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际恒文集

按：上云「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何得云「或有」「或亡」？且以「各居其上之三分」为「各与上为三分」，语义亦不协。陆农师曰：「后言『上士二十七人』，未有中士、下士之数，故此言之『三分』，分字读如去声，谓若上士二十七人，则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此说似可通，然天子之中、下士其数不知几何？记文未详「天子中、下士之数」，反详「侯国」，终有未晓。(卷一九，页二九-三○)

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鸐，其余以禄士，以为间田。

此一章三段，「凡四海之内」一段为畿外，「天子之县内」一段为畿内，「凡九州岛岛」一段总结之。自注疏而下，诸儒所解致为繁多，如牛毛茧丝不易析理。大抵郑氏执周礼之说，而以畿外一段为殷制，畿内一段为夏制，其说固非矣。诸儒多驳郑而或以为皆三代地制，又或执周礼之说以强通为周制者，亦非也。然诸儒止知驳郑，后儒又止知驳前儒，反不察记文之是非，则是循其流而忘其源也。今先取诸儒驳记文之说节录之，而附以鄙见于后，以俟来哲之参稽云。王介甫曰：「九州岛岛之地今可以见，若皆以为国，则山川沮泽不可以居民，独立一君，孰为之民乎？此盖去古久远，书籍散亡，自孟子时已不得周家班爵禄之详，况于焚书之后，汉文之世乎？」杨敬仲曰：「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孝经说亦云周千八百诸侯，此或据古志而云。汉博士求其说而不获，遂为之说曰：『四海之内九州岛岛，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八州，千百八十国。』又『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合为千七百七十三国。』以应周千八百诸侯之数。」又曰：「诸侯之建不知其所自始。人群生天地之间，皆有血气，不能以无欲。欲则争，争则图，斗则伤，伤则杀。其天地之美，稍公且正者，则足以服其比邻，比邻归之凡百取平焉。则五有长，十有长，百有长，千有长，其德愈大，所服愈广，是故有小国之君，有大国之君。其为君为长者，地丑德齐莫能相尚，其间有圣人出焉，举天下咸归服之，是为帝为王。夫所谓为君为长者，皆诸侯也，大小多寡之数，岂得而预定？既弗克预定矣，则又岂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损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数耶？虽有更世易代，武王克商，灭国五十尔，余率因其旧，则周所封建亦不多矣。」朱仲晦曰：「封国之制，汉儒之说只是立下一个算法，非惟施之当今不可行，求之昔时亦有难晓。且如九州岛岛之地，冀州极阔，河东、河北皆属焉；雍州亦阔，陕西五路皆属焉；若青　徐豫则疆界有不足者矣。设如夏时封建之国至商革命之后，不成地多者却其国以予少者，如此则彼必不服，或以生乱。又如周王以原田与晋文，其民不服至于伐之，盖世守其地不肯遽从他人。」又曰：「建国必因山川形势，无截然可方之理。」石梁王氏曰：「天子县内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涂巷沟渠，则奉上几何？」李氏曰：「此以九州岛岛千七百七十三国，未必皆实数也。