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际恒文集

，乃是刺文王曾驺「驺」，原作「邹」，今改。虞之不若也。」愚以为不必推论及此。即以兽比君上，可乎！集传曰：「是即真所谓驺虞矣。」实泥兽比君上为言，一何可笑！欧阳氏以「驺」为「驺囿」，「虞」为「虞官」，其说至正。盖本之贾谊礼篇，曰：「驺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兽者也。」又尔雅释兽无驺虞，尤是确证。而射义云「天子以驺虞为节，乐官备也」，亦足证之。但驺之为囿，此为一说。严氏据说文，以「驺」为「厩」，引月令「七驺咸驾」，及左传「使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则别以驺为驺御之官。此又一说，未知孰是。鲁诗传云「古有梁驺，天子之田也」；说者直以驺虞为天子掌鸟兽官，又不知然否。若夫淮南子谓「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驺虞、鸡斯之乘，以献于纣」，以驺虞为马名。东方朔呼异兽为「驺牙」，山海经有「驺吾」，皆不必援引以证，徒滋纷纷之论也。驺，邹，古字通。伪传以为姓邹，尤谬。

此为诗人美驺虞之官克称其职也。若为美文王仁心之至，一发五豝，何以见其仁心之至耶！总之，以二南皆为文王之诗，其始终窒碍难通如此。且既不用驺虞为兽之说，即上为美文王，下呼驺虞之官而叹美之，义亦两截；不若谓美驺虞之官为一串矣。

「豝」，释兽：「牝豕。」集传谓「牡豕」，必误。「一发五豝」，毛传谓「翼五豝以待公之发」；此亦同贾谊文，谓「驱五豝以待君之一发，不尽物命」也。集传谓「中必迭双，是为四矢；其三矢中三，一矢迭双，为五」。无论一发非乘矢之谓，乘矢为四。若然，则允巧射侈取物命，何以见其仁矣！

丰道生引郊特牲「迎虎，谓其食田豕也」，以、豝、豵为田豕，害稼之兽。若是，则杀之虽多亦可矣。此别一说，存之。

【驺虞二章，章三句。】

第一册

本册校印说明

林庆彰

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十八卷，是他的九经通论之一，也是九部书中唯一能保持全部面貌的著作。

根据姚际恒诗经通论自序所署康熙四十四年(一七○五)冬十月，可知是姚氏比较晚期的著作。此书完成后，也未有刊本。清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秋天，韩城人王笃于其家藏书楼发现此书之抄本。此时距该书脱稿时间已有一○八年。其间，除姚氏侄儿姚炳诗识名解称自变量条外，其它学者绝少称述。王笃于道光十七年将此书刊刻于四川督学署，此为此书第一次刊刻。同治六年(一八六七)，成都书局又据韩城王氏刊本重刊过一次。

王笃的刊本，并未引起当时学界的注意。同治年间，云南方玉润因游四川而书，将其中的部分观点引入所著诗经原始中。民国初年，疑古风气高涨，胡适先生从方玉润诗经原始中，得知有诗经通论一书。动员甚多人力在北平书肆搜寻，竟未找到。后来新繁吴虞到北京，携有道光十七年王氏的刊本。胡适与钱玄同雀跃万分。顾颉刚乃得以借阅，手钞一本，并加以标校。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顾氏编辑古史辨时，曾将他与胡适讨论姚氏生平与道论的文字汇集收入古史辨中。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双流郑璧成又根据王氏刊本覆刊于四川成都。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郑氏将印板赠送给北泉图书馆，馆长杨家骆辑印北泉图书馆丛书时，将姚氏书列入第一集第一种。一九五八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顾颉刚的点校本。此后，根据顾氏本翻印者甚多。兹将诗经通论的各种板本胪列如下：

1.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韩城王笃铁琴山馆刊本。

2.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成都书局据韩城王氏本重刊。

3.民国十六年，双流郑璧成覆刻韩城王氏刊本。

4.民国三十六年，私立北泉图书馆丛书本。

5.民国四十七年，北平中华书局排印顾颉刚校点本。

6.民国五十年，台北广文书局据顾氏校点本影印。

7.民国五十二年，香港中华书局据顾氏校点本影印。

8.民国六十七年，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据顾氏校点本影印。

9.民国六十八年，台北育民出版社据顾氏校点本影印。

本次整理，为节省人力，乃根据顾颉刚点校本重新编排，唯顾氏本各诗篇前皆未有篇名，检阅相当不便。兹为方便检索，于各诗篇前皆加印篇名。又顾氏书之文字有明显误植者，则根据王笃刊本加以更正，不另作校记。书前原有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所写的「出版者说明」一篇，台湾各翻印本，皆加以删除，兹为保持原貌，将其恢复。原顾颉刚为北泉图书馆丛书本所作的序，仍有一定之意义，兹将其置于卷首，以见顾氏搜集和整理姚氏著作之经过。

