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际恒文集

，十曰巷之人，十一曰未信，十二曰灌园。前有元邓文原题词，称前代艺文志崇文总目所无，惟石廷尉熙明家藏；又称得之道流，其说自相矛盾。又有王鏊一引一跋，鏊集均无其文，其伪可验。惟沈士龙一跋，引杨雄方言所载齐语，及竹书纪年战国策列女传所载沃丁杀伊尹，齐楚战重邱，及楚王聘仲子为相事，证为古书，其说颇巧。然摭此四书以作伪，而又援此四书以证非伪，此正朱子所谓采天问作淮南子，又采淮南子注天问者也。士龙与士床友善，是盖同作伪者耳。末有徐元文跋词，尤弇鄙，则又近时书贾所增，以冒称传是楼旧本者矣。』(页一六○)

孔丛子

称汉孔鲋撰。汉隋唐志皆无。宋中兴书目始有。嘉佑中，宋咸注。前人辨孔光传，孔子八世孙鲋，为陈涉博士，死于陈，固不得为汉人；而其书记鲋之没，其第七卷号连丛子者，又记太常臧而下，迄延光三年季彦之卒，则又安得为鲋撰！又书中载孔子与子思问答语：子思年六十三，在鲁穆公时；穆公之立，距孔子七十年，子思尚或未生，安得有问答之事！又儒林传所载为博士者曰孔甲，颜师古曰：「名鲋而字甲也。」此书称名鲋字子鱼，亦不相合。又汉志杂家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本注谓『黄帝史，或曰夏帝时人」，与孔鲋初不相涉；中兴书目乃云「一名盘盂」，亦误也。李灨以为东汉末季彦辈为之。朱仲晦以为即注者伪作，其说近是。若为东汉人，隋唐志岂应无乎！

[考释]

此书近代已证明与孔子家语同出于三国王肃之手。李灨序云：「呜呼是书也！果鲋之手笔否耶？」按汉志无孔丛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杂家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宋晁氏谓：「孔丛子，疑即汉志所谓孔甲盘盂者也云。」(页二五上)

[重考]

隋志论语家有孔丛七卷，注云陈胜博士孔鲋撰。其序录称「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盖今存孔丛子孔子家语二书，并出王肃依托。肃伪造家语，已见前，清儒多谓伪古文尚书，及孔氏传亦出肃手。故孔丛子论书篇：「宰我问禋于六宗何谓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洁祀之也，埋少牢于太昭，所以祭时也。祖迎于坎坛，所以祭寒暑也。主于郊宫，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谓也。」其说与伪孔传伪家语并同，此即王肃伪造孔丛之证也。朱子以为注者伪作，殊不知宋咸注此书，咸固万无作此书之魄力也。惟此书记孔氏事，上起季周之孔子，下讫东汉之季彦，则孔丛云者，仍犹孔子家语之意尔。隋志云孔鲋撰，亦殊未合。(卷三，页一二-一三)

[补证]

