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稗史笺证

史学，还是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这一文件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开封府状最主要部份，就是开封府为金军元帅府开列的皇子、近支亲郡王、帝姬、皇孙、皇孙女、道宗妃嫔、少帝妃嫔、皇子妃、亲王妃、王女、驸马等详细名单，这个名单除各具姓名、年龄外，还要「详封号，以免混淆」，并对已经死亡的作出说明。金军元帅府便是根据这一名单，诸个点索，除了赵构，几乎全部被虏而北迁。上文已经谈及，宋帝已经同意，把包括自己亲生女儿在内的女眷，卖给金人，以充数目庞大的犒军之金，并规定了「任听帅府选择」的苛薄条件。如果我们总以为私人著述或有某种程度传闻乃至靠不住的话，那么，开封府状则无情地留下了铁证，其别幅云：

契勘庶人手允事目，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以下略去人准金数，其数与上文所引同)，照对先续申状遣解人数，左司申验名册，汰除不入寨者，未应计数，自余见在及汰还名口，用情统计：

选纳妃嫔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二十二人，人准金一千锭，得金一十三万四千锭；内帝妃五人，倍益；嫔御九十八人、王妾二十八人、宗姬五十二人、御女七十八人、近支宗姬一百九十五人，人准金五百锭，得金二十万五千五百锭；族姬一千二百四十一人，人准金二百锭，得金二十四万八千二百锭；宫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六百单四人、宗妇二千单九十一人，人准银五百锭，得银一百五十八万七千锭；族妇二千单七人、歌女一千三百十四人，人准银二百锭，得银六十六万四千二百锭；贵戚官民女三千三百十九人，人准银一百锭，得银三十三万一千九百锭。

都准金六十万单七千七百锭、银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

这个别幅用铁的事实纪录了靖康之耻，所谓「汰除不入寨者」、「汰还」者，不就是「任听帅府选择」的实施吗？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被卖帝姬不过二十二人，帝妃才五人，而被卖贵戚官民女却有三千三百十九人之多，充分反映了地位越低下，受害越深重、越普遍的事实。

写到这里，需要说明，开封府状毕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仓促奉命而写成的公文，除了人数，因为金人检核甚严，不会有误外，其它如年龄等未必皆准确。例如粘罕曾造秽书，诬蔑韦后等，宋人即驳之曰：「韦后北狩，年近五十，再嫁虏酋，宁有此理……」(见呻吟语)我在这里不想为韦后辩护，只想指出，某些人(如丁国钧，见己卯丛编本呻吟语按语)正是根据开封府状载韦后于靖康元年为「年三十八，而断定宋人说「年近五十」者误，并推而广之，说：「史言乔贵妃与韦后结为姊妹，呼后为姊」，而「乔妃北行时年四十二」，因而「疑无以姊呼后自称妹之理」。(以上引文见己卯丛编本靖康稗史跋)这都是过于相信开封府状而造成的错误。其实，关于韦后的年龄并不难考，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传即明云：绍兴「十九年，太后年七十……二十九年，太后寿登八十……」由此上推到靖康元年，其时韦后已年四十七、八是很清楚的，这不仅与宋人所说「年近五十」合，而且与史言其为乔贵妃之义姊亦合，而开封府状所记显然并不准确。虽然如此，但这并无损这一珍贵文献的价值，很明白，开封府状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是宋宫室、宗族的年谱，而在于它是靖康亡国的见证。我以为，指出这一点来还是必要的。

[四]靖康余绪——呻吟语和宋俘记

作为靖康稗史的最后两种，是呻吟语和宋俘记，专记宋二帝及宫室、宗族北迁及北迁后的情况。这些内容，绝大部份都是正史所没有的。虽然，有些著作，如三朝北盟会编所引靖康皇族陷虏记、燕云录等，亦是同类内容，但这些书现已仅存部份佚文，而像呻吟语和宋俘记这样完整和集中的实属罕见。

呻吟语的作者没有留下姓名，但他在书后留了个跋语，对我们了解这本书颇有用处，其跋曰：

呻吟语二十页，先君子北狩时就亲见确闻之事，征诸某公上京札记、钝者燕山笔记、虏酋萧庆杂录，编年纪事，屡笔屡删，以期传信。未及定本，遽而厌世。不肖又就燕人麈所载可相发明者，伴系于下，亦以承先志云。

从这个跋语，我们可以知道，本书所记不仅是作者「亲见确闻」之事，而且还参核了三本有关著述。这三本有关著述，其它两种无考，但萧庆则在整个靖康事件中是个关键人物。他得信于粘罕，不仅为其出谋划策，而且代表金军元帅府在前台活动的主要就是他。仅据南征录汇载：

