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际恒文集

归？」叔誉曰：「其阳处父乎？」文子曰：「行并植于晋国，不没其身，其知不足称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见利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我则随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晋人谓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胜衣，其吶吶然如不出诸其口。所举于晋国管库之士七十有余家，生不交利，死不属其子焉。

此与晋语多同。「并植」二字乃「廉直」二字之讹。(卷一八，页三二)

叔仲皮学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鲁人也，衣衰而缪绖。叔仲衍以告，请繐衰而环绖，曰：「昔者吾丧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环绖。

以子柳为「皮之子」；以上「其妻」为「子柳之妻」；以「衍」为「皮之弟」；子柳之叔以告，为告子柳；以「请」为「子柳请」；以「曰」为「衍答」；以「退」为「子柳退」；以下「其妻」亦为「子柳之妻」，此郑孔之说也。以「子柳」为「皮之子」；以上「其妻」为「子柳之妻」；以「衍」为「子柳之兄弟」；以「告」为「告子柳」；以「请」亦为「衍请」；以「曰」亦为「衍语」；以「退」为「子柳退」；以下「其妻」亦为「子柳之妻」，此近世成容若之说也。以「子柳」为「皮之师」；以上「其妻」为「皮之妻」；以「衍」为「皮之弟」；以「告」为「告子柳」；以「请」亦为「衍请」；以「曰」亦为「衍语」；以「退」为「衍退」；以下「其妻」为「衍之妻为夫之兄服」，此郝仲舆之说也。以「子柳」为「皮之师」；以上「其妻」为「皮之妻」；以「衍」为「皮之子」；以「告」为「告其母」；以「请」亦为「衍请」；以「曰」为「皮妻答」；以「退」为「衍退」；以下「其妻」为「衍之妻为舅服」，此孙文融之说也。按：如郑氏及成氏之说，皆以首句「学」字训作「？」字，解未安。而郑作「衍既告子柳，又请衍又告」，更迂折。如郝氏孙氏之说，于首句顺矣，但郝说无子柳之答，似疏；孙说于首句之子柳全失照应，更？。且皆以两「其妻」为「两人」，亦不协。四说之中似成说较直捷，然终以「学」字未安为难通耳。大抵檀弓系高才人手笔，不肯为旨明辞顺之文，故时似脱略，其义卒难通晓，解者各竭所见以求之，而终不可尽通，则非解者之故，乃作者之故矣。然于此亦正见古文之妙。郑氏以此章「鲁人」为「鲁钝之人」，尤凿。上「邾娄考公」章犹为「男子」，此则「妇人」难这以知礼，岂亦以鲁钝论耶？盖檀弓必鲁士所作，以鲁为知礼之国，故特举此妇人亦较胜于男子，为「衣衰缪绖」之重服，而不为「繐衰环绖（「绖」字，原误作「经」，今径改。）」之轻服也。(卷一八，页三三-三四)

乐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恶乎用吾情？」

郑孔以「乐正子春之悔」为「悔其不以实情，勉强而至五日」，似非语气，当以「悔其不能如曾子七日」之说为是。(卷一八，页三五)

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与？」「然则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于以求之，毋乃己疏乎？」「徙市则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诸侯薨，巷市三日。为之徒市，不亦可乎。」

此附会左传僖二十一年「公欲焚巫、？」之事。(卷一八，页三六)

孔子曰：「卫人之祔也，离之；鲁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郑孔以「祔」为「合葬」，以「离之」为「有以间其？中」，以「合之」为「合葬两棺置？中」，皆似臆说。陈用之曰：「卫之俗有存于殷，鲁之俗一本于周。殷之所尚者尊尊，故凡昭穆之附于庙者，离之而不亲；周之所尚者亲亲，故凡昭穆之附于庙者，合之而不尊。」按：此说虽辨，但昭穆既附庙，又何以离之？义亦未允，当阙。(卷一八，页三七-三八)

