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说

骄溢，讽过而不触怨怒，又委曲调畅以自达意指，故深于诗者不独忠爱之情上达君父，仁厚之恩下感黎庶，兼能通两国之信，释兵戎之隙，而优于奉使也。凡人性情之内有邪秽，有渣滓。邪秽者，淫惑之根，藏于肺腑，宜用力治之如水之灌物、灰之浣垢，攻而去之也。渣滓者，粗确之迹，结于荣卫，宜潜消之，如风之解冻，火之销膏，默而化之也。二端之物，惟乐可除。钟鼓之猛厉，充满洋溢，使人震肃，则轰鍧之顷不容复有杂念。琴瑟之和柔，纡余涵泳，使人夷愉，则融泄之际不容尚有芥蒂。先王设典乐之官于学校中，使天下人材皆出于乐，惜今之失传也。夫圣贤之言可否皆有定论，圣人之可否存乎书，当时之可否存乎天下，无所容吾私也。大小夏侯皆以经学教授，彼此相非，胜之非建则曰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二人之论几难折衷，然以穷理洽务为心，则志在应敌，所以破碎大道也。鲍宣经学甚明，史家称其谏章少文多质，此岂应敌之谓？圣王既没，诗书礼乐之指皆成绝响，悉缘应敌之说误之。文中子不欲斯道之絶，故取后代文词续前代典训，其意欲使前王之道不绝于后世，后世之义理皆可续前王统绪也。纷纷论其僭拟，擿其同异，何益世道人心乎？

