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校释

其子，不能去者，善政不苛，吏不暴也。「鲁林中」，遭虎篇同。檀弓云：「过泰山侧。」新序云：「北之山戎。」癸巳存稿：「此路盖经泰山西。今泰山西，桃峪上源，有老虎窝、猛虎沟，云是当日遗迹。此称『林中』者，殆齐『配林』之类，鲁得祭泰山，亦有配林。续汉志注引卢植礼器『齐配林』注：『小山林麓配泰山者。』」夫酷，苛暴之党也，难以为贤。

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杨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弥，弭也。「为」读作「伪」。

以清节自守，不降志辱身为贤乎？是则避世离俗，长沮、桀溺之类也。虽不离俗，节与离世者钧，清其身而不辅其主，守其节而不劳其民。大贤之在世也，时行则行，时止则止，铨可否之宜，以制清浊之行。子贡让而止善，子路受而观（劝）德。「观」当作「劝」，形讹。淮南齐俗训：「子路撜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即此文所本，是其证。又见吕氏春秋察微篇、淮南道应训、说苑政理篇。夫让，廉也；受则贪也。贪有益，廉有损，推行之节，不得常清眇也。「推行」当作「操行」。答佞篇：「推行有谬误。」与此误同。伯夷无可，孔子谓之非。论语微子篇：「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后汉书黄琼传注引郑玄曰：「不为夷、齐之清，不为惠、连之屈，故曰异于是也。」按郑注「不为夷、齐之清」释「无可」，「不为惠、连之屈」释「无不可」。法言渊骞篇：「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与？』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间。』」黄琼传，李固以书逆遗琼曰：「君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传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间。盖圣贤居身之所珍也。」亦以伯夷为「无可」者，并与仲任说同。集解马曰：「亦不必进，亦不必退，惟义所在。」皇疏：「我则退不拘于世，故与物无异，所以是无可无不可也。」则以「无可无不可」据孔子言。盖三家异说。操违于圣，难以为贤矣。或问于孔子曰：子夏问也。「颜渊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贡何人也？」曰：「辩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贤于夫子，而为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辩且诎，孙氏孔子集语引作「讷」，盖依淮南改。史记万石君传赞，徐广曰：「讷字多作诎，古字假借。」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为也。」孔子知所设施之矣。此文本淮南人间训。列子仲尼篇、说苑杂言篇、家语六本篇多「子张」一节，并四人。有高才洁行，无知明以设施之，则与愚而无操者同一实也。

夫如是，皆有非也。无一非者，可以为贤乎？是则乡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于流俗，合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说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孔子曰：『乡原，德之贼也。』」见孟子尽心下。似之而非者，孔子恶之。

夫如是，何以知实贤？知贤竟何用？

世人之检，苟见才高能茂，有成功见效，则谓之贤。若此甚易，知贤何难？书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注答佞篇。据才高卓异者，则谓之贤耳，何难之有？然而难之，独有难者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谓能知贤，误也。然则贤者竟不可知乎？曰：易知也。而称难者，不见所以知之，则难（虽）圣人不易知也；「难」当作「虽」。「不见所以知之，则虽圣人不易知也」，与下文「及见所以知之，中才能察之」正反相承。今「虽」伪作「难」，属上读，遂使「圣人不易知也」句于义无属矣。及见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而能古通。譬犹工匠之作器也，晓之则无难，不晓则无易。贤者易知于作器。「于作器」三字疑衍。世无别，故真贤集于俗士之间。「集」疑为「」之坏字。俗士以辩惠之能，据官爵之尊，望显盛之宠，遂专为贤之名。贤者还在闾巷之间，贫贱终老，被无验之谤。若此，何时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观善心也。

夫贤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举是。盼遂案：「多」字下依上句例应有「也」字，今脱。何以观心？必以言。有善心，则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则有善行矣。言行无非，治家亲戚有伦，盼遂案：依下句例，则「治家」下应有「则」字。治国则尊卑有序。无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恶同伦，政治错乱，法度失平。故心善，无不善也；心不善，无能善。心善则能辩然否。然否之义定，心善之效明，虽贫贱困穷，功不成而效不立，犹为贤矣。