臧琳经义杂记曰：『礼记祭法「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注：「相近当为禳祈声之误也。禳犹却也，祈求也，寒暑不时，则或禳之，或祈之，寒于坎，暑于坛。」释文：「相近依注读为禳祈，如羊反，下音巨依反，王肃作祖迎也。」案禳字从襄，襄与相声乱，祈近皆斤声，故禳祈误为相近，注义甚精，郑不云相近或为祖迎，则知本无作祖迎者。孔丛子书论云：「祖迎于坎坛，所以祭寒暑也，」与王肃同。孔丛子亦伪书。朱子云：「其文软弱，不类西京，多似东汉人语。」琳考此书解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禋于六宗，皆与伪孔及王肃合。书正义云，惟王肃据家语六宗与孔同。则孔子家语言禋于六宗，亦取祭法为说。其相近于坎坛句，必作祖迎于坎坛。今家语非完书，故无此文，孔仲达所据唐本有之。尝疑孔子家语、孔安国书传、孔丛子皆出于肃手，故其文往往互相祖述。盖三书皆托之孔氏，以希人之尊信，用以改郑说而申己意，驳郑氏非而证己是者，无不于此取之，故三书即肃之罪案也。试以此条论之，郑以相近为禳祈声近之误，肃于礼记改为祖迎，见作相近者，乃形似之误，而非声近之误，又恐后人不信其说，因托之家语以证之，复恐后人并疑家语为己所私定，故又着之孔丛子以证之。肃之诡计劳心，往往若此，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恐急索解人不得也。』眉按：疑孔丛子文体者，不特朱熹，洪迈、戴表元亦疑之。迈之言曰：『前汉枚乘与吴王濞书曰：「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孔丛子嘉言篇载子贡之言曰：「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之于无极之高，下垂之于不测之深，旁人皆哀其绝，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重而镇之，系绝于高，坠入于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语，汉书注诸家皆不引证，惟李善注文选有之。予按孔丛子一书，汉艺文志不载，盖刘向父子所未见。但于儒家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今此书之末，有连丛子上下二卷，云孔臧著书十篇，疑即是已。然所谓丛子者，本陈涉博士孔鲋子鱼所论集，凡二十一篇，为六卷，唐以前不为人所称，至嘉佑四年宋咸始为注释以进，遂传于世。今读其文，略无楚汉间气骨，岂非齐梁以来好事者所作乎！』(容斋三笔)表元之言曰：『子鱼生于战国之末，一为陈涉出，知难而退，遗言隐行，不传于世者必多，安在猎取一二，自暴其美，侈然上附于先君之列，而谓之著书耶？张耳、陈余二人者，汉初谓之贤士，又或以叔孙通为圣人，今书数引其名，此后人所推托，若房玄龄杜如晦之于文中子耳。连丛亦非孔臧所为。其四赋尤猥劣，无西都人语气，二书依傍故实，仅仅不失。余故读而疑之。然诸子书自列御寇以下，多非正文，君子之于书，为其可以正人心，息邪说也，则存之。孔丛子者，矫矫然守其经生之学，试读而行之，其心之于贫贱患难也，不苟辞之矣。此非孔氏子孙若其徒，孰能为哉？』(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二十三读孔丛子)盖二人犹未知为王肃伪撰。清人论孔丛子为王肃伪撰者颇多，以臧琳所辨，意虽不在孔丛，然最足见王肃重迭作伪之肺肝，故举此以概其余。惟姚氏据高似孙子略宋濂诸子辨之说，疑子思年六十三(三系二之误)，不及与孔子问答，亦难遽定。汪琬跋子略曰：『汉书孔光传首载孔氏谱牒，孔子生伯鱼鲤，鲤生子思伋，伋生子尚高，则伯鱼为子思父审矣。家语孔子年二十，娶亓官氏，明年生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孔子后三年始卒，使子思犹未生，则孔氏谱不足据耶？史记鲁世家，穆公之立也，距孔子已七十年，子思寿止六十二，使穆公时犹在，则与孔子相隔绝久矣，其去伯鱼当益远，不得为其子；然遍考诸书，又不言孔子有他支庶，何也？予以为宜从孔丛子。盖孔丛子与谱牒，皆出孔氏子孙之手，其说必有证左，非他书臆度者比也。』(尧峰文钞卷三十九)则信孔子子思有问答事，而无以祛子思年六十二之疑。梁玉绳曰：『王肃家语后序从史记作六十二：考伯鱼先孔子卒，则孔子卒时，子思当不甚幼，而孟子檀弓并称子思在鲁穆公时，故汉艺文志曰：子思为穆公师也。孔子没于哀公十六年，历悼公元公至穆公即位之岁已七十年，安得子思年止六十二乎？毛氏四书剩言载王草堂复礼辨史记六十二是八十二之误；曲阜孔农部继汾阙里文献考亦云然，当不谬也。刘恕外纪据孔丛记问篇子思孔子问答，与抗志篇子思居卫鲁穆公卒之言，以子思年寿为疑；而不知孔丛伪书，自不足信，通考二百九引书录解题及余冬叙录廿六俱辨之。通鉴书子思言苟变于卫侯，在周安王廿五年，亦误信孔丛尔。』(史记志疑卷二十五)然则孔子子思之问答固不足信；即史记所载亦误也。王肃家语后序从史记作六十二，岂非疏欤！叶适亦谓孔丛子所载子思岁月，全不可考。(习学记言卷十七)至四库提要谓『水经注引孔丛子曰：「夫子墓茔方一里，在鲁城北六里泗水上，诸孔邱封五十余所，人名昭穆不可复识，有铭碑三所，兽碣具存」云云，今本无此文，似非完帙。然其文与全书不类，且不似孔氏子孙语，或郦道元误证？抑或传写有讹，以他书误题孔丛欤？』则单文偶征，即出孔丛原书，亦与真伪无干。(页一六二-一六六)

文中子(又名中说)