故春秋之世见于经者九十余国，而吴楚与焉，疑其无如是之多也。」按：已上诸儒之说，犹皆未得要领也。记文所言地理之数，颇为错杂不齐，周章无定，今欲断其事理之是非，必先考求其文义，文义得而事理之是非自见矣，亦可不必辨矣。「凡四海之内」为一段，「天子之县内」为一段，其篇末记者亦作两段，文自释之。今必合篇末之文并论，而后此两段之文可明，学者合前后观之可也。「凡四海之内」一段言畿外八州之制。天下九州岛岛，王畿居中，其外八州，州各方千里；画为百区，区方百里，是为方百里者百。此以开方之法推之，千里合之万里，所谓百里开方者也。封公侯方百里之国三十，去三十区，尚余七十区，是方百里者七十也。此下伯子男之国，又变言此七十区为区方千里，此以再倍开方之法推之，千里合十万里，所谓千里开方者也。伯七十里之国，开方四百九十里，一区建七十里之国二，尚余二十里；凡六十国，共去二十九区四十里，尚余四十区六十里。此余数仍以百里开方者言。子男五十里之国，开方二百五十里，一区建五十里之国四，凡百二十国，共去三十区，尚余十区六十里。此余数仍以百里开方者言。以是为附庸间田。「天子之县内」一段，言畿内一州之制。百里之国亦以百里开方者言，七十、五十里之国亦以千里开方者言，今按：记者之言所以如此者何也？盖其意谓以「地」言，则禹贡之「九州岛岛」，孟子「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其数固不可增减矣。以「禄」言，则孟子「天子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四等之地」，上既取而述之，其数亦不可增减矣。以「国」言，则当时古志有周千八百国说见郑注。又欲合之而不可少矣。于是欲以「四等之地」，分之于九千里之中，厘而为千八百国之数，然诚有所甚难计数，推之是必畿外八州，每州为二百一十国，畿内一州为九十三国，如是乃得千七百七十三国之数。既得千七百七十三国之数，而其于千八百国之数亦所差无几，而可合其说矣。故其谓畿外每州千里，凡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大国少而小国多者，亦欲便于以一州为有二百一十国也。然而犹有所不能合，何则假如开方之法，千里而为万里，从横四达尽之矣，此恒法也。使皆以此言之，则百里之国三十，去三千里矣；七十里之国六十，去四千二百里矣；五十里之国百二十，去六千里矣，如是共有一万三千二百里，其数且溢于万里之外，更于何处得有余地可为附庸间田耶！于是不得已，又以七十、五十里之国，以再倍开方之法言之，千里而为万里，万里而为十万里焉，以是参错其间，使地不增而自多，里不减而各足，而寔则缩小之以凑合其正余之数。至三等所余之地，既于「百里之国」下曰「其余方百里者七十」，是以百里开方者言矣。七十、五十里之国之余地，不便更以千里开方者言，故亦同百里之国云，作者之意如此。虽然试以实数稽之，公侯之国固各得百里矣；伯七十里之国，二国合于百里之内且有余焉，于是三分中除去一分，寔得四十六里有奇；子男五十里之国，四国合于百里之内，是于十分中除去其半，寔得二十五里。若然，伯国尚不及子男之数，子男仅得其半且不及附庸之数，大国自多，小国愈少，名存寔亡，斯岂先王分封之意乎？且均此地也，何以倏而十倍之数算？倏而以百倍之数算？又倏而仍以十倍之数算？如是之错杂不齐，周章无定，是其徒事巧于纽合，而不顾其说之荒诞也。诸儒作文为解者，既昧于此，其能疑而辨者，固不为无见，然终不知其所以然，犹之乎弗得也。今察出记者之意昭昭如是，则其言之不足为典要明矣。而自注疏以下纷纷争主为何代之制者，不亦可以群息其喙哉！(卷一九，页三四-四○)

