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际恒文集

孔氏因以为「爵人于朝，刑人于市，亦皆殷法。周则爵人特假祖庙而拜授之」，举洛诰为说。「有爵者，刑于甸师氏」，举周礼为说。夫册命周公，此系大事，自应特祭文武之庙，若授一卑爵，定不必尔，且「朝庙」一体，云「庙」亦自该「庙」也。又谓「诸侯爵人因尝祭之日」，引祭统「一献，君降立于阼阶之南」云云。按：祭统此文上云「古者明君」，孔若主非周制之说，恐又以「古者」为夏殷矣。周礼甸师氏之言必不可据，且「刑人于市」亦大概言之，岂必定此有爵者而举此为证耶？尤可笑也。(卷二○，页二三-二四)

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此取左传之文而小异之也。按：昭三年左传：「子大叔云：文、襄之霸也，其务不烦诸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又昭十三年左传：「叔向云：明王之制，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云云。按：此周制本三年一朝，其后晋文、襄欲不烦诸侯，故简为五年一朝。但子太叔语无「比年一小聘」句，「三岁而聘」亦无「大」字，此必春秋后人据晋文、襄之制为说，又增以「小聘」之文，而汉博士采之以为周制耳。然则此是诸侯朝霸主之法，乃以为诸侯朝天子乎？且聘者诸侯使大夫相问之名，起于春秋之世，周初亦无诸侯聘者，况以为诸侯聘天子乎？诸侯有朝天子无聘天子也。郑氏曰：「此大聘与朝，晋文、襄霸时所制。」此说是。又曰：「虞夏之制，诸侯岁朝；周之制，侯、甸、男、采、卫、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数来朝。」此说非也。尧典「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是谓巡狩之年，诸侯朝于方服之下；其间四年，四方诸侯各一朝，非谓四方诸侯每岁朝？也。若其周礼六年六服递一朝之说，不足据也。(卷二○，页二六-二七)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归，假于祖祢，用特。「假」音「格」。「祢」，乃礼反。

此取虞书之文而增益之也。「五年一巡守」恐亦是周治虞制，如虞书云「格于艺祖（「艺祖」，原误作「祖艺」，今径改。），用特」，此亦云「格于祖祢，用特」。观洛诰「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正合，则知虞、周有同制也。若十二年一巡守，此伪周礼周官之说，不足据。详古文尚书周官(卷二○，页三四-三五)

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诸侯将出，宜乎社，造乎祢。

「上帝」，天也。郑氏谓「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妄也。(卷二○，页三五)

天子无事与诸侯相见曰朝，考礼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此取谷梁传文也。隐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传曰：「天子无事与诸侯相朝，正也。考礼修德，所以尊天子也。」(卷二○，页三六)

天小赐诸侯乐，则以柷将之，赐伯子男乐，则将之。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赐圭瓒然后为鬯未赐圭瓒，则资鬯于天子？以。

