“爰居，爰处，爰丧其马”，苟非师老岁淹，暴露已久，何至为是言乎？细玩此诗，其非州吁伐郑之事明甚。盖《春秋》之始上去平王东迁已四十有九年，其间诸侯交兵之事盖多有之，但不见於经传，无可考耳。我所未知遂谓必无是事，凡所言者皆我所知，苟取其近似者而附会之，呜乎，何其谬也！且卫有孙氏，卫之世卿也，故曰“从孙子仲”。《序》乃以为公孙文仲，亦误。朱子《诗传》不驳其失，以为或然，固已异矣。乃後人之复为委曲弥缝其说则尤大谬。或云“先和陈、宋而後进兵”，然则何以不言其後而但言其先？或云“自夏而秋仅隔一时，必帅师在途，又闻後命，未得班师故也”，然则《春秋》何以两书伐郑？且卫与郑数百里耳，五日而还，不匝旬而至国矣，何至历三月而犹未归乎？嗟夫，但欲曲护前人之失，遂不顾其说之不通，古人之诗其晦於後人之说诗者岂可胜道哉！

△《式微》、《旄丘》非黎侯寓卫事

《式微序》云：“黎侯寓於卫，其臣劝以归也。”《旄邱序》云：“责卫伯也：狄人追逐黎侯，黎侯寓於卫；卫不能修方伯连帅之职，黎之臣子以责於卫也。”余按：《春秋》宣公十五年《传》文，酆舒杀晋伯姬，晋侯将伐之，伯宗斥酆舒有五罪，而夺黎氏地居其一焉。其年，晋侯灭赤狄潞氏，立黎侯而还。则是黎之失国在鲁文、宣之世，酆舒为政之时，上距卫之渡河已数十年，黎侯何由得寄於卫，卫亦安能复黎之国乎？其时不符，一也。黎在山西；卫在山东。而诗乃云：“狐裘蒙茸，匪车不东。”方欲西归而反以“不东”为解，岂非所谓“北辕将楚”乎！其地不合，二也。且黎既失国，则其故土为狄所据，黎侯安能归国，而其臣乃劝之？卫自宣公以後日就微弱，而狄日以强大，晋文、襄之盛且不暇於制狄，而奈何以之责卫乎？细玩诗词，或果有邻国之君寓於卫，或别有所指而传者失之，均未可知。说《毛诗》者但见《春秋传》有夺黎氏地及立黎侯之事，未暇细考，遂附会而为之说耳。後人乃强为之解，谓黎侯凡再失国，黎侯寓在卫东，故云“匪车不东”，欲以曲全《序》说，谬矣！

△《新台》、《二子乘舟》非卫宣公及、寿事

《新台序》云：“刺卫宣公也：纳之妻，作新台於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二子乘舟序》云：“思、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其事盖本之《春秋传》。然诗所言殊与《传》所载者不类。何者？，宣公之子也。以父而夺子妻？禽兽行也，此真所谓“言之丑者”。乃但笑其“蘧除”、“戚施”，若憎宣公之老且丑者，少知名义者肯为是言乎！既至而知其美，故夺取之。未至而先筑台，又不於国而於河上，欲何为者？寿死於盗，始至莘，诗何以称“二子乘舟”？自卫至齐皆遵陆而行，特济水时偶一乘舟耳。既非於河上遇盗，何不言其乘车，而独於其乘舟咏之思之？细玩二诗之词，与《传》所载、寿之事了不相涉，其非此事明矣。

△《左传》记宣公夷姜生急子事不可信

然即《传》文亦有未可以全信者。宣公之立在鲁隐公四年，石蜡既杀州吁，迎於邢而立之。而《传》称宣公於夷姜，生急子（即《序》之）。谓於夷姜在为公子时乎，则当庄、桓之世必不敢，而在邢又不能。且石蜡讨贼立君，亦必择其贤者，左公子氵曳，右公子职，何人不可以立，而必立此淫乱之人乎？谓於夷姜在已为君後乎，则宣公在位仅十有九年，急子之娶少亦当十四五岁，早亦当在宣公十六七年之时，则宣公卒时寿、朔皆尚在襁褓，寿安能盗旌而先？即朔亦不能构急子也。此乃必无之事，昔人固有辨之者矣（偶忘为何书何人之说。〔通世按；此说见明沈起元《左灯》，而《左传孔疏》亦既疑之矣〕）。盖缘《左传》一书采摘太广，但有所得，即缀於篇，而不暇辨其是非虚实。况此事乃後日所追述，非若朝聘侵伐，史臣按月而书者此，固未可尽执为实也。嗟夫，《左传》犹不能以无误，况於《诗序》，乌在其可以尽信乎！

