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际恒文集

书八篇，非汉志著录之故，较然可知。况其文不出前书者，率不似周秦人词气，颇缀裂不相条贯。又如天瑞篇言「天地空中之一细物，有中之最巨者」，周穆王篇言「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躨，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汤问篇言「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之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此并取资于浮屠之书，尤其较著者也。若汤问篇之六鳌焦螟，放庄子之鲲鹏蛮触，黄帝篇之海上沤岛，放昌觉之好蜻，如此者不可胜数。　崔述谓其「称孔子观于吕梁而遇丈夫厉河水，又称息驾于河梁而遇丈夫厉河水，此本庄周寓言，盖有采其事而稍窜易其文者，伪撰列子者误以为两事而遂两载之也。」汪，诸书见在，可覆按也。」知言哉？继培谓其「会萃补缀之！盖列子书出晚而亡早，故不甚称于作者。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眉按陈文波亦谓周穆王篇除大半摭取穆天子传外，兼采灵枢、力命篇『管子尝叹曰』一段，则全钞史记管晏列传，而钞庄子则最多。见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一期。)附益晚说，成此八篇，假为向叙以见重，而刘勰乃称其「气伟采奇」，柳宗元谓其「质厚少伪作」，洪迈宋濂王世贞且以为「简劲出庄子右」，刘埙谓「漆园之言，皆郑圃之余」，岂盲于目者耶！夫辅嗣为易注多取诸老庄，而此书亦出王氏，岂弼之徒所为欤？』(天马山房文存列子伪书考)顾实曰：『马说近是。然以王弼老子注与张湛序互证，虽可推定为弼伪作，而周穆王篇取穆天子传，疑此书即湛所掇拾而成也。且淮南子曰：「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汛论训)以墨子兼爱尚贤诸篇目例之，必「全性」「保真」，皆杨朱书篇名。汉志不载杨朱书，而淮南犹及见之。」全性保真者，谓守清静，离情欲，而列子杨朱篇乃一意纵恣肉欲，仰企桀纣若弗及，直是为恶近刑，岂不大相刺谬哉！此篇尤当出湛臆造，非有本已。』(汉书艺文志讲疏)眉按：列子一书，陈氏谓杨朱之徒为之，马氏谓王弼之徒所为，顾氏疑即张湛所掇拾而成，大要伪之者未可必其人，而此书之伪则可必也。　日人武义内雄作列子冤词，谓疑列子者多标举庄子以立论，实则郭象删定前之庄子，其中驳杂有似山海经及占梦书者，若郭象不删定庄子而删定列子，后人必标举列子以疑庄子矣。(此为余所绎大意，非原文也。)庄列二书，其文体与反映之时代思想，皆较然有别，不惟一驳杂一不驳杂之不同而已。冤词非是。又胡适不信列子而以杨朱篇为可信，(中国哲学史大纲)余谓杨朱篇盖取孟子『杨氏为我』及『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之语，敷畅魏晋间之颓废思想，在列子书中最为作伪典型，而胡适信之，转过于列子他篇，抑何谬也！(页二四六-二五二)

管子

晁子止曰，『杜佑指略序云：『其书载管仲将殁对桓公之语，疑后人续之。而注颇浅陋，恐非玄龄，或云尹知章也。』」叶正则曰：「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当是春秋末年。又『持满定倾』等语，亦种蠡所遵用也。」又曰：「管氏独盐筴为后人所遵，言其利者无不祖管仲，使之蒙垢万世，甚可恨也。左传载晏子言：『海之盐蜃，祈望守之』，以为衰微之苛敛；陈氏因为厚施谋齐，而齐卒以此亡。然则管仲所得，齐以之霸，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责其大者也。使其果猥琐为市人之术，孔子亦不暇责矣。故管子之尤谬妄者，无过于轻重诸篇。」恒按：其大匡中匡小匡诸篇，亦本论语「一匡天下」为辞。又曰：「召忽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亦本论语。又「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本国语。又言「春秋所以纪成败」，管未见春秋也。汉志八十六篇；今篇数同。大抵参入者皆战国周末之人，如稷下游谈辈；韩非李斯辈；袭商君之法，借管氏以行其说者也。故司马迁尝取之，以为封禅书。