王制

说者多以周礼、王制、孟子三书并言，为之较量异同，此无识之士也。乃有信周礼疑王制，甚至有信周礼、王制疑孟子者，尤无识之甚者也。王制非周礼可比，孟子又非王制可比；出于王莽、刘歆之书，宁足敌汉文令博士所集之书；汉文令博士所集之书，又宁足敌孟子之书耶？又曰：「王制所言皆周制也，其与孟子异者，以其故易孟子之文故耳；其与周礼异者，则以周礼本非周制也。」郑氏解王制，尽举而归之于夏、殷；朱仲晦解孟子，则又以其与周礼、王制异，而疑之而阙之，何哉？

按：史记封禅书云：「文帝使博士诸生剌六经作王制。」唐陆氏、孔氏皆谓出卢植所云，未悉其由来也。

「王制虽采剌群言而成，然其中之文有同有异，其义有得有失。」兹特详为明辨云。(卷一九，页一-二)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按：周室爵禄之制，孟子有之，然谓：「诸侯去籍，仅闻其略。」汉博士去孟子又数百年，且经秦火，岂反得闻其详？此义固夫人知之矣。故其言「爵禄」，大率依仿孟子，其与孟子异者耳，非有他义也？，愚必以孟子为正，为之详别其下，然其所以与孟子异者，皆是欲避雷同之，知此可尽免纷纷之疑矣。

此取孟子之文而小异之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王制去「天子」分「分」「男」为二，亦凡五等。孟子曰：「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言「臣」，王制言「诸侯臣」；孟子连「君」为六等，王制去「诸侯」为五等，凡此皆与孟子异也。然上何以不连言「天子」合「子男」为五等，而「诸侯臣」之爵，即「王臣」之爵，下何以不言「王臣」，而言「诸侯臣」？且以不连言「诸侯」为六等？也。然而？其如此者，所以避雷同之辞异则义亦异，而是非出焉矣，故必当以孟子为正。

今按：后儒解此节，牵合王制以从孟子者，曲说也；反以王制为正者，悖见也。如孟子首言「天下之爵」，列「天子」与「君」亦为一位，以见先生制爵与群臣共天下而不自私之心，今去之，则失其义矣。陈用之曰：「此言制爵之法。孟子言班爵之法，制出于天子，故不必言天子，班首于天子与君，故兼天子与君言之。」按：「制爵」即所以为「班」，「班」即出于所「制」，「班」「制」二字有何分别？此曲说也。徐伯鲁曰：「天子制礼，君与臣异，则王制为长。」，此悖见也。又如孟子以「子男」同禄，故亦同爵，曰「同一位，列为一等」，王制分为二等，未免近混。方性夫曰：「孟子以『子男』合为一，此则离为二者，盖彼所言者，位之等；此所言者，名之等。」按：孟子言「一位」，此不言者，文从省耳，安得泥孟子「位」字，而于此添一「名」字乎？此曲说也。又如王制不言「王臣」之爵，言「诸侯臣」之爵，下又言「王臣」之禄，前后参差，亦较孟子为疏。孔氏曰：「王朝之臣本是事王，今王制统天下，故不自在其数，谓制统（「制统」，原误作「统制」，今径改。）天下之君及天下之臣，取君臣自相对，故不取王臣也。」按：先有王臣而后有天下之臣，若不取王臣，何以通明爵制？且下言「王臣」之禄，何以又不取君臣相对乎？周希圣曰：「王朝之臣入则为公卿，出则为公、侯、伯、子、男，而其禄又同，故言五等之，君则兼之矣。」按：「出」「入」本无常法，非可举以为论爵禄之制，内外相维安得云「言外则兼内」乎？此皆曲说也。(卷一九，页七-九)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此取孟子之文而易「地」字为「田」字也。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今王制取其文而易「地」字为「田」字，亦所以避雷同也。

