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

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大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後樊并谋反，乃黜其书。”（《汉书儒林列传》）

按：《汉书》此文称霸书“文义浅陋”，又云“以中书校之非是”，是班氏明明以张霸之书为伪矣；乌有作《儒林传》则痛诋其伪，作《艺文志》又深信其真，作《律历志》反引其书为证者哉！班氏所引《伊训》、《武成》之文，非霸伪书而为孔壁之《真古文》明矣。《汉书》所引者为真，则梁、陈所出者为伪可知也。况霸所撰乃百二篇，非二十四篇；乃分析二十九篇为之，亦非别有二十四篇也。今颖达但欲表章伪书，遂公然以安国以来相传之《逸》十六篇（即二十四篇）为伪，复公然以百二篇为二十四篇，，亦妄之至矣！且十六篇之语不始於固，《史记儒林传》言之矣。司马迁，汉武帝时人，张霸，成帝时人，迁作《史记》，何由预知後世之有张霸《伪书》，并其篇第之多寡乎！盖凡颖达之说，颠倒矛盾，类皆如此；学者少留意焉，则其谬不攻自破矣。

△六驳之四──《古文尚书》立学官

一，孔安国《古文》，当时已传於世，王莽及章帝时又已立於学官，两汉之书所载甚明，并未散轶，不容诸儒皆不之见。

“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汉书儒林列传》）

“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後汉书贾逵传》）

按此文，则《古文尚书》当孔安国时已传於人而行於世，至王莽时而立於学官，至东汉章帝时而再立於学官，且为帝所崇重，习《古文》者皆授官，而为世所欣慕矣，安得诸儒皆不之见，至梁、陈时而突出乎！盖《汉志》所谓“未列於学官”者，谓未置博士及弟子耳，非谓其书不行於世，但藏於家也；谓武帝时未列於学官耳，亦非终已不列於学官也。且《毛诗》、《左氏》、《梁春秋》当武帝时皆未列於学官，皆至王莽时而始立，至章帝时而再立，何以皆行於世，马、郑、服、杜皆得见之而笺注之，独《古文尚书》遂以不列学官之故，致无一人之见之乎？甚矣不学而耳食者多也！

△六之五──《晋书》无古文授受事

一，《正义》称郑冲传《古文尚书》，皇甫谧采之作《世纪》，至梅赜奏上其书於朝，考之《晋书》，并无此事。

《本纪》无文。

《儒林传》中不载此事。苏愉、梁柳、臧曹、梅赜亦皆无传。《郑冲传》中但有高贵乡公讲《尚书》，冲执经亲授之语，并无所讲乃孔氏五十八篇之文。

《皇甫谧传》中但有梁柳为太守，谧不为加礼一事，并无柳传《古文尚书》及谧得之之文。

按：梅赜果尝奏上此书，《本纪》即不之载，《儒林传》中岂得并无一言及之；乃非惟无其事，亦并无苏愉等三人之名，然则三人亦皆子虚乌有者也。且凡纪事之体，必书年月，而《尚书正义》、《隋书》记此事，皆不言为某帝之时，某年之事，盖缘当时本无此事，系之以时，则人覆检而知其诬，故传《伪书》者为此含混之词，使人无从辨其真伪；孔氏道听涂说，逐从而录之耳。且夫五十八篇之书，魏以前未行於世也。当魏主讲《尚书》之时，冲所执者果系孔氏之五十八篇，《传》岂得不大书特书，而乃但云《尚书》。既但云《尚书》，则即马、郑之二十九篇可知矣。柳为太守，谧不加礼，琐事耳，然犹载之传中，若谧果从柳得《古文尚书》而作《帝王世纪》，此乃经术之显晦，著作之本原？何得反略之而不记乎？嗟夫，《史记》、《两汉》之书，人所共读者也，乃明明与《今文》相校之《古文》，而谓之《今文》；明明别有百二篇，而谓之即二十四篇；明明壁藏其书者，而谓之口授；明明立学官，置弟子，而谓之私藏於家。彼其於共读之《史》、《汉》尚不难以黑为白，况人不多读之《晋书》，亦何难以无为有乎！