本次校印，校对工作由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侯美珍、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童小铃两位女弟担任。侯美珍更将校稿有阙疑者与道光十七年王笃刊本核对过一次，以减少错误。他们两位的辛劳，最应感谢。

诗经通论

序

出版者说明

中华书局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的诗歌总集，但是自从它既经编定并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广泛地应用，封建统治者就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用合乎他们的阶级利益和道德标准的观点，来曲解这三百另五篇诗的精神。春秋、战国时列国使节在外交宴会上的「赋诗陈志」，以及孟子的所谓「以意逆志」，都已经显露出这种附会的端倪；而从汉朝开始，儒家定于一尊，诗经奉为经典，于是在「经师」们凿空推索和迂腐传注之下，人民的诗歌就被蒙上重重迭迭的瓦砾灰尘。毛郑的传笺和卫宏的诗序，在从汉到唐一千多年的时期中，一直成为说诗的权威。在这期间，虽然有王肃、孙毓等人对于毛郑的传笺表示个别不同的意见，但他们仅仅只争执于毛郑之间的得失，不能跳出诗序的圈子，一致承认诗的大旨在「止乎礼义」，即合于封建统治的政教明训和伦理准则。

宋代的学者开始对传、笺、诗序的本身发生怀疑。最初是欧阳修的毛诗本义和苏辙的诗集传，后来又有郑樵的诗辨妄和王质的诗总闻，而集大成的是朱熹的诗集传。郑樵大胆地提出诗序出于「村野妄人」所作。朱熹更进而认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在两宋时代，汉儒解经的迂腐和固凿，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地支配人心，在学术思想的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情况下，封建时代某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学者，对诗经采取了较为切合实际的解释。但是，诗经中的一些民间恋歌，仍然被朱熹目为「淫奔之诗」，稍后于朱熹的王柏在其诗疑一书中，更主张把它们从诗经中删除出去，这表明了他们只不过企图用新的伦理观念来代替两汉经师们陈腐了的批注，以期适合于当时的封建统治利益的要求。

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在诗经研究中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宋代以后，也有一些祖述毛、郑的人据诗序来攻击朱熹，如马端临明白地提出「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雅、颂之序可废，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在清朝汉学大盛的时候，像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篇、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都是以攻朱尊序著名的。尊序与宗朱，是几百年诗经学研究中激烈争论的中心。在这时期，能够不牵涉到这个聚讼纷争中去，而能从诗的本义说诗的，只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等几个人。崔述写读风偶识时有否见到过诗经通论；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却是明显地受到姚氏的影响。

姚际恒，字立方(四库提要谓字善夫)，号首源，祖籍安徽新安，长期居住在浙江的仁和，康熙时诸生，与毛奇龄同时，也是毛的学问上的诤友。武林道古录中谓：「少折节读书，泛滥百家，既而尽弃词章之学，专事于经。年五十，曰：向平婚嫁毕而游五岳，余婚嫁毕而注九经。遂屏绝人事，阅十四年而书成，名曰九经通论。」浙江通志经籍门载，九经通论一百七十卷。此外并有古今伪书考、好古堂书画记、庸言录等著作，足见其治学范围之广。据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与张穆阎潜邱先生年谱所载，阎若璩对于伪古文尚书的考证，多引证姚际恒尚书通论的见解，礼记通论也多散入杭世骏的续礼记集说各篇。毛奇龄西河诗话中盛称其经学根柢的深厚。可见在清初，姚际恒即以博淹通敏与大胆疑古为学术界所见重。其所著除九经通论中的诗经、仪礼两种，以及古今伪书考、好古堂书画记等几种外，大多已亡佚。

