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录话

不疑。且杀一鼋犹能诉，而况人乎？兵兴以来，士大夫多喜言兵，人人自谓有将略，且相谓必敢于杀人，余盖闻而惧也。兵事虽以严终，而孙武著书列智、仁、信、勇、严五物，而不以严先四者，盖孙武犹知之。《书》所谓“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者，临敌誓师之言，非平居御众之辞，世每托此以为说，亦未之思也。

余在许昌岁适大水灾，伤西京尤甚，流殍自邓唐入吾境，不可胜计。余尽发常严所储，奏乞越常制赈之，几十馀万人稍能全活，惟遗弃小儿无由皆得之。一日询左右曰：人之无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愿得之，但患既长，或来岁稔父母来试认尔。余为阅法：例凡因灾伤遗弃小儿，父母不得复出。乃知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弃而不育，父母之恩则已绝，若人不收之，其谁与活乎？遂作空券数千，具载本法，印给内外厢界保伍，凡得儿者使自言所从来，明书于券付之，略为籍记，使以时上其数，给多者赏，且分常平馀粟，贫者量授以为资。事定按籍给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夺之沟壑，置之襁褓。此虽细事不足道，然每以告临民者，恐缓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术也。

《老子》、《庄》、《列》之言皆与释氏暗合，第学者读之不精，不能以意通为一。古书名篇多出后人，故无甚理，老氏别《道德》为上下篇，其本意也，若逐章之名则为非矣。惟《庄》、《列》似出其自名，何以知之？《庄子》以内外自别，内篇始于《逍遥游》，次《齐物》，又其次《养生主》，然后曰《人间世》，继之以《德充符》、《应帝王》而篇尽矣。《列子》不别内外，而首名其篇曰《天瑞》，瑞与符比言，非相谋而相同，自《养生主》而上，释氏言出世间法也；自《人间世》而下，人与天有辨矣。夫安知有昭然而一契者？《庄子》谓之符，《列子》谓之瑞，释氏有言信心而相与，然许谓之印可者，其道一也。自熙宁以来，学者争言《老》、《庄》，又参之释氏之近似者，与吾儒更相附会，是以虚诞矫妄之弊语实学者群起而攻之，此固学者之罪，然知此道者亦不可人人皆责之也。《逍遥游》何以先《齐物》？曰见物之不齐而后齐之者，是犹有物也，若物未尝有，物则不待齐，而与适则无往而不逍遥矣。《养生主》何以次《齐物》，生者我也，物者彼也，此《中庸》所谓尽己之性而后尽物之性者，克之则可赞天地之化育，然则是亦世间法耳，何足为出世间法乎？曰：非也，气之为云也，云之为雨也，由地而升者也，方云雨之在上，谓之地可乎？及其降于地，则亦雨而已。《列子》言其全，《庄子》言其别，此《列子》所以混内外而直言《天瑞》，《庄子》列其序而后见其符，合是三者而更为用，则天与人莫之有间矣。吾为举子时不免随众读此二书，心独有见于此。为丹徒尉，甘露仲宣师授法于圆照，本久从佛印了元游，得其聪明妙解，吾常为言之，每抚掌大笑，默以吾说为然，俯仰四十年，今老矣，欲求如宣者，时与论方外之事，未之得也。

《庄子》言“举天下誉之不加劝，举天下非之不加沮”，又曰“与其誉尧而非桀，不若两忘而化其道”。自我言虽天下不能易，自人言虽尧桀无与辨处毁誉者，如是亦足矣乎？曰：此非忘毁誉之言，不胜毁誉之言也。夫庄周安知有毁誉哉？彼盖不胜天下之颠倒反覆于名实者，故激而为是言耳。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毁誉之来不考其实，而逆以其名折之，以求其当，虽三代无是法也。进九官者视其所誉以为贤，斥四凶者审其所不与为罪，如是而已矣。此中道而人之所常行也。至于所不能胜，则孔子亦无可奈何，置之而不言。置而不言与夫无所劝、沮而忘之皆所以深著其不然也。孔子正言之，庄周激言之，其志则一尔，叔孙、武叔毁孔子于朝，何伤于孔子乎？