史籍

作史必有定法。周之史法，周公所制以颁天下同文之国。使书于策者无不郑重雅驯。盖周公思三王以施四事，因圣王而定史法。周公之法，即尧舜之道也。幽平以后为史官者，褒贬劝戒不昭明，赴告策书违旧章。孔子乐尧舜之道而欲措诸实事，因当代史书着其是非，举周公之制而申儆之，使三百四十年之纪载一遵周公之法，文有害于教者改而正之，事有畔于义者贬而责之、诛而绝之，虽属辞有文有质，叙事有详有略，苟非有害大义，皆因旧编，不必更易。故其为法直而不显，讳而不盈。直而不显者，以义斥其事，不必显设于文。后人因文求义，则其事亦明。讳而不盈者，畔道之人工于匿迹，犹必不能掩志史之所书，讳其迹而着其志，后人因志以察迹，则向之所讳，原未尝掩其实，故曰不盈也。所以有阙文，有微词。阙文者，旧史阙误不复补缀改正，恐拟度意指而失当时本质，则为舛为讹，后人据其舛且讹者为正义，则所害多矣，故于所不知宁阙如也。微词者本为逆事，委曲其词，以从顺理，以为臣子之义，固当讳尊隆恩，掩君父不善之迹，但使顺理不灭，虽人以曲文见责，犹未失大顺之义，不以激烈之空言触权贵之怒、婴直言之戮，则人不以行义为杀身之具，亦可保全大义，使不没于人心。盖多方以存周公之法而不使中绝也，故其书可以制治未乱，又能拨乱反正，贯通百王，生成万物，舆日月并而不息也。后之史书既无定例，例亦不如周公言事不言道，是以入杂伯之路。言人不言天，是以违天地之心。论理不主于善，不协于一，故是非可否皆不纯粹，叙事大小错乱，真伪纠纷，先后舛午，宾主易位，雅俗杂沓。或言其始不言其终，察其一不通其类，以此窒彼，以彼戾此，靡所归宿。折衷史法，日下又何疑焉？夫古之君子，能详一身一家之事，而于一代之事缺略不备者犹抱恨以终其身，张衡之于汉仪是也。汉家六世而有史书，私作本纪，非奉命供职。班固因之，几受私修国史之祸。既受诏，许成其书，犹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而后就，故西汉之史遂能远绝后世。东观以来，以史馆丛文士，其法渐替。陈寿甚有史才，而迁、固以记繁志寡专美于前，故寿亦慕之，不尽其才。范宁能得春秋之意，而向、歆弃经任传既有成法，故宁亦仿之，未尽其意。史所以翼经，而作史者多不本于经，其害使人信史而疑经。记传所以证史，而记事者多取不经之说，其害使人信非经而疑正史。皆信道未笃，辩博是务也。故帝王世纪其说甚多，班氏作律暦独引郯子之言为征，以其见诸经传，为可信从。故知作史之法必本于经，郑氏说诗亦先谱列侯世家而后及篇什，盖变风多里巷之事、儿妇人之言，若不本诸国事，不可入经。是以说经之法必本于传，此皆古人敬慎立言之微旨也。夫圣人删诗，必使善恶并存。其作易也，亦必吉凶同列。盖使人去彼就此，由此避彼也。况史籍之书所以继往开来，世代不能无治乱，君举不能无得失，犹山川不能无险阻，昼夜不能无明晦。若为善之事则详，为恶之事则略，是古今不相续，而人世有断绝矣。人君恶史氏之不讳，故置总裁官以盖藏其恶，又时时观史以箝制其直词，既无古来列国皆有史书之例以相塞考，故柱下之史不过颂美称德，盖有不入学人之目者，以其嘉言懿行虽多，而诚实不足也。所以易世之后，遂以史籍为可有可无之书，而前代之史绝不属意，然则史事不几绝哉？且读史之法亦不可不讲也，夫载事之书容有过其实者，读者当识其意而已。凡大体之得失，所以昭劝戒于来世，他若制度原委，处事方略，财赋盈缩，用兵胜败，有守正可久者，有行权应变者。守其常而通其变，则经权皆能尽善；逐于变而弃其常，则成败皆必有损。是皆益人才智者也。更有智数险诈之事，亦一时风气所为，又有虽无名位而其人亦能间大事成败，造祸福端倪，有世道之责者或驾驭之，或防闲之，不使逸于检柙以害吾成，亦不可遗漏也。故读史者必深识三才去就之理以决治乱得失，当知治乱因乎得失而治乱之源流不尽在得失中。有小事无失而所坏乃在大事者，不可不知也。又当知是非决于邪正，而人品之邪正亦不尽在是非中，惟当以邪正定人品，不可以是非定邪正也。不当抽出书中一事一句正其是非，议其疏密，遂欲翻前人之案而自处匏瓜之系。又不当辄徇己见，偶值吾之所憎，因而憎及前人；偶值吾之所善，因而善及前人。不思吾所是非未能尽符五经之指，即不能契合圣贤之心，虽意在劝戒，而大指已乖，劝戒皆谬也。总之阅一史毕，然后更读一史，此许鲁斋之法。秦人罢侯置守而史亦废，此程子之论唐时。事事覆车，代代冰鉴，此朱子之说。管读史关键也。班氏汉书小序是非纯正，去取分明，每章不过数言，而治乱之形，贤否之迹，若布碁局而指白黑，常诵述及，此亦可知为政之大纲，立身之先务。左氏一书，隐桓之际传闻多略，而臧氏、展氏颇载其事。盖臧有文仲，展有柳季，其家必各有纪载，故左氏有所据以立传，此家乘之益也。野史之作，非夫人而作之也，必身在朝列，可以得政事之详，又藏书甚多，参考古今立言之准，又读书有法，不以偏霸小术闲厕正道，然后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此野史法也。太史公不好儒卫，故传董仲舒甚略。班氏美其尊孔子黜百家，故录其著作甚详，此二家学术之别也。公孙弘、卜式皆见诋于司马，而班氏犹为之表章，盖事久论定舆。并时而生者，爱憎自不同，孔子作春秋，定哀之际其辞微，犹书其事也。王通作元经，褒贬不及仁寿，则不敢笔削本朝之事矣。此又先后事势之别也。