[重考]

韩非子五蠹篇「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可见管子传学之盛。而以历时之久，非商君可比，故今存子书内容之复杂者莫如管子。管子篇目之种类，有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管子轻重等，显为一书而连后人之注解，并包在内，宜乎下及管子身后而并有战国时事也，论者多不究终始，辄挟其一二端，以疑全书之真，亦可谓不善古书者矣。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之古书传述亦有异同例，谓「国语齐语本齐国史记，而管子小匡篇多与齐语同，而稍变之，由管氏之徒，刺取国史，以为家乘，于是更易其文，专美夷吾」云云，曲园真善读古书者。至于理财之道，利弊不一，然理财之系于国家强弱存亡，今日三尺童竖咸能言之，此正管子之成功，不足以为管子病。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七-八)

[补证]

陈澧曰：『管子之书，史记采入列传者，曰「仓？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此最精醇之语。其余则甚驳杂。其言曰：「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法篇)「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明法解)「凡所谓忠臣者务明术。」』(同上)如此类者，法家语也。故艺文志以管子列于法家。或后之法家，以其说附于管子书欤？(直斋书录解题谓管子似非法家。)又有云，「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枢言)「督言正名，故曰圣人。」(心术上篇)「凡物载名而来，怪人固而财之。」(同上)如此类者，名家之言也。又云：「虚无之形谓之道。」(同上)「天曰虚，地曰静，乃不伐，洁其宫，开其门，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纷乎其若乱，静之而自治，强不能？立，智不能尽谋，故必知不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纪。」(同上)此则老子之说矣。又云：「仁从中出，义从外作。」(戒篇)告子之说出于此欤？抑告子之徒所依托者欤？又云：「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此尤后人所依托也。其地员篇则农家者流。艺文志农家之书无存者，于此可见其大略。盖一家之书而有五家之学矣。』(东塾读书记诸子书)徐时栋曰：『毛大可谓孟子不道桓文之事，然孟子自为文多袭管子：如「省刑罚，薄税敛；」「规矩方员之正也，属有巧目利手，不如规矩之正方员也」「诸侯毋专杀大臣，毋曲堤，毋贮粟；因擅废适子，因置妄以为妻」「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以善胜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者，未有不胜人者也。」以上并见其所著四书剩言补中。或尝举此为问，余笑曰，此妄语也！古人著书往往雷同，固不必抄说也。况孟子一生轻视管晏，即使今本管子，果在孟子之前，孟子未必袭之，而乃以战国时人私意增删，真？杂出之书，而谓孟子袭之，非梦语乎！且大可所数未尽也，试终举之：五辅篇曰：「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伯诸侯。」(大则以王，小则以伯。)又曰：「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暴其民甚则身死国亡，不甚则身死国削。)又曰：「关讥而不征，市？而不税。」小匡曰：「使关市几而不正，？而不税。」戒篇曰：「关几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关市讥而不征，市廛而不征，关讥而不征，廛无夫里之布。)宙合篇曰：「若合符然。」(若合符节。)法法篇曰，「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员」，(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中匡曰：「薄税敛，轻刑罚。」(省刑罚，薄税敛。)霸形曰：「民归之如流水。」(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戒篇曰：「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不义予之齐国而弗受。)又曰：「以德予人者谓之仁，以财予人者谓之良。」(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心术上曰：「耳目者，视听之官也。」(耳目之官。)臣乘马曰：「彼王者不夺民时。」(不违农时，勿夺其时。彼夺其民时。)国蓄篇曰：「狗彘食人食。」(狗彘食人食。)又曰：「道有饿民。」(涂有饿莩，野有饿莩。)法法曰：「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其它字句相类，不可更仆数也。然。且。非。特。孟。子。也。。孔子亦生管仲之后者也。而管子法法曰：「先虽而后易。」