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集

本首著为政仁恕之语，大抵与定本别段旨意略同。其末乃云：“为河北转运使时，所活二千余人。先是保州屯兵闭城叛命，田况、李昭亮等讨之不克，卒招降之。既开城，况等推究反者，杀二千余人，投于八井。又其次二千余不杀者，分隶河北州军。诸事已定，而富相出为宣抚使，惧其复为患，谋欲密委诸州守将同日悉诛之。计议已定，方作文书，会公奉朝旨权知镇府，与富公相遇于内黄，夜半屏人，以其事告公。公大以为不可，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已降敕榜，许以不死而招之。八井之戮，已不胜其怨，况此二千人者本以胁从，故得不死，奈何一旦无辜就戮！’争之不能止，因曰：‘今无朝旨，而公以便宜处置，若诸郡有不达事机者以公擅杀，不肯从命，事既参差，则必生事，是欲除患于未萌，而反趣其为乱也。且某至镇州，必不从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是时小人谮言已入，富、范势已难安。既而富公大阅河北之兵，将卒多所升黜。谮者献言：‘富某擅命专权，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军情，北兵不复知有朝廷矣。’于是京师禁军，亟亦大阅，多所升擢。而富公归至国门，不得入遂罢枢密，知郓州。向若遂擅杀二千人，其祸何可测也。然则公之一言，不独活二千人之命，亦免富公于大祸也。”〈此比定本为详，足以尽见事之曲折。又“谮言已入”之下所系更重，尤不可阙。疑后以不欲形迹当时听谗之失，而删去之也。〉

【春帖子】

李本云：“内臣梁尝言在内中祗候，见仁宗〈云云〉，末〈云云〉，是欧阳某必索文书自览，是他人当直则否也。”

【知开封府】

李本末后有：“韩子华谓公，曰外议云：‘余材可以更知一个开封府’。”〈似亦嫌太夸而删之。〉

【连典大郡】

李本曰：“公尝语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医之至人家也，仆马鲜明，进退有礼，为人诊脉，按医书述病证，口辩如倾，听之可爱，然病儿服药云无效，则不如贫医矣。贫医无仆马，举止生疏，为人言脉口讷不能应对，病儿服药云疾已愈矣，则便是良医。凡治人者不问吏材能否，施设何如，但民称便，即是良吏。’故公为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扬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间，事已十减五六，一两月后，官府阒然如僧舍。或问公为政宽简而事不废弛者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弛废而民受其弊矣。吾之所谓宽者，不为苛急尔；所谓简者，不为繁碎尔。’识者以为知言。”〈此比定本语意尤详备。〉

濮议初不出于公，及台谏有言，公独力辨于朝，故议者指公为主议之人。公未尝自辨，唯曰：“今人以濮议为非，使我独当其罪，则韩、曾二公宜有愧于我。后世以濮议为是，而独称我善，则我宜愧于二公。”公又撰《濮议》四卷，悉记当时论议本末甚详。又于《五代史记》收晋出帝父敬儒、周世宗父柴守礼事，及李彦询传，发明人伦父子之道尤为详悉。〈李本有之而此本无，疑公诸子后已不敢力主其父之论而删之也。〉

蔡州妖尼于惠普托佛言人祸福，朝中士大夫多往问之，所言时有验，于是翕然共称为神尼。公既自少力排释氏，故独以为妖。尝有一名公，于广座中称尼灵异，云：“尝有牵二牛过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后者是一医人。官人尝失入人死罪，医人药误杀人，故皆罚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应。”一座闻之，皆叹其异。公独折之曰：“谓尼有灵，能〈此有阙文。〉万物之最灵，其尤者为聪明圣智，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被罚之牛，乃能自知乎？”于是座人皆屈服。〈李本有之。所谓名公者，疑指富公。此本无者，盖为贤者讳也。〉

