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集

政大夫勤帅后阝费，岂群情之所趋哉！彼亦睿圣独见治乱之原耳。况夷狄之逼中国，岂鲁三都比耶？乃有洞见乱原，以先王之道匡天下，而不为管仲者，非夫子之所与哉！世丧道千有馀年，非实得其他坠绪如濂溪、明道者，固难优于春秋贤卿大夫，至其束私见而挛故习，虽贤者不免焉，则是非之谬于圣人久矣。何者？见有所囿则蔽于睹远，意有所诧则乐于党同，其势然也。

昔充国平羌之策，裴度伐蔡之议，此特一事耳，自其成而观之，虽庸人无疑也。而其始，举朝异之，况大取天下之弊法而更张之者哉！宋之中叶，国势浸弱，民志不振，夷狄交侵，辽夏为急，犹人痈疽并发于肩臂而神力俱疲，咸以其无甚作楚，因谓之安。公既洞见天下之势，逆知夷狄之祸，而独忧之。故每启昭陵以“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而拳拳以晋武、梁武趋过目前”为戒。盖欲早为之所也。其相裕陵以更化，盖将通壅滞，实藏府也。诸贤既罔或齐公之见，怪其行用，而客气胜心以逞，又复攘臂其间。讦以为直，不孙为勇，夫子之所恶也，而世以为贤。甚至撄人心，挟天变，以要其上而党排之，必使公不得究其志，至元尽罢新法而后快。则彼虽幽、厉之政，宜可反而中兴，复文、武之境土矣。乃顾自贻绍圣之戚，因循而致靖康之祸，卒使中国沦陷，一如公所忧者，果谁执其咎。而顾横加诸公，是尚为有是非之心乎？使继相者有若明道，以大公之学善其后，则于公有光矣，岂至沦胥以败哉？当时问相之对博举而不一及之者，亦以其素不排公故耳。虽然，公自谓用志精则知人明，乃亦不知荐以自代，何邪？一时英望之去多公素与，公意为天下忍之，欲俟法行还之，与乐成耳。知者行之，仁者守之，明道已不可其说，而公不从，卒贻后悔，非亦有所蔽与？公谓未有不得先王之道而能行先王之法者，是也。其忧斯民之左衽，不以身家贰其志，岂非自任以至诚恻怛得先王之道乎？而不知其激于群言果于行法者，已不免意必偏党之私，其心之于哀矜而有所忿忄矣，乌能得其正而不辟哉？是公之所以为蔽，不精于圣学之过也，于诸贤何独尤哉？至其洞见幽远，图患于未形，虽圣人不易也。其后忠定因水灾而忧虏变，盖公之馀明也，而天下服其忠知。钦高相之不下，裕陵之倚公者以此。然其御击恢复诸策亦卒夺于谗议而几危其身，况公图之于未形乎？于乎，有宋夷狄之祸极矣。使公不能制之于未乱之前，而忠定不能救之于既变之后，则横议之祸流也。夫学术不明，使下无公论，上无信史，蔽人心而夺国是，卒亡宋于虏，岂独使公负重毁于后世哉！此余所以重为千古发慨而不能已也。若夫新法之未始皆不善也，介庵子序之详矣。后世亦多祖而用之，故余略焉，特取其大而隐者著之耳。

昔陈申公述郑亚之言以序李集，谓其“蕴开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难平戎之策，垂经天纬地之文。”公虽未尽得先王之道也，将不优于斯语乎？善读公集者，当自得之矣。应侯，宁波人。公尝令鄞邑，称循吏而庙食焉，民至今神之。其法施于民也，侯习闻之，故梓其集于临川云。