故治不谋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责效，期所为者正。正、是审明，则言不须繁，事不须多。故曰：「言不务多，务审所谓；行不务远，务审所由。」见荀子哀公问篇、家语五仪解。言得道理之心，口虽讷不辩，辩在胸臆之内矣。故人欲心辩，不欲口辩。心辩则言丑而不违，口辩则辞好而无成。孔子称少正卯之恶曰：「言非而博，顺非而泽。」见荀子坐宥篇、淮南泛论训、说苑指武篇、白虎通诛伐篇。内非而外以才能饬之，众不能见，则以为贤。夫内非外饬是，盼遂案：「饬」字涉上文「内非而外以才能饬之」致衍。下文「夫内是外无以自表者，众亦以为不肖矣」，此「外是」与彼「内是」为对文。世以为贤，则夫内是外无以自表者，众亦以为不肖矣。

是非乱而不治，圣人独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类，贤者独识之。「者」，朱校元本作「圣」。世有是非错缪之言，亦有审误纷乱之事，决错缪之言，定纷乱之事，唯贤圣之人为能任之。圣心明而不闇，贤心理而不乱。用明察非，非无不见；用理铨疑，疑无不定。与世殊指，虽言正是，众不晓见。何则？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还以从实也。是故正是之言，为众所非；离俗之礼，为世所讥。管子曰：「君子言堂满堂，言室满室。」见管子牧民篇。房注：「言堂室事而令满，取其露见不隐也。」按：韩非子难三云：「管仲之所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必谓大物。人主大物，非法则术。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管子非法术之言。」据此，与房注义同。此文则谓满恰于心，后自纪篇义同。盼遂案：语见管子牧民篇。房注：「言堂室事而令满，取其露见不隐也。」言堂室之人皆满意也。怪此之言，何以得满？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盼遂案：「堂」下疑脱一「室」字。此承上文管子满堂满室而言。下文又言「君子言之，堂室安能满。」皆堂室连文。然后乃满。如非正是，人之乖异，字疑衍。安得为满？盼遂案：「」乃「刺」之俗体。「乖剌」字从「束」不从「朿」。此处「乖剌」字又因与「刺」形近而误作「」。「异」字疑出衍文，或即「乖剌」之傍注而误入也。「如非正是」者，指言说。易系辞：「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与论义正同。夫歌曲妙者，和者则寡；言得实者，然者则鲜。和歌与听言，同一实也。曲妙人不能尽和，言是人不能皆信。鲁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顺祀，畔者五人。见公羊定七年传。贯于俗者，贯、惯通。则谓礼为非。晓礼者寡，则知是者希。君子言之，当作「之言」。堂室安能满？

夫人不谓之满，世则不得见口谈之实语，笔墨之余迹，陈在简筴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明王意也。注超奇篇。案春秋虚文业，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圣人也。有若孔子之业者，虽非孔子之才，斯亦贤者之实验也。夫贤与圣同轨而殊名，「轨」，朱校元本作「实」。贤可得定，则圣可得论也。

问：「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问」下当有「曰」字。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无孔子之才，无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观圣；有若孔子之业者，未可知贤也。」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义褒贬是非，得道理之实，无非僻之误，以故见孔子之贤，实也。夫无言，则察之以文；无文，则察之以言。设孔子不作，犹有遗言，言必有起，犹文之必有为也。观文之是非，不顾作之所起，世间为文者众矣，「世间」，朱校元本作「执简」。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陈平未仕，割肉闾里，分均若一，能为丞相之验也。「未仕」，朱校元本作「宰社」。事见史记陈丞相世家。亦见超奇篇。夫割肉与割文，同一实也。如君山得执汉文有脱误。盼遂案：「执汉」语不辞，此中有脱误，不可校。平，用心与为论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注超奇篇。然则桓君山〔不相〕，二字据元本补。朱校同。素丞相之迹，先孙曰：元本无「丞」字。按：「素相」亦见超奇篇。晖按：朱校元本无「素」字，盖所见本不同。存于新论者也。

论衡校释卷第二十八

正说篇盼遂案：此篇可作两汉经学源流读。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尚书、春秋事较易，略正题目麤粗之说，「麤粗」，朱校元本、程本同。钱、黄、王、崇文本作「麤麤」，非。卢文弨钟山札记二曰：「说文：『麤，行超远也，仓胡切；粗，疏也，徂故切。』两音两义。昔人多以『麤粗』连用成文。繁露俞序篇：『始于麤粗，终于精微。』论衡正说篇：『略正题目麤粗之说。』庄子则阳篇释文司马云：『卤莽犹麤粗也。』改作『麤麤』，便不成文理。」以照篇中微妙之文。旧本段。