赐「弓矢」「铁钺」，然后淂「征」「杀」，此衰世之事，非盛王之制也。史记文王囚羑里，纣释之，赐弓矢鈇钺使得征伐，此必当时有此（此处原重「当时有此」四字，误衍，今删。）说，而史记采之以为说耳，然其事非寔也。文王大圣人，必不以美女文马逢君之恶，自求苟免。即云其臣为之，文王岂不知而听之耳？且所求者释罪耳，既释之矣，又赐之弓矢鈇钺使得专征，揆之情理，亦所必无也。骎骎乎三分有二之势，纣岂不知之？以纣为荒淫则可，以纣为愚騃则未也。若夫文王伐崇伐密，见之于诗。当时以邻国而伐之不恭，其或受命于天子；或请于天子；均未可知，然借曰：「文王受赐专征也。」自古及今如文王之得专征，而终恪守臣节者，能有几人？而可于有道之世预立其制曰：「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乎？」今以周之赐臣者证之：平王赐晋文公秬鬯一卣，彤弓卢弓一，彤矢卢矢百，马四匹；襄王赐晋文公大辂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渐而侈矣。其弓矢之赐，则皆以诸侯强大，征伐有功而赐，非赐而后得征也，非可并论。则夫「赐鈇钺」则从未有闻者，以周之季世，卑事诸侯尚无之，而谓殷纣之世已有乎？谓周世立其制乎？吁！自当时好事者为「西伯得专征」之说，而因之贻夫春秋桓、文之悖逆，汉世篡莽之篡弒，其害不可胜言矣。管仲曰：「五侯九伯，女寔征之。」此假召公命太公之言，当时止为搂诸侯以伐诸侯张本夸大其辞耳。彼召公亦人臣，何以得命太公征伐耶？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此不易之常经，诸侯即有征伐，亦必天子命之，暂假事权，事毕则已，非常法也。后儒误信记文，又为之拘牵比儗，尤属失礼。疏引崔氏谓晋文。「虽受弓矢，不受鈇钺，不得专杀，故执卫侯归之于京师。」夫卫侯无大罪恶，即使晋文受鈇钺，安得杀之乎？公谷以晋文所为，春秋恶之，而况杀耶？孔氏曰：「鲁无弓矢之赐，陈恒弒君，孔子请讨之者，春秋之时，见邻国篡逆，亦得与征伐。」按：孔子请讨，自是正义，即不必春秋之时亦宜然也。然则「赐弓矢然后征」之说，又未为确论矣。又曰：惟「赐圭瓒然后为鬯」，此是周时之制。盖本江汉诗「厘尔圭瓒，秬鬯一卣」为说。又以文侯之命云「赐秬鬯一卣」，则圭瓒自在其中可知。礼器云「诸侯相朝，灌用郁鬯」，此后来之僣用者。(卷二○，页三七-三九)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雍侯曰頖宫。

郑氏曰：「此大学、小学，殷之制。」孔氏曰：「郑知然者，以下文『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则左学小，右学大。此云『小学在公宫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其说皆凿谬。夫以「在公宫南之左」即为「左学」，何知「在郊」者即为「右学」乎？则「右学在公宫南之左」，又何以知「郊在公宫南之右」乎？是其徒事臆测而无所稽也。且「辟廱」「頖宫」皆为周制，岂有方言殷又言周而不别以时代者？又此所言乃「诸侯之学」，下文殷人「右学」「左学」乃「天子之学」也，以是为证，尤失考矣。

「天子辟廱」取大雅「镐京辟廱」为说也。「诸侯頖宫」取鲁颂「既作泮宫」为说也。昔人谓「辟廱」「頖宫」皆非学名，极论其妄，甚是。详见诗大雅、鲁颂。(卷二○，页四一-四二)

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

「类」「禡」取诗「是类是禡」。「执以罪，反」以下取诗「执讯获丑」及「在頖献馘」为说也。然此节疑非一处之文，故「受命」二句言「祖」不言「祢」。「执有罪，反」以下第取诗说，又不及「祖」「祢」与「社」，解者必为之处处补衬，无谓。(卷二○，页四四)

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

此取谷梁传文也。桓四年，公狩于郎。传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搜，冬曰狩。四时之田用三焉。惟其所先得，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故此亦云「岁三田」。郑氏曰：「三田者，夏不田，盖夏时也。周礼：春曰搜，夏曰苗，秋曰甐，冬日狩。」郑据周礼以周为四时田，故取纬书之说，以三时田属夏制，不知周制正用三时田也。考之公、谷与王制皆合，则周礼谓「四时田」者妄可知矣。公羊传曰：「春曰苗，秋曰搜，冬曰狩。」此列三时，谷梁列四时者，古有是说故左传亦云，然而谷梁下文即有「用三」之语，公羊无「用三」之语，而止列三时，一也。孔氏曰：「又郑释『废疾』云：岁三田，谓以三事为田，即下一曰（此处误衍「即下一曰」四字，今删。）干豆之等。休之言当以证为正云。」观此孔巳将郑之别说不用为正，而后儒反全遵郑何耶？谷梁之文犹可强解作「三事」，若公羊则明列「三时」而无夏，而王制「岁三田」，自谓「一岁三田」，果如郑之别说以「三田」为「以三事为田」，则「岁」字不为闲文乎。(卷二一，页一-二)