士大夫固不可轻言医，然人疾苟无大故，贫不可得药，能各随其证而施之，亦不为小补。盖疾虽未必死，无药不能速愈，呻吟无聊者固可悯，其不幸迟延，苟变而生他证，因以致死者多矣。方其急时有以济之，虽谓之起死可也。今列郡每夏岁支系省钱二百千，合药散军民，韩魏公为谏官时所请也。为郡者类不经意，多为庸医盗其值，或有药而不及贫下人。余在许昌岁适多疾，使有司修故事，而前五岁皆忘不及举，可以知其怠也，遂并出千缗市药材京师，余亲督众医分治，率幕官轮日给散，盖不以为职而责之，人人皆喜从事此，何惮而不为乎？自余居此山，常欲岁以私钱百千行之于一乡，患无人主其事，余力不能自为，每求僧或净人中一二成余志，未能也。然今年余家婢多疾，视药囊尝试有验者，审其证，用之，十人而十愈，终幸推此以及邻里乎？陆宣公在忠州集古方书五十篇，史云避谤不著书故事尔。避傍不著书可也，何用集方书哉？或曰：忠州边蛮夷多瘴疠，宣公多疾，盖将以自治，尤非也。宣公岂以一己为休戚者乎？是殆援人于疾，若死亡而不得者，犹欲以是见之，在它人不可知，若宣公此志必矣。古之名医扁鹊和缓之术世不得知，自张仲景、华佗、胡洽深师徐彦伯有名一世者，其方术皆医之六经，其传直至于今，皆后之好事者纂集之力也。孙真人为《千金方》两部，说者谓凡修道养生者，必以阴功协济，而后可得成仙，思邈为《千金前方》时已百馀岁，固以妙尽古今方书之要，独伤寒未之尽，似未尽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论。后三十年作《千金翼》，论伤寒者居半，盖始得之。其用志精审，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医者皆以二书为司命也。思邈之为神仙固无可疑，然唐人犹记中间有用虻虫水蛭之类渚生物命，不得升举，天之恶杀物者如是，则欲活人者岂不知之，况宣公之志乎？

古方施之富贵人多验，贫下人多不验，俗方施之贫下人多验，富贵人多不验。吾始疑之，乃卒然而悟，曰：富贵人平日自护持甚谨，其疾致之，必有渐发于中而见于外，非以古方术求之，不能尽得；贫下人骤得于寒暑、燥湿、饥饱、劳逸之间者，未必皆真疾，不待深求其故，苟一物相对皆可为也，而古方节度或与之不相契。今小人无知，疾苟无大故，但意所习熟，知某疾服某药，得百钱鬻之市人，无不愈者，设与之以非其所知，盖有疑而不肯服者矣。况古方分剂汤液与今多不同，四方药物所产及人之禀赋亦异，《素问》有为异法方法立论者，言一病治各不同而皆愈，即此理，推之以俗方治庸俗人，亦不可尽废也。

今岁热甚，闻道路城市间多昏仆而死者，此皆虚人、劳人，或饥饱失节，或素有疾，一为暑气所中，不得泄，则关窍皆窒，非暑气使然，气闭塞而死也。产妇、婴儿尤甚。古方治暑无他法，但用辛甘发散，疏导心气与水流行，则无能害之矣。因记崇宁己酉岁余为书局时，一养仆为驰马至局中，忽仆地，气即绝，急以五苓大顺散等灌之，皆不验。已逾时，同舍王相使取大蒜、一握道上热土杂研烂，以新水和之，滤去滓，划其齿灌之，有顷即苏，至暮此仆度中，余御而归。乃知药病相对有如此者。此方本徐州沛县城门忽有板书钉其上，或传神仙欲以救人者，沈存中、王圣美皆著其说，而余亲验之。

