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说

’韩蕲王，曰：‘将星也。’张郡王，曰：‘不见其星。’众皆骇，复令窥之，曰：‘中不见星，只见张郡王在钱眼内坐。’殿上大笑。俊最多赀，故讥之。”

《闲燕常谈》云：“政和中，何执中为首台，广殖赀产，邸店之多，甲于京师。时有以旧印行吉观国所试《为君难》小经义称为上皇御制者，人竞传诵。会大宴，伶官为优戏，相谓曰：‘官家万机之暇何所为？’曰：‘不过燕乐尔。’曰：‘不然，亦如举子作文义。’问：‘何以知之？’遂举《为君难》义诵一过，乃以手加额，北乡赞叹，说：‘圣意匪独俯同韦布之士，留神经术，仰见兢兢图治，不安持守之深意。天下幸甚！’又问：‘宰相退朝之暇何所为？’曰：‘亦作文义。’问：‘何义。’曰：‘为臣不易义。’乃批其颊曰：‘日掠百二十贯房钱，犹自不易里！’盖俚语以贫窭为‘不易’也。”

《明史纪事本末》云：“汪直用事久，势倾中外，天下凛凛。有中官阿丑，善诙谐，恒于上前作院本，颇有谲谏风。一日，丑作醉者酗酒状，前遣人佯曰：‘某官至！’酗骂如故。又曰：‘驾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监来！’醉者惊迫帖然。旁一人曰：‘驾至不惧，而惧汪太监，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双斧，趋跄而行。或问故，答曰：‘吾将兵惟仗此两钺耳。’问：‘钺何名？’曰：‘王越、陈越也。’上微哂。”

剧 说卷二

《宙载》云：“《湖广志》：‘安陆州董仲，汉董永子，母乃织女，生仲而灵异，数篆府，镇邪怪。’近日院本以董仲舒为永子，不知仲舒生于西汉，永为东汉末人，不惟相隔远甚，亦且侮亵先儒。或以永子名仲，遂以仲舒当之耶？”《庄岳委谈》云：“今传奇有所谓《董永》者，词极鄙陋，而其事实本《搜神记》，非杜撰也。”又云：“《连环》亦本元曲。或称李长吉诗‘榼银龟骑白马，傅粉美人大旗下’，以为即吕布美人，殊不知傅粉自说吕貌，非姬妾也。”按元曲：吕布美人貂蝉，小字红昌。《河上楮谈》云：“世俗戏文、小说，有《斩貂蝉》、《关索鲍三娘》等记，流传傅会，真伪混淆；然蜀有关索岭，又有鲍家庄，不知何也。”

《录鬼簿》载白仁甫所作剧目有《祝英台死嫁梁山伯》，宋人词名亦有《祝英台近》。《钱塘遗事》云：“林镇属河间府有梁山伯、祝英台墓”。乾隆乙卯，余在山左，学使阮公修《山左金石志》，州县各以碑本来。嘉祥县有《祝英台墓碣文》，为明人刻石。丙辰客越，至宁波，闻其地亦有祝英台墓。载于志书者详其事，云：“梁山伯、祝英台墓，在鄞西十里接待寺后，旧称‘义妇冢’。”又云：“晋梁山伯， 字处仁，家会稽。少游学，道逢祝氏子，同往。肄业三年，祝先返。后山伯归访之上虞，始知祝为女子，名曰英台；归告父母求姻，时已许鄮城马氏。山伯后为县令，婴疾弗起，遗命葬鄮城西清道原。明年，祝适马氏，舟经墓所，风涛不能前。英台临冢哀痛，地裂而埋璧焉。事闻于朝，丞相谢安封‘义妇冢’。”此说不知所本，而详载志书如此。乃吾郡城北槐子河旁有高土，俗亦呼为“祝英台坟”。余入城必经此。或曰：“此隋炀帝墓，谬为英台也。”