称隋王通撰。宋阮逸注。世有以其姓名史所不载，疑并无其人者。按王仲言挥尘录曰：「唐李习之尝有读文中子；刘禹锡作王华卿墓志，载其家世及通行事甚详；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见文集」，胡元瑞又言王勃传称「祖通，隋末大儒」，则是有其人矣。又有疑其书为阮逸伪造者。按唐志已有五卷，胡元瑞谓「刘蕡已斥其儗经之罪」，则又非皆逸伪造矣。予谓既有其人，又其书为所作，则适以见通一妄夫耳。尔何人斯，而敢上比孔子，作伪书以儗论语乎？即孔子之后再有圣人，亦当别出言行；未闻有比儗其书便可为圣人者！甚至于颜子，亦取一门人蚤死者儗之，其可恶甚矣！若夫捏造唐初宰相以为门人，当时英雄勋戚辈直斥之无婉辞，又何其迂诞不经也！以至武夫悍卒，日仆仆于其门而问道讲经，虽三尺童子亦知其无是事矣！说者又以为出于其子福郊福畤之所为。然则其父报仇，子且行劫，有所由来，宁足为通洗罪乎！至其书之舛错者，尤不一焉。如仁寿四年，通始至长安，李德林卒已九年，而书有德林请见之语。江都有变，而书有泫然而兴之言。关朗在太和中见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岁开皇四年甲辰，一百七年矣，而书谓问礼于关子明。隋书薛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继族父儒，至于长成，不识本生，而书有薛公命子往事之之语。此皆晁氏所摘发者若此，抑又无论矣。自宋之程朱极为揄扬，以为「隐德君子」，以为「其学近正」，以为「愈于退之」，自此后人遂依声附和，不敢于轻议。噫！其书为道，以五典潜五礼错为至治，亦曾见之否耶？中以佛为圣人，以无至无？诸人于其舛错悖戾，率举而归之于二子与阮逸，然则通之善处又安在也？自予论之，惟以此书为阮逸伪造则已，通犹可解免；若以为非阮逸伪造，则无可解免矣。即以为福郊福畤之所为，亦于通无可解免矣。通耶，郊耶，畤耶，逸耶，吾不得而知之；总不若火其书之为愈也。

[考释]

书都十篇，字字句句皆刻画论语，师弟亦互相标榜，自比孔颜。自汉以来，僭拟圣人自通始；聚徒讲学之风亦自通始。儒风变古，实以此为一大关键也。(页二六下-二七上)

[重考]

晁氏云：「隋王通之门人，共集其师之语，为是书」，又首揭发其纰缪于事实，深可怪笑者，不一而足，似归狱于门人所为也。然晁氏既疑房杜李魏二温王陈皆非其门人，则门人为谁，又不能言也。故清四库据杨盈川集杜樊川集，文中子确有其人，因断言宋咸必以为实无其人，洪迈必以为其书出阮逸所撰，诚为过当，而出于其子福郊福畤等纂述遗言，虚相夸饰而成也。」然郊畤等，未有文誉，故章炳麟据唐书文艺传：「王勃祖通，尝起汉魏尽晋，作书百二十篇，续古尚书，有录无书十篇，勃补完缺逸，定着二十五篇。」因推定中说与文中子世家，亦勃所依托也。虽然，隐逸传「又称王绩兄通，隋末大儒也，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不为诸儒称道，故书不显，惟中说独存。」疑通确有遗文，身后子孙兄弟从而张大之，故有种种夸诬之言也。唐志中说五卷，乃字之误，通志、崇文目、读书志等皆作十卷，与今本每篇一卷，凡十卷，正合。末附者复有五篇也。(卷三，页一五)

[补证]