诗经通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依傍诗序，不附和集传，能从诗的本文中探求诗的意旨，从而对诗经的内容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解释。作者在自序中谓「惟是涵咏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摆脱汉、宋人的门户之见，大胆地怀疑古人的说法，置诗经于平易近人之境，这种自由立论，不拘于朴学家繁琐饾饤的考据，开辟了说诗的新风气。譬如卫风硕人一诗，毛诗序以为是「闵庄姜」，集传因仍序说，各家的注疏也都无异辞；至姚际恒才力辟其说的无稽，指出诗序明明依据左传的「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几句附会而成。又如召南小星，齐、鲁二家之说固已不可详知，韩诗以为是劳人行役之作(见韩诗外传卷一)，这是较近于诗意的，毛诗序却认为是「惠及下也」，集传也说是「南国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这些都遭到诗经通论作者的有力驳斥。姚氏指出集传虽然表示力反序说，但因袭旧说之处仍然不少，甚至于「时复阳违之而阴从之」。元、明以后，朱熹的诗集传被封建朝廷定为科举取士的准则，同样成为拘囿知识分子头脑的工具，姚际恒的这种抨击，客观上起了一种启懵破惑的作用。

姚氏对于诗旨的诠释，有汉学家穷委竟原、谨严自守的优点，而无其固滞胶结的毛病。最明显的如邶风击鼓，诗序以为怨州吁用兵，郑笺更以为鲁隐公四年卫国与宋、陈、蔡伐郑之事，历来都认为如此，独姚际恒破几千年的疑案，据左传所记，详为剖析，谓是鲁宣公十二年宋伐陈、卫穆公出兵救陈时事。而对于雄雉、蝃蝀、叔于田、遵大路、皇矣等诗，诸说纷云，他不赞成前人的说法，但也没有新见，于是都以「不得其解」存疑，这种态度比起汉宋说诗家的迂腐穿凿，要通达信实得多了。

但姚际恒终究是一个封建时代的读书人，他不得不受到封建礼教思想和传袭的传、疏学说所局限。对于一些天真活泼的男女恋歌，他都认为是「刺淫之诗」。他在书前诗旨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如谓淫诗，则思之邪甚矣，曷为以此一言蔽之耶？盖其时间有淫风，诗人举其事与其言以为刺，此正思无邪之确证？何也？淫者，邪也，恶而刺之，思无邪矣。今尚以为淫诗，得无大背圣人之训乎？」对于一些男女相思之情的作品，姚氏同毛、郑一样，硬加上君臣或朋友思念等等的封建教条，将正面的描写说成反面的讽刺。可见他虽然可以攻诗序，攻朱熹，而对于封建社会的基本伦理系统是不能打破的。这不只姚氏是这样，连后来态度比他激烈得多的崔述、方玉润两人也都不免如此，读风偶识认为这些作品都是「惩淫荡之风」，方玉润以为「溱洧则刺淫，非淫者所自作」(诗经原始卷五)。其它像绿衣、日月、七月、鱼丽等篇，姚氏驳斥集传，虽有是处，实近枝节，态度不无偏激，使人感到好像专为攻朱而作的。这都是诗经通论一书的疵病。

诗经收辑了西周初年到春秋时期五、六百年中的歌谣乐章，其中绝大部分是民间的创作。它们最朴素而又最生动地表现了人民的生活和真淳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以及各个阶级、阶层间的变化，真实地揭示了阶级社会产生以后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诗三百篇」是人民集体创作的宏伟的史诗，是我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和人民性传统的最早源头。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才能对这些诗篇予以唯一正确的阐明。而在这同时，对于过去的注本，辨别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指出长时期封建时代的学者对于诗经的种种歪曲与误解，两千多年来诗经研究中曲折发展的过程，也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工作。我们整理、重印这部书，目的就在此。

本书有道光十七年(公元一八三七)韩城王笃刻本，又有一九二七年双流郑璋覆刻本；顾颉刚先生在三十余年前曾据王刻本加以校点，我们现在就采用他的校点本重印。原书中有题「增」字的数条，多和姚氏的意见不同，似乎不是姚际恒自己后来所补，可能是刻书者王笃的手笔，也可能是在未刻前别人传钞时所加而误刻入者。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现在不加删除，仍照旧附印。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诗经通论序