(先难而后获)又曰：「政者正也。」(政者正也。)戒篇曰：「故天不动，四时之下而万物化。」(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又曰：「孝弟者，仁之祖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小称篇曰：「身不善之为患，毋患人莫己知。」(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小问篇曰：「夫寡非有国者之患也。」(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禁藏篇曰：「钻燧易火。」(钻燧改火。)弟子职曰：「出入恭敬，如见宾客。」(出门如见大宾。)又曰：「先生将食，弟子馔馈。」(有酒食，先生馔。)形势解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又曰：事父母而不尽力。」(事父母能竭其力。)版法解曰，「己之所不安，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曰：「故君子恶称人之恶。」(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山之数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皆与论语意义相同，则不应夫子与及门垂训教人，而多袭管子也。又且「静而安」，(法禁)即「静而后能安」也。「闻贤而不能举，殆」，(法法)即「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菑必及于身」，(宙合)即「菑必逮夫身」也。「生财有常法」，(君臣上)即「生财有大道」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法法)即「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也。「视则不见，听则不闻」，(白心)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也。是大学又袭管子也。又且「蹈白刃」，(法法)即「白刃可蹈」也。「继绝世」，(霸言)「继绝世」也。「如日月之明」(任法)即「如日月之代明」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侈靡)即「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也。「书同名，车同轨」，(君臣上)即「车同轨，书同文」也。是中庸又袭管子也。吾不意一　部四书中袭管子者，何以多至于此！乃至左传其全袭者无论矣；即非本事而自为文者，则亦有「一而伐之，服而舍之」(霸言)，「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参患)，「贱不逾贵，少不凌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五辅)等语，岂左氏袭管子耶！乃至于诗，其引用者无论矣，即非引用而自为文者，则亦有「人而无良」(宙合)，「夙兴夜寐，小心翼翼，执事有恪，其仪不忒」(弟子职)等语，岂三百篇又袭管子耶！大可既读管子而独疑孟子，不谓之梦语得乎！」(烟屿楼读书志经十)又曰：「朋党二字，始见管子。其法禁篇曰：「以朋党为友」，参患篇曰：「群臣朋党，则宜有内乱」，其它言人臣党而成群者甚多。按仲以鲍叔之荐而相齐国，及其将死，而桓公欲以鲍叔为相，仲犹论其无相度，不足为相，其可谓不肯为党者矣。即廷臣此时，亦不闻有分朋立党之事。而管子云云，逆料后世之必有是事耶？抑后人伪为之耶？小匡篇多袭齐语。大匡篇则前半全袭左传，而有可发大噱者：如云「二月，鲁人告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云云；「五月，襄公田于贝邱」云云；「九年，公孙无知虐于雍廪，雍廪杀无知」云云：凡其叙事，并无年月，独此三处有之；而九年者，鲁庄公之九年也，而亦不知删节，可笑如此！其后半篇又杂入诸子与左传本事违异者，盖以齐桓初年颇好战，而尝为鲁所败，作者欲护管仲，因造为仲谏不听诸语，意谓桓不听仲，故有是败耳。』(读书志子上)眉按：徐时栋之举证备矣；而终疑为战国时人私意增删之书，意盖与姚氏同。惟陈澧疑其书备五家之学，可谓能从大处着眼。思想有时代之限制，古人固未有能违反学说先后演进之程序，学派相承之系统而著书者，管子书当为孟子以后人杂凑诸家而成，必非管子所作。(近人罗根泽有管子探源一书，可参阅。)杨慎谓『管子之文，多用韵语：如云：「当冬三月，天地闭藏，昼日恒短，而夜日恒长，利以作室，不利作堂。」又言堤防之利曰：「民得其饶，是谓流膏。」又言五粟美土之状云：「淖而不衄，刚而不觳，不泞车轮，不污手足。」其造语之妙，秦汉以后人岂能及也？』(升庵全集卷四十六)则以文字技巧，而信管子为先秦之书，其实此等韵语，秦汉以后人非不能及，管子书有秦汉以后人所附益者。然遂谓管子书乃秦汉以后人所作，亦非也，刘献廷曰：『管子书虽不全出敬仲之手，自是宇宙间不可少之大章句。三代而后经纶天下者，俱不能出其范围。』又曰：『管子虽不纯乎一家言，自是经世奇书，三代而后欲经纶天下者，非颖上遗言，何从着手！诸葛孔明为千古一人，其学术全从此书出。』(广阳杂记卷三)献。廷恢奇士，其称许此书，乃抱负所系；然周礼而外，管子之为经世巨著，亦不可以真伪问题，而轩轾其本身价值，则今人多无闲然矣。(页二五四-二六○)