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为御。

「百里以供官」则过约，「千里以为御」则过侈，皆非允当。(卷二○，页一)

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

王制皆刺群言而作，前后所言不必符合，如上言畿外「公」「侯」「伯」「子」「男」，此言「属长」「连帅」「卒正」「州伯」，不知又本何书而云？故绝不相同。陈用之曰：「古之官，有常名，有异名，外而『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寄以连属之法，则为『属长』『连帅』『卒正』『州伯』，此异名也。」此曲说，不足辨。然「州伯」「二伯」则有之，曲礼「九州岛岛之长，入于天子之国曰牧」，即此「州伯」也；「五官之长，曰伯」，即此「二伯」也。又诗周南召南及公羊传「自陕而东，周公主之；自陕而西，召公主之」之说，即此「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左右，曰二伯也」。郑氏以「州伯」属殷，谓「唐虞及周皆曰牧」，又以「二伯」属周。其谓「周曰牧」者，据周礼云「八命作牧」也；其以「二伯」属周者，据周礼云「九命作伯」也。若然，则以殷之州伯属于周之二伯，斯可矣？不为笑资乎？(卷二○，页三)

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按：禹贡「五日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于百里荒服」，是谓「五服」。洛诰（按洛诰无「五服」之文，「五服」在得诰。）有「侯」「甸」「男邦」「采」「卫」，亦谓「五服」。夏周服数之可征信者惟此。周礼职方氏以洛诰「五服」增「蛮」「夷」「镇」「蕃」为「九服」；又大行人易「蛮服」为「要服」，以「夷」「镇」「蕃」为「九州岛岛之外，世壹见」，其余「六服」每岁壹见，故又有「六服」之名，悉不足据。此云「千里内曰甸，千里外，曰采曰流」，「甸」「采」见于禹贡、洛诰，「流」则未闻。其余服又皆无之，此或出他书，或文有脱误；皆不可知，可置勿论，而诸儒必欲附会牵合之，甚无谓也。其执禹贡以解者，郑氏曰「流」：「谓九州岛岛之外。禹贡荒服之外，三百里蛮，二百里流。」陈用之曰：「『采』则禹贡所谓『侯服之百里采』也，『流』则禹贡所谓『荒服之二百里流』也。『侯服』近，故举其内者，则凡服之在内者可知。『荒服』远，故举其外者，则凡服之在外者可知。」刘原父曰：「此据『绥服居中』而言。『内千里』『外千里』，则五服可知。『采』亦当作『菜』，声误也。」刘孟治曰：「荒服之内有流。王制自千里之『甸』直言及于二千里之『流』。」其执周礼以解者，孔氏曰：「千里之外，谓规方千里之外，若于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国方三千里耳。采取美物故曰采，周则王畿之外，面别三千里采取美物，则大行人六服所贡物是也。」马彦醇曰：「均是采也，而周官之于贡，有祀、嫔、器、币之异者，有远近之差也。」已上诸说皆于本文毫无交涉，可不辨自明，载之以见牵附之谬耳。又陈可大曰：「尚书之于六服，或言『侯』『甸』而不及『采』『男』『卫』，或言『侯』『甸』『男』『卫』而不及『采』，与此『甸』『采』『流』同。」按：尚书叙事之文，故可略举以为说，记文摭述典故，安得亦尔？此又曲说也。(卷二○，页六)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郑氏曰：「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举成数也。」按：郑以周官三百六十，故不谓之周明堂位；殷官三百，故亦不谓之殷，而独谓之夏。不知彼言「百」，此言「百二十」，而犹曰「举成数」，谬矣。石梁王氏曰：「唐虞稽古建古惟百，夏商官倍。注独引明堂位谓『夏官百』，非也。」按：尚书周官乃伪书，不足据。且郑未见，尤失考。

按：「三公」之名见于老子，「九卿」之名见于考工记。周礼不列「三公」正职，惟散见之文中。尚书周官列「三公」于「六卿」之前，其「九卿」则周礼、周官皆无之，而「六卿」则王制又无之，是「九卿」者，或当为周制也。以周礼、周官皆伪，而考工记乃周时之书也。后儒皆不识「九卿」主何官？或谓合「三少」「六卿」为九。「三少」「六卿」见于周礼、周官，皆不足据。又「司徒」「司马」「司空」即三公也，不可又列于「六卿」，说详下节及古文尚书周官。(卷二○，页七-八)