顾颉刚

古人习熟于口耳者惟诗，无往而不引，无事而不歌。以其托物抒情，宛转掩抑，辞义不若他经之彰者，故经师所为恒多索隐行怪之论。汉人治学，其标的为通经致用。三百篇之教，儒生所极意经营者，惟在如何而使天子后妃诸侯王蹈夫规矩，故一意就劝惩以立说，不得其说则实其人事于冥漠之乡，信之不疑，若曾亲接。自今日视之，固当斥其妄诞，而在彼时则自有致治之苦心存焉。世代推嬗，史事积累之词求之于经。然纠缠既甚，摆脱为难。以晦庵朱？日多，其可为劝惩者何限，奚必犹以髣子魄力之雄，举毛传、卫序、郑笺、孔疏而悉摧陷之，自为集传，独树赤帜，顾察其所言，因仍旧说者复不？，知荡涤之功非一日之事矣。姚首源先生崛起清初，受自由立论之风，遍考九经，存真别伪，其诗经通论十八卷，实承晦庵之规模而更进者，其诋之也即所以继之也。序中谓涵泳篇章，寻绎文义，以从是黜非，明非先悬一成见而曲就之者。其以文学说诗，置经文于平易近人之境，尤为直探讨人之深情，开创批评之新径。自标论旨，谓宁可获罪前人，不欲遗误后人，何言之伟也！遭时不造，汉学勃兴，回复于信古之途，其书为儒者所排摈，若存若亡，不见录于诸家。百年后韩城王笃督学四川，出所藏钞本刻之，世始见其书，而行犹未广。云南方玉润游蜀得之，喜其立说之新，扩之为诗经原始。凡其传播与推崇者不出雍、梁一隅，盖传统束缚之力稍微，始得吸受其豪杰之精神尔！二十年前，适之先生读方氏言而善之，知天壤间有一姚氏通论在，索之于藏书最富之北平，久而不获。其后新繁吴又陵先生北上，行箧中携有王刻本，适之、玄同两先生欢跃相告，予乃得假归读之，当时曾钞一本，施以标点、欲重刊之而未能也。民国十四年，编录古史辨，以适之先生与予讨论姚氏遗着，实开予等治史之门，因缀往还函牍于书首。一时波涛激荡。人咸知有姚氏其人与通论其书矣。十六年，双流郑氏之覆刻本遂出。岁月迁流，迄今又十八年，郑氏举所刻版赠北泉图书馆，馆长杨家骆先生辑印丛书，列之为第一集，以予与有夙契也，命作弁言。噫，此书版刻三嬗皆在蜀中，兹予避寇托廛于此，而新印本适出，其偶然之遇合耶﹖抑洵有所待耶﹖姚氏九经通论，竭一生心力为之，积稿等身，未付劂氏，竟亡佚而难求。予寻访之至今日，可得为同好告者：古文尚书通论，阎百诗疏证中曾附载十数条；礼记通论，杭大宗集说中散入各篇，玄同先生欲辑录之而未成，予当完其遗志；春秋通论，民国十八年东莞伦哲如先生购自北平某书肆，惜已残缺六之一；仪礼通论，民国二十三年余登杭州崔氏藏书楼所发见，复写一本，观其纸张行格与春秋书悉同，知并为海峰阁中清稿。以沈霾近三百年之物，而历劫不磨，天假吾手而出之，为之喜而不寐。计九经中惟诗、礼两经独全。倭寇侵浙，崔氏一楼书闻已被席卷而去，余所钞者尚留旧京，他日燕云收复，倘青楼无恙，愿归家骆先生并刊之，俾与此书若珠之贯，若瑞之辑，其克豫许我乎﹖顷莅北泉，得休静室，遥望峡中风物，想见当年湖山一角，阁照残霞，首源先生栖止其中，矻矻一经会心微笑之情状。此间秀甲巴渝，岳岳者缙云，汤汤者嘉陵，潺潺者温塘，此书之版藏于斯，裒然居？籍之首，若明珠之在骊颔，腾其光辉，摄人心目，况又得贤主人为之护持而宣扬之，先生其当释久閟之憾于九京哉！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顾颉刚序于北碚北泉公园之木屋

自序

姚际恒

诸经中诗之为教独大，而释诗者较诸经为独难。

曷言乎诗之为教独大也？易、诗、书皆夫子前所有。夫子一言易曰：「五十学易，可无大过。」一引书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如是而已。于诗异是。诏子曰：「学诗乎？」又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诏门人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其平日自论，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又曰「兴于诗」，又论关雎之义，又论乐而言关雎，言雅、颂，其与门人问答及见于孟子之引其说诗者，且数十而未已焉，谓非夫子于易、诗、书三者独重于诗不可也，间尝窃窥之，易与书之外不复有易与书，即夫子春秋之外亦不复有春秋；后世之史固与书异体，扬雄太玄、王通元经，直妄作耳。是彼三经者，一传不再。惟诗也旁流而为骚，为赋；直接之者汉、魏、六朝，为四言、五言、七言，唐为律，以致复旁流为ㄠ么之词、曲，虽同支异派，无非本诸大海，其中于人心，流为风俗，与天地而无穷，未有若斯之甚者也。夫子之独重于诗，岂无故哉！