眉按：司马光文中子补传评曰：『余窃谓先王之六经，不可胜学也，而又奚续焉？续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则非经矣。苟无出而续之，则赘也，奚益哉！今其六经皆亡，而中说独存。中说亦出于其家。虽云门人薛收姚义所记，然予观其书，窃疑唐室既兴，凝与福畤辈依并时事，从而附益之也。何则，其所称朋友门人，皆隋唐之际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之徒，考诸旧史，无一人语及通名者。隋史，唐初为也，亦未尝载其名于儒林隐逸之间。岂诸公皆忘师弃旧之人乎？何独其家以为名世之圣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畤又云：「凝为监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状，太宗不信之，但黜为姑苏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长孙无忌与君集善，由是与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时陈叔达方撰隋史，畏无忌不为文中子立传。」按叔达前宰相，与无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没其师之名，使无闻于世乎？且魏征实总隋史，纵叔达曲避权威，征肯听之乎？此予所以疑也。又淹以贞观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还而下狱。由是怨望十七年，谋反诛，此其前后参差不实尤著者也。』(邵博闻见后录)洪迈曰：『王氏中说所载门人，多贞观时知名卿相，而无一人能振师之道者，故议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称高弟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无所见。独薛收在唐史有列传，踪迹甚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于隋，不肯仕。闻唐高祖兴，将应义举，通守尧君素觉之，不得去。及君素东连王世充，遂挺身归国，正在丁丑戊寅岁中。丁丑为大业十三年，又为义宁元年；戊寅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炀帝遇害于江都，盖大业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归休之命，乃寝疾而终。」殊与收事不合，岁年亦不同，是为大可疑者也。又称李靖受诗及问圣人之道，靖既云丈夫当以功名取富贵，何至作章句儒，恐必无此也。今中说之后，载文中次子福畤所录，云杜淹为御史大夫，与长孙太尉有隙，予按淹以贞观二年卒，后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长孙无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故或者疑为阮逸所作，如所谓薛收元经传亦非也。』(容斋续笔。郑瑗井观琐言：『李？答王载言书云：「理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王氏中说是也。」宋龚鼎臣尝得唐本中说于齐州李冠家，则中说之传久矣。』因谓龚氏本与阮逸本，文各不同，逸或不能无增损于其间，以启后人之疑。)叶大庆曰：『世家云：「开皇四年，文中子始生。」又曰：「开皇九年，江东平，铜川府君叹曰：王道无叙，天下何为而一乎！文中子侍侧十岁矣」云云：大庆按，开皇四年文中子始生，至九年方六岁，何为而言十岁乎？此其疏略自戾，不待他人攻其失也。又云：「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受书于东海李育，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时文中子二十五岁)大庆按，子明乃北魏孝文太和末年，为晋阳穆公公府记室，(穆公，文中子高祖。)穆公荐于孝文，孝文曰：「嘉谋良策，勿虑不行，朕南征还日，当共论道以究治本。」计其年代，当齐明帝永泰元年戊寅岁也。自是以至开皇十八年戊午，盖一百一岁矣。使子明为记室时方弱冠，至是亦百二十余岁矣，安得有文中子问礼于子明之事？非年岁之抵牾乎？』(考古质疑)又曰：『中说有可疑处，往往王氏子弟如王凝福畤不无附会于其间。何以言之？王道篇云：「李德林请见之，与之言，归有忧色。门人问子。子曰：『德林与吾言，终日言文而不及理。』门人退，子援琴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焉。」又礼乐篇云「安平公问政」，即德林也。大庆按，通鉴，德林死于开皇之十年，时文中子方七岁，固未有门人，德林何为而请见，门人何为闻琴而沾襟哉？此其谬误，断无可疑。故谓王凝福畤不无附会于其间者此也。』(见同上，按此说亦见白铤湛渊静语卷一。宋濂诸子辨谓其书出于福郊福畤之所为。)