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际恒文集

曰：『考唐独孤及毗陵集有八阵图记曰：「黄帝顺煞气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将风后握机制胜，作为阵图。故八其阵，所以定位也。衡抗于外，轴布于内，风云附其四维，所以备物也。虎张翼以进，蛇向敌而蟠，飞龙翔鸟，上下其旁，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余地，游军以按其后列，门具将发，然后合战，弛张则二广迭举，犄角则四奇皆出」云云，所说乃一一与此经合。疑唐以来好事者因诸葛亮八阵之法，推演为图，托之风后；其后又因及此记推衍以为此经；并取记中握机制胜之语以为之名。宋史艺文志始着于录，其晚出之显证矣。高似孙子略曰：「马隆本作幄机。序曰幄者帐也，大将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幄机。」则因握幄字近而附会其文。今本多题曰握奇，则又因经中有「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奇」之语改易其名也。』谢应芝曰：『握奇经不详所由着。或云出于风后及太公望。又谓乐毅、张良、韩信与为之。然古兵家言不闻有握奇经，其书盖晚出也。黄帝汳泉涿鹿之战，既荒远无征；武王之伐纣，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一戎衣而有天下，孟子曰：「以至仁伐至不仁，未见其血之流杵也。」彼管仲诡道伐楚师次召陵，且未尝用战，况在风后太公之伦耶！至若晋楚城濮之战，胥臣狐毛栾枝出奇制胜，而先轸郄溱以中军出击，遂致马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设得臣以一军袭之，晋兵有不反顾自乱哉？惟握奇之言兵也，以奇战，以正守，先为不可败以为胜，断乎其不至此。战国以来，杀人如草芥，独乐毅韩信之用兵未尝有败；而淮阴垓下之战，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或曰即握奇阵法也。不得乎此，虽城濮之胜，未尝不危；得乎此，虽以项籍之强，卒胜之于垓下。然项籍既败，以二十八骑分为四队，四向驰击，亦握奇之法，而兵败身死何哉？大抵持刚者折，持战者亡，故曰：节制之师，不敌仁义，君子必不以彼而易此。秦人焚书之余，百氏杂家争出，学者又务为隐怪，支离傅会，破谊害道，误人之身家，而握奇之言独近正，或出于乐毅韩信之徒有不可知。言兵者宝焉。』(辨握奇经)眉按：应芝言近迂阔，不如提要谓唐以来人所托为确。(页一九一-一九三)

周髀算经

汉志无。隋志始有。「周髀」之义未详。或称周公受之商高，故曰周髀，则益诬矣。

[重考]

周者，围也，髀者股也表也，以勾股为术，故曰周髀。周公商高问答，其本文也。荣方陈子以下，所推衍也。其文，辞简而意该，理精而用博，实言数者所不能外。其圆方矩度之规，推测分合之用，莫不与西法相为表里。臧玉林(琳)曰：「此篇文句简质，义蕴精深，当是先秦古书，非后人所能托撰。」谅哉。不见于汉志者，盖汉中秘所不藏，故不著录也。今欧西测天，专恃三角八线，所谓三角即古之句股也，而中国即见端于此书，岂非世界算法之统宗乎。汉赵君卿爽为之注，亦卓绝不磨。(卷三，页二五)

[补证]