曷言乎释诗为独难也？欲通诗教，无论辞义宜详，而正旨篇题尤为切要。如世传所谓诗序者，不得乎此，则与瞽者之伥伥何异。意夫子当时日以诗教门人，弟子定晓然明白，第不知载在简编而失之，抑本无简编而口授也？其见于经传，如所谓诗序者，略举言之：鸱鹗之为周公贻王，见于书；载驰之为许穆夫人，硕人之为美庄姜，清人之为恶高克，黄鸟之为殉秦穆，见于左传；时迈、思文之为周公作，见于国语；若此者真诗之序也。惜其它不尽然，意此必孟子时已亡。说者咸谓孟子之释北山必有所本；予谓非也，此亦寻绎诗意而得之。不然，胡为有「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之训乎？自东汉卫宏始出诗序，首惟一语，本之师传，大抵以简略示古，以浑沦见该，虽不无一二宛合，而固滞、胶结、宽泛、填凑，诸弊丛集。其下宏所自撰，尤极踳驳，皆不待识者而知其非古矣。自宋晁说之、程泰之、郑渔仲皆起而排之。而朱仲晦亦承焉，作为辨说，力诋序之妄，由是自为集传，得以肆然行其说；而时复阳违序而阴从之，而且违其所是，从其所非焉。武断自用，尤足惑世。因叹前之遵序者，集传出而尽反之，以遵集传；后之驳集传者，又尽反之而仍遵序；更端相循，靡有止极。穷经之士将安适从哉？予尝论之，诗解行世者有序，有传，有笺，有疏，有集传，特为致多，初学茫然，罔知专一。予以为传、笺可略，今日折中是非者，惟在序与集传而已、毛传古矣，惟事训诂，与尔雅略同，无关经旨，虽有得失，可备观而弗论。郑笺卤莽灭裂，世多不从，又无论已。惟序则昧者尊之，以为子夏作也，集传则今世宗之，泰为绳尺也。予谓汉人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在于妄；固之失仅以类夫高叟，妄之失且为咸丘蒙以北山四言为天子臣父之证矣。间观周颂潜之序曰：「季冬荐鱼，春献鲔」，本于不韦月令，明为汉人所作，奈何玷我西河！世人固可晓然分别观之，无事凛遵矣。集传纰缪不少，其大者尤在误读夫子「郑声淫」一语，妄以郑诗为淫，且及于卫，且及于他国。是使三百篇为训淫之书，吾夫子为导淫之人，此举世之所切齿而叹恨者。予谓若止目为淫诗，亦已耳，其流之弊，必将并诗而废之。王柏之言曰：「今世三百五篇岂尽定于夫子之手！所删之诗，容或存于闾巷游荡之口，汉儒取以补亡耳。」于是以为失次，多所移易；复黜召南及郑、卫风集传所目为淫奔者，其说俨载于宋史儒林传。明程敏政、王守仁、茅坤？野有死从而和之。嗟乎，以遵集传之故而至于废经，集传本以释经而使人至于废经，其始念亦不及此，为祸之烈何致若是！安知后之人不又有起而踵其事者乎？此予所以切切然抱杞、宋忧也。夫季札观乐，与今诗次序同，而左传列国大夫所赋诗，多集传目为淫奔者，乃以为失次，及汉搀入，同于目不识丁，他何言哉！

我尝缅思，如经传所言可为诗序者，而不能悉得，渺无畔岸，蠡之测海，其与几何！又见明人说诗之失在于凿，于是欲出臆论则仍邻凿空，欲喜新谭则终涉附会，敛手缩笔，未敢昌言，惟是涵泳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诗意不致大歧，埋没于若固、若妄、若凿之中；其不可详者，宁为未定之辞，务守阙疑之训，俾原诗之真面目悉存，犹愈于漫加粉蠹，遗误后世而已。若夫经之正旨篇题固未能有以逆知也。论成，因详述其所以释诗为独难之故，且以志吾媿。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冬十月，新安首原姚际恒识。

序

鄂山

余制蜀六年，恒以公余课士。蜀士颖异者众；求所为根柢之学则十无二三。窃念朱子小学可以端其趋，王伯厚困学纪闻、顾亭林日知录可以扩其识而练其才，先后镂板贮之。文翁石室旧有藏书；鄙意尤欲于御纂诸经及十三经注疏外，求所未见者增刻数种，志焉而未之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