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尚书序正义引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史记伯夷传索隐引作「三千三百三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

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艺文志曰：「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存，立也。「景帝」当为「文帝」之误，说见下。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汉书儒林传：「伏生，济南人，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韶太常掌故晁错往受之。」史、汉错传亦云文帝遣之。此云「景帝」，误也。后汉书翟酺传，酺言：文帝始置一经博士。盖即谓始存尚书。艺文志序曰：「孝文时颇登用，孝景不任儒。」充谓景帝始存尚书，亦非也。汉书儒林传注，张晏曰：「名胜。伏生碑云。」后书伏湛传云：「九世祖胜，字子贱。」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盼遂案：隋书经籍志云：「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知论所云逸易者，即今说卦三篇也。唯论衡云「一篇」，隋志作「三篇」。不同者，盖说卦本合序卦、杂卦而为一篇，故韩康伯注本及唐石经仍以说卦、序卦、杂卦为一卷。后人猥称为三篇，实不足究。逸书一篇，则自来认为太誓。隋书经籍志及经典释文叙录皆明言之，可云无疑。惟逸礼一篇，究不能知为某本某章，姑存疑而已。秦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尚书序疏曰：「王充论衡及后汉史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论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案：「掘地所得」，今书无此文。经义丛抄徐养原曰：「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书考之，易则说卦，书即太誓。唯礼无闻。而史、汉皆言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初未尝有所缺。」又按：书序疏云：「史记及儒林传皆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案马融云：『泰誓后得。』郑玄书论亦云：『民间得泰誓。』别录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则泰誓非伏生所传，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传内，故为史摠之，并云伏生所得，不复曲别分析。」又云：「司马迁时，已得泰誓，以并归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时始出也。则云宣帝时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尔时重得之，故于后亦据而言。」今按：关于泰誓，诸说莫一：有谓伏生前已见太誓。有谓泰誓后得，而「后得」又有二说：一谓得于武帝时，一谓于宣帝时。有谓伏书本有泰誓，所谓后得者，重得耳。有谓得于宣帝时，乃传闻之误。详戴东原集尚书今古文考、陈寿祺左海经辩今文尚书大誓后得说、孙志祖读书脞录、王鸣盛尚书后案、朱彝尊经义考、王引之经义述闻、经义丛抄、徐养原今古文尚书增太誓说、钱大昕潜揅堂集、俞正燮癸巳类稿、皮锡瑞尚书通论、刘师培答方勇书、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吴丞仕经典释文序录讲疏。至孝景帝时，盼遂案：孝景皇帝为孝武皇帝之误。案书篇亦云：「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决此「景」字为误。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阎若璩曰：「云『孝景时鲁共王坏孔子宅』，较汉志『武帝末』三字则确甚。何也？鲁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鲁，徙二十七年薨，则薨于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王初好治室，季年好音，则其坏孔子宅，以广其宫，正初王鲁之事，当作『孝景时』三字为是。」晖按：佚文篇、案书篇并谓武帝时，则此作「孝景」，盖传写之误。汉志亦本作「武帝初」，「末」字讹也。武帝使使者取视，注佚文篇。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当作「东莱」，注见佚文篇。盼遂案：汉书儒林传及经典释文叙录并作东莱张霸，考东莱郡与东海郡非一地，疑论衡误也。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旧本段。

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圣人作经，贤者作书。言「燔诗书」，谓燔诗经之传。

夫诗经独燔「独」疑为「犹」形误。犹，均也。言诗经亦燔，不独传。其诗。「书」，五经之总名也。传曰：「男子不读经，则有博戏之心。」未知何出。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篇文。五经总名为书。传（儒）者不知秦燔书所起，故不审燔书之实。「传者」当作「儒者」。秦始皇三十四年，「三」旧作「二」，依史记始皇纪正。语增篇不误。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以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难，无以救也；讥青臣之颂，谓之为谀。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诸（诗）书百家语者刑，「诸书」当作「诗书」。史记始皇纪、前语增篇可证。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诸（诗）家之书也。「诸」当作「诗」。上文「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此文即破其说。传（儒）者信之，「传者」当作「儒者」。见言「诗书」，则独谓〔诗〕经（谓）之书矣。下「谓」字，即「诗」字之讹，文又误倒。旧本段。