△六驳之六──郑、孔解诂与《伪书》之牾

一，非但梅赜未尝奏上此书也，即郑冲亦未尝见此书，孔安国亦不知有此书，考之《论语集解》可见。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注：“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词。友於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与为改同。’”（《论语集解》）

按：《集解》乃郑冲与何晏同纂辑者。所引包说，以“孝乎惟孝”为句，以“施於有政”为一家之政。今《伪书》此文无“孝乎”二字，而“施於有政”作“克施有政”，乃指治民之政而言，与包所说迥异。若冲果见此书？岂容复采乐包说！今何、郑既以包训为是，则其未尝见此书明矣。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注：“孔曰：‘履，殷汤名。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论语集解》）

按：今《伪书》此文乃汤灭夏之後告诸侯百姓者。安国果见此文，不当谓之“伐桀告天”。且今《伪书汤诰》现有此文，安国何不注云“今《尚书汤诰》有之”，乃反引《墨子》以为证乎？安国既引《墨子》为证，则是安国所见之《古文尚书》并无此文也明矣。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注：“孔曰：‘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微子、箕子，来则用之。’”（《论语集解》）

按此注，是以此言为泛论周之事，以“周亲”指周之公族，以“仁人”指商之贤臣也。今《伪书》此文乃武王誓师之词，不惟管、蔡未叛，微、箕亦尚未来。安国果见此篇，何容复作此解！且《伪传》云：“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反以周亲属商，以仁人属周，与安国《论语》之注正相悖。然则《伪书》、《伪传》之不出於安国明矣。

孔氏《正义》云：“此文与彼正同，而孔注与此异者，盖孔意以彼为伐纣誓众之词，此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两通其义，故不同也。”夫圣人之言，一也，岂得忽以为彼，忽以为此。安国宁有此一口两舌之事乎！此理显然易见，而颖达犹欲曲全《伪传》之说，抑亦异矣！嗟夫，安国，西汉名儒乃为妄人所诬如是，为颖达者不能为乃祖辨其诬，顾反附会焯、炫而表章之，以致後儒摘斯传之纰缪，动辄归咎安国，使安国蒙不白之冤於千载之上，谁之过与！此余之所为长太息者也！