顾观光读周髀算经书后曰：『此书废弃已千余年，虽以梅定九戴东原诸公竭力表章，而终不克大明于世者，以其所言周径里数，皆非实测故也。今按经文首章，即云「笠以写天，天青黑，地黄赤。天数之为笠也，青黑为表，丹黄为里，以象天地之位。」而七衡图后又云：「凡为此图，以丈为尺，以尺为寸，以寸为分，分一千里。凡用缯方八尺一寸。」然则经中周径里数，皆为绘图而设，非其真也。天本浑圆，而绘图之法，必以视法变为平圆。既为平圆，则不得不以北极为心，而内衡环之，中衡环之，外衡又环之。夫外衡之度，本与内衡等也，而自图视之，则内衡之度最小，中衡稍大，外衡乃极大，此其出于不得已者一也。三衡之度，粗细不同，绘图之法，必核其实。若以中衡为主而齐之，则内外衡之度，多寡不均，且奇零难尽，故必变度数为里数，而取数始真，此其出于不得已者二也。中衡距北极九十一度，本为周天四分之一，而自图视之，半径六十度，仅得周天六分之一。惟内衡距北极六十六度，与半径略相近，故中外衡距极里数，并以内衡度法起算，此其出于不得已者三也。然半径六十度，而内衡距北极六十六度，两数相差五度，乃以黄赤二极联为一线，于此在线距北极五度，指一星以为识，命曰北极璇玑，一昼夜左旋一周，而过一度。恒以冬至夜半加子，春分夜半加卯，夏至夜半加午，秋分夜半加酉。十二月建之名，因之而起，此借象之第一根也。当时实测，内外衡相距四十九度，半之得二十四度，即黄赤大距，加璇玑距北极五度，得三十度，适合周天十二分之一。夫中衡距北极，本周天十二分之三也，而中衡距内衡，又为周天十二分之一，则内衡距北极，必为周天十二分之二，而与外衡距内衡之度相等，此借象之第二根也。里数之根，无所取之，乃于王城立八尺表以测日景。夏至正午一尺六寸，冬至午正一丈三尺五寸，其较为一丈一尺九寸，即命十一万九千里为外衡距内衡数，亦即为内衡距北极数，此借象之第三根也。乃置十一万九千里，倍之得二十三万八千里，即内衡径；三之得三十五万七千里，即中衡径；四之得四十七万六千里，即外衡径。以度命之，内衡距北极六十度，内衡距中衡，中衡距外衡，各三十度，若与实测不符；而中衡距北极九十一度，内衡距璇玑北游六十六度，外衡距璇玑南游百十五度，皆与实测所得，不约而同，且黄赤极并无象可见，今以璇玑表之，可以测北极之高下焉，可以得黄极环绕北极之象焉，可以明天左旋，日右旋，一岁而差一周天焉。呜呼，可谓巧之至矣！但其理隐于法中，而未尝明言其故，自赵君卿以下，随文衍义，未有能阐其微者。戴东原直指北极璇玑为黄极，则璇玑径二万三千里，而内衡距外衡十一万九千里，判若天渊，何可混而为一？钱竹汀以璇玑为近北极大星，似矣；而以十一万九千里为内外衡相距之实数，则黄赤大距三十度，亦振古未闻之异说。皆由不知周髀为绘图之法，且其图为借象，而非实数故耳。余于是书，盖尝展转思之而不得其解。后阅西人浑盖通宪，见其外衡大于中衡，与周髀合，而以切线定纬度，则其度中密外疏，无一等者，乃恍然悟周髀之图，欲以经纬通为一法，故曲折如此，非真以地为平远，而以平远测天，如徐文定公所谓千古大愚者也。况地圆之理，经中已不啻三令五申，安得复生异说，故为此论以明其故云。』(武陵山人杂着)钱宝琮周髀算经考曰：『周髀首章言昔者周公问于商高：「天不可阶而升，地不得尺寸而度，请问数安从出？」商高答以句三股四弦五之率，及用矩测望之大要，周公称善。自此以下至于终卷，则为荣方陈子问答之辞，详述勾股测望之应用，确定盖天学说及历法之基础。全书凡七千余字。首章二百六十四字，约占全书二十七分之一。但注释者自赵君卿以后，皆以陈子荣方为周公后人。其勾股测望之法，皆肇自周初。且谓荣方问于陈子以下，非周髀本文。南宋鲍浣之谓「其书出于商周之间」，明朱载堉谓「为周公遗书」，数理精蕴谓「成周六艺之遗文」，皆指首章二百六十四字而言也。然周髀开宗明义第一句，为「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周髀非周公遗书，不待证而自明。又首章二百六十四字中无「髀」字。「周髀」二字，在荣方陈子问答中，有明白解释：卷上：「荣方曰：周髀者何？陈子曰：古时天子治周，故曰周髀，髀者表也。」惟历来解释周髀命名之义者，多穿凿附会之谈：如晋虞喜安天论云「周髀或人姓名，犹星家有甘石」；宋李藉周髀音义云「周天历度，本包牺氏之法，其传自周公受之于大夫商高，周人志之，故曰周髀」；清冯泾周髀算经述云「周谓全体，髀谓股分」，皆不以陈子之说为然，不知何取。