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按：前章云「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则是小国亦有「上」「中」「下」之卿，此云「小国二卿」，与前抵牾。后章云「小国之卿一命」；此云「皆命于其君」，与后抵牾。盖博士泛乘礼文为之，故其言不同如此。郑氏曰：「小国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脱误耳。」郑之意则不因与前后抵牾而云，盖执周礼言之也。「太宰职：设其参，傅其伍」，「参」谓「三卿」，「伍」谓「五大夫」，小国亦同，故曰「小国亦三卿」也。「大司马......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国」字，原误作「卿」，今径改。）一军，皆命卿为之」，故曰「一卿命于天子」也。若是，则据周礼以改礼记，益妄矣！又其于上段「天子三公」既言「夏制」，此处不得再言「周制」，故亦不言为何代制，而孔氏不喻郑意，反从更之以为夏制。盖以上段「天子三公」，郑云「夏制」，又以下段「大国之卿，不过三命」，亦不合周礼故也。然又曰：「冢宰云：『设其参，傅其伍。』郑云：『参谓三卿，伍谓五大夫。』周礼五等国，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与此同。且曾子问是明当时周法而云『国家五官』，则五大夫。」观孔此说则又不能坚其为夏制之说矣。其矛盾又如此。吁！郑孔过信周礼，即此以观两人周章回惑之状，亦可想见矣。又郑云：「或者欲见畿内之国二卿与？」此则无聊迁就之辞耳，而宋儒乃以为实然。李氏曰：「畿外举大国、次国以见小国，畿内举上卿以见大夫。」陆农师曰：「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此非脱误，着畿内之国二卿耳。上言畿外，下言畿内，亦互相挟。」此二说殆又扬郑之波也。又曰：「崔氏曰：『大国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谓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传云『季孙为司徒，叔孙为司马，孟孙为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大夫何以五人？谓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马也。故何休注公羊云：「古者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马事省，上、下卿各一。」愚按：何休又注公羊年公羊传云：「天子有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皆三公官名也；诸侯有司徒、司马、司空，皆卿官也。」其说是第不能通其说于「九卿」「五大夫」之下，故注襄十一年，又有此说，而崔氏从而附会之，悉臆说也。盖「天子三公」为「司徒」「司马」「司空」，「九卿」即如王制所言「大宗」「大乐正」「司寇」，及曲礼所言「六大」「五官」之类。若冢宰则三公兼之，诸侯三卿亦「司徒」「司马」「司空」，五大夫亦如上所言「九卿」诸官，但今不可明考。其「小国二卿」，「五大夫」以二司属二卿，余一司亦大夫为之，不然三司当缺何一司乎？太抵「公」「卿」「大夫」是「爵」，「三」「九」等是「数」，「司徒」等是「官」，爵数自是爵数，官名自是官名，凡司徒以下之官，天子有之，诸侯亦有之，大国诸侯有之，小国诸侯亦有之，不若是，诸侯无以为国矣。第其爵数则有异耳。自周礼以「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平列为「六官」，而古文尚书周官因袭其说，至今遂不可动摇矣。又周官以「三公」列「六官」之前，不知「三公」即「司徒」「司马」「司空」，安得又为「六官」乎？牧誓有「司徒」「司马」「司空」，即诸侯三卿，后人第见侯国之官止于此，所以又有诸侯无「者也。吁！周之官制散佚于他经传间有可考者？传？冢宰」「宗伯」「司寇」之说，皆是以，而自伪周礼、周官一切浠乱之，古义沦亡，世人之耳目蔽锢久矣。其说并详古文尚书周官。又曰：「此文所言诸侯卿大夫似合周制，但谓『小（「小」字，原作「二」，今径改。）国：二卿』与上『小国之上卿』一段，谓小国有三卿者，原自抵牾。有谓大国三卿皆命；次国二命一不命；小国二卿皆不命。」夫诸侯之臣皆王臣，合则皆命，何独以小国而不命？又何独以次国而一命一不命？尤不无可疑。宋儒曲解之，有谓：「受命于天子为隆，受命于其君为杀。」不知所谓「隆」者，隆大夫乎？抑隆诸侯乎？自必曰：「隆诸侯也，以其大国皆命而知之也。」然如是，则天子得以操其权，掣其肘，反不若小国之黜陟自由矣。命是爵命，固非，天子择其人，然用其人则必请命于天子，黜其人亦然，故曰：二国不得黜陟自由。岂可谓之隆乎？因此又有谓「控制大邦，优假小国」者，然圣人立制之初，必不以机权待下如此也，皆非确义。(卷二○，页八-一二)

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

据「方伯」者，天子选于二百一十国之中而任之也。其德隆，其位尊矣。乃以三大夫监之何与？按：书序大诰有「三监」之说，旧以为管蔡霍监武庚，此得无取而附会为说耶。(卷二○，页一四)