(靖康元年十二月)初四日，二帅遣萧庆入城，封府库、驻都堂，承宣号令。

(靖康二年正月)初十日，帝……至青城寨，金使萧庆令郓王及何■……十一人侍帝，余居寨外……

又，宋主谒二帅，拒不见，萧庆授意索贡人物……

十三日，二帅令萧庆语少帝云，道宗须出质，和亲须自择。

……

这些都足以表明，萧庆在靖康事件中确是个重要角色。他显然处于女真军事领导集团的核心，至少，他也很接近这个核心，故他的杂记，毫无疑问，自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呻吟语的作者参酌了它，这就更加强了本书记事的准确性。更可贵的是，作者「以期传信」的写作态度，至「屡笔屡删」，使这个只有二十页的小书，竟经历了父子两代人才得以完成，其认真精神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了。除外，作者的儿子虽只增录了燕人麈的有关记载，以与其父的记载相印证，但燕人麈今已不传，仅赖此书，纔保存了部份佚文，亦无疑增强了本书的价值。

由于本书所记大都是作者「亲见确闻」，又加之考核严谨、撰述认真，故不少记载较为准确、详赡，为它书所不及。如记燕王俣死，宋史本传只云：靖康「二年……北行至庆源境上，俣乏食而薨。」这里既没有准确的死亡时间，又缺乏确切的死亡地点，与呻吟语所记相比颇为见绌。呻吟语的记载如下：

十六日，次都城店，燕王俣薨。太上哭之恸，殓以马槽。王夫人、王子同在一军，视含殓，请归丧，斡酋不许，令火化囊骨行。王妻别在一军，不准哭临。

这里的记载十分具体，正唯其具体，我们又能透过这一事例，清楚地看到金军对宋俘的严厉待遇。再如关于顺德帝姬之死的记载也是如此，呻吟语云：绍兴七年「九月，顺德帝姬至五国城，东路都统习古国王孛堇按打曷以其未奏虏廷，遽离粘没喝寨，指为私逃，要留寨中，未几，死。」这一记载，不仅补充了史传的不足，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透过这一事件，看到了作为俘虏而北去的宋宫室宗族，一直处在金人的严密监视之下。这些情况，无论宋史还是金史，都是讳莫如深的。

呻吟语虽然以记载北迁的宋皇室宗族为主，但也兼及流落北方的其它人。如靖康二年五月「十九日……闻贡女三千人，吏役工作三千家、器物二千五十车是日始至，点验后，半解上京，半充分赏，内侍、内人均归酋长，百工诸色各自谋生。妇女多卖娼寮，器物收储三库，车辂皆留延寿寺。」接着，便引燕人麈补充说：

天会时，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能执工艺自食[其]力者颇足自存，富戚子弟降为奴隶，执炊牧马，皆非所长，无日不撄鞭挞。不及五年，十不存一。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邻居铁工以八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甫出乐户、即登鬼录，余都相若。

上面所引该书之跋已经明确，燕人麈是作者的儿子为了印证其父的记载而在整理遗稿时增入的，它的确起到了「可相发明」的作用，所作确是一件有益的工作。

本书还有不少可资考史的地方。例如宋史卷四四七忠义传中的陈遘传有下列记载：

京城既陷，割两河求和。遘弟光禄卿适至中山，临城谕旨，遘遥语之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义自处，宁当卖国家为囚孥乎……遘呼总管使尽括城中兵击贼，总管辞，遂斩以徇。又呼步将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辞，遘固遣之。振怒且惧，潜衷刃入府……遂害遘于堂，及其子锡并仆妾十七人……振出，帐下卒噪而前曰：「大敌临城，汝安得杀吾父？执而捽裂之，身首无余。城中无主，乃开门降。金人入见其尸曰：「南朝忠臣也。」敛而葬诸铁柱寺。建炎初，赠特进。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五亦记此事云：

金人以太上皇北狩，至中山府，其帅陈遘登城，金人以太上皇至城下谕令开门降，太上呼遘曰：「道君皇帝也。」遘恸哭曰：「陛下安得至此？」提辖沙贞(按即沙振)曰：「此中岂有道君皇帝？必金人之诡计也。」以箭射之，遂鼓众喧闹而杀遘……于是贞自守中山，金人逼太上皇以归。