嘉靖丙午秋九月既望，邑后学陈九川叙。

【书临川文集后】

嘉靖丙午秋八月，临川邑侯象川应君，刻《荆国王文公集》成，谓衮邑人也，宜有以序其事。昔我象山陆文安公序公祠堂于宋，草庐吴文正公序公文集于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核而精，其文直而肆，公之纯疵得失，犹方员之囿于规矩也。予末小子，安敢复有所赘？然窃惟公之相业，所以未能成先资之信，快人心之公者，直以变法之故尔。二公之言，虽已抉发隐义，提挈宏纲，而其端绪曲折，尚若有未暇及者。故虽不敏，不敢过避焉。夫善观人者必验乎心迹，善为治者必核乎名实。心迹不明，则名实不正，名实不正，则爵禄废置、生诛予夺皆失其道，而天下之治靡矣。若公与神宗之事，岂非千万世名实不正之最甚者乎？宋之有天下，燕、云尽失，契丹已强于北，元昊继起，兵力又夺于西，不能数战。则其势不得不出于求和。转输金缯，每岁不赀，卑礼甘言，惟恐挑祸。汉之文、景，国辱而民不困，时则有文、景之辱，而无文、景之利。此盖凛然不可恃以常安之势也。治平、熙宁之际，上元刂下弊，纲纪法度，根本枝叶，无不受病。譬如中年之人，虽容色言动，无异少时，然纵恣之馀，腹心肝鬲之疾，缠绵胶锢，待时而发，此盖断然不容怠忽玩忄曷之时也。神宗深知天下之势，将欲大有所为，而又不御游畋，不治宫室，眷求义德，与图治理，诚旷世一出，人臣所当效力致死之君也。乃公之节行文章，既已大过于人，而道德经济又独以身任之。当仁宗在位之日，使回一书，究极治体，直欲化裁三代以趣时变，与区区随世迁就诸人，规模别。继论时政，则语意益切，岌然如祸乱之逼乎其后，贾太傅之痛哭，刘贤良之剀切，可谓异世同符矣。有臣如此，盖亦旷世一出，人君所当虚己委任、共享天心者也。夫其君臣相遇之盛如此，而时势所值，又当否泰安危、往来消长之际，然则公与神宗所以悉心谋议、创制立法，而将以伸其大有为之志于天下，岂但君臣之分义则然，固亦天命人心所不容已也。

今考当时常平仓，司马公所谓“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钱之害小，废常平仓之害大”者也。然积滞不散，侵移他用，平时既无补于贫民，必待年凶物贵，然后出粜，而所及者又皆城市游手之辈。况谷则减价而粜，惟富民为能应其粜，谷贱则增价而籴，惟富民为能应其籴，贫民下户，既无可粜，又不能籴，势不免于借贷。苏颖滨曰：“天下之人，无田以为农，无财以为商，禁而勿贷，不免转死于沟壑。使富民为贷，则用不仁之法，收太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脱衣避屋以为质，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其贵贱，而以国服为息，今可使郡县尽贷，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颖滨此论，则公所行青苗钱之法也。考之于古，景公之于齐，子皮之于郑，司城子罕之于宋，既皆以贷而得民。验之于今，则前此陕西一路，已翕然称便矣。然则青苗钱之放，乃所以救常平之失，而修耕敛补助之政也。

古者民多则国强，民少则国弱，兵无非民故也。宋自雍熙、端拱以来，西北多事，朝廷争言募兵。既募征行之兵，又募力役之兵，大率非游手之徒，则亡命之辈。于是始聚百万之兵而仰食于县官，非如汉、唐之初，有事则擐甲胄以蹈行陈，无事则服田积谷以广军储。冗而无制，则老弱参半，而不堪战斗；聚而不散，则偃蹇骄隋，而易于为乱。而上下以为得计，方且尽用衰世刻之术，剥吾民以之。及不可用，则又为之俯首以事骄虏，而使此辈自安于营伍之中。况是时京东、京西、淮南诸路剧盗，如王伦、张海辈，肆意横行，建旗鸣鼓，官吏逢迎入城，与之宴饮，虽有番戍之兵，如入无人之境。兵制之坏，莫甚于此。此公保甲之法所由行也。其要在于训练齐民，使皆可战，稍复府兵之旧，以减募兵纾民力。当时，苏东坡极言养兵之害，而欲训练州县之土兵，以省禁兵，意亦如此。然必畿甸就绪，乃以渐推之于天下，始但隶于司农，以捕盗贼相保任，继乃肄习武事，定其赏罚，而隶于兵部，其政令一听于枢密。盖公所以计之者审矣。

民情莫不欲富，亦莫不欲逸也。宋到中叶，役法大坏，产破家亡，视为常事，而衙前州役为甚。韩绛则言，民有父自经死，冀免其子，逐嫁祖母，与母析居，以图避免者。司马公则言，自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多种一桑，多置一牛，畜二年之粮，藏十疋之帛，则已目为富户，抉充衙前。吴充则言，乡役之中，衙前为重，至有家赀已竭，而逋负未除，子孙既没，而邻保尤逮，田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义聚者。然则当役之家，出钱以雇役，坊郭、女户、品官之家，敛钱以助役，官又为之卖坊场、给闲田以充雇直，固先王致民财以禄庶人在官之意也。况公之为是法也，曷示一月，民无异词，乃著为令。令下之日，物情大快，于是始行诸天下，而亦各从其便以为法。此则雇役法之大略也。诸路上供，岁有定数。年有丰凶，故出办有难易；道有远近，故劳费有多寡。典领之官，专务取赢，内外不相知，饶乏不相补，四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而农民重困，国用无馀，于是均输之法行焉。