滕达道为范文正公门客，文正奇其才，谓他日必能为帅，乃以将略授之，达道亦不辞。然任气使酒，颉颃公前，无所顾避，久之，稍遨游无度，侵夜归必被酒，文正虽意不甚乐，终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坐书室中，荧然一灯，取《汉书》默读，意将以愧之。有顷，达道自外至，已大醉，见公长揖曰：读何书？公曰：《汉书》。即举手攘袂曰：高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爱之如故。章子厚尝馆一太学生在门下，元丰末学者正崇虚诞，子厚极恶之，适至书室，见其讲《易》，略问其说，其人纵以性命荒忽之言为对，子厚大怒曰：何敢对吾乱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欲击之，其人哀鸣，乃得释。达道后卒为名臣，多得文正规模，故子瞻挽词云：高平风烈在。而子厚所欲杖者绍圣间为相，亦使为馆职，然终无闻焉。文正之待士与子厚之暴虽有间，然要之亦各因其人尔。

宣和间道术既行，四方矫伪之徒乘间因人以进者相继，皆假古神仙为言，公卿从而和之，信而不疑。有王资息者，淮甸间人，最狂妄言，师许旌阳；王老志者，濮州人，本出胥史，言师钟离先生；刘栋者，棣州人，尝为举子，言师韩君文。三人皆小有术动人，资息后有罪诛死，栋为直龙图阁，宣和末林灵素败，乞归。唯老志狡狯有智数，不肯为已甚，馆于蔡鲁公家，自言钟离先生日相与往来，自始至，即日求去，每戒鲁公速避位，若将祸及者，鲁公颇信之。或言此反而求奇中者也。一日苦口为鲁公言其故，翌日鲁公见之，辄喑不能言，索纸书云：其师怒泄天机，故喑之。鲁公为是力请，乃能于盛时遽自引退。鲁公有妾为尼，尝语余亲见老志事，鲁公每闻其言亦惧，常密语所亲妾，喟然云：吾未知他日竟如何？惜其听之不果也。

刘贡父言杜子美诗所谓“功曹非复汉萧何”，以为误用邓禹事，虽近似，然“邓氏子何不掾功曹”是光武语，非邓禹实为功曹，则子美亦未必误用此事。今日见王洋舍人云：《汉书?高帝纪》言萧何为主吏，孟康注：主吏，功曹也。吾初不省，取阅之，信然。则知子美用事精审，未易轻议。

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事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因挟其所著书，嘉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会张安道亦为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奸》一篇，密献安道，以荆公比王衍、卢杞，而不以示欧文忠。荆公后微闻之，因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奸》久不出，元丰间子由从安道辟南京，请为明允墓表，特全载之，苏氏亦不入石，比年必传于世。荆公性固简率不缘饰，然而谓之食狗彘之食、囚首丧面者，亦不至是也。韩魏公至和中还朝为枢密使，时军政久弛，士卒骄惰，欲稍裁制，恐其忤怨而生变，方阴图以计为之，会明允自蜀来，乃探公意，遽为书显载其说，且声言教公先诛斩。公览之大骇，谢不敢再见，微以咎欧文忠。而富郑公当国，亦不乐之。故明允久之无成而归，累年始得召，辞不至，而为书上之，乃除试秘书省校书郎。时魏公已为相，复移书魏公诉贫，且老不能从州县待改官，譬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种，且言天下官岂以某故冗耶？欧文忠亦为言，遂以霸州文安县主簿，同姚癖编修《太常因革礼》云。

杨文公《谈苑》载周世宗尝为小诗示窦俨，俨言今四方僭伪，主各能为之，若求工则废务，不工则为所窥，世宗遂不复作。度当时所作诗必不甚佳，故俨云尔。非世宗英伟，识帝王大略，岂得不以俨言为忤？又安能即弃去？信为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安禄山亦好作诗，作《樱桃诗》云：樱桃一篮子，半青一半黄。一半寄怀王，一半寄周贽。或请以“一半寄周贽”句在上则协韵，禄山怒曰：岂肯使周贽压我儿耶？因读禄山事迹及之，聊发千载一笑。