论著

天地之道非文不宣，犹玉不可不琢，皮不可去毛。故阴阳相错之谓反，物我相交之谓文。入则有夫妇，出耻有友朋。位有君臣，体有左右。程子所云一不独立二则为文也。圣贤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为本统，而附续万类。凡王政人事法度无不丽焉。故文章非一人之事，为文非私己之业。取其可继微旨，可通王道，彪炳于阴暗之时，经纬于明备之日。不本乎天谓之诞，不益于人谓之鄙，君子不好也。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所以立德也。充然于心，盎然于身，因而授诸简札，所以居业也。忠信为进德之质，德日积而不自知。修词有可见之迹，是以为所居之业。进德之实，可于修词验之，君子终日干干，犹不免以词见者，所以自考也。以为非敬不立，非义不宣，惟此可以观心而为德所托也。人之有益于世者，莫如功业。功业既成，则可转乱为治，转不肖为贤。然功业不可人人而为，为功业者，又未必称其所学之志，故不可无著述之业，辨析义理，使明白痛快如披云雾而覩白日，亦能以治易乱，以贤易不肖也。然著述之业有指趣、有条目。指趣体也，条目用也。明道有明道之体用，事功有事功之体用。有体而无用，可谈说而不可施行。有用而无体，施行虽赫奕而义理无根株。易之为书，至约之理存乎卦之画，至广之义发乎爻彖之辞。昼本乎天地，辞括乎人事。本天地为体，括人事为用。此易所以为文字之祖也。圣贵为学，合义理以为体，授诸简编，则又包括庶事而为用，其所授简又可自为一书以为天下后世义理之体，而随其日新递益者，又足为体中所具之用。此圣贤所以为文字之源也。盖著述所以立法，立法所以经世。故学不苟传，必求天地之心；文不苟作，必协动静之义。揆天道，质人情，按古法，正时事，所谓文也。盖由存诸心者，精明纯粹。精明则有光采，纯粹则无瑕疵。既己精明纯粹，则常矜乎人之未至于是者，未免处乎暗室，行乎危途，不得已而著书立说以开示之。其约也，所以举其大纲；其详也，所以示之节目。约非不足，详非有余，以为天道有示人之处，人事有应天之处，使吾之是非曲直无不与天地休咎祸福相应，然后从吾说者能免鬼神之谴责、人主之刑罚、阴阳之灾沴、人类之伤残也。扬子曰，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鹑兮。言春木芚然而生，譬若孔氏启导人心，援手而进之，相与游处，淳乎其安之也。若不以拯援为心，则圣贤不著书矣。且天地灵异之气不常流露于世，其笃生也必有为，其成质也为大庆，与天下后世共登仁寿之域，岂一身之事乎？文之美者，君子乐取之。乐取之者，助其为善之心也。文之恶者，君子厌观之，厌观之者，恐助其为恶之智也。使君子乐观小人厌观者，君子之文也。乐观君子之文，厌观小人之文者，君子之人也。战国以后，圣学失传，士之为文者不必本道德，是以有文采者苦于道德不足，有道德者苦于文采不扬，而时之所须又不必尽合道德，但取措置事务，功成而无后患，是亦文之有用者也。所以体裁日下，去道日远，扬雄讥其杂而不纯，李轨斥其动而愈伪也。盖文之美者，如金银铜铁皆可煅炼成质以为器用，百炼之后即铜铁为质，亦能水截蛟龙、陆断犀象。惟无用之言，如奸人假造银币，非不烂然光华，若入火煅炼，即与烟焰飞去，化为乌有矣。儒者论文字短长，娓娓可听，井井有章。偶尔自作，辄以饾饤成质，采掇取妍，向之娓娓井井不知安往，此入火飞去者也。君子有言，要使当世知禁，后世知戒。主于表章善道，垂示法则，而佐以贬恶以防阙失。犹夫阴阳之理，阳主岁功，而阴佐以肃杀，皆以生成万物，非如酷吏断狱，一切致人死地而后快也。太史公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独雕讥而已。故为文者亦当以劝诱为上，规切次之。嬉笑怒骂，佞谀嘲哂，品之下者也。宁端庄勿痛快，令人改容而礼之，不令人解颐而悦之也。事之反正最甚者，秘而不录，所以存莴世主大防。若词之诡，辩之迂，不能使万物得其序，五常得其伦，适足扰乱时政，败坏人心。君子之言，岂肯类此？嗟乎！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一人耳目心思所及几何？著书立说，总非格天之业，况以属文为事，原舆物欲相近，最易牵引而至陷溺，故昔人五世之业至能文而衰，若无大道为公之念存乎其闲，必不能成就所事。或阻于世网，或沈于水火，皆不免也。君子惜之。