先王之于商也，未尝不欲抑之以惩游末，亦未尝不欲厚之以通货贿。其于民也，固尝补助于耕敛之时，又欲周给于祭祀丧纪困迫之日，此《周官》泉府之法所以为厚也。今虽万室之邑，然货之滞而不售，民之欲赊且贷者，已不赀矣，而况都会之地哉？公之所以创为市易之法者，固将抑兼并以厚商贾，备经制以利民用，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息者，亦欲其仁可继尔。

诸监既废，赋牧地以佐刍粟，诸兵骑战，仰给市马，而义勇保甲之马，复从官给。番部养马，既不常行，各边市马，又患不足。此户马保马之法所由以行也。然户马则蠲科赋，保马则蠲征役，而马又皆从官级也，藉使犹或少厉于民，则亦斟酌修改之而已。国固可使乏马，马顾可使独在边番，而成周丘甸所出之马，岂皆官养之邪？若夫熙河一带，西控吐番，东蔽泾、凉，夏人右臂，实维兹地。若使彼间而取之，则岂惟延一路不解甲哉？将秦陇复受兵矣。而西域之不可通无论也，此公所以锐意于王韶之策欤？

宋之于北虏，虽惭于纳赂，亦怯于用兵。惟怯故彼得肆无厌之求，惟惭故此常怀愤恨之意。然既不能攻之以雪其惭，则亦骄之以图其后，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骄之，而睢盱以幸目前之安者。此公所以割地畀辽，且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也。他如销并军营，修复水利，罢诗赋，颁经义，与夫方田之法之类，虽若纷然并出于一时，然君以尧、舜其民之心坚主之于上，臣以尧、舜其君之心力赞之于下，要皆以为天下而非私己也。诸臣若能原其心以议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广以究未明之义，损益以矫偏胜之情，务在协心一德，博求贤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尚有利也。

而乃一令方下，一谤随之，今日哄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哗然而议者新法也。台谏借此以贾敢言之名，公卿借此以徼恤民之誉。远方下吏，随声附和，以自托于廷臣之党，而政事之堂，几为交恶之地。且当是时，下则未有不逞之民指新法以为倡乱之端，远则未有二虏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逊之语，而缙绅之士，先自交构横溃，汹汹如狂，人挟胜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概以为善，其果皆善乎？新创之法，概诋为恶，其果皆恶乎？抑其为议，有一人之口而自相抵牾，如苏颖滨尝言官自借贷之便，而乃力诋青苗钱之非；司马公在英宗时，尝言农民租税之外当无所与，衙前当募民为之，而乃力诋雇役之非；苏东坡尝言不取灵武则无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之强未有艾，而乃力诋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力争雇役不可罢之类是也。有事体相类，自来行之则以为是，公行之则以为非。如河北弓箭社实与保甲相表里，苏东坡请增修社约，并加存恤，而独深恶保甲法之类是也；青苗钱之放，专为资业贫民，不使富民乘急以邀倍称之息，司马、韩、欧诸公既极言此钱不可放，则亦求所以抑兼并而振贫弱可也，乃徒讼此之非利，而不顾彼之为害，何邪？苏东坡论雇役，至谓士夫宣力之馀，亦欲取乐，若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似此之类，既非真知是非之定论，亦非曲尽利害之︳谟，宜公概谓流俗，而主之益坚，行之益力也，一时议论，既如此矣，而左右记注之官，异时纪载之笔，又皆务为巧诋，至或离析文义，单摭数语而张皇之。如三不足之说，公之所以告君者何尝如是也，然则当时所以攻新法者，非实攻新法也，恶公而半反其法尔。

昔者桓公举夷吾于士师，而委之以国。夷吾乃为之作内政，兴盐策，委币以敛州县之谷，守准以御轻重之权，举齐国之政而更张其太半，且曰：“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桓公卒赖其计以成九合之功。子产之相郑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作丘赋，制参辟，铸刑书，举郑国之政而更张其太半。虽国人孰杀子产之谣，叔向将亡多制之书，士文伯“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不火何为”，又六月火现而郑果灾之先见明验，亦锐然行之，而无所疑畏，卒之郑赖以安，虽晋楚之强，莫能加焉。又其下如卫鞅之于孝公，尽取秦法而更为之，尽取秦民而束缚驰骤之。虽甘龙辨说之烦，秦民言令不便者以千数，而鞅终不为沮，卒之国内大治，诸侯重足屏息，争西向而割地。彼数子，诸侯之贵臣尔，然皆以其计数之审，果敢坚忍，大得逞于其国。