《唐书》载陆馀庆与赵正固、卢藏用、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毕御名、郭袭微、司马子微、释怀一为方外子友。正固、袭微名迹不甚显，审言、之问辈皆一时文士杰出，子微超然物外，怀一又佛氏人，固患交游多则多事，然亦何可尽绝，诚使有审言、之间之徒赋诗论文，子微谈方外之事，怀一论释氏之说，朝夕相与从容于无事之境，其乐岂可既乎？史言方武后、中宗时，士多暴贵骤显，其祸败诛死亦不旋踵，独馀庆官太子詹事，虽不甚显，讫无咎悔，观其所处若此，世间忧患其孰能累之？吾去市朝，久窜迹深山穷谷之间，不复与当世士相接，士亦莫肯从吾游，独念有如此十人者，或可庶几馀庆之志，而唯故人子二三辈与门生时时相遇，文采议论灿然可观，求子微、怀一盖沅江九肋也。馀庆有子ロ为中书令萧嵩所知，嵩罢宰相，后来者使阴求其短，ロ乃曰：与人交，过且不可言，而况无有乎？盖ロ犹有馀庆风烈，吾诸儿虽碌碌，亦若修谨厚重者，尚能推吾志为陆ロ否耶？

道士杨大均蔡州人，善医，能默诵《素问》、《本草》及两部《千金方》，四书不遗一字，与人治病诊脉不出药，但云此病若何，当服何药，是在《千金》某部第几卷，即取纸书授之，分两不少差。余在蔡州亲见其事类若此。余尝问《素问》，有记性者或能诵，《本草》则固难矣，若《千金》但药名与分两剂料，此有何义而可记乎？大均言古之处方皆因病用药，精深微妙，苟通其意，其文理有甚于章句偶俪，一见何可忘也？大均本染家子，事父孝，医不受赇谢，积其斋施之馀，葬内外亲三十八丧。方宣和间道教盛行，自匿名迹，惟恐人知。蔡鲁公闻之，亲手以书延致，使者数十返不得，己一往留数日即归，不受一钱。余在南京，尝许余避难来山中，未及行而虏陷蔡州。后闻虏知其名，厚礼之，与之俱去，今不知存亡，使其果来，虽未可遽为司马子微，此亦一胜士也。因论馀庆事，怅然怀之。

晋人贵竹林七贤，竹林在今怀州修武县，初若欲避世远祸者，然反由此得名，嵇叔夜所以终不免也。自东汉末，世人以名节为重，而三君八顾之论起，及党锢兴，天下豪杰无一人全者。孔北海虽不在其间，而不容于曹操，亦生名高故也。当时雍容隐显，皆不失其操者，惟管幼安尔。七人如向秀、阮咸亦碌碌常材，无足道，但依附此数人以窃声誉。山巨源自有志于世，王戎尚爱钱，岂不爱官？故天下少定皆复出，巨源岂戎比哉！而颜延之概黜此二人，乃其躁忿私情，非为人而设也。唯叔夜似真不屈于晋者，故力辞吏部，可见其意。又魏宗室婿安得保其身，惜其不能深默，绝去圭角，如管幼安则庶几矣。阮籍不肯为东平相，而为晋文帝从事中郎，后卒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前，自宜杖死。颜延之不论此而论涛、戎，可见其陋也。

《高僧传》略载孙绰《道贤论》，以当时七僧比七贤，竺法护比山巨源，帛法祖比嵇叔夜，竺法乘比王中，竺法深比刘伯伦，支道林比向子期，竺法兰比阮嗣宗，于道邃比仲容，各以名迹相类者为配，惜不见全文。七人支道林最著，其馀亦班班见《世说》。晋人本超逸，更能以佛理佐之，宜其高胜不凡。但恨当时未有禅，经文传者亦未广，犹以老庄为宗。竺法深，王敦之弟，贤于王氏诸人远矣，即支遁求买沃州报之，未闻巢由买山而隐者，盖遁犹输此一著，想见其人物也。