△《诗序》惟《风》多得实

《诗序》惟《风》多得实。《定之方中》，《经》有明文，《载驰》，《传》有明文，不待言矣。《柏舟》以为共姜自誓之诗。今玩其词，“我仪”、“我特”之称，“之死靡他”之语，其为妇人守贞不贰之作无疑；而“{髟}彼两髦”属之於世子，语亦符合。此必有所传而云然，非揣度而为之说也。《墙茨》、《偕老》、《鹑奔》三篇，以宣姜、昭伯之事当之，虽无确据，然玩其词意与其事正相合，序说近是。惟《传》以《鹑奔》为假惠公之言以刺之，尚恐未然。观其称“君”而不称母，或卫之群公子所作，未可知也。《ぐ》以下三篇亦得诗意，但时世则未可知耳。唯采《唐》说者多疑之；说见後条。

△卫俗非郑所能及

《郑风》二十一篇，男女相悦者不下十篇，其守正不淫者一篇而已。《风》凡十篇，贞者一篇，淫者一篇，而刺淫者乃至四篇之多。卫俗非郑能所及也！且《东门》不过自明其志而已，未尝敢斥淫者之失。而《》乃云“不可道”，“言之丑”，“子之不淑”，“人之无良”，“大无信，不知命”，深斥痛绝，至於如是，何哉？盖风俗所在，虽贤人亦无如之何。彼既习於淫矣，而有一守正者出焉，方且嫉之笑之，求得免焉足矣，何敢反以责人。若公然深斥之，痛绝之，不一而足，则是先王之礼教犹存，民间之风俗未坏，贤者多而不肖者少，见无礼者群然怪之，是以绝之斥之而无所忌，人亦以为是而传而诵之也。吴季札云“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岂不信与！吾故读《墙茨》、《君子偕老》、《鹑奔》三篇而知卫之必亡，而又知卫之必将复兴也。至其立言之妙，则《墙茨》、《君子偕老》二篇为最。《墙茨》一篇初不明斥其恶，而但云“不可道”，“言之丑”，不言之刺甚於言矣。《君子偕老》先从对面著笔，而以“象服是宜”一句跌醒，然後用二语点出主意，笔法之巧，最耐咀嚼玩味。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良不诬也。《相鼠》刺无礼仪，亦足以见风俗之美。

△《桑中》等篇作诗者无刺意

《诗序》云：“《桑中》，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於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吕氏祖谦云：“诗之为体不同，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此类是也。”严氏粲云：“或以《桑中》为淫奔者所自作，则非所谓止乎礼义矣。当从国史所题以为刺也。”朱子《诗序辨说》云：“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为刺奔，误矣。”又云：“诗之为刺，固有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清人》、《猗嗟》之属是已。然尝试玩之，则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岂有将欲刺人之恶，乃反自为彼人之言，以陷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又云：“以是为刺，不惟无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也。”余按：《桑中》一篇但有叹美之意，绝无规戒之言。若如是而可以为刺，则曹植之《洛神赋》，李商隐之《无题诗》，韩之《香奁集》，莫非刺淫者矣。夫《子虚》、《上林》，劝百讽一，古人犹以为讥，况有劝而无讽，乃反可谓之刺诗乎！余尝细核《序》文，比其前後而参观之，同一题为刺而其文互异。《新台》以为刺宣公，则其文云“国人恶之而作是诗”。《南山》以为刺宣公，则其文云“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诸如此类，《序》以为作诗者之刺其君，文甚明也。若《桑中序》首言“刺奔”而下但言“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远序》首言“刺荒”而下但言“哀公好田猎，国人化之，习於田猎谓之贤，闲於驰逐谓之好”，《丰序》首言“刺乱”而下但言“婚姻道缺”，《著序》首言“刺时”而下但言“时不亲迎”，皆无一言及於诗人之剌之者，与《新台》、《南山》诸篇之文绝不类。疑作《序》者以录此诗於《国风》中以垂戒於後世故谓之刺，未必果谓作此诗者之刺之也。《凯风序》云：“美孝子也。”而诗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此为美之乎？抑为责之乎？疑《序》亦以录此诗为美之，非以作此诗为美之也。《静女》、《有狐》之“刺时”，《溱洧》、《绸缪》之“刺乱”，恐亦皆当如是，正不必曲为说以附会之也。