这两段记载颇有点矛盾：(一)城下谕旨令降的究竟是谁？是陈遘之弟陈适，还是徽宗本人？(二)众所杀的为谁？是陈遘还是沙振？(三)沙振杀主将，「自守」还是投降？凡此种种，两段记载互相抵牾之处甚多。我以为，关于这一事件，呻吟语所记最为明确。呻吟语曰：

二十八日，太上抵中山，呼守将曰：「我道君皇帝，今往朝金帝，汝可出降。」守将痛哭不奉诏，提辖沙贞(按即沙振)杀之，以城降。

显然，宋史为了回避，而略去了徽宗亲临城下谕降的事实。其实，当时的徽宗，不过是金人的俘虏而已，金人焉肯不利用「大宋皇帝」这块招牌来使宋将投降？且只有沙振欲降，纔会杀死「不奉诏」的主将，否则，断无别的解释。宋史陈遘传谓城降在沙振死后，似「降」与其无关；而三朝北盟会编不谓其杀主将为「降」，反谓其「自守」，皆于理难通。似只有呻吟语所记，当得其实。

呻吟语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徽宗北迁关于徽宗北迁之日期，一为三月二十九或三十日，一为四月一日。盖前者从徽宗离开斋宫，集中到刘家寺计，后者盖从车驾离开刘家寺计。，迄绍兴十二年梓宫南返，较全面地记载了这一段悲残历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我们在本文开篇时已经说明，呻吟语是宋人著作。金人也有这方面的著作，这就是宋俘记。宋俘记共分宫眷、宗室、戚里、臣民四部份，现只存宫眷全部和宗室一小部份，其它都已亡佚了。作者可恭，事迹不详。本书开篇说：「天会四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既平赵宋，俘其妻孥三千余人，宗室男妇四千余人，贵戚男妇五千余人，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都由开封府列册津送，诸可考索。入寨后，丧逸二千人，遣释二千人，廑行万四千人。北行之际，分道分期，逮至燕云，男十存四，妇十存七。孰存孰亡，瞢莫复知。追溯临憘，贯分六道，阇母、谷神两道记载犹缺，余虽详略不同，要有笔札可推。删繁记要，以存其人……」这就是说，这本宋俘记是根据开封府「列册津送」的名单和诸路监押宋俘的「笔札」撰写而成，但阇母、谷神两道之笔札缺略。考宋俘记开篇，知阇母所监押的为「首起：宗室贵戚男丁二千二百余人，妇女三千四百余人；濮王，晋康、平原、和义、永宁四王皆预焉。」而谷神监押的为「六起：贡女三千一百八十人，诸色目三千四百十二人。」这就是说，本书必详于宫眷、宗室，而略于戚里、臣民。

宫眷共有徽宗(称昏德公)、钦宗(称重昏侯)两部份，每部份都包括本人、妻、妾、婢、子、女、媳、孙、孙女等数项，逐人纪录，略叙其北迁及北迁后之梗概，大多极为简单。如上文我们征引的呻吟语关于燕王俣之死的记载，较为具体，本书则不然，本书只云：「赵俣即燕王，四起北行，四月十六日殁于都城店。」比呻吟语所记简单了许多。再如呻吟语于绍兴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记云：「沂王■〈木咢〉、驸马刘文彦首告太上左右及信王谋叛，千户孛堇按打曷即习古国王接其词。七月，遣使诘问，太上遣莘王植、驸马宋邦光渡河往辩……沂王、刘文彦承诬……宣命赐死。」而宋俘记只云：「■〈木咢〉十年七月控昏德左右叛，坐诬，伏诛于五国。」足见宋俘记所记旨在存其事迹大略，而不及细节及其它。

本书大部份可补宋史宗室传有关传记之缺，同时，亦有不少地方可资考史。如宋史卷二四八公主传云：「荣德帝姬至燕京，驸马曹晟卒，改适习古国王。」据开封府状：「荣德帝姬二十五岁，即金奴。」而本书则明云：「金奴入达赉寨，天眷二年没入宫。」并注云：「皇统二年封夫人。」考呻吟语：「绍兴十二年(即金皇统二年)三月，虏封华福帝姬，玉嫱、飞燕宗姬，并次妃，荣德帝姬夫人……」可证本书所记正确，而宋史所云则没有根据。我们由此例，已不难看出本书价值之一斑。

[五]本书的流传及其版本

本书自南宋咸淳丁卯(即咸淳三年、公元一二六七年)编定之后，似没有刻本、流传甚少，至自宋以后诸家书目皆未著录。但本书却很快传到了高丽。辛巳三月(即明惠帝建文三年、公元一四０一年)朝鲜李朝国王遗德在本书上写有一个题跋，跋云：