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

疏引熊氏曰：「天子四时田猎皆围，但不合耳。若诸侯虽春田不围，夏秋冬皆得围，亦不合耳。故曲礼云『国君春田不围泽』。此诸侯是畿内诸侯，为天子大夫者，故曲礼云『大夫不掩群』。」按：如其说，本文「天子」下当有「四时」二字，又「诸侯」上当有「内」字，且无下上言「天子」下即言「大夫」者，其中又当有「诸侯」一句，岂一一皆漏乎？执礼解礼，其弊如此。余说详曲礼。「下大绥」「下小绥」，周礼大司马取以为「旗弊」之说，「佐车」大司马（「马」字，原误作「司」，今径改。）取以为「乃设驱逆车」之说，故田仆又云「掌佐车之政，设驱逆之车」，是也。郑执周礼解此不误，但不知周礼袭此耳。然「旗弊」「弊」字用意过深，「驱逆」之意全失古意，皆足见其为伪也。(卷二一，页三-四)

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本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

前云「天子岁三田」，此云「豺祭兽，然后田猎」。曲礼云「士不取麋卵」，内则云「秋宜犊麛」，下云「韭以卵」，此云「不麛，不卵」，皆不合。(卷二一，页六)

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

「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注疏皆平列说，非。盖用平地小大校之，则所入之多寡可以观年之丰耗也。「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说见下。(卷二一，页六)

祭用数之仂。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丧用三年之仂。丧祭，用不足曰暴，有余曰浩。祭，丰年不奢，凶年不俭。

「丧，三年不祭」，或谓「三年宜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或谓「亦不宜越绋行事」，致辨纷纷。郝仲舆曰：「按：丧、祭皆大，礼皆至祭；礼则祭为重，情则丧为切。如以情，三年不祭可也；如以礼，郊社越绋未为不可，而说者疑之？尝观周书顾命成王初丧，嗣君冕服受命，见诸侯于内朝，受圭币乘黄，而后释冕，反丧服。此非周公之礼与？则祭天地越绋于何不可？」此说可谓通达矣。

程正叔曰：「古人居丧，百事皆如礼，虽废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于祭祀废之，则不若无废为愈也。」按：儒者论古各主一说，固自无妨，第谓今人居丧百事皆如常，其立说则有弊，不可为训。人子于亲丧，其哀本出至情，不假强饰，圣人又制为丧礼，使之百事皆变易其常，而后情文备至，固不以古而隆，不以今而替也。今愤世俗之有不孝者，百事皆如常，遂谓不若无废祭祀为愈，是以礼分今古，预料丧礼惟古人能行，今人不能行矣。若是何不并丧礼而废之？吁！古礼具在也，后世皆有君师之教也，固可晏然而听世之居丧者，百事皆如常乎！今欲其不废祭祀而目之以百事皆如常，则是坚其百事如常之心，而必不可反于百事皆如礼矣！且以此百事皆如常之人，而这之以祭祀，又安贵有此祭祀哉！

按：僖二十三年左传曰：「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尝、蒸、禘于庙。」「尝」「蒸」「禘」，四时吉祭也，与此「三年不祭」之说异。据葬后亦可祭，左传说似长。

「暴」，急也；即下「无六年之畜曰急」之意。「凶年不俭」，虽似曰凶年用凶年之仂，然或引杂记「以下牲」之语，恐未然，二处语意不同，不必强合也。(卷二一，页七-九)

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畜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

此取谷梁传文也。庄二十八年，臧孙辰告籴于齐。传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按：「三年耕，必有一年（此处原作「一年年」误衍一「年」字，今删。）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此是立个式样，必须「以三十年之通」而计之，故曰「以三十年之通」。盖天道虽不可知，然其间或一二年一见；或五六年一见；通计之者：三年内外必有一年之灾，故三年当有一年之食；三倍推之，九年当有三年之食；又三倍推之，二十七年当有九年之食，三十年者，举成数也。苟一二年一灾，则三年不能有一年之食者有之，五六年一灾则三年不止于一年之食者有之，惟于三十年之中，通计有九年之灾，则亦通计有九年之蓄，于是随时取给灾多者，虽尽用之，不患不足。灾少者，即存皋之，不妨有余。故曰：「以三十年之通，有旱干水溢，民无菜也。」上节所谓「以三十之通制国用」者，其亦如此。(卷二一，页一一)