陈用之谓：「禄以田为主，以其制禄，故虽地亦谓之田。」此解近之。乃有好为穿凿者，实以「田亩」为解，如：陈可大则与孟子全异矣；季明德且以孟子之「地」而亦为「田」矣；叶少蕴又牵合乎周礼矣，皆足惑世，故辨之。陈氏曰：「天子以下，皆言田而不言地者，以地有山林、川泽、原隰、夷险之不同，若限以地里，而不计田里，则井地不均，谷禄不平矣。」按：后章言「田」之实数，曰「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不知此所云「天子之田千里者」，已三分去一乎？抑未乎？如未三分去一，则「天子之田」仅为六百余里，而不得谓之千里；既谓「实田」，必已三分去一矣，则「天子之地」又为一千三百余里，而不得谓之千里。若是，不与孟子之文全相剌缪乎？且「井地不均，谷禄不平」，为有国者禁毫强兼并而言，若先王画地分封之初，岂为是乎？又曰：「田数有二：分田之里以方计，如方里而井是也；分服之田以袤计，如二十五家为里是也。」不知此云「天子之田」者，以方计耶？以袤计耶？季氏曰：「三分去一之说本王制，然考之孟子：『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则畿内天子之地当实田，田既损除，用必不足。故王制于此亦言方千里云云，而不言地。」按：此谓孟子之「地」当为王制之「田」者，屈孟子以从汉儒，殊为悖妄。且千载而下，重代古人忧乏用，又可笑也。叶氏曰：「周官大司徒言『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下至诸男，犹方百里』，与此制异者。周官合山林川泽而言，则谓之『地』；王制止于可食之地，则谓之『田』。以其地方五百里，而去山林川泽，取其可食者半，则是附庸在其中；以其田方百里皆可食之地，而山林川泽不在焉，则是附庸在其外。由此观之，周公斥大九州岛岛之界，公侯之国盖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亦无增损，然百里、七十里之国其大足以兼附庸，五十里之国小不足以兼附庸。故司徒之职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是去山林川泽而其一，应于实封五十里；『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乃止于二十五里，不应实封之数，何也？则疑诸男为附庸之国，此周司徒所以列于殷以备五等，而其实则附庸也。」按：此说窃周礼司徒先郑之注，最为牵合无理据。云五百里去山林川泽可食者半，则为二百五十里，附庸在其中，除应得一百里，附庸乃有一百五十里，不几末大于本乎？又谓诸子地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固合五十里之数，然王制诸男亦五十里，周礼则一百里，如其四分之一，仅得二十五里，又不合于五十里之数，于是疑周礼为附庸，然终以王制明分子男与附庸，则谓王制诸男为殷礼焉。呜呼！岂有王制公侯伯子皆言周，而男独言殷乎？即三尺之童亦知其谬矣！已上三说皆误，以「田」字实作「田亩」解故至此。然则实王制偶易孟子之一字使然耳，君子立言固不可不慎哉。

若郑氏之说，则又异是。其言曰：「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异畿内谓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殷之地，九州岛岛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岛岛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按：郑解王制皆以与周礼不合，故执周礼之说而以王制为殷礼，此其谬之始见者也。其谓夏殷爵三等者，元命苞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说者因以为文家爵五等，质家爵三等。又礼纬含文嘉云：「殷爵三等，夏亦三等。」皆纬言不经之说。疏驳纬书为不可用，可为有见。又引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以证郑（「周」字，原误作「郑」，今径改。），武王初定天下之说，则误。盖郑不见古文也。又谓「殷爵惟公侯伯三等」，然以殷有箕子、微子，则曰：「异畿内谓之子。」不审何以知「子属畿内采地之爵」乎？即曰「属之畿内」，何以遂不得列于公侯伯乎？又桓十一年，公羊传云：「郑忽何以名伯子男一也？」何休云：「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命伯子男以为一。」何休之说亦属乖违。若公羊之意本谓合「伯子男」皆称「子」，此自成说。郑引证之意，乃是谓合「伯子男」皆称「伯」，说同而义不同，不可通矣。郑本欲执周礼「五等之爵」「五等之土」为主，而以王制为殷制，然王制「土为三等」与周礼异，「爵为五等」与周礼同，于是介于殷与周之间，而曰：「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殷之地，九州岛岛之界尚狭也。」如此乃得伸其周礼之说，其用意可谓巧矣。岂知周公于武王相去几何？而遽能斥大武王时地界，使百里而为五百里，七十里而为三百、四百里，五十里而为百里、二百里，虽稚子亦不信之矣。王介甫曰：「王制封国三等，古者九州岛岛之地以及四海之内莫不各有君长，苟斥而大之，而增百里至五百里，则所绌废削灭非一国也，此于人情似不合也。且孟子之言何可废也？孟子之言乃与鲁人之言不同，此时鲁已不知其始封之大小，又子产一同之言与孟子合，则五百里之言亦不足信也。」按：介甫本信周礼以致误天下，此亦能辨之，则周礼之荒诞为何如，又足哂也。(卷一九，页一二-一六)