中土祸患，至宋徽、钦而极，子息蕃衍，耻辱亦大，前史未有也。是编久存大藏，朕微时见转钞本于同年家，差脱不可句读。践祚后，检诸故府，得此，有先「忠烈王」图印，是百年前传写来。披览事变，终始咸悉。宋金所为，皆有国者金鉴。正史隔越两朝，卷帙繁博，无此融会贯通。暇当考征芟补，命儒臣泐为一书，为万世子孙戒。辛巳三月上巳，遗德笔。

考高丽史卷二八忠烈王世家：「忠烈王讳昛，古讳谌(按元史作「愖」)、又賰，元宗长子，母曰顺敬太后金氏。高宗二十三年丙午二月癸丑生。四十六年，高宗薨，元宗以太子入觐于元，王时为太孙，受遗诏，权监国事。元宗元年八月，册为太子。十三年入元，十五年，尚元世祖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六月癸亥，元宗薨。甲子，百官会于本阙，遥尊为王。秋七月，元遣同知上都留守事张焕册为王。」元史卷八世祖纪亦云：至元十一年秋七月「癸巳，高丽国王王植薨，遣使以遗表来上，且言世子愖孝谨，可付后事。敕同知上京留守司事张焕册愖为高丽国王。」与高丽史所记完全吻合。这就是说，忠烈王于至元十一年(即宋咸淳十年、公元一二七四年)即位。又据高丽史卷三二忠烈王世家，其人死于戊申三十四年秋七月己巳，即元武宗至大元年(公元一三０八年)。即然朝鲜李朝内府所藏靖康稗史有「忠烈王」图印，那么就可以肯定，这本书至晚在公元一三０八年之前，就已传到了高丽。又考东藩记事，遗德即芳远，于明惠帝建文二年(公元一四００年)嗣位，第二年，他便写了这个书跋，其云「当是百年前传写来」，亦与史完全吻合。由于朝鲜国王如此重视这本书，把它视为「有国者金鉴」，故其书在朝鲜一直保存并流传。

我国最先得到这个朝鲜传钞本的是苏州学人谢家福(绥之)，时间是在清光绪十八年(公元一八九二年)。随即，他又请人过录了个副本，送给他的朋友——著名藏书家丁丙，现在藏在南京图书馆的钞本靖康稗史，就是这个本子。

靖康稗史最通行的本子是民国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王大隆刊印的己卯丛编本，这个本子是丁秉衡在江南图书馆(按即后来的南京图书馆)据丁丙藏本钞出的。可惜，丁秉衡先生的钞本除一两篇外，大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脱漏，而王大隆在刊印时，又没有去复校一次，致使这个低劣的本子一直流传至今。由于原钞本不易见，今为读者方便，特将该书重要脱漏校录如下：

(一)瓮中人语：靖康二年二月初二日记事之后，脱「初三日，虏索男女乐工、医人出城。」凡十三字。(按，字数不计标点，下同)且将初四日事，误作了初三日事。

(二)开封府状：道宗妃嫔一百四十三人名单中，「罗才人二十岁，名醉杨妃，即罗夫人」之后，脱「程才人十八岁，名云仙，即程夫人。」凡十三字。

(三)南征录汇：天会五年二月初五日「令内侍指认点验后」，脱「太上后妃、诸王、帝姬皆乘车轿前进。后」凡十五字。末一「后」字，接下文「宫以下」三字。缘上文「点验后」末一字亦为「后」字，故误接下文，致脱。

又同年三月初七日记事之后，脱「保福帝姬薨刘家寺 【 见日录。】 」凡正文八字、注文三字。

(四)呻吟语：建安二年正月至三月，叙钦宗、徽宗生子、生女，各列新生子女之名后，脱「均殇」二字。

又绍兴元年引燕人麈云：「醒而悔之」下，脱「悉以分赐」四字。

又绍兴十一年「广平郡王薨」之前，脱「荣德、宁福两帝姬封良家子。」凡十一字。

(五)宋俘记：昏德长女条，「玉盘入蒲鲁虎寨，天眷二年没入宫」后，脱「三年十二月殁。金奴入达赉寨，天眷二年没入宫」，凡十九字。

又昏德媳九人条，「孔令则入宝山大王寨」后，脱「八年，敕配伪建安郡王赵梃。自刘家寨」凡十五字，下接「五起北行」句。

又昏德「孙女二十九人……益一即虎头」下，脱「均五起北行，玉嫱入宫，封夫人，晋帝姬。含玉嫁韩昉子，虎头」凡二十三字，下接「嫁克锡子」句。因「益一即虎头」，与「嫁韩昉子」后亦「虎头」二字，误接下文致脱。