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三年之丧，自天子达。

此取左传之文而增益以为说也。隐元年传曰：「天子七日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故此以为「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又因以「殡日」同其「葬月」之数，而为「天子七日殡，诸侯五日殡，大夫士、庶人（「士、庶人」，原误作「三日人」，今径改。）三日殡也」。其不言「士踰月葬，踰日殡」者，又因士丧礼、虞礼本是「三日而殡，三月而葬」，故不得言之。然则大夫与士同，未免混矣；且兼庶人言，大夫与庶人同，尤混矣。孔氏曰：「左传云『大夫三月，士踰月』，此摠云『大夫士三月而葬』者，其实大夫三月者，除死月为三月；士三月者，数死月为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此说陈氏集说巳驳之，不复赘。大抵左传之说，第以其某某至而言，未必足为葬期之成法。其言「士踰月」既与丧礼抵牾，而其言「天子、诸侯葬期」，亦不无可疑。何则？葬后为虞，虞后为卒哭，人子同此哀，哀同此哭，何以天子卒哭如是之迟？士庶人卒哭如是之蚤？人有崇卑，岂哭有隆杀与？所以杂记又（此处原误衍一「又」字，今删。）有「卒哭之期」，亦难通，说见彼文。至于五日、七日不殡，不独夏时必不可行，即余三时亦有未便者，此亦可疑也。(卷二一，页一一-一三)

庶人县封，葬不为雨止，不封不树，丧不贰事，自天子达于庶人。丧从死者，祭从生者。支子不祭。此节分为四段，共详于下。

陈用之曰：「县封，县棺而下之封士（「士」字，原误作「土」，今径改。）而痊之。」方性夫曰：「封之名虽一，然有所谓『掩坎之封』，有所谓『积土之封』。若檀弓言『县棺而封』，即『掩坎之封』也；若礼器言『邱封之大』，即『积土之封』也。此言『不封』亦『不积土』而巳。」按：此二说为两「封」字分解，是已。然云「不封」终有可疑。上古「不封不树」，周世日趋天文，何独庶人犹掩坎而不得积土？不使数世后之子孙悉不知祖宗？乎？故曰可疑也。「不为雨止」，亦因春秋书「敬嬴定公之葬，雨，不克」，而左传以为「礼」，故以为庶人则当不为雨止，而与诸侯异也。

陈用之曰：「天子崩，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则丧不贰事，亦不特庶人而已。」愚按：「丧不贰事」句本不连上「庶人」句，皆解者之自误也。且自「天子」句更不连下「丧从死者」二句，何也？「丧从死者，祭从生者」，此礼如中庸所言大夫士则可，若继世为天子及创业而王者，丧祭皆用天子之礼，岂得犹云「丧从死者，祭从生者」乎？故以「丧不贰事」句连上「庶人」句既误，以「自天子」句连下「丧从死者」二句亦误也，今特正之。(卷二一，页一四)