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

此取盂子之文而与之皆差一等也。孟子「天子之卿受地视侯」，此言「视伯」；孟子「大夫受地视伯」，此言「视子男」；孟子「元士受地视子、男」，此言「视附庸」，然皆当以孟子为正。孟子不言「公」者，巳将「公」属于五等，而不属于六等。周初「上公」皆出封，其在内者，不过留相王室，故不言也。若言「公受地视公」，亦失言之法矣。「附庸」既不达于天子，自不列天子「公侯伯子男」四等之内，故曰「元士受地视子男」。若曰「视附庸」，则天子班禄于天下者凡四等，而班禄于王朝者反五等，何其参差不伦乎？要之王制以「天子之卿视伯，大夫视子男，元士视附庸」，如此则内外齐等，孰不知之不知孟子以「卿之宜视伯者」而「视侯」，以「大夫之宜视子男者」而「视伯」，以「元士之宜视附庸者」而视「子男」，以「中、下士视附庸」自不言可知，皆升一等为言者。盖天下之势，在外者恒易重，在内者恒易轻，惟以此制禄则内外常得其平，且使内者亦乐于出，外者不忧于入，而人情亦均矣，此内外相维之正法。若夫为「强干弱枝」之说，以机权测圣心者，犹未足语此耳。自平王以后，外之势日重，内之势日轻，尾大之势成，而王室寝微矣，然后知先王之制为不可易也。呜呼！汉之博士诸生似未喻此，又奚怪夫后世之儒？反是王制而心疑孟子哉！

其曲解此文以合孟子者有三家：陈用之曰：「周官有卿而无三孤与上大夫，是孤与上大夫同为六卿。故上大夫之为卿，则受地不过七十里，此王制所谓『天子之卿视伯』也。孤之为卿，则受地有至于百里，此孟子所谓『天子之卿受地视侯』也。孟子又曰『大夫受地视伯』者，言『上大夫』也。『附庸』虽不能五十里，总大率而言之，亦可谓之五十里，此所以或言『元士视子男』，或言『元士视附庸』。」按：王制本言「卿」，今必改为「大夫」，以凑合孟子「大夫视伯」之说；孟子王制本同言「附庸不能五十里」，今必曰「亦可谓之五十里」，以凑合孟子「元士视子男」之说。呜呼！何其妄与？叶少蕴曰：「入而与王论道为三公，出而居六卿则为大夫，是公卿大夫士固有相同者也。故三公与六卿其田同视公侯，卿与大夫其田同视伯，大夫与元士其田同视子男及附庸。」此说合「公卿大夫」而为一，益混。陆农师曰：「此与孟子所言各差一等，非不同也。孟子言『受地』尔，盖天子之卿之田视伯，即受地视侯，他放此。」按：谓「视伯即视侯」，是以上所言「公侯田方百里者，三分去一，而为田七十里也。」然记文均一言「田」，此既以「天子之三公之田」为「实田」，上何得又以「公侯田方百里者」为「非实田」耶？(卷一九，页一八-二○)