贾谊新书

汉志贾谊五十八篇。隋，贾子十卷；唐志卷数同。隋始加新书之名。陈直斋曰：「多录汉书语；其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足观。决非谊本书也。」

[重考]

今存贾谊新书，尚是汉志之旧，而稍有残阙。谊治左氏传，为作训诂，故书中多左氏古谊，章炳麟曰「贾生书引用左氏内外传极多，而其中道术篇、六术篇、道德说篇正是训诂之学，有得于正名为政之学者。」故此书可宝，不独子言，而又经训也。陈直斋不知汉书录此书，而反谓此书，录汉书过矣。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八)

[补证]

眉按：卢文弨书贾谊新书后曰：『新书非贾生所自为也。乃习于贾生者萃其言以成此书耳。犹夫管子晏子非管晏之所自为。然其规模节目之间，要非无所本而能凭空撰造者。篇中有怀王问于贾君之语，谊岂以贾君自称也哉！过秦论史迁全录其文；治安策见班固书者乃一篇，此离而为四五；后人以此为贾生平日所草创，岂其然欤？修政语称引黄帝颛喾尧舜之辞，非后人所能伪撰。容经道德说等篇，辞义典雅，魏晋人决不能为。吾故曰：是习于贾生者萃而为之；其去贾生之世不大相辽绝，可知也。』盖以为新书非伪书比。四库总目提要曰：『其书多取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其章段，颠倒其次序，而加以标题，殊瞀乱无条例。今考汉书谊本传赞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着于传。」应劭汉书注亦于过秦论下注曰：「贾谊书第一篇名也。」则本传所载，皆五十八篇所有，足为显证。然决无摘录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亦决无连缀十数篇合为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疑谊过秦论治安策等，本皆为五十八篇之一，后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传所有诸篇，离析其文，各为标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数，故饾饤至此。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而余嘉锡提要辨证曰：『汉人五经诸子，皆有章句之学，孝经今古文皆有章名，老子河上公注本亦有章名，何谓无摘录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乎？陆贾述存亡之征，奏之高祖，号新语，此与上疏无异，而分为十二篇，贾谊之疏何为不可分为若干篇乎？贾山上书，名曰至言，错上疏，谓之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并见本传，贾谊之疏，何为独不可有篇名乎？提要狃于汉书治安策前后相联，以为本是一篇，故曰无连缀十数篇合为奏疏一篇之理；不知固明云「谊数上疏」，又曰「其大略曰」，则本非一篇，而固连缀之为一也。』按余氏驳提要割裂章段之说，未是。新书割裂之迹显然，何得援古书分章段之例拟之？陆贾新语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号其书曰新语(史记本传)盖贾本为高帝著书，与上书不同。今新语亦伪书，固不足征，而汉书谊传言谊数上疏，又言所载仅大略，则非每疏皆载，或一疏全载可知。然其书决不能以痛哭流涕长太息等所分之章段，若今日新书所割裂之章段，分次奏上，可断言也。余氏又何得援新语分篇奏上之例以拟之？卢氏与提要之语，皆近调停，而余氏又曲予回护，皆不可谓有识。惟姚鼐则直斥为妄人所为。其言曰：『贾生书不传久矣。世所有云新书者，妄人伪为者耳。班氏所载贾生之文，条理贯通，其辞甚伟。及为伪作者分析，不复成文，而以陋辞联厕其间，是诚由妄人之谬，非传写之误也。贾生陈疏言可为长太息者六，而传内凡有五事，阙一；吾意其一事言积贮，班氏已取之入食货志矣，故传内不更载耳。伪者不悟，因汉诸侯王表有「宫室百官，同制京师」之语，遂以此为长太息之一。然贾生疏云「今君君臣臣，上下有差」，已足该此义矣；不得又别为其一也。真西山取新书是篇，欲以补贾生之疏，吾是以为之辨。若其文辞卑陋，与贾生悬绝，不可为量，则知文者可一见决矣。』(辨贾谊新书)余谓姚说甚精辟。而袁枚读贾子曰：「贾子伪书也。天子御四夷，有五帝三王之道在，未闻表与饵也。贾生王佐才，识政体，必无是言。若所云云，隋炀帝都已行之，其效何如也。」则以人证伪，又与姚鼐之以文证伪者不同；然袁说疏矣！(页二六一-二六四)