陆机以齐王ぁ矜功自伐，作《豪士赋》刺之，乃托身于成都王颖，谓可康隆晋室，此在恩怨爱憎之间尔。处危乱之世而用心若此，又济之以贪权喜功，虽欲苟全，可乎？机初入朝，卢志问陆逊、陆抗于君远近，机曰：如君于卢毓、卢珏。既起，陆云曰：殊邦遐远，客王未相悉，何至于此？机曰：我祖父名播四海，岂不知耶？晋史以为议者以此定二陆优劣，意机优乎？云优乎？度晋史意，不节于云传而书于机传，盖谓机优也。以吾观之，机不逮云远矣，人斥其祖父名固非，是吾能少忍，未必为不孝；而亦从而斥之，是一言之间，志在报复，而自忘其过，尚能置大恩怨乎？若河桥之败，使机所怨者当之，亦必杀矣。云爱士不竞，真有过机者，不但此一事。方颖欲杀云，迟之三日不决，以赵王伦杀赵浚，赦其子骧，而复击伦事劝颖杀云者，乃卢志也。兄弟之祸志应有力。哀哉！人惟不争于胜负强弱，而后不役于恩怨爱憎，云累于机为可痛也！

阮籍既为司马昭大将军从事，闻步兵厨酒美，复求为校尉。史言虽去职，常游府内，朝晏必预，以能遗落世事为美谈。以吾观之，此正其诡谲，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故示恋恋之意，以重相谐，结小人情伪，有千载不可掩者。不然籍与嵇康当时一流人物也，何礼法疾籍如仇，昭则每为保护，康乃遂至于是，籍何以独得于昭如是耶？至《劝进》之文，真情乃见。籍著《大人论》，比礼法士为群虱之处衤昆中，吾谓籍附昭乃衤昆中之虱，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丘俭等一得志，籍尚有噍类哉！

《洛阳伽篮记》载河东人刘白堕善酿酒，虽盛暑曝之日中，经旬不坏。今玉友之佳者亦如是也。吾在蔡州，每岁夏以其法造寄京师亲旧，陆走七程不少变。又尝以饷范德孺于许昌，德孺爱之，藏其一壶忘饮，明年夏复见发，视如新者。白堕酒，当时谓之鹤觞，谓其可千里遗人，如鹤一飞千里；或曰骑驴酒，当是以驴载之而行也。白堕乃人名，子瞻诗云：“独看红蕖倾白堕”，恐难便作酒用。“吴下有馔鹅设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请过共食右军”，相传以为戏，倾曰“白堕”，得无与“食右军”为偶耶？

《续汉?礼仪志》记岁八月民年八十赐玉杖，端以鸠为饰。鸠者，不噎之鸟，欲老人不噎。而《风俗记》又言汉高帝与项籍战京索间，兵败伏丛薄中，有鸠鸣其上，追者不疑，得免，即位作鸠杖赐老人。此绝无稽考，高祖虽败，其肯伏丛薄耶？余亲戚有为光州守，得古铜鸠一，大半掌许，俯首敛翼，具尾足，若蹲伏，腹虚其中，有圈穿腹，正可受杖，制作甚工，以遗余，疑即汉鸠杖之饰。因以为杖饰，盖头轻而尾重，举之则探前偃后，盖如此乃可取力，此所以佐老人也。