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当四海为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鱼水，乃顾落落如彼者，时势异而冒忌众故也。夫国内多故，四竟多敌，譬彼舟流，不知所届，惟才与智，众必归之，此管仲诸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体，本涉优柔，真、仁而降，此风浸盛。士大夫竞以含糊为宽厚，因循为老成，又或高谈雅望，不肯破觚解挛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终岁在闲之马，虽或萏豆不足，一旦圉人剪拂而烧剔之，必将然蹄而然啮。当此时，而欲顿改前辙，以行新法，无惑乎其骇且谤矣。公之所以不俚于口者此也。贾谊年少美才，疏远之臣，慨然欲为国家改制立法。当时绛、灌之徒，虽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谊未尝得政，而文帝直以众人待之也。公令问广誉倾一世，既已为人所忌，加以南人骤贵，父子兄弟，蝉联禁近，神宗又动以圣人目之，而寄以心膂。及横议蜂起，公又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力与之抗而不顾，公之所以不俚于口者此也。古人自修身正家以至治国平天下，莫不有法，而懿德善道，实行于其间，未有舍法度而可以为仁义者也。或乃谓公不务其本而专事法度，然则孟子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说非邪？古者水土初平，即底慎则壤，以制国用。《周官》一书，理财最备，而大《易》明著理财正辞、禁民为非之训，盖古之人未尝讳理财也，后儒始忌讳尔。而或病公专言理财，然则国非其国可耶？宋之儒者，大率据经泥古，尊三代而羞汉、唐，至有欲复井田封建之法者。然亦幸其未试尔，如其试焉，能不如公之丛谤乎？当时一伊川在朝，其事权视公不啻十分之一而已，不胜其丑诋之多，则于公又何言哉？

元丰之末，公既罢相，神宗相继徂落，群议既息，事体亦安。元若能守而不变，循习日久，膏泽自润，孰谓非继述之善也？乃毅然追怼，必欲尽罢熙、丰之法。公以瞑眩之药攻治之于先，司马公又以瞑眩之药溃乱之于后，遂使国论屡摇，民心再扰。夷想常时，言新法可不罢者，当不止于范纯仁、李清臣数子，特史氏排公不已，不欲备存其说尔。不然，哲宗非汉献、晋惠比也，何杨畏一言，而章即相，章一来，而党人尽逐，新法复行哉？悲夫，始也群臣共为一党以抗君，终也君子小人各自为党以求胜，纠纷决裂，费时失事，至于易世而犹不知止。从古以来，如是而不祸且败者，有是理哉！公昔言于仁宗，谓晋武帝因循苟且，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弃礼义，捐法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沦于夷狄者二百馀年。又谓可以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过今日，则恐有无及之悔。由此观之，靖康之祸，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艰难，不避谤议，而每事必为者，固公旦“天未阴雨，绸缪牖户”之心也。况熙、丰之用章，公为之也。元之用章，亦公为之乎？而古今议者，乃以靖康之祸之狱独归于公，无亦秦人枭に参夷之习未忘乎？名实者，政事之本，治乱之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诸侯卿大夫之心迹，莫不详其本末，权其轻重，而折诸天，以正名议辟，美恶功罪，不相掩也。夫是以天理明而王法著，礼乐刑政可得而措焉。由公而前，若唐、晋、两汉之世，由公而后，若崇、观、宣、靖、绍兴、开禧之间，大臣之贤不肖可知也。然或幸而得免于司寇之议，或虽议而未尽其罪，或适得本罪而未诛其意。乃公独以体国之忠、救时之志，而蒙众恶皆归之谤，使后世干蛊兴事之臣，戒于覆辙，而妒贤嫉能之辈，引以借口，此吾所以痛悼于千万世名实之不正也。

虽然，公亦不得无罪焉。夫天地之道，浸言以渐也，况于人事哉？而公乃谓论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变革，思爱日之义，又将汲汲于施为，坐此蔽而欲速之，弊不免矣。古者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圣人于《革》之时，必以“巳日乃孚，革言三就”为训。而公乃谓以物役己，则神志有交战之劳，以道徇众，则事功无必成之望，坐此蔽而自用之弊不免矣。当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不能果断，下之人持上太急，而动生谤议。公之意见，偶蔽于此。故于异议之人，概以谗说罢之。然禹、皋吁弗，反以相和，周、召异同，不妨共政。公不以此自勉，而欲以诛罚胜之，岂子产安定国家必大焉先之道邪？公尝谓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诸臣之才，惟鲧优于治水，故虽妨命圮族，而不能舍鲧。其平昔议论如此，所以不恤众论而用章、吕者，亦曰姑取其才以济吾事尔。然岂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无后悔者邪？数者，公之罪也。虽不无不幸于其间，然律以皇极无有偏党好恶之义，谁能为公讳也？