己卯丛编本靖康稗史不仅脱漏严重，而且错字也很多，如「广漠」误作「广汉」，「屯驻」误作「尖驻」，甚至人名「希尹」误作「希尸」、「阇母」误作「闹母」、「辛香」误作「卒香」、「佛逃」误作「佛迷」等等，不胜枚举。

最后，顺便提及，丁丙本来在原书上有两个很有价值的跋语，不仅说明了他这个钞本的来龙去脉，还考证了遗德其人，足资参考。而己卯丛编本却摒而不录。不录丁跋也罢，却外加了不少杂七杂八的跋语，实在是丢了西瓜而捡芝麻，甚不足取。更有甚者，王大隆的某些校语也莫明其妙，如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其中有些话，如「第二十八程，自习州九十里至来州。无古迹可云。」凡十八字，钞本具在，只是将「程」误作了「城」，而王大隆却硬说：「以上十八字，据会编校补。」这类情况，我以为倒不是王大隆故弄玄虚，而是他上了丁秉衡钞本的当。很显然，这是丁秉衡钞漏了，王大隆用三朝北盟会编校补了这个缺漏。由于他过份相信丁秉衡钞本的准确性，而未去复核原钞本，故留下了上述「丈二和尚」式的校语。这说明，刊印或整理古籍，必须得下点真功夫，来不得半点投机与取巧，否则，是不会有好效果的。我以为，己卯丛编本靖康稗史，就正是这样一个取巧省事，效果不佳的典型。

说到这里，需要回过头来回答，靖康稗史这部书为什么在我国反而这样罕见不传呢？我以为，这需要看南宋，特别是高宗朝禁野史私着的目的。有人说，这是朝廷怕勾起昔日的党争而采取的措施。我不排除这种因素，但我们从靖康稗史的内容不难看到，宋廷所以搜禁私家史着，恐怕更在于掩其家丑。很明显，宋廷是不可能容忍像靖康稗史中所收的那样的史着流行的，试看三朝北盟会编所征引的上百种私家史着，有几部留传下来了？它们所以遭厄运，其原因正在这里。那么，宋廷既不能容忍这些私着流行，何以徐梦莘编成三朝北盟会编后，「帝闻而嘉之」呢？我以为，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徐氏的会编，并不是将这些私家史着整部钞入，而是作了较大选择，同时，书中也不能不有所回避。应该说，这种作法，正合宋廷的口胃，宋帝又焉得不「闻而嘉之」呢？需要说明，宋廷虽然明禁这些私家著述，但并不是所有这类书都禁，没有违碍，或违碍不大者是不在其内的，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不就是朝廷令其曾孙司马伋上奏的吗？明乎此，我们就更加确信，大凡不得流传的野史私着，必涉皇家之丑或当权者之隐私，而靖康稗史正属此类，其不流传也便不难理解了。

[六]余论

所谓稗史，通俗地、准确地说就是小史，正是从「小」这个意义上说，它既不同于正史，又有别于一般含意上的野史。谈到「小」，首先是篇幅小。即以靖康稗史所收的七种而论，除宋俘记已残，我们不得知其全貌外，其它六种，皆各为一卷。这一卷，充其量不过相当于正史的一篇而已。其次是时间跨度小。稗史大多只记一时一事，所包时限，多则数年，少则数月，一事结束，即告终篇。这比起隔朝跨代的史书来，亦不过是其九牛之一毛耳。

除小之外，稗史和正史、野史的最重要、最突出的区别，还在于书中所记，大抵都是作者自己亲身经历或眼见确闻之事。因此，稗史提供的内容，大都具有第一手材料的性质，具有较高的价值。例如李纲靖康传信录，由于他当时是汴京保卫战的主要人物，故其所记，当然最为可靠。那么，稗史和具有史料价值的笔记是否一回事呢？回答是否定的，即二者不能划等号。因为正如上面所说，稗史大抵只记一时一事，且叙事皆循史法，时经事纬，本末清楚，首尾完具，已具史书的基本特点。而笔记则不同，笔记内容庞杂，遗闻佚事居多。偶有记事，亦多凭记忆，记其片断，首尾不一定完整。这类笔记，写法较为随便，显然只有史料价值，还不具备史书的基本特点，尚不能入稗史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