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今以此节分为三项：一庙制，一昭穆之亲，一昭穆之位，逐项详之。如左所谓「庙制」者，郑氏谓「此为周制」，是也。记礼者皆周末秦汉间人，凡其所言自属周制，鲜有及于周以上者，有之则必冠以时代，故以此谓「周制」为是。凡礼器、曾子问、谷梁、家语、荀卿所言「七庙」皆同。若夏殷「庙制」，经传既无明文，不可考也。郑又谓「殷则六庙，夏则五（「五」字，原作「六」，今径改。）庙」，此据命决诸说，全不在信。所以王子雍别立为异说以排之，谓「凡七庙者皆不称周？礼纬稽命征室」，意谓夏殷皆然，故伪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则殷亦俨然七庙。此出萧手改易吕览中所引商书「五世之庙」语。说详古文尚书本篇。是其谓夏、殷七庙者，亦不可信也。所谓「昭穆之亲」者，王子雍谓：「文、武不在常庙之数。三昭三穆，是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庙为二祧，并亲庙四，是也。」郑氏曰「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此说非。朱仲晦述郑意而阐明之，其言曰：「谓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庙不毁，与亲庙四而七（「七」字，原作「四」，今径改。）。武王初有天下之时，后稷为大祖，而祖绀居昭之北庙，太王居穆之北庙，王季居昭之南庙，文王居穆之南庙，犹为五庙而已。至成王时，则祖绀祧，王季迁，而武王祔。至得王时，则大王祧，文王迁，而成王祔。至昭王时，则王季祧，武王迁，而得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为五庙，而祧（「祧」字，原作「祔」，今径改。）者藏于太祖之庙。至穆王时，则文王亲尽当祧，而别以有功当宗，则别立一庙于西北，而谓之文世室。于是成王迁，昭王祔，而为六庙矣。至共王时，武王亲尽当祧，而亦以有功当宗，故别立一庙于东北，谓之武世室。于是得王迁，昭王祔，而为七庙矣。自是以后，则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复藏于大庙矣。」按：如此凭臆说，礼则亦何难？但谓「文、武在三昭三穆之中」，不知此制定于文武乎？抑定于周公乎？如谓定于文武，未有预立其制，诏子孙曰：「勿祧吾庙也。」如谓定于周公，则文、武方在祖祢四亲庙之中也。然定于共王乎？又未闻其有制礼之名，而为此七庙之制也。且谓「文武当祧，而以有功不祧」，自此而下，设又有大功者崛起，必不可祧，将易其制为八庙乎？抑去其四亲之一，而仍为七庙乎？则谓「文武在三昭三穆之中」者，不可通矣。况本文云「三昭三穆」，明是顺下之词，不当有文武在内也。至于「文世室」「武世室」乃明堂位不经之言，不足为据，说详本篇。又谓「藏祧主于二世室」，尤杜撰。所谓「昭穆之位」者，从来有两说：一为张氏璪。郑氏未详何名。何氏洵直。之说；一为陆氏佃之说。今先节录各说于前，其后则申以鄙论焉。张氏曰：「周制王季为昭，文王为穆，武王为昭，成王为穆，则所谓父昭子穆也。然则王季亲尽，其庙既迁，武王自右而上，从王季之位，而不嫌于尊文王，何也？盖昭穆以定位也。武王既为昭矣，则其位在左，自为尊卑而无与于文王之穆也。又四时常祀，各于其庙，不偶坐而相临，此其所以进居王季之位，而不嫌于尊文王也。及乎合食于太祖之庙，则王季、文王更为昭穆，而世次虽远，不可谓无尊卑之序矣。盖礼有三本，而祖者类之本。故孙常从祖而不从父，武王常从王季而为昭，成王常从文王而为穆，所以『庙制』『世次』并行而不相害。今若以王季亲尽毁庙，文王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自下而上居穆位，及合飨之祭（「祭」字，原作「际」，今径改。），而文王复为穆，武王更为昭，则是一身既为昭矣，又有时而为穆；既为穆矣，复有时而为昭，不惟乱昭穆之名，又考之经传无所据矣。且生而居处，没而殡葬，以至祔祭入庙，为尸赐爵，皆孙从祖而不从（「不从父」，原作「不居父」，今径改。）父。所以昭穆常用世次，奚至于庙次独不然乎？」郑氏曰：「王季（「季」字，原作「祭」，今径改。）之时，以大王为穆，至惠王时，历十八君而谓之穆；文王之时，以王季为昭，至惠王时，历十八君而谓之昭。宫之奇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大伯、虞仲者，大王之子；虢仲、虢叔者，王季之子。大王于『庙次』『世次』为穆，故谓（「谓」字，原作「为」，今径改。）其子为昭；王季于『庙次』『世次』为昭，故谓其子为穆。武王时，庙次以文王为穆，得王时，庙次以武王为昭，至襄王之世，亦谓其子曰：『文王之昭，武王之穆。』周大夫富辰既言之矣，曹伯之臣候儒又曰：『曹叔振铎，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穆」字，原误作「论」，今径改。）也。』襄王距文王之时，无虑十有八世，景王之子恭王距襄王又七世而远，定四年，卫大夫（「夫」字，原敓，今径补。）祝驼之言犹曰：『曹，文之昭；晋，武之穆。』由此论之，昭常为昭，穆常为穆，虽百世无易也。」何氏曰：「说者谓『父昭子穆，何常之有』？其意以谓『庙次与世次不同，故昭穆迁徙无常位』。不知庙次（「次」字，原误作「又」，今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