周髀七千余言，几全取陈子之学说；商高一篇，不过为全书之导言耳。周髀二字之取义，自当以陈子之说为是。周髀书撰着时代，亦当由研究陈子学说决定之。余考周髀所详天体论测望星象诸大端，多与淮南子天文训相近，撰书时代，当为略后，而相去不远。周髀首章言「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与淮南子天文训「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同意。大戴礼曾子天圆篇亦言「天圆地方」，然恐是伪书，撰着时代未必在淮南子之前，其证一也。周髀「勾之损益寸千里」，与天文训「寸得千里」「南千里阴短寸」算法相同。惟天文训表高一丈，而周髀则表高八尺。尚书考灵曜张衡灵宪皆与周髀术同，而时代较后。其证二也。周髀「以日始出立表而识其晷，日入复识其晷，晷之两端相直者正东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与天文训「正朝夕」求「东西之正」大同小异。其证三也。周髀以日冬至在牵牛初，夏至在东井，春分在娄，秋分在角，与刘歆三统历谱所载牵牛初冬至，娄四度春分，井三十一度夏至，角十度秋分相符；较之天文训二月建奎娄，五月建东井，八月建元，十一月建牵牛则稍异。以岁差考之，周髀所载实测时代，当较天文训为后。其证四也。今传本周髀八节二十四气晷影，为注者赵爽新术。据其自注，周髀本法，「以一日之率，十五日为一节」。又云「旧晷之术，于理未当」。天文训亦言「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计算皆不求精密。其证五也。周髀一日分十二时，称曰日加某支，与三统术同。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历书等书尚无是称。周髀撰着时代，较天文训为后，其证六也。古无二十四气之分，秦汉间实行颛顼历，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始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为四时之始，二至二分为四时之中。然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称二至曰「日长至」，「日短至」，称二分并曰「日夜分」，犹与现行者名目稍异；至淮南子天文训，冬至之后，每隔十五日，有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等二十四气名目，次序皆与现行者相同矣。惟汉武太初元年以后之三统历，据三统谱所载，立春之后，先惊蛰而后雨水，春分之后，先谷雨而后清明，与今制序次稍异；后汉四分历以后，始改如今制。又按淮南子时则训，孟春之月云「蛰虫始振苏」，仲春之月云「始雨水」，天文训言清明风为立夏节前后之风，可证淮南子二十四气次序，当与三统历谱相同，今之传本，殆经后人改窜者也。周髀八节二十四气次序，亦与东汉四分术同，而与西汉时实行之三统术异；但周髀晷影算法，为注者赵爽新术，其二十四气次序，或经爽据当时历术改正，原文次序，无可考矣。夏小正云，「正月启蛰」，惊蛰节原作启蛰，汉人避景帝讳称启蛰；开元以后又复惊蛰之称。今传本周髀以启蛰为二月节，岂其撰着时代远在景帝以前乎？余以为自景帝以至汉末三百余年，周髀书辗转传抄，未必能保持原状。今本作启蛰，可有两种解释：一，赵爽似是三国时吴人，对于汉帝名讳，已不必顾忌，更定晷影新术时，改复旧称。二，李淳风造麟德历术，主用启蛰旧名，当其校注周髀时，改惊为启。二说孰是，则未能断言。周髀算学于分数乘除及开方算法已甚完备，与九章算术方田少广两章之术难分轩轾，或是同时代之著作。余考九章算术勾股章在东汉末始得成立，刘徽重差章则撰于三国时。东汉郑众注周官保氏九数云「今有勾股重差」，是勾股与重差，在郑众时皆不列于九数之内，距二术草创时期当不甚远，勾股重差在周髀书内已略具椎轮，未成大辂，似皆可为周髀撰于西汉时之旁证。』(科学杂志十四卷一期)眉按：此书不必论真伪。录顾说，以见此书在科学历史上之一定价值；录钱说，以见此书即为西汉人所撰，亦可证中国先民研究科学历史之久远。(页一九四-二○○)