锺嗣成作《录鬼簿》，以董解元居首，云：“以其创始，故列诸首。”又云：“胡正臣，杭州人，董解元《西厢记》自‘吾皇德化’，至于终篇，悉能歌之。”《笔谈》云：“董解元《西厢记》，曾见之卢兵部许，一人援弦，数十人合座，分诸色目而递歌之，谓之‘磨唱’。卢氏盛歌舞。然一见后无继者。赵长白云：‘一人自唱’。非也。”按：今之“马上戳”，本此。

辉县褚邱，去百泉四十里，有白马将军祠，土人多崔姓，而近又有郑村。有演崔郑传奇者，土人以石击之。（见《书影》）。《旷园杂志》云：“唐郑太常恒暨崔夫人莺莺合祔墓，在淇水之西北五十里，曰旧魏县，盖古淇澳也。明成化间，淇水横溢，土崩石出，秦给事贯所撰志铭在焉。犁人得之，鬻诸崔氏，为中亭香案石。久之，寻得其家，有胥吏名吉者识之，白于县令邢某，置之邑治。志中盛传夫人四德咸备，乃一辱于元微之《会真记》，再辱于关汉卿、王实甫之《西厢记》。历久而志铭显出，为崔氏洗冰玉之耻，亦奇矣。”《诗辨坻》云：“陈仲醇《品外录》载《唐郑府君夫人崔氏合祔墓志铭》， 秦贯所撰也，陈因据此辨《会真》之诬，用意可谓长者。后余见此搨本，楷书微兼隶体，笔意遒古，而词亦质雅。第志称府君讳遇不讳恒，而眉山黄恪复以《会真》年月参之，此碑所谓崔氏者，其生平尚长双文四岁。盖荥阳、博陵，世通昏姻，志中崔、郑，不必便为莺、恒，仲醇但欲为雪崔之地，而弗深考耳。”

《西厢记》始于董解元，固矣；乃《武林旧事》杂剧中有《莺莺六么》，则在董解元之前。《录鬼簿》王实甫有《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同时睢景臣有《莺莺牡丹记》。王实甫止有四卷，至草桥店梦莺莺而止，其后乃关汉卿所续。（详见《曲藻》及《南濠诗话》）。李日华改实甫北曲为南曲，所谓《南西厢》，今梨园演唱者是也。王实甫全依董解元，惟董以敌贼下书者为法聪，实甫改为惠明。关所续亦依于董，惟董以张珙用法聪之谋，携莺奔于杜太守处，关所续则杜来普救寺也。日华南曲则一沿王、关耳。伧父漫讥汉卿所续之非，盖未见董词也。查伊璜以关所续未善，更作《续西厢》四折，大槩仍用董、关，而增以应制、赋诗，即用“待月西厢”之句；又夫人欲以红娘配郑恒，红娘不许而欲自缢。事皆蛇足，曲亦村拙，远不及汉卿矣。碧蕉轩主人作《不了缘》四折，则本“自从别后减容光”一诗而作也。崔已嫁郑恒；张生落魄归来，复寻萧寺访莺莺，不可复见——情词凄楚，意境苍凉，胜于查氏所续远甚，董、关而外，固不可少此别调也。明人又有《续西厢升仙记》，序称盱江韵客所撰，谓红娘成佛，而写莺莺之妬。郑恒诉于阴宫，鬼使擒莺，红来救之；意在惩淫、劝善，但词意未能雅妙耳。

卓珂月有《新西厢》，其自序云：“崔莺莺之事以悲终，霍小玉之事以死终。小说中如此者，不可胜计，乃何以王实甫、汤若士不能脱传奇之窠臼耶？余读其传而慨然动世外之想，读其剧而靡然与俗内之怀，其为风与否，可知也。《紫钗记》犹与传合，其不合者止复苏一段耳，然犹存其意。《西厢》全不合传，若王实甫所作，犹存其意，至关汉卿续之，则本意全失矣。余所以更作《新西厢》也，段落悉本《会真》，而合之以崔郑墓碣，又旁证之以《微之年谱》，不敢与董、王、陆、李诸家争衡，亦不敢蹈袭诸家片字，言之者无饰，闻之者足以叹息。盖崔之自言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也。’而微之自言曰：‘天之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合二语可以蔽斯传也。”