伤寒论

汉张仲景撰；晋王叔和集。此书本为医家经方之祖，然驳杂不伦，往往难辨；读者苦不得其旨要。予友桐乡钱晓城煌谓此书为王叔和参以己说，故真伪间杂，致使千载蒙晦；着有医学辨谬一书，分别仲景书之真伪，兼论医家源流。虽议论不无过当，使世俗惊骇，然理自不可易，诚为医家独开生面者也。今其书藏于家。(予谓王叔和脉诀前人多称其伪，此或并非叔和，乃后人依托其名者。)

[重考]

张仲景即张机，章炳麟菿汉微言有考证甚明。隋志载梁有张仲景辨伤寒论十卷，新唐志载王叔和张仲景伤寒卒病论十卷，盖其书为叔和所编次，故即属之叔和也。读书志书录解题通志宋志俱作仲景伤寒论十卷，传于今者，宋开宝中，高继冲所献。治平二年，林亿等所校。明赵开美以宋本摹刻，与成无已注本并行，至清而佚，入日本枫山秘府。日本安政三年，其国人丹波元坚又重摹之，由是复传入中国。陈振孙云：「其文辞简古奥雅，古今治伤寒者，未能出其外者也。」今日本人精于医术，始知其书所治病甚广，不限定于伤寒，并西医所不能治之病，汉医亦能治之云。然成无已本，盖即林亿校本而有所损益，并删去其校语者。自明以来，方有执喻昌诸家，又横以王叔和所编为失次，任意改编，以求仲景之原本，则诬妄弥甚矣。(卷四，页九-一○)

金匮玉函经

称汉张仲景撰；晋王叔和集。按：此非仲景撰，乃后人伪托者。其称王叔和集，说见上。

[重考]

张仲景王叔和皆中国不朽之名医，姚氏以伪脉诀而不慊于王叔和，误矣。脉诀已见前。隋志，伤寒论十卷之外，又载张仲景方十五卷，新旧唐志同，而俱冠以王叔和三字，则亦以其为叔和所编次，故即属之叔和也。盖伤寒论十卷为单论本，而五卷即金匮玉函，合之，适得十五卷也。且外台秘要所引，概称张仲景伤寒论，而证类本草引之，又概称金匮玉函方，是其异名同实，无疑也。其被以金匮玉函之名者，必后人宝藏之，故名也。然隋唐五卷，宋时盖分为八卷，而宋志称金匮要略方三卷，金匮玉函八卷，其八卷本，成无己许叔微尚时引其文，而元明以来不可见，今传者三卷本而已。晁氏称「仁宗朝，王洙得于馆中，用之甚效，合二百六十二方。」又林亿序云，「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要略方三卷。」要略者不详之谓，蠹简则非完书可知。故今传者，犹为残阙不完之本。姚氏乃诋为后人伪托，失考甚矣。(卷四，页一○-一一)

[补证]

眉按：章炳麟伤寒论单论本题辞曰：『隋经籍志张仲景方十五卷。梁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唐艺文志王叔和张仲景药方十五卷；又伤寒卒病论十卷。唐志以十五卷者题王叔和，则伤寒论在其中。今伤寒论单论本十卷，金匮要略则三卷，合之不及十五卷数。然要略亦尚有阙文：据林亿序：「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称要略则不详；言蠹简则不备可知也。五藏风寒积聚篇「脾无中寒，肾无中风中寒」，亿等已知其阙矣。又周礼天官疾医疏，引张仲景金匮云「神农能尝百药，则炎帝者也」，今要略不见其语。金匮玉函经千金方诊候篇引张仲景曰「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藏六府」云云，凡二百五十余字，不详所出。依宋志，金匮要略方三卷，金匮玉函八卷，皆称王叔和集。林亿序要略，亦云：「先校定伤寒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成此书。」是金匮玉函有详略二本。详者则为贾疏千金方所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