诗歌

诗有刚柔，有清浊。语健为刚，旨远为柔。标逸则清，质实则浊。此皆刻画声韵之末，非诗之本旨也。诗之本旨所以善风化、育情性，征国祚存亡，明政治得失。凡天子所以化天下，诸侯所以移风俗，子孙所以告祖考，父兄所以陈教戒，人道所以达神明，皆假此以道之。故古者太史采焉，君子歌焉，圣人删定论次，有善则嘉之，无可嘉则勉之，勉之而不得则伤之，伤而不改则刺之以他事，寓意则诫之。美非道谀，刺非扬恶，盖其学识性情无不舆气运相关。是以政教衰于上，变风作于下，此自然之感也。故诗之道在乎从容讽谕，下情上达。乐而不淫，穷而不困，抑扬宛转，感动人心。若讽谕失道，感愤害义，旨不深婉，情不温厚，无益于偷常，无补于治乱，皆诗之近乎伎艺者也。故古有谲谏，有夜讽。时无采诗之官，故作诗者流荡性情，不关道义，虽有若无矣。若夫讥切朝廷，指擿当路，不惟有祸，亦且无益。何也？草野之技必不能上闻玉几，当路之威亦岂肯下绌巷议。多见其不知量耳。

诗有义理之学，有乐律之学。今之相传，皆义理之乐也。乐律之学，自杜夔时仅存，此后辽尽亡矣。郑夹漈序乐略谓孔子编诗为燕享祭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因谓毛韩诸家皆腐儒，而汉又立之学宫，遂使声歌湮没。曾不思仲尼著书，莫非教人义理。观其门人说诗，切磋琢磨用之讲学，鸢飞鱼跃用以喻道，必非声歌为本，义理为末。则毛韩不为腐儒，而学宫之设不为音响泯灭之滥觞也。如郑说者，则两楹之奠，为其有功于乐府乎？误矣，误矣！

郑氏病乐府一道，经崔豹以义说名，吴兢以事解目，使声歌之纽几绝。故取而系之。凡短庸铙歌等二百五十一曲，系之正声以缀风雅；凡郊祀东郡等四十八曲，亦系正声以缀颂；凡汉三侯之诗、房中之乐等九十一曲，系之别声。正声系以琴曲，别声系以舞曲，以当古之有词无声、有声无词者。此外古调征戍等四百九十曲皆有词无声，则以义类相属，分为二十五门，谓之遗声，以当古逸诗也。乐府统系，得此而明。此其有功于后人者也。