《琵琶记》说者各不同。《留青日札》云：“高明，温州瑞安人，以《春秋》中元至正四年乙酉第，授处州録事，改调浙东阃幕都事，转江西行台掾，又转福建行省都事。方国珍留幕下，不从。旅寓明州栎社，以词曲自娱。因感刘后村诗，作《琵琶记》。有王四者，以学闻。则诚与友善，劝之仕。登第后，弃妻周氏，赘太师不花家。则诚作此以讽，取琵琶上四字为王四云尔。元人呼憽不花’，故谓牛太师；而伯喈会附董卓，乃以之托名焉。高祖微时，常奇此戏文；御极，召则诚，以疾辞。使者以记上，于是捕王四，置极刑。东嘉后卒于宁海。”《曲藻》云：“高则诚《琵琶记》，其意欲以讥当时一士大夫，而托名蔡伯喈，不知其说。偶阅《说郛》所载唐小人说：‘年相国僧孺之子繁，与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寻同举进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适之。蔡已有妻赵矣，力辞不得。后牛氏与

赵处，能卑顺自将。蔡仕至节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于此，则诚何不直举其人，而顾诬蔑贤者至此耶 ”毛德音评《琵琶记》，引《大圜索隐》云：“高东嘉名则诚，元末人，与王四相友善。王四亦当时知名士，后以显达改操，遂弃其妻周氏而坦腹于时相不花氏家。东嘉欲挽救，不可得，乃作此书讽之；而托名蔡邕者，以王四少贱尝为人佣菜；赵五娘者，以姓传自‘赵’至‘周’而适五也；牛丞相者，以不花家居牛渚也；记以琵琶名，以有四‘王’字也；所谓张太公者，东嘉自寓也。”又《真细录》云：“明祖汇删元人词曲，偶见《琵琶记》而异之。后廉知其为王四而作，遂执王四付之法曹。”二说与《留青日札》同。吾里徐坦庵则主牛僧孺事。余按：宋人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辍耕录》所列杂剧之目，亦有《蔡伯喈》。意者，高则诚之作《琵琶》，当本于宋、元以来所相承，如《西厢》之本于《莺莺六么》耳。僧孺之女，固为适合；王四之讽，亦未足凭。《闲中今古录》云：“元末永嘉高明，字则诚，登至正元年进士，历任庆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于时。见方谷珍来据庆元，避世于鄞之栎社，以词曲自娱。因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因编《琵琶记》，用雪伯喈之耻。洪武中，征辟，辞以心疾，不就。使复命，上曰：‘朕闻其名，欲用之，原来无福！’既卒，有以其记进，上览毕，曰：‘《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羞百味，富贵家岂可缺邪！’其见推许如此。”

《雕邱杂录》云：“则诚《琵琶记》，闭阁谢客，极力苦心，歌咏久则吐涎沫不绝，按节拍则脚点楼板皆穿。”《书影》云：“虎林昭庆寺僧舍中有高则诚为‘中郎传奇’时几案，当拍处痕深寸许。”《在园杂志》云：“《琵琶记》，高东嘉撰于处州郡城之西姜山上悬藜阁中。”《静志居诗话》云：“则诚填词，烧双烛。至《吃糠》一出，句云‘糠和米本一处飞’，双烛花交为一。”《道听录》云：“《琵琶》乃词曲之祖。尝见李中麓《宝剑记》序云：‘永嘉高明初编《琵琶》时，坐高楼中，每夜秉二绛烛于前，诈云神助，以冀其传。曲成自歌，迭足为节，楼板至有足痕。’”

《茶余客话》云：“蒋仲舒《尧山堂外纪》言：‘撰《琵琶》者，乃高拭，字则成，别是一人。’按：涵虚子曲谱有高拭，无高明，蒋氏或别有据。”