朱鹤龄曰：『今观其书，所称门人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之徒，皆位至公辅。及考王无功游北山赋，自注云：「吾兄白牛溪之集。门人常以百数，董恒、程元、贾琼、薛收、姚义、温彦博、杜淹等十余人称俊颖」，而不及房杜魏，则三人非及门可知矣。郑毅夫獬论中说之妄，谓李德林卒于开皇十二年，仲淹时年八九岁，而云德林请见，归而有忧色，援琴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关子明朗，魏太和中见孝文帝，至开皇间已百余年矣，而云问礼于子明。二者，其妄显然。夫仲淹没于大业十三年五月，是岁，唐高祖入关，房魏诸公或往来河汾，相与讲说，亦未可知。其子见诸公之盛也，遂悉引为弟子以重其父，岂知欲重之反而以诬之也哉！』(愚庵杂着)黄式三曰：『阮逸序，责房玄龄不能扬师之教。考史，玄龄卒于贞观戊申，年七十一，则生于开皇前四年戊戌，齿长于文中子六岁；即据史开皇庚申，高孝基典选得房玄龄，年十八，则房公生于开皇三年，齿亦长文中子一岁；(眉按，王世贞读书后云：「李靖以贞观廿三年卒，年七十九，魏征以十七年卒，年七十三，当并长文中子十六岁。房玄龄以贞观廿二年卒，年七十一，当长文中子九岁。杜如晦以二年卒，年四十六，当长文中子四岁。」)其举进士，在文中子献策之前三年。房公能不挟长，不挟贵，师文中子于生前，其既死也，乃不能扬于后乎？杜淹陈叔达，皆书中所指为及门之弟子也。而史载隋文帝恶杜淹之伪隐，流之江表，事在开皇初，则淹著名于文中子初生之时。陈叔达为陈宣帝之子，其封义阳王于大建戊戌，在开皇前三年。然则此书所列弟子之名，等诸乌有子虚而已。』(儆居集读中说)王鸣盛曰：『邵氏远平曰：「王通拟经，宋儒讥其僭；然正学蓁芜，通崛起河汾，毅然自任，就其所至，岂出陆德明、颜师古、孔颖达下，乃隋史既逸其传，唐书又不补入，殊属阙然。」愚谓通隋人，唐书本不当有专传；然新旧隐逸传，于通之弟绩传中，已附见通事，非全不见也。而旧书乃云通自有传，则史之驳文耳。且以通之浮虚无实，原未足比德明诸人，而今所传文中子，在唐已多尊信之者，如陆龟蒙送豆卢处士谒宋丞相序，皮日休文中子碑，司空图文中子碑及三贤赞云云。然皮陆司空，皆未免于诞；至赵宋妄人阮逸为中说注，又多增窜，非仅出通手也。假如其说，唐初房杜辈皆出通门下，平日讲道论德，佩服训言，后得君秉权，位极将相，纵不能表彰先师，备加崇奉，而隋书实出诸公手，为立一传何难，乃亦靳之，有是理乎！腐头巾村学究牛宫傍教三五儿童，日长渴睡，无以自遣，援笔辄效圣经，开口自任道统，非王通阮逸辈为之作俑哉！』(十七史商榷)俞正燮曰：『文中子王通必有其人，作书者盖王凝父子，夸诞可怜人也。其云：子之家庙，座必东南向，不忘先人之国，似非情理。又云：子之家朝服祭器不假。又云，子躬耕，庶人之职也，何当有朝服？盖虚造语言，随意所之耳。』(癸巳存稿)吴敏树曰：『通之著书也，皆仿佛孔子之所为，岂不曰我孔子之后一人哉？然通之死，年才三十余耳，其著书固已早矣。以孔子之经，而曰三十而立，计其时未敢有所为也。至老而不遇，乃退而有删定之事，孔子且然，况通也哉！通岂逆知己年之不永，身之不显，而欲以其言存其道耶？圣人之道，非言之存也，道固存焉；通果有道耶？如通之所为，盖孔子之所慎重，不敢以易言者，则通且贤于孔子耶？通既已如此矣，又何怪传其书者争附会之，以尊其名，使后之论者，疑其事之多虚，而甚且意通之或无其人也，其有以取之矣。』(书文中子中说后)梁启超曰：『隋末有妄人曰王通者，自比孔子，而将一时将相，若贺若弼、李密、房玄龄、魏征、李绩等，皆攀认为其门弟子；乃自作或假手于其子弟以作所谓文中子者，历叙通与诸人问答语，一若实有其事。此种病狂之人，妖诬之书，实人间所罕见；而千年来所谓河汾道统者，竟深入大多数俗儒脑中，变为真史迹矣。』(中国历史研究法)余谓王守仁传习录中称王通为贤儒，程朱虽称其人，而程疑拟经之类，非其所作，朱疑其书多后人添入，守仁则直谓其拟经为效法孔子。孙奇逢又入之理学宗传，称通隐居教授，以洙泗之事为事，粹然无复可议者。钱谦益且谓『文中子序述六经，为洙泗之宗子。有宋巨儒，自命得不传之学，禁遏之如石压？，使不得出，六百余年矣。斯文未丧，当有如皮袭美、司空表圣其人者，表章其遗书，以补千古之阙。』(跋文中子中说)则其魔力之大可知。吴师道曰：『愚尝观韩子送王含序，谓读醉乡记，悲其托于昏冥以逃不遇圣人为之归者，以为绩盖通之弟，通之学以尊孔子，与韩同科，何以无一言之？称醉乡之文辞，而续经中说乃反不道耶？因是而思福郊福畤与其门人既傅会成书，当时耳目犹近，故藏于家而不敢出；意数世之后，殆不复有辨之者，故刘禹锡李？始举其名。二人与韩同时，而韩独未见，盖其传独未广。唐季皮日休司空图好之而始章。其出没隐显之故可知矣。然其岁月事实，抵悟乖剌，终不足以揜后世之耳目也。虚美诬辞，反为父师之累，至有不信其真有是人者，郊畤门人之罪，可胜诛哉！』朱一新曰：『中说非伪书，周秦诸子，无不有自相抵牾之说，盖多为后人杂乱也。惟通既以圣自居，诸弟子遂以圣尊之；唐以前又不知僭经之为非，自子云法言后，规？沿袭，动辄成风，中说之摹拟，亦犹是也。知尊其师而不知所以尊，龙川陈氏所谓适足为是书之累耳。』斯二说虽颇致疑于其书之抵牾杂乱，而皆欲为王通开脱，诿过于其门人子弟；余谓王通实有其人，门人皆系虚造，是书当为其自作，或授意子弟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