石申星经

史天官书引齐甘公魏石申。今传有石申星经，亦伪也。

[重考]

史记天官书言齐有甘公，魏有石申，(汉志作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皆在战国时，非汉人也。尝考天官书词致古奥，自成一种文字，此必出于甘石之传，非司马子长所能自造，故班孟坚即取之以作汉书天文志，后之言天象者，舍史汉而别求甘石之经，何异弃周鼎而求康瓠。今汉魏丛书本星经二卷，题汉石申撰。据隋唐志俱有星经簿赞一卷，而无星经二卷，至读书志、通考、宋志始有甘石星经一卷，竟指为甘石合撰。又别有石氏星簿赞历一卷，当即隋唐志之星经薄赞而不同也。晁氏称「甘石星经以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舍恒星图象次舍，有占诀，以候休咎」，今本自四辅六甲以下一百六十二节，合之晁氏所称，约略相同，当即一书，实后人采晋隋二志之文成之，词意浅近，必非古书，故读汉书天文志注，易干凿度郑注引星经，今本皆无之。是知刘宣卿所见之星经，尚是真古书，未审佚于何时，而今本星经，当属北宋人所伪托可知也。(卷三，页二六-二七)

[补证]

钱大昕与梁耀北论史记书曰：『天官书文字古奥，非太史公所能自造，必得于甘石之传。今世所称甘石星经，乃后人伪托，多袭用自不能掩，较之太史公书，独周鼎？晋隋二志而稍为异同，要其剽窃之之与康瓠也。』(跋星经意同)又十驾斋养新录曰：『续汉书天文志注引星经五六百言，今本皆无之，是刘昭所见之星经久失其传矣。』吴汝纶廿八宿甘石不同考曰：『甘石之星经亡久矣，不见于汉书艺文志。今所传星经以为石氏书者赝也。太史公言星多采之二家，然不取其占验，以为米盐凌杂，以故其说不传。今其遗说之可考者，独廿八宿之名目耳。自周礼载廿八星而不详其目，尔雅止十七星，月令则廿六星，今所传廿八宿之名，始见于吕览。而史记律书则不数斗觜觿东井舆鬼而易以建星罚狼弧四星，又以七星次张后，与吕览不同；至天官书言岁星之行次，则又与吕览合。尝读汉书天文志，其言岁星行次，仍天官书之文，以为石氏之说，而附甘氏说于其下，则皆合于律书，乃始恍然其故：盖律书之所载者，甘氏之星名也。吕览之所载者，石氏之星名也。天官书所以不同于律书者，律书取甘氏，天官书取石氏也。至淮南子时训解但取石氏，而甘氏廿八宿之名，于是遂绝不传。甘公齐人，实先于石氏，其说亦最古。汉高祖时，有甘公知天数，非着星经者，或者其子孙欤？』又自注曰：『甘氏石氏二家不同，即其言宿名者，而其书之为说盖可知矣。石氏较甘氏稍逊，然亦非。

后世言天文者所及太史公天官书盖兼择二家之长，考之可略得甘石之精矣。今之星经，则后人采隋晋二志为之，而假托于石氏者耳。至明人刻星经于汉魏丛书，署云甘公石申撰，直以甘石为一人，尤为可笑！』眉按：王谟识汉魏丛书甘石星经，亦尝辨合甘石为一人之非曰：『星经一卷，原本题汉甘公石申着。文献通考亦作甘石星经。按史记天官书总论：「昔之传天数者，在齐甘公，魏石申。」徐广注「甘公名德，是鲁人。」正义引七录云：「甘公，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魏人，战国时作天文八卷。」明二人各撰有星经，不得以甘石合称，且非汉人也。前汉书天文志于岁星及太岁在某文下，俱并载甘氏石氏说，明二家占候，各有不同。史记索隐于天官书「岁星监德及天棓星」下，引汉志，亦已分别言之，则二家书之不得混而为一，抑又明矣。』至汝纶考廿八宿之名，甘石二家不同，目的本不在辨伪；然今所传星经之伪，亦可以其说证之，故录焉。(页二○一-二○三)

续葬书

陈直斋曰：「称郭璞撰；鄙俗依托。」

拨沙经

晁子止曰：「唐吕才撰；盖依托者。」

黄帝素问

汉志有黄帝内经十八卷。隋志始有黄帝素问九卷。唐王砅为之注。砅以汉志有内经十八卷，以素问九卷，灵枢经九卷，当内经十八卷，实附会也。故后人于素问系以内经者，非是。或后人得内经而衍其说为素问，亦未可知。素问之名，人难卒晓。予按，汉志阴阳家有黄帝泰素。此必取此「素」字，又以与岐伯「问」，故曰素问也。其书后世宗之，以为医家之祖。然其言实多穿凿，至以为黄帝与歧伯对问，益属荒诞。无论隋志之素问，即汉志所载黄帝内外经并依托也。他如神农、轩辕、风后、力牧之属尽然，岂真有其书乎！或谓此书有「失侯失王」之语，秦灭六国，汉诸侯王国除，始有失侯王者。予按，其中言「黔首」；又藏气发时，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晡，不言十二支，(古不以地支名时)当是秦人作。又有言「岁甲子」，(古不以甲子纪年)言「寅时」，则又汉后人所作。故其中所言，有古近之分，未可一概论也。

[补证]