《瓯江逸志》云：“王十朋，字龟龄，年四十七魁天下，以书报其弟梦龄、昌龄曰：‘今日唱名，蒙恩赐进士及第，惜二亲不见，痛不可言！嫂及闻诗、闻礼，可以此示之。’诗、礼，其二子也。此二语者，上念二亲而不以科名为喜，特报二弟而不以妻子为先，孝弟之意可见矣懚R史，首弹丞相史浩。今世所传《荆钗记》，玉莲乃梅溪女孙，汝权乃梅溪同榜进士，史客故谬其说耳。又一说：‘玉莲实钱氏，本倡家女。初王与之狎，钱心许嫁；后王状元及第归，不复顾，钱愤，投江死。’”《听雨笔记》云：“孙汝权乃宋朝名进士，有文集行世。玉莲则王十朋女也。十朋劾史浩八罪，乃汝权嗾之，理宗虽不听，而史氏子姓怨两人剌骨，遂作《荆钗记》，以玉莲为十朋妻，而汝权

有夺配之事，其实不根之谤也。”《冬夜笺记》、《天禄识余》与此略同。按：史载陈之茂尝毁史浩，浩拟之茂进职，上曰：“卿以德报怨邪 ”曰：“臣不知有怨。若以为怨，而以德报之，是有心也。”莫济诋浩尤甚，浩荐济掌内制，上曰：“济非议卿者乎 ”浩曰：“臣不敢以私害人。”浩宽厚如此，何其容独恶于龟龄而见诸词曲耶 《书影》亦辨之，云：“《荆钗》，后人谓史之党为之以詈王者，宋时安得有传奇也 ”《南窗间笔》云：“钱玉莲，宋名妓，从孙汝权。某寺殿成，梁上题‘信士孙汝权同妻钱玉莲喜舍’。”此亦以玉莲为妓；而前则以为王不顾而投江，此则以为从孙而施寺，恐皆缘传奇而傅会耳。《河上楮谈》云：“或谓高作《琵琶》，陈留人多病之，乃作《荆钗》。盖王梅溪、孙汝权皆永嘉人，故欲以报也。”《升庵集》云：“潜说友，宋之安抚使。令传奇《王十朋》有此人，讹为‘钱’”〔一○〕

宋杨文公才思敏给。北朝致祭皇后文，杨捧读，空纸无一字，随自撰曰：“惟灵：巫山一朵云，阆苑一团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轮月。岂期云散、雪消、花残、月缺！”仁宗大喜。此数语谓之一时敏给则可，谓之是祭皇后文，轻亵失体矣。柯丹邱《荆钗记》曲中用之，作梅溪祭玉莲，确当不可易。今坊本《荆钗记》无此祭文。

《荆》、《刘》、《拜》、《杀》，为剧中四大家。《荆钗》，柯丹邱作；《白兔》，即《刘》也；《拜月》施今美（君美名惠，元武林人），今名《幽闺记》；《杀狗》，俗名《玉环》，徐 仲由作。（仲由，淳安人，洪武中征秀才，至藩 省，辞归。有《巢云集》。自称曰：“吾诗、文未足品藻，惟传奇、词曲，不多让古人。”）《谭辂》云：“《荆钗》相会处，不佳。后人改妇姑遇于舟中，愈于原本。”

《河上楮谈》云：“高则诚《琵琶》，止于《书馆相逢》。《赏月》、《扫松》，为朱教谕所补。”

《庄岳委谈》云：“《琵琶记》‘昆山有良壁’诗‘黄允何其愚’，说者以汉末有二王允，一诛董卓，一乃弃妻再娶，非也。盖谓黄允，非王也——黄允黜遗其妻，见《后汉书党锢传》——今本多误。又‘正是此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间’，用高骈诗；曰‘正是’者，其引用古人也。”