●卷二

师说

师也者，以正道决人所行者也。人每乐于行道，然多在疑似之闲。师则从而决之，故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必相示以道德。而道德之旨亦不尽在语言，当先养弟子固有之性，使仁义礼智常存于心，而后能服习道德也。若于固有之良弃置不顾，独以讲论诵习为业，技虽精而心则凿，丧德丧志，莫此为甚，人材之坏无日矣。圣贤教人不惟闵人不成才，更恐由我败坏其才，故不可告以不师圣之言，不可折以不同道之辨，委曲向导，开悔悟之机以相迎养，养愧耻之心以勖奋发，而受教者亦当自为地，诚恳以求之，省察而思之，勉力以赴之。意既诚恳，心始开悟；开悟在心，乃能省察；省察既熟，黾勉自至。三者备而后其人可教也。圣人之教，有品有节。品，品类也；节，节文也。分别其类，各有区域涂径可以寻求。又为之节文以裁其有余，勉其不足，使合于不易之则。轻重损益，一切尽其商榷，然后画为成法以示之，使愚而寡见者得所循持，弱而无力者易于固守，推而聪明才智之士，莫不皆有所依据以胜其人欲之私，复乎天命之初。匆论高下浅深，皆切于所教者之身心，或攻其病，或辅其不逮。若泛论事理之大要以齐众听，而于其人不切，既不切于其人，则其人领略必浅。一言领略既浅，则视天下之理皆肤浅矣。故理之微者不可示中人，道之大者不可告俗士，皆恐其浅尝也。古人虽曰教人，半是体验身心，所以教学相长而皆获其益。吕和叔因人之可及而喻诸义是也。若谩云精粗本末，初无二致，谓之主张后学则可，谓之成就后学则未。彼后起者何所赖焉？顿之一字，禅家之学。圣贤无顿悟之说，所重者积累之功。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盈科后进，放乎四海，莫非积累之谓。顿则先无次第，后无服习，其得不实，其藏不坚。譬牧人之子忽为王公，岂非梦乎？波涛之中，忽生城阙，岂非幻乎？圣贤不以此误人也。圣贤于人，指点性情之偏，欲其自励求进，非擿其短而毁之也。故有迎其机者，不见其机不可迎也；有达其萌者，未值其萌无能达也。有得其一端，更进以他端者，此端末甚了然，他端无从附益也。道德滦浅之际，有时不敢自任，知道体之无穷也。道体无穷而不自见其有余。亦所以体道也。不惟在己省克，即所教之人所当省克，无时不在吾意中。而相与提撕，非心佚行，不必斥言拒绝，但教之必礼，则非心自敛，佚行自谨。故有熏陶浸灌，有严惮敬畏，有兴起慕效，随其所值而皆有获。所以王政之时无穷人，教化之门无弃才也。

友道

伐木之诗以嘤鸣象其声，以迁乔勉其行，盖欲欺婉转清和之音相扶于高明广大之域也。故古人多一朋友即多一辅仁之人，即多一闻过之人，故少者不如多者之益。今人多一朋友即多一人升沈之态，与异同之见，与相为援引之私，故多者不如少者之善。此今昔不同而非吾力所能挽回。亦云自尽其道而已矣。予尝感朋友之事，若向戍尤孟献之室，季札讥孙文之钟，皆在邂逅之顷、倾盖之时。今之称久交者相规以过能如是乎？然有习熟而生渐染者，有慢易而生违拒者，有牵持而至阘靸者，彼此皆为有憾，勿徒责人也。夫昔贵谕友，以为简取不烦，广取不滥，繁礼缛节非交道也，杂沓兼收非交道也。君子以求益为心，故先择而后交，交其相资者也。小人相倚为名誉，故先交而后择，资其名誉，不计其品类，故有始隆终替、伪亲背憎者。君子之言曰，交道可绝而不可毁也。绝者所以远匪类，毁者所以快私心也，非圣贤之徒也。观国语所载，则当时所重者，圣人之余事耳；观《家语》所载，则子孙所传者，亦圣人之余事耳。圣人之心，惟门弟子得之，故亲炙之益、见知之统不可少也。