△《干旄》访贤才

卫之重封，由於齐桓。齐桓所封者，邢与卫也。然邢仅二十馀年而遂亡，而卫历春秋及战国秦又数百年而始亡，何哉？吾读《干旄》之篇而知卫之所以久存良有由也。盖国家之治惟赖贤才，而贤才不易得，故人君於贤才不惟当举之用之，而且当鼓之舞之。旌旄之贲於浚，所以下贤也，即所以劝贤也。下贤，则有以咨诹治道。劝贤，则人皆争自濯磨而贤才将不胜其用。故季札至卫，而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君子之所以多，正由其君好贤，因而其卿大夫咸知下士，躬访贤才於畎亩中，以故人皆竞於贤耳。是知立国之规模未有不在於好贤者。读《诗》者能以此篇例之，则授之以政而无不达者矣。

△《硕人》非闵庄姜诗

《硕人》，《序》以为闵庄姜之诗，谓“庄公惑於嬖妾，使骄上僭，庄姜贤而不答，终以无子；国人闵而忧之。”朱子《集传》从之，更无异说。余按：此篇凡四章，首章言其贵，次章言其美，三章言其婚成，四章言其媵众，毫不见有刺庄公之意，不知《序》与《传》何从而知之？且玩诗词，乃其初至时作。当其初至，何由预知异日庄公之不见答以至无子而闵之？其三章云：“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方且代体庄公“晏尔新婚”之情而惟恐其过劳，乌有所谓忧其不答者哉！揆《序》与《传》之意，皆由误解《春秋传》文，遂并以误解《诗》。《春秋传》云：“卫庄公娶於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此诗次章正言庄姜之美，则是以此诗证其美，非以此诗证其无子也。若云“美，卫人所为赋《硕人》也，而无子”，则语不成文矣。故待其文既毕，然後证之，非谓因其无子而後赋此诗也。且《春秋传》所记并无庄公不答之事；有子无子亦不在答与不答也。即嬖人生子，亦当在晚节，非庄姜归时已然，何故初归而即不答以致无子乎？二妫之娶後此矣，然厉妫生子孝伯，戴妫生子桓公；庄姜娶於二妫之前，何以独不见答而无子乎？详《序》所言，与《传》了不相合。乃朱子云：“此序据《春秋传》，得之。”严氏粲云：“题以‘闵’庄姜，有《左传》可证。若不用《序》，以此为‘美’庄姜，可乎？”此大不可解也。且诗果以庄姜贤而不答而闵之，则当极书其贤，微讽其不答。乃但侈称其族之贵，色之美，车服之盛，媵妾之多，贤何在焉？称人之贤者固如此乎？至於不答，则绝无一语微露之。朱子但欲曲全《序》说，乃云：“称其族类之贵，见其为正嫡小君，所宜亲厚，而重叹庄公之昏惑也。”於三章则云：“叹今之不然也。”《诗》自言彼，《传》自言此，冤矣！夫诗之体虽婉，要必其言微露此意，乃可从而畅之。若诗绝不言，而吾必谓其有此意，天下尚有不可附会者乎！近世有不喜李白诗者，取杜甫《春日怀李白》诗释之，谓甫素轻白，云：“白也之诗号为无敌，然不过飘然思不群而已。其清新不过如庚开府，其俊逸不过如鲍参军，何尝果无敌乎！何时重与白聚，细论诗律以发其蒙也？”《集传》之释此诗，毋乃类是？嗟乎，不欲改先儒之说，无宁听古人之诬，孰轻孰重，必有能辨之者。说并见前《绿衣》诸诗下。