△《伪书》之著者及其推行之年代

曰：五十八篇经传非孔安国所传，梅赜所奏上，果何人所撰，至何时始行於世邪？曰：江左士大夫於经学皆不留意，罕有言及此者，此不可详考矣、但据其时所著之书观之，王坦之，东晋人也，范蔚宗，宋元嘉时人也，藉令东晋之初此书果已奏上行世，坦之、蔚宗必无不见之者，而坦之著《废庄论》，引“人心，道心”二语，不言其为《虞书》（详见《唐虞考信录》中），是坦之未见此书也；蔚宗著《後汉书儒林传》，但云“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於世”，若不知别有二十五篇者，是莳宗亦未见此书也。直至梁刘勰作《文心雕龙》，始引此二十五篇之文。然则是元嘉以前，此书初未尝行於世，至齐、粱之际始出於江左也。然但行於江左已耳，中原犹未有此书。故《隋书经籍志》云：“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惟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然则是隋灭陈以後，此书乃渐传於北方，刘焯、刘炫之辈以为奇货而注释之，然後此书大行而《郑注》渐废也。至其撰书之人，则梅惊、李巨来皆以为皇甫谧所作。以余观之，不然。西晋之时，《今文》、《古文》并存於世，安能指《古文》为《今文》，而别撰一《古文尚书》以欺当世。况谧果著此书，必已行世，何以蔚宗犹不之知；又何以江左盛行而中原反无之？然则此书乃南渡以後，晋、宋之间，宗王肃者之所伪撰，以驳郑义而伸肃说者耳。何以言之？《左传》“乱其纪纲”，旧说以为夏桀之时，而肃以为太康之世；《无逸》“其在祖甲”，马、郑以为武丁之子，而肃以为太甲之事。今《伪经》以“乱其纪纲”入《五子之歌》，《伪传》以祖甲为太甲，明明祖述肃说，暗攻先儒，其为宗肃学者之所伪撰？毫无疑义。盖汉末说经者皆宗康成，逮王肃起，恃其门阀，始好与郑为难。其说不无一二之胜於郑，而荒唐悖谬者实多。但肃父为魏三公，女为晋太后，以故其徒遂盛，其说大行，天下之说经者分为二派，一宗郑学，一宗王学。宗郑者黜王；宗王者驳郑。值永嘉之乱，《今文》失传，江左学者目不之见，耳不之闻，又其时俊桀之材，非务清谈，即殚心於诗赋笔札，经术之士绝少，但见马、郑所传与《今文》篇数同，遂误以为《今文》。由是宗肃学者得以伪撰此书以攻郑氏。书既撰於晋、宋之间，故至齐、梁之际姑行於当世也。孔氏见《伪书》、《伪传》之说多与肃同，不知其由，遂疑肃私见《孔氏》而秘之。夫肃专攻郑氏，如果此书在前，肃尝见之，其攻郑氏之失，必引此书为证，云《尚书》某篇云云，某传云云，世人谁敢谓其说之不然，何为若出之於已然者？然则是《伪书》之采於肃说，非肃说之本於《伪书》明矣。即《正义》所称“皇甫谧从梁柳得此书，故作《帝王世纪》，多载其语”者，亦作《伪书》者之采於《世纪》，正如《冠子》采贾谊之《鹏鸟赋》，而人反谓谊赋之采於《冠子》耳。但南北朝中无穷经博古之人察知其伪，遂使其书得行。然马、郑之本书尚在，後之人犹可考而知之。至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作《五经正义》，既不能辨其真伪，又误以其传真为其祖安国所著，遂废《郑注》而用之，自是郑氏古本遂亡，士人之应明经试者，莫不遵功令，读《伪传》，二十五篇之文遂与三十三篇之经并重，习而不察，以为固然，竟不知《史》、《汉》以来汉、晋诸儒所述并无此文，而出於後人之伪撰者矣。

△《家语》之伪撰者

然不但今《尚书》二十五篇为宗王肃者之所伪撰也，即今所传《家语》亦肃之徒之所伪撰。《汉书艺文志》云：“《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师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语》。”是今《家语》乃後人所伪撰，非汉所传孔氏之《家语》也。今《家语》序云：“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於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於人。”又云“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叠矩。”然则今之《家语》乃肃之徒所撰，以助肃而攻康成者，是以其文多与肃同而与郑说互异。此序虽称肃撰，亦未必果肃所自为，疑亦其徒所作而名於肃者。由是言之，伪撰古书乃肃党之长技，今《伪古文尚书》亦多与肃说同而与郑氏异者，非肃党为之而谁为之乎！

△《孝经》之《伪孔氏经传》

亦不但《尚书》有《伪孔氏古文经传》也，即《孝经》亦有《伪孔氏古文经传》。《孝经正义》云：“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生王逸於京市陈人处买得一本，送与著作王邵，以示河间刘炫。”则是後世所谓《古文孝经》者，出於隋世，非汉儒所传孔壁之《古文孝经》也。又云：“开元七年，国子博士司马贞议曰：‘《今文孝经》是汉河间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参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传学，假称孔氏，辄穿凿更改，又伪作《闺门》一章，以应二十二之数，非但经文不真，抑亦传文浅伪。’由是明皇自注《孝经》，颁於天下，以十八章为定。”则是南北分王之时，经术荒废，好事者造为伪书以惑当世，乃其常事也。但彼二十二章者，幸而有司马贞驳其谬戾，以故不行於世，而此二十五篇者，不幸而遇孔颖达谬相推奉，黜真书而用伪者以取士，遂致唐人奉为不刊之书耳。惜乎後世之儒之不能以三隅反也！