公之文集凡百卷，邑以公重，故集以地名。自宋以来，文章名家累数十，往往退让下风，而莫敢争列，草庐“日星”“海岳”之喻，盖定论也。夫以公所立之高、所任之大既如彼，其文之不易及又如此，徒以大中未协，偏蔽犹存，不能不竞不纟求不刚不柔，以通天下之志，涣天下之群，故虽遭逢谊辟，而沮挠牵夺之馀，非惟不足以酬其尧、舜君民之志，反以增重异议者之势，使之勇于附和，以抑蔽其君臣相与之至情正义于天下后世。然则后之儒者，其毋以影响未试之学而自许太过也夫？其尚克偏去蔽以为王治之本，而毋以议论胜事实也夫？或曰：“使神宗享国比于殷武，而公之行政得如管仲，将群疑终不亡而事功终无成乎？”予曰：嘻，此予所以重为公既也。此予所知以天之无意于宋也。不然，以彼之君臣，乘崇高富贵之势，而久于其道，乃顾出齐桓、管仲诸人之下耶？是为序。

嘉靖丙午秋八月望日邑后学章衮汝明谨书

【应云刻书跋】

荆国文公古诗十三卷，律诗二十一卷，挽词一卷，集句歌曲二卷，四言诗、古赋、乐章、铭赞一卷，书疏一卷，奏状一卷，札子四卷，内制四卷，外制七卷，表六卷，论议九卷，杂著一卷，书七卷，启三卷，记二卷，序一卷，祭文、哀词二卷，神道碑三卷，行状、墓表一卷，墓志十卷。旧闽、浙、苏、吴俱有刻，公梓里临川顾缺无传。予忝牧以来，每用为慨，谋梓之，购善本而无从也。走取家藏旧本，雠校而翻刻焉。于乎，公之文取材百氏，附翼六经，与韩、柳、欧、苏、曾氏卓然成七大家，并传海内，当与日月争光。岂以刻不刻为公重哉？忆予少小时，侍先君古愚公，论宋史至熙宁，奋袂哨公。先君厉声曰：“稚儿毋乃剿说。”时惭退，不知所云。异时游四明，泛鉴湖，公撰述吟咏，勒在木石，璀璨陆离，与山光水色争雄竞丽，心目眩瞀，不可揽结，盖私极爱慕，愿为执鞭久矣。既而旅金陵，得公全集，昕夕读，不忍去手，然直谓公文章家丈人耳。徐考公宰鄞诸政，青苗、保甲、市易、水利，种种有成迹可按，鄞民至今赖之。乃喟然叹曰：“若公者，岂独长于文已乎？岂独能于宰已乎？”夫隆污者，道也，成败者，数也。公动稽尧、舜，心表天日，乘时遇主，谓《周官》往轨，运掌可修，而靡所究竟，此岂专任自信之过哉！一时名贤，弗克和衷，胥匡变而之道，此何咎焉？矧公学本经术，才弘经济，志存周、孔，行比夷、由，固杰然一人豪也。一咻众排，甚者冤以靖康祸本此，非所谓剿说者耶？公墓不知所在，谋所以专祠公而不获。公二十二世孙王生瑞从予乞祀田，予既刻公文，复稍助之，以延公祀云。

嘉靖丙午九月既望，临川县知县后学象山应云谨识。

【临川集一百卷（内府藏本）】

宋王安石撰。安石有《周礼新义》已著录。案《宋史·艺文志载》：“王安石集一百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同。晁公武《读书志》则作一百三十卷。焦《国史经籍志》亦作一百卷，而别出后集八十卷。与史志参错不合。今世所行本实止一百卷，乃绍兴十年郡守桐庐詹大和校定重刻，而豫章黄次山为之序。次山谓集原有闽、浙二本，殆刊版不一，著录者各据所见，故卷数互异欤。案：蔡绦《西清诗话》载，安石尝云：“李汉岂知韩退之，辑其文不择美恶，有不可以示子孙者，况垂世乎？以此语门弟子，意有在焉。而其文迄无善本，如‘春残密叶花枝少’云云，皆王元之诗；《金陵独酌寄刘原甫》皆王君玉诗；‘临津艳艳花千树’云云，皆王平甫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