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士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此取孟子之文也。孟子分「上」「上次」「中」「中次」「下」为五等，此但以「上」「次」「下」为五等，所以避与孟子雷同也，然而稍混矣周礼则为三等，与此又异，所以避与孟子、王制雷同也。孔氏强执周礼以解曰：「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凡三等。郑注云：『自二人至十人为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则授之上地，所养者众也；男女五人以下，则授之下地，所养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为率者，举中而言也。』如郑言，上地家七人者，谓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谓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谓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则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此经地惟有五等者，大司徒所云『农夫授田实有九等』，此经据准庶人在官者之禄最下者五人，故从上农夫至五人而已。」按：郑注周礼三等附会为九等者，欲以包孟子、王制之五等而阴合之也。其为说固谬，孔氏又引周礼郑注以释王制，是承其谬也。陈用之又承之而为说曰：「周官『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则农夫之差三等而已。此则五等者，先王之于民，养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下地则以地称人而巳。」如其说，下地家五人者，亦当授以六人之中地矣，然于五人之下地，推说不去，则曰「以地称人」，其辞遁如此。又曰：「郑氏谓『自二人以至于十为九等』，则是『二人』『三人』『四人』，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中地之三等也；『八人』『九人』『十人』，上地之三等也。孟子、王制举『上中地』而不及『下』，周礼举『中地』而不及『上』『下』，然周礼言『上地』『中地』『下地』，而孟子、王制或言『上次』『下次』，孟子无下次。或言『上』『中』『下』，王制「上」「次」「下」。是九等之地在其中矣，孰谓各举其偏哉！」此说既屈孟子、王制以从周礼，又屈孟子、王制、周礼以从郑注。噫！礼书之言其悖如此，误世者不浅矣！(卷一九，页二二-二四)

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

此取孟子之文也。于孟子「大国」一段，从卑逆叙至尊，而田禄之积者愈明；于孟子「次国」「小国」二段，删繁并归于简，而卿禄之异者特着，大见手法必如是之避雷同而后乃可也。程正叔曰：「孟子之时去先王未远，载籍未经秦火，然而班爵禄之制巳不闻其详，令之礼书皆掇拾于灰烬之余，而多出于汉儒一时之附会，奈何欲尽信而句为之解乎？」愚谓「谓王制不必句为之解」是已，然诸儒之执周礼以解王制者可不辨乎？屈孟子以从王制者更可不辨乎？必芟除其谬说，而后王制之真面目见矣，王制之真面见，而后亦可不必句为之解矣。又曰「已上皆王制取孟子之文」，愚谓既有孟子，则王制之言可废。(卷一九，页二六-二七)

次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

此取左传成三年，臧宣叔之言也。按：上云「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又有「中卿」「下卿」之名，与上「诸侯之臣，五等」抵牾。又其言「小国有上、中、下卿」，亦与下「小国：二卿」抵牾也。(卷一九，页二八)

其有中士下士者，数各居其上之三分。

郑氏曰：「谓其为介，若特行而并会也。」黄叔旸驳之曰：「士皆有职，岂有为介而行，空国而出乎？」是矣。郑又曰：「此据大国而言，大国之士为上，次国之士为中，小国之士为下。士之数，国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孔氏疏以为「各居上三分之二」，胡邦衡驳之曰：「先儒谓『居上三分之二』，据经只云『居其上之三分』，并不云『三分之二』。又前云『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岂亦是大国士为上，次国士为中，小国士为下。」亦是矣。然其为说曰：「士之数，各二十七人，三分之，上士之数居大半，中士、下士之数各居上士之三。」亦非也。后章「三等侯国」皆云「上士二十七人」，如其说，不与后相违背乎？方性夫曰：「言三等之国，止曰『上士二十七人』，则知中、下之士，诸侯之国或有或亡矣。故以其有言之，其有者，一有一亡之辞也。三分者，三分而等之也。上士二十七人，中、下之士与之为三分焉，则合焉而八十一士矣。『数各居其上之三分』，犹言各与上为三分也。」按：上云「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何得云「或有」「或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