△《河广》非宋襄公出母诗

《河广序》云：“宋襄公母归於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朱子《集传》因之，云：“卫在河北；宋在河南。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归於卫。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义不可往，故作此诗。”余按《春秋》闵公二年，狄灭卫，卫人渡河而庐於曹。僖公九年，宋桓公乃卒。则襄公之世卫已在河南，不待杭河而後度也，诗安得作如是言乎！孔氏颖达，严氏粲固已觉其不合，顾不肯变易旧说，乃复曲为之解。孔氏以为假有渡者之词，非喻夫人之向宋渡河也。然则三百篇中何语不可谓之假设，亦何所取义於河而假之乎？严氏以为作於卫未迁之前，桓公犹在。然则夫人非义不可往，乃势不能往，其作此诗，一何无耻也！盖《序》与《传》之为此说，不过一时失於检点，而忘襄公之立在卫渡河以後。学者不肯直抉先儒之误，已非直道而行之正，况欲委曲回护以诬古人而惑後世乎！是所谓“岂徒顺之，又从而为之辞”也。且宋桓，贤君也，其夫人思子而能止乎礼，则亦贤夫人也，以贤夫人而遇贤君，何以得出？夫妇之义重矣，苟非得罪宗庙，不至於出。夫人而贤也，必无可出之罪；无罪而出之，又岂贤君之所为乎！余玩此篇词意，似宋女嫁於卫；思归宗国，而以义自闲之诗。学者以是为说亦可矣，何必诬古人而後足以垂世立教哉！朱子最不取《序》，然其本《序》意以说《诗》者一何多也？

△《伯兮》非卫人从王伐郑事

《伯兮》一篇，郑氏以为即《春秋》桓五年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之事。朱子云：“诗言‘自伯之东’，郑在卫西，不得为此行矣”（卫未渡河以前，郑在卫南，“西”字疑误）。其说是也。乃孔氏《正义》复曲为之解，言“兵至京师乃东行伐郑”。京师在卫之西数百馀里，岂得置西不言而反言东，天下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况诸侯之师从王伐郑，必有约会之地，断无至周而後东行之理。观《春秋传》，诸侯会晋伐郑从未有至晋而後南行者。其说之诬，亦已明矣。盖自平王之东四十有九年而後入《春秋》，其时王室尚未甚微，安知其无征伐之事。而外征伐之不书於鲁史之策者亦多，岂得见有桓王伐郑一事，遂纡曲牵合以附会之哉！

△膏沐为夫容

抑吾於此诗有感焉。古之妇女，“膏沐”而已。膏沐，以为夫容而已。秦、汉以来，始有脂粉；唐人尤以为重。宋、元之际，加以缠足，而天真几不复存矣。余幼时见妇女妆束尚近浑朴；近则惟务趋时，妖淫怪妄，愈出愈奇，见之令人作恶，而其人以为非是不足以逢时，至有其夫禁之而不听者，吾不知其“谁为容”也。故诵此诗有三益焉：一则为人上者知夫妇离别之苦，而兵非不得已而不用；一则为丈夫者念闺中有甘心首疾之人，而路柳墙花不以介意；一则为妇人者知膏沐本为夫容，而不可学时世梳妆以悦观者之目。则庶乎其为不徒诵此诗也已！正不必取《春秋》中事以附会之也。

△说《有狐》、《木瓜》者之锻炼

天下有词明意显，无待於解，而说者患其易知，必欲纡曲牵合，以为别有意在。此释《经》者之通病也，而於说《诗》尤甚。《有狐》、《木瓜》二诗岂非显明易解者乎！狐在淇梁，寒将至矣；衣裳未具，何以御冬？其为丈夫行役，妇人忧念之诗显然。而《笺》云：“妇人丧其妃耦，欲与人为室家。”夫他人无裳，与己何涉，妇人如此之无耻乎？且何所见“之子”之必为他人而非其夫也？木瓜之施轻？琼琚之报重，犹以为不足报而但以为永好，其为寻常赠答之诗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