△《伪书》破绽三端

曰：“二十五篇之文果出後人所撰，何其似圣人之言也？曰：乌得似！後世学者不之察耳。三十三篇中，无一道学陈腐之语，然其所载行政用人之略及训诰中所与其君及群臣百姓言者，无一非修身经国之要务，不言道而道莫大焉，不言学而学莫纯焉。其二十五篇则不然：自其所采经传旧文而外，大率皆道学语。然按之乃陈腐肤浅，亦有杂入於异端者。其义不逮，一也。三十三篇之中，事多於言，事亦皆与经传相应，无可议者。二十五篇则言多而事少，其事皆杂采於诸子及汉儒之注说，考之於经既不合，揆之以理亦多谬。其事不经，二也。三十三篇，四代之书，迥然四代之文，古今升降，一望了然，典谟誓诰各有其体，不相混也。二十五篇则自《大禹谟》至《ぁ命》其文如出一手，谟训命诰约略相似，更无分别。其文不类，三也。昔宋阮逸伪造《元经》，称隋王通所撰，而《河汾王氏书目》无之，《唐艺文志》亦无之；且避唐景帝（神尧之祖）讳，称石虎为季龙，又避唐神尧讳，称戴渊为若思。”以故直斋陈氏得知其伪，谓“逸心劳日拙，自不能掩”。今此二十五篇，《史记》无之，班、范《两汉》之书无之，贾逵、马融、郑康成之所传亦无之，赵岐、杜预、韦昭诸儒皆不之见，而其中杂以异端之言，小说之事，魏晋排偶组练之文，与三十三篇之书高下悬绝，较之阮逸伪书尤为易辨。惜乎後世学者震於其名而皆不之察也！

△《伪书》剽窃经传

曰：经传所引《尚书》之文，二十五篇之中皆有之，何以言其伪也？曰：此作《伪书》者剽窃经传之文入其中耳。子不见夫铁器乎，铸者无痕而补者有痕。凡经传所引之语在三十三篇中者，与上下文义皆自然相属；在二十五篇中者，其上下承接皆有补缀之迹，其有痕无痕至易辨也。且其中有传记所引逸书之文而剽窃之者，亦有传记之所自言，并非引书，而亦剽窃之者。“六府三事”，缺自解经文，“同德度义”，苌弘自抒己见，岂得牵帅之以入经！至於“除恶务本”，乃权谋之士所言，尤不得入圣人口中也。有采经传之意而改其词者。“有攸不为臣，东征”，删其首句而移之伐纣，可乎！“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改以为“予”而属之武王，谬矣！有采经传之词而失其意者。周亲之不如仁人，谓己不私其亲，可也；以周亲属之纣，则不伦。嘉谋之归於我後，臣下自相勉励，可也；成王以之命官，则失言。此剽窃之不能掩者也。且《尚书》凡百篇，而凡经传所引略已尽於二十五篇之中，然则其馀四十二篇（五十八篇外，尚当有《逸书》四十二篇）经传遂无引其一语者乎？是以传记所引在三十三篇中者少，在二十五篇中者多。何者？彼固专以裒集传记之语成文者也。即以其引传记观之，而其伪已不能掩矣！

△识别《伪书》之不易

曰：三代有三代之文，两汉有两汉之文，魏、晋以还，文体益变，二十五篇之文岂後世文人之所能赝为。此固不得疑为伪也。曰：能膺为者多矣！魏、晋之世，文士多好摩拟古人之文，其习尚然也。若夏侯湛之《昆弟诰》，其声音笑貌俨然《尚书》矣，试隐其名而加以古人之名，使无识之人观之，岂复有疑其伪者乎，宋文彦博帅永兴，得褚遂良《圣教序》墨迹，因令子弟临摹一本；会宴僚属，乃并出二本，令坐客别之，客皆以摹者为真迹也。夫书法，其浅者也，犹且如是，况文之难知乎！嗟夫，《管》、《晏》、《冠》诸子大率皆後人所伪撰，至於昭明所选《高唐》、《风赋》、《黄鹄怨歌》之属，为俊人所拟作者尤多，乃传之日久，而人遂莫不信以为真。故凡世之以伪乱真者，惟实有学术而能文章者然後乃能辫之；悠悠世俗之目，其视莠莫非稷也，视鱼目莫非珠也，乌乎其能知之！昔隋牛宏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刘炫遂伪造书百馀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後有人讼之，坐除名。然则伪造古书乃昔人之常事，使不遇讼之者，则至今必奉为圣人之言矣。古今之如此者，岂可胜道，特难为不学而耳食者言耳。纵使梅赜果尝奏上此书，尚不可据为实，况并无此事乎！此所关於圣人之政事言行者非小，故余不辞尤谤而考辫之。