传（儒）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传者」当作「儒者」。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

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邪？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适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遗脱者七十一篇，反谓二十九篇遗脱矣。旧本段。

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曰」，朱校元本、程、何、钱、黄本同。王本作「四」，崇文本作「北」。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引「曰」在「法」字上，盖以意乙，属上为句，与上下文例不合，非也。王鸣盛引作「法北斗七宿」。王引之经义述闻引作「法斗，四七宿也」。盖亦意正。疑是。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盼遂案：上「曰」字当为「四」字之误，而又与「斗」字互倒。孔丛子连丛上：「孔藏与侍中从弟安国书云：『且曩所谓今学，亦多所不信。唯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自然也。河图、洛书乃自百篇也。』」是太誓未出以前，尚书学通以二十八篇法四七宿矣。法斗者，太誓出后，尚书家以比二十八有斗星也。故二十九。江声曰：「伏生尚书，实二十八篇，无序。故论衡云『或说尚书二十八篇者曰，法斗七宿也』云云。假使伏生尚书有叙，则百篇之名目具见，虽妄人亦不造此『法斗七宿』之说也。」经义述闻：「某孝廉曰：『此以四七宿当二十八篇，以序当斗，言序之括二十八篇，犹之临制四乡。若大誓，不足当斗矣。』王引之曰：论衡引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驳之曰：『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犹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夫曰『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则『法斗，四七宿』者，经文二十九篇，而序不与矣。」孔丛子连丛篇：「孔臧与弟书：『臧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图乃有百篇邪？』」汉书刘歆传臣瓒注：「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王引之曰：「盖晋人始有是说。魏、晋间伪古文尚书已出，以伪作之大誓为增多伏生之篇，而摈伏生之大誓而不数，故但云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也。王充所谓其一曰斗者，非指太誓；所谓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太誓计之也，特分言法宿法斗，以合成二九篇之数耳。孔丛子阳袭其说，而阴违其意，辄除太誓计之，而称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则妄矣。」皮锡瑞曰：「伏生传书二十九篇，有康王之诰而无太誓。史公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亦当不数太誓。其后欧阳、夏侯三家，并入太誓，遂与二十九篇之数不符，乃以康王之诰合于顾命。两汉人言今文尚书者，皆以为二十九篇，无二十八篇之说。然史公所谓二十九篇者，当分顾命、康诰为二篇数之；班孟坚、王仲任所谓二十九篇者，在三家增入太誓之后，当合顾命、康王之诰为一篇数之。其后伪孔书出，别撰泰誓三篇，不数汉人太誓，又当顾命、康王之诰二篇合并之后，于是尚书止有二十八篇，而伪孔丛子及臣瓒汉书刘歆传注遂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之说矣。」

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陈寿祺曰：「所引或说，乃今文家言。其驳诘，亦据今文为说。若古文，则按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尚有逸书二十四篇，不得云『阙遗者七十一篇』。」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经义述闻载某孝廉书云：「论衡又引或说云云。按王仲任在东汉世，久见太誓在尚书中，故并数为二十九，与前斗四七宿，又别为一说，自不同也。」王引之曰：「所云『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有法』，此今文家说也。曰『选二十九篇』，则为经文甚明。若谓其一是序，则史记、汉书皆以序为孔子所作，岂得自作之而自选之乎？又曰：『二十九篇独有法。』出于或说，非仲任数之为二十九也。或说二十九篇，数大誓，而不数序，与史记儒林传合。此二十九篇不计序之明证。又曰『二十九篇独有法』，即承『法斗四七宿』而言，不得分以为二。」盖俗儒之说也，未必传记之明也。二十九篇残而不足，有传之者，因不足之数，立取法之说，失圣人之意，违古今之实。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也；有章句，「也」字旧在下「句」字下，今从崇文本正。盼遂案：「也」字崇文本在上「章句」下，宜依之。「犹有章句也」，「犹有文字也」，两「犹」字皆为「由」之借字。言篇之成立由于章句，章句之成立由于文字也。古书由、犹多通用。礼记杂记：「犹是附于王父也。」郑注：「犹当作由。」杂记又云：「则犹是与祭也。」郑注：「犹亦当为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