《新唐书》：“张士贵，虢州卢氏人，本名忽峍，弯弓百五十斤，左右射无空发。降唐，从征伐有功；又从平洛，封虢国公、右屯卫大将军。贞观七年，为龚州道行军总管，破反獠还，太宗闻冒矢石先登，劳之曰：‘尝闻以忠报国者不顾身，于公见之。’累迁左领军大将军。”然则士贵者，唐之良将也。元张国宾作《薛仁贵荣归故里》杂剧，乃谓张士贵冒薛之功，经徐积辨明，斥士贵为民。史又称：“薛仁贵，绛州龙门人，少贫贱，以田为业。其妻柳，以天子自征辽东，求猛将，劝仁贵图功名，仁贵乃往见将军张士贵，应募，至安地。”杂剧言仁贵妻柳氏本庄农人，与史合；而士贵之冒功，则谬悠其说也。潘美，宋之功臣也。《宋史杨业传》云：“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潘美为云应路都部署，命业副之，以西上合门使王侁、军器库使刘文裕护其军。师次桑干河，会曹彬败绩，诸路班师。契丹国母萧氏与耶律汉宁等领众十万陷寰州，业言不可与战，侁斥其懦，令其直

趋雁门北川中。业泣谓美曰：‘此行必不利。’因指陈家谷口曰：‘诸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待，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援之；不然，无遗类矣。’美与侁领麾下兵陈于谷口。自寅至已，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业力战，自午至暮，至谷口，见无人，拊膺大恸。率帐下士再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手刃数十百人，马伤不能进，遂被擒。其子延玉亦没焉。业不食三日，死。帝闻之，痛惜甚，赠太尉，录其诸子。潘美降三官，王侁、刘文裕除名。”是役也，王侁争功，以致业败，美之罪在不能制侁耳；元人朱凯作《孟良盗骨殖》，则云业与北番交战，被围虎口交牙谷，命第七儿杨延嗣乞师于潘，潘攒箭射死，业因不能脱。夫同没者延玉，此名延嗣；果以乞师而潘射之，则潘之恶甚矣。至今妇人、孺子，无不唾骂张士贵、潘美为奸者，而史之所书则如此。若近来所演，则为业报恨者，正为王侁，尤与正史相反矣。然则杀业父子者，果侁不用命也？抑美杀之而移祸于侁耶？张士贵、潘美皆一代勋臣，史官为之粉饰，未必不有之，则传奇之事，故老相传，或转有如洛中隐士赵逸者耶？《洛阳伽蓝记》载：“赵逸，晋武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云：自永嘉以来，二百余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皆游其都邑，目见共事；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于人，引善自向。苻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杀。观其治典，未为凶报；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夫以潘美之才，岂不能制侁者？且侁与业之言，成败显然，美听侁而不听业耶？业死时，大呼：“为奸臣所害！”谓侁耶？谓美耶？吾详录史文以证杂剧之诬，而 不能无疑焉。

元人乐府有《村里迓鼓》之名，《琵琶记》中有此曲。《琵琶》白有“打十三”之说，元人常用之，本宋制：徒刑有五，徒一年者杖脊十三；杖刑有五，杖六十者折臀杖十三。

《知新录》释《西厢》疑义云：“‘文魔秀士，风欠酸丁’。元人《萧淑兰》剧云：‘改不了强文撇醋饥寒脸，断不了《诗》云、子曰酸风欠。’欠作‘欠伸’之‘欠’，亦可。张生寄书，有云‘遂易前因’，因与‘姻’通。《南史王元规传》：‘姻不失亲，古人所重，岂敢辄婚非类。’‘量着这大小车如何载得起。’大小，谓‘多少’也。《蓝采和》剧：‘出来的偌大小年纪。’北人乡语尽然。邵康节云‘程明道兄弟大小聪明’是也。‘颠不剌的见万千’。不剌，北人衬语。颠即‘颠倒’，犹言‘没头绪’也。不剌二字，随字可衬，如《举案齐眉》剧‘破不剌碗儿’是也。万历四年，张江陵当国，将太祖南京所藏宝玩取上京师，中有‘颠不剌’宝石一块，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见石光，所以为宝也。着〔一一〕《西厢》剧文，以颠不刺为美女，不知何据。（见《金陵琐事》。）‘惹的心漾’，心荡也。元词：‘花柳中使人心漾’。‘既不沙’，犹云‘若不然’，如《勘头巾》剧‘既不沙怎无个收拾慈悲’，《黄梁梦》剧‘既不沙可怎生蝶翅舞飘飘’。‘汤他一汤。’汤，去声。《金线池》剧：‘休想我指尖儿汤着你皮肉’。今俗亦有此语。‘今夜凄凉有四星’。徐天池云；‘制秤之法，末梢存四星。隐语，“下梢”也。’《两世姻缘》剧：‘我比卓文君有了上梢，没有四星。’可证。 ‘鹘伶渌老不寻常’。北词，伶俐谓之‘鹘伶’，或作‘胡伶’，或作‘鹘鸰’。渌老，谓眼也，亦作‘睩老’。老是衬字，如身为‘驱老’、手为‘爪老’是也。鹘伶二字不专指眼，随在可用，如宋方壶词‘鹘伶惜惺惺’，王和卿词‘假聪明逞胡伶’，是也。”