●卷二

○集前人论《尚书》真伪

二十五篇之伪，非述一人之私言也，古人固已有之。盖唐儒疑而未言，宋儒言而未决，至南宋之末，赵氏始决言其伪。自是以後，言者益多。但世之学者咸笃志於举业，不深考耳。今略载其一二於左。

△韩愈疑《伪书》

韩子《进平淮西碑表》云：“其载於《书》，则《尧舜》二典，夏之《禹贡》，殷之《盘庚》，周之《五诰》。”《进学解》云：“《周诰》、《殷盘》，诘曲聱牙。”

按：於夏不称《禹谟》而称《禹贡》，於股、周不称《汤诰》、《武成》而反称《盘庚》、《五诰》，则是其文浅陋平弱，韩子固已疑之，但未形於文耳。

△朱熹疑《伪书》

《朱子语录》云：“孔安国解经最乱道，看来只是孔丛子等做出来。因说《书》云：‘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

又云：“《孔书》是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

按：朱子此语，则是明以二十五篇为伪撰矣。惜其但与门人言之，未尝自为《书传》，尽废其伪而独存其真也。

△吴或疑《伪书》

吴氏曰：“伏生传於既耄之时，而安国为隶古定，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简之内，其不可知者盖不无矣。乃欲以是尽求作书之本意与夫本末先後之义，其亦可谓难矣。而安国所增多之书，今篇目具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曲聱牙，至有不可读者。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为二体乎？其亦难言矣！”

又论《泰誓》云：“汤、武皆以兵受命。然汤之辞裕，武王之辞迫；汤之数桀也恭，武王之数纣也傲；学者不能无憾。疑其书之晚出，或非尽当时之本文也。”

△蔡沈疑《伪书》

九峰蔡氏曰：“按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词易好，故训诰誓命有难易之不同，此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於科斗古书错乱摩灭之馀反专得其所易，则又有不可晓者。”

又跋《牧誓篇》後云：“此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誓》相表里，真圣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尽出於一人之口。岂独此为全书乎？”

按：吴、蔡两先生所辨明矣：既以文体不同别之，复以义理有乖驳之，後学复何疑焉！惟口授之说原无其事，说已详前卷《真伪源流通考》中。

△赵汝谈疑《伪书》

陈直斋《书录解题》云：“《南塘书说》三卷，赵汝谈撰。疑古文非真者五条。朱文公尝疑之，而未若此之决也。”

按：吴、蔡於此皆不能以无疑，然终未敢决言其伪。岂非久假难归，极重难返，虽贤者亦不免游移其间乎？乃赵氏独直斥为伪撰，非有大过人之识安能如是！惜余未得见其书也。

近世以来，斥其伪者尤多。若梅、顾、朱、李诸先生咸有论著。惜余学浅居僻，未见梅、朱二君之书，仅於李巨来《古文尚书考》中见其一斑也。今载顾、李两家之说於左：

△顾炎武疑《伪书》

顾宁人论《泰誓》云：“商之德泽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纣，乃曰‘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雠’，曰‘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雠’，何至於此？纣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雠之，岂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晋间人之伪撰者邪？吴氏、蔡氏盖已见及乎此，特以注家之体，未敢直言其伪耳。”

△李绂疑《伪书》

李巨来《古文尚书考》云：“《古文尚书》，凡《今文》所无者，如出一手，盖汉、魏人赝作。朱子亦尝疑之，而卒尊之而不敢废者，以‘人心，道心’数语为帝王传授心法，而宋以来理学诸儒所宗仰之者也。余友万编修云：‘即此数言，可证其赝。危微二语出於《荀子》，而《荀子》又得之於《道经》，非《尚书》语也。梅尝言之矣。’余覆考之，盖《荀子解蔽篇》言‘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之危，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之论危微者如此，而引《道经》以为证，则《尚书》必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