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

「县内诸侯」世禄而不嗣位，「外诸侯」得嗣位。郑氏分「县内诸侯」为「贤」，「外诸侯」为「有功」，其说是。但「县内诸侯」止属「卿大夫」言，复云「大夫不世爵」即此，且单言「大夫」不言「卿」矣。孔氏乃谓「畿内公卿大夫」，非也。公爵非有大勋劳者不得为，如周召为公，虽皋相王室，自有封国，子岂不嗣乎？但记文内外诸侯之称义本不甚明，所以郝仲舆疑之曰：「畿内诸侯不得赐爵，畿外诸侯享国继世，是使内臣不如外臣也。如谓内诸侯不皆贤，外诸侯岂尽贤乎？」苟不得斯旨，鲜有不如郝氏之疑者矣！又如内官世禄，外官世爵，先王不过揆天下之理与势使之，初不能尽计其后之流弊也。而后儒于内诸侯不得世爵，必举春秋「讥尹氏、武氏仍叔」为说，谓「卿既世袭，权移于下，驯至三家专鲁，六卿分晋，则内诸侯不世官之制，先王防微杜渐之意深矣」。不知此仅见得一边，若春秋以后，外诸侯侵却王室以底于亡，不又是先王之？耶！宋儒解礼全务肤辞蔓衍，而不归于理，率此类也。(卷三○，页一六-一七)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则赐也，不过九命。次国之君，不过七命。小国之君，不过五命。「卷」音「●」，古本反。

郑氏曰：「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礼曰：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按：记文云「三公一命卷」者，谓公本八命，加一命，则服衮也。故周礼司服袭之曰：「公之服，自冕而下，如王之服。」郑因信以为周制，其又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盖因典命有「上公九命（「命」字，原作「章」，今径改。），衣服（「服」下原衍「章」字，今删。）皆以九为节」，故以「虞十二章之制」，去「日月星辰」，杜撰为　「九章」以合之，其说最为乖谬，世儒巳多不信而辨之，不更详赘。

按：记文前以公侯为大国，伯为次国，今又以侯为次国，亦参差。(卷二○，页一九-二○)

大国之卿，不过三命，下卿再命，小国之卿与下大夫一命。

郑孔以上「三公」「次国之君（「君」字，原作「命」，今径改。）」「小国君」合于典命，以为周制，又以此「小国卿之命」不合于典命，以为夏殷制。夫均此王制之文也，倏而言周倏而言夏殷，所谓虽童稚亦不信之矣。陆农师谓：「周礼『小国再命』，此云『一命』，盖言『畿内小国之卿』如此，与上『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同。郑氏谓『或者欲见畿内之国二卿与』是也。」李氏谓：「大国所谓诸侯之国，小国则所谓庶方小侯之国。」此二说又欲牵合周礼而强同之，盖亦巧言之俦也。(卷二○，页二一)

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其实自「任事」以后即「爵之」，「爵之」斯「禄之」矣。「然后」欴辞以见「慎重」之义，不必油定为解。孔氏疏檀弓「仕而未有禄者」，引此「位定然后禄之」之文为证，不知彼言「仕」而「不受禄」者，如所谓「宾师之位」，若平常之仕，无禄何以劝士乎？「爵之」通卿大夫士言，陈可大第谓：「爵以一命之位。」其说浅陋拘狭，亦误油其辞而云然耳。(卷二○，页二二)

爵人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士遇之涂弗与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爵人」「刑人」二义，即孟子「国人皆曰贤，......皆曰可杀」之意，士亦当为众，此特变文耳，实作「士」字解便滞。「示弗故生也」，疑有脱误字，似谓「不欲其生也」。郑氏谓「不畜刑人，......屏四方」，即「虞书五流，五宅。周则墨者使守门，劓者者使守积」。按：「公家不畜刑人」与公羊传「君子不？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近刑人」之说同，自是正论，此谓周制无疑，周礼则以刑余戮邕之人，分属五者之守，最为乖谬。此春秋侈肆之主所为，岂可为法？然亦偶用之，不一一尽如周礼云也。至谓此以周以前之制，夫云「士遇之涂弗与言，且屏之远方，不欲其生」，其严绝之如此，周家乃悉取而置之宫苑关津积贮要地，不啻心膂之任，何其与前代之制大相剌谬耶？必不然矣！孔氏因以为「爵人于朝，刑人于市，亦皆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