眉按：素问之名，始见于张机伤寒论，继见于皇甫谧甲乙经；而其书或且出六朝后。上古天真论云『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与老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同。四气调神论云『渴而穿井，战而铸兵』，与晏子春秋『临难而遽铸兵，噎而遽掘井』同。阴阳应象大论云『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与吕氏春秋『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同。阴阳别论云『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与春秋繁露『阴阳之动，使人足病喉痹』同。六节藏象论云『立端于始，表正于中，推余于终，而天度毕矣』，与左传文元年『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同。又云『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与孙子『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观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同(又见文子)。脉要精微论云『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予，甚饥则梦取』，与列子『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大火而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生杀，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同。气穴论云『发蒙解惑，未足以论也』，与枚乘七发『发蒙解惑，未足以言也』同。(见日人栎荫拙者医家常识)盖杂采诸子伪书而成。列子托于晋，晏子或谓托于六朝，则其书之晚出殆无疑。若灵枢乃唐人王砅所造，杭世骏已辨之甚析。其言曰：『七略、汉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篇，皇甫谧以针经九卷，素问九卷，合十八篇当之。唐启元子王砅遵而用之。素问之名，见张仲景伤寒卒病论，针经则谧所命名也。隋经籍志针经九卷，黄帝九灵十二卷。元沧洲翁吕复云：「苟一书而二名，不应唐志别出针经十二卷。」据复所疑，九灵是九灵，针经是针经，不可合而为一也。王砅以九灵名灵枢，灵枢之名，不知其何所本，即用之以法素问。余观其文义浅陋，与素问岐伯之言不类，又似窃取素问之言而铺张之，其为砅所伪托可知。自砅改灵枢后，后人莫有传其书者。唐宝应至宋绍兴，锦官史崧乃云家藏旧本灵枢九卷，除已具状经所属申明外，准使府指挥依条申转运司选官详定，具书送秘书省国子监，是此书至宋中世而始出，未经高保衡林亿等校定也，孰能辨其真伪哉！其中十二经水一篇，无论黄帝时无此名；而天下之水何止十二！祇以十二经脉而以十二水配，任意错举，水之大小不详计也。尧时作禹贡，九州岛之水始有名。湖水不见于禹贡，唐时荆湘文物最盛，洞庭一湖，屡？歌于诗篇，征引于杂说，砅特据身所见而妄臆度之耳。挂漏不待辨而自明矣。』(道古堂集灵枢经跋)而廖平误信元明以来医家之谬论，必谓灵枢为经，素问为传，灵枢在前，素问在后，殊为多事！至谓此二书全出孔门，尤见诬妄！其言曰：『六书之文，出于孔子。今灵素具有六种书体。全书同称黄岐；黄岐作经，必不能再作传，即已据经问难，则必在数传以后。况灵素以解评名篇，至六七见，此岂一人所为，而皆托于黄岐，此如本草之于神农，汤液之于伊尹，托始寓言，非真有古书。不然，试就全上古三代文中考之，所有尧舜以前之文字，与战国有何分别？藉此可以自悟，孔子以前并无古文之书传，凡托古人书，皆出孔后。实则灵素全出孔门，以人合天，大而九野十二水，为平天下之大法，小而毛发支络，为治一身之疾病，先知前知，理无违异，不假于解剖，无待于试尝。弟子撰述，初作经篇，素问问难，半成于扁鹊仓公以后，书虽晚出，不改师传，故同目黄岐以端趋向。』(难经悬解提要驳义)此似创论，实是怪论。又按：刘师培谓『皇古医经，以内经为最古，而内经一书，多偶文韵语，惟明于古音古训，厘正音读，斯奥文疑义，涣然冰释(读书随笔黄帝内经素问校义书后)，盖以吴澍校义，有疏理古籍之功。』余观胡校审慎，诚如刘说；然以素问为古籍则可，以其中所言有古近之分亦可，要不可托之黄帝，或竟定为汉后人所作也。(页二○五-二○八)

灵枢经

晁子止曰：「或谓好事者于皇甫谧所集内经仓公论中抄出之。」恒按此：书又下素问一等。余说见素问。

[重考]

汉志载黄帝内经十八卷，王冰序谓「素问即其经之九卷，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故隋志止有素问九卷，针经九卷，而无内经之称，针经即灵枢经也。故内经者其总名，而素问灵枢皆其别目也。张仲景撰伤寒卒病论集云「撰用素问」，皇甫谧甲乙经序云「素问论病精辨」，王叔和撰脉经云「出素问针经」，是素问之名上起汉晋，不始隋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