行藏

行藏之际，人所难言，惟得圣贤意指乃能无过。圣贤体道者也，道之兴衰自有其几，天下有天下之几，一人有一人之几。一人之几已动，天下之几未动，是身将通而道则塞也。圣贤不出，天下之几已动，一人之几未动，是道虽通而身当塞也，圣贤亦不出，出与不出之际，最忌此中有欲。纵无富贵利达之欲，而有矜己尚人之心，犹之欲也。一有此心，即勃然易动，虽持论以矫世之好进者，而人不若己之念常默驱其中，以出于必进之路而不见所谓几之犹塞者，意在求通而惟恐败其求矣。且自处太高，视人太卑，其心必不能乐天，久且移而愤世。至于愤世，则此念已动，向所鄙弃，更欲低徊就之，不自知其非矣。夫阳气有消息则圣人有隐见，虽有君子之德而前后左右莫非小人，则动而有碍，不克自奋，震之九四是也。故小人道长，君子宜速遯，勉强迁就，终无益也。且尧舜有天下而不与，孔孟处贫贱而乐天，易地皆安，奚必得位而欣喜，失位而忧戚？是以歴数在躬，不忘洚洞之警，麟出见获，不下沾袍之泣也。古之圣贵，实有所操以应世，如农家之有耒耜，冬则悬诸门户，至于春作，虽欲不服而之田不能。不因兔爰雉罹之多艰而后退处，不见赓歌扬言之可慕而乐从事，总之必道为资，如田叟之资穜稑，贾客之资镪币，一日无资则穷困矣。怀重宝者必藏匿保护，择所居而后托焉，择所如而后往焉。安车召之而不就，拱璧迎之而不入，盖其所受于天，莫非清明之气，故俗情所嗜，如脂如腻，若将浼焉，无可动其心身之所往，必以道随，道不离身也。道之既竭，必以身随，身不离道也。是以夷齐立节而百世闻风，四皓避秦而储位必定。子真不屈王凤，君平久隐卜肆，当时王公大人后生小子莫不奉以为法，或感慕而变旧质，或覩貌而祛惑志，或苦操足以矫世，或善言可用悟俗，贤者之有用如此。以其所持者道，道非无用之物，故抱道者自不为无用之人也。予尝乘马乱流，目眩于流，坐不安于马，而身几堕，已而坚持辔勒，瞑目据鞍，听马之自涉而克济矣。守道之力，当如是尔。

避名

凡出处之际，其情益真，则其气益平；其气益平，则其志益坚，不惟不受其禄，不荣其宠，即高士之名亦不敢居，而后可遂厥志也。盖不求闻达之人，居心亦非一致，有避权势者，有避患难者，有量才能者，有任天性者。一有隐遁之迹，则人得物色之，惟因任自然，日在耳目之前而蕴藉卒不可测，乃真隐也。齐二客，鲁两生，史失其名。失其名者，所以全其高也。礼失而求诸野，见负樵者几焉；易散于九师而植于道路，见负担者几焉。刘因承学士之命，志虽不赴，初亦拜受，以为恩命自天，非下人所能抗，是以拜之。非谓一拜之后，即不可复辞，必若龚胜推却印绶而后可也。谢枋得志在辞聘，而以持服为名，故略其不字之贞，极论起复非礼，意则坚贞，辞亦有托。是以二人皆成厥志，朝廷亦不强之。盖此中平夷，不为甚高之行，乃克遗世独立，故逃名之念甚于逃疾，避誉之心剧于避毁，世皆不觉，但与相忘而已。彼矫矫愤激而缘私以动者，未有不返徇于私者也。抗志虽鋭，曾不踰时而念移；念之既移，俛首而往就焉。向之感愤呜咤若别为一人矣。即念在不移，且有迫之而起者，其身已糜，其志安在？君子不为也。且易之为书，当明夷之时，惟处远最优。既入世局之内，则以小伤而亟去为幸。若夫伤时之乱而有太和之气，值世不用而有幽闲贞静之德，非有道者不能。盖天生圣贤，所以为天下也，与人并生，即有同忧共患之理。其可救也救之，其不可救也犹宛转以就之，皆不忘斯人而非自为谋也。一旦决然而逝，颓然而放，澹然而足，与草木同腐，舆夭疾同废，然后人皆共弃，而我得自全，何必洗耳投渊，皎然在人耳目之前、惊叹之列？或为羊裘钓泽，或为鸾凤啸山，使物色及之而后为有道也？马融始不应命，既而悔之。贤者不惟不悔，亦不必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