陆希声所隐君阳山或曰颐山，在宜兴湖γ，今金沙寺其故宅也。建炎己酉春虏犯维扬，余从大驾渡江，夜相失，从吏皆□亡去，与刘希范徒步间道至常州，南遇溃兵，欲为劫遮，余二人不得去，适有小校驰马自旁过，则余钱塘旧麾下也。亟下拜，馀卒乃其所隶，亟叱去，挽小舟授予，教使入荆溪，走长兴。是日微小校，几不免，夜抵湖γ，因求宿金沙寺，中夕不能寐，起行寺外，月色翳翳然，因记希声旧庐。时予慕此山久矣，望之若不可得，安知今乃与汝曹从容燕息且六七年乎？余家有希声自著《君阳山记》一卷，叙其景物亭馆，略有二十馀处，如辋川即为兵火所焚毁矣。后为相既罢，迫凤翔李茂贞兵，避难死道上，盖不能终有其居也。希声材本无他长，隐操亦无可录，故不量力，幸于苟得，以丧其身。与朱朴、陆鲁望同召，其志趣略与朱朴相类，尚不如鲁望能辞行，即老甫里也。方闲居时内供奉僧光以善书得幸，常从希声授笔法，祈使援己，乃以诗寄之云：笔下龙蛇似有神，天池雷雨变逡巡。寄言昔日不龟手，应念江头僻人。光即以名达贵幸，乃得召。昭宗末年求士甚急，其志良可哀，观其倾倒于朱朴，则待希声宜亦然，不得已取之左右，正坐卢携、崔缁郎辈不能致天下贤者故尔。然所获乃如希声，能无愧其君乎？晋事亦见杨文公《谈苑》。国初去唐未远，犹有所传闻，文公之言宜可取信。而修《新唐书》无取以献者，故传辞甚略，后世犹得借其山以为重也。

杜子美诗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值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此谓张镐也，旧史载镐风仪伟岸廓落，有大志，好谈王霸大略，读子美诗尚可想见其人。杜周士《人物志》云：至德初诏朝臣各举所知，萧昕为起居舍人，荐镐，以褐衣召见，拜左拾遗，来填为赞善大夫，镐荐材堪将帅。《唐书》镐传皆不载，而镐传云：天宝末杨国忠执政，求天下士为己重，闻镐材，荐之，释褐拜左拾遗。二书言镐得官略同。若天宝末果已用于国忠，则至德初安得更为昕荐耶？国忠为相在天宝十二载，去乱先一年，正淫湎极恶之际，岂知以天下士为重？亦非子美所谓“征起适值风云”会者也。至填传乃云：始用张镐，荐为颖川太守，以母忧去。禄山反，再用张自荐，夺丧复为颍川。今纪书自赞善大夫为颍川太守在天宝十四载，即至德元年禄山反后，与《人物志》合。是镐方起家，何能及？而张自兄弟自京师陷即从禄山，未尝见明皇，亦何为复荐？史于事谬误如此，则镐之失无足怪。昕亦可谓知人矣！昕本笃厚长者，造次不失臣节，此二事尤奇特，恨史不能表出之，天下多士，左右近臣皆能为国得将相如昕，乱何足平也。

元次山父延祖为春陵丞，辄弃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适饥饱，不宜复有所须，每灌园掇薪以为有生之筱，外此吾不思也。余少观此，未尝不三复其言。今叨冒已过多，乃得复行延祖之志，自安一壑，其愧之深矣。然安禄山反，延祖召次山等戒之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励名节，无近羞辱。则知古之君臣父子相期亦不必皆出一道，但问义所安否如何，故次山出举进士制科，慨然以当世为念，随其所为皆有以表见，岂延祖亦固知次山可语是耶？余老矣，自度无补于世，但恨汝等材不逮次山，不敢为延祖之言，今从吾于此固善，苟自激昂，虽州县簿书□□之役，粗有一事可施于民，亦不禁汝曹仕也。若非其义，虽一日九迁，不特为士者耻之，正恐不免羞辱，亦延祖之所畏也。

苏州白乐天手植桧在州宅后池□光亭前，余政和初尝见之，已槁瘁，高不满二丈，意非四百年物，真伪未知也。后为朱冲取献，闻槁死于道中，乃以他桧易之，禁中多不知。又有言华亭悟空禅师塔前桧亦唐物，诏冲取之，桧大不可越桥梁，乃以大舟即华亭泛海出楚州以入汴，即行一日，张帆风猛，桧枝与帆低昂不可制，舟与人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