《天香楼偶得》云：“兀剌赤，元人掌车马者之称。故《拜月》有云：‘兀剌赤，兀剌门外等多时。’《山居新语》云：‘中途有酒车百余，乘其回车之兀剌赤，多无御寒之衣。’此掌车马者称兀剌赤之证。”

《静志居诗话》云：“何元朗、臧晋叔皆精音律。元朗评《拜月》出《琵琶》上，王元美目为好奇之过。晋叔谓《琵琶梁州序念奴娇序》二曲不类高则诚口吻，当是后人窜入；元美大不以为然，津津称诩不置。

晋叔叹曰：‘是乌知所谓《幽闺》者哉！’尝从黄州刘延伯借元人杂剧二百五十种，又购得杨廉夫《仙游》、《梦游》、《侠游》，《冥游》弹词，悉镂板以行。序言郑若庸《玉玦》、张伯起《红拂》等记，以类书为传奇；屠长卿《昙花》，道白终折无一曲；梁伯龙《浣纱》、梅禹金《玉合》，道白终本无一散语：均非是。且言‘汪伯玉南曲失之糜，徐文长北曲失之鄙，惟汤义仍庶几近之而失于疎。’其持论龂龂不爽如是。”

明人南曲，多本元人杂剧：如《杀狗》、《八义》之类，则直用其事；玉茗之《还魂记》，亦本《碧桃花》、《倩女离魂》而为之者也。又《睽车志》载：“士人寓三衢佛寺，有女子与合。其后发棺复生，遁去。达书于

父母，父以涉怪，忌见之。”柳生、杜女始末，全与此合，知玉茗《四梦》皆非空撰，而有所本也。《齐东野语》言：“嘉、熙间有宰宜兴者，县斋前红梅一树，极美丽华粲。一夕酒散，见红裳女子，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有老卒颇知其事，白曰：‘昔闻某知县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适而殂。其家远在湖湘，因槀葬于此，树梅以识之。’遂发之，其棺正蟠络老梅根下，雨和微蚀，一窍如钱，若蛇鼠出入者。启而视之，颜貌如玉。妆饰衣衾，略不少损。真国色也。令见，为之心醉，舁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体亦和柔，非寻常僵尸之此，于是每夕与之接。既而气息惙然，瘦茶不可治文书。其家忧之，乃乘间穴壁取焚之，令遂属疾而殂。”《静志居诗话》云：“义仍填词，妙绝一时，《牡丹亭》曲尤极情挚。世或相传，云‘剌昙阳子而作’。然太仓相君实先令家乐演之，且云：‘吾老年人，近颇为此曲惆怅。’相君虽盛德有容，必不反演之于家也。”按：《弇州史料》云：“女昙阳子，以贞节得仙，白日升举。”未必如俗所传也。王师事仙子，汤或即以此诟王耶？《春浮园偶录》载：“娄江王相国偶出家乐演《牡丹亭》，周明行中丞曰：‘吾老矣，近颇为此曲惆怅。’”则非相君语也。吴江沈瓒《近事丛残》一书，载昙阳事甚详，谓：“太仓王学宪鼎爵于瓜洲娶一婢，名曰瓜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