公尝为《杜祁公墓志》，云“簿书出纳，为之条目甚密，必使吏不得为奸。及其施于民者，则简而易行”。公曰“我之为政亦如此也”。〈李本在《连典大郡》之后，此本无。〉

梅龙图挚知杭州，作有美堂，最得登临佳处，公为之作记。人谓公未尝至杭，而所记如目览，坐堂上者使之为记，未必能如是之详也。〈李本在《醉翁亭记》之前，此本无〉。

右凡十六条，其十二条定本有之而详略先后或不同，其四条则定本所无而李本有之。其平心、保州、妖尼三事，尤非小补。盖公平生学问根源出处，大致言行本末，皆已略见于此而无遗矣。〈平心、保州、唐书三事，亦见于张邦基《墨庄漫录》，云得之公孙建世。望之者，则其出于公于叔弼之徒所记。而学道以下，尧朱以上，必是著手书本语无疑矣。但张误于陈恭公以下别为一事耳。〉独晚年守青州时，论执青苗一事，尤足以见其刚毅大节始终一致，不以既老而少衰。而公之诸子乃有所避而不敢书，吴丞相作《行状》因亦不载，至韩魏公作《墓志》乃始见。其尝有乞不收息及罢提举官之奏，与其辞太原有守拙循常之语，元之为裕，录者又不载，志语于附传。至叶致还朱本之书出，乃反著其不俟报可，擅止散钱，而有特与放罪之诏。又至近岁洪景卢作《四朝史传》，乃尽见其以是深为王安石所诋，而遂决归老之计。盖此一事，凡更六人之手，而三书阙焉。幸其有肯书者，然犹历三手，越百余年，而后首末得以粗备。然则士之制行不苟合于当时，而有待于后世者，岂不难哉！抑公之言曰“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盖俗情之爱恶虽有短长，而公论之光明终不泯没，此古之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与因并记其语，以补此篇之阙，以为有志之士必将有感于斯焉。新安朱熹仲晦父书。

【宋史本传】

〔元〕脱脱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氵典氵忍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入朝，为馆阁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城节度判官。仲淹使陕西，辟掌书记，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

庆历三年，知谏院。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五品服，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故事，必试而后命，帝知修，诏特除之。

奉使河东。自西方用兵，议欲废麟州以省馈饷。修曰：“麟州天险，不可废。废之，则河内郡县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驻并河内诸堡，缓急得以应援，而平时可省转输，于策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岚多禁地废田，愿令民得耕之，不然将为敌有。”朝廷下其议，久乃行，岁得粟数百万斛。凡河东赋敛过重民所不堪者，奏罢十数事。

使还，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贼平，大将李昭亮、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修捕博文系狱，昭亮惧，立出所纳妇。兵之始乱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杀之，胁从二千人分隶诸郡。富弼为宣抚使，恐后生变，将使同日诛之，与修遇于内黄，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既非朝命，脱一郡不从，为变不细。”弼悟而止。

方是时，社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一求瑕，惟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必须此说，方可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以母忧去。服除，召判流内铨，时在外十一年矣。帝见其发白，问劳甚至。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奉使契丹，其主命贵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尔。”

知嘉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加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

旬月，改群牧使。《唐书》成，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修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河决商胡，北京留守贾昌朝欲开横垄故道，回河使东流。有李仲昌者，欲导入六塔河，议者莫知所从。修以为：“河水重浊，理无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决。以近事验之，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但势不能久尔。横垄功大难成，虽成将复决。六塔狭小，而以全河注之，滨、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趋，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纵使入海，此数十年之利也。”宰相陈执中主昌朝，文彦博主仲昌，竟为河北患。台谏论执中过恶，而执中犹迁延固位。修上疏，以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为圣德之累”。未几，执中罢。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遂罢知陈州。修尝因水灾上疏曰：“陛下临驭三纪，而储宫未建。昔汉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国长久，为汉太宗。唐明宗恶人言储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乱，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后建立英宗，盖原于此。

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参知政事。修在兵府，与曾公亮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远近，更为图籍。凡边防久缺屯戍者，必加搜补。其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凡兵民、官吏、财利之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不复求之有司。时东宫犹未定，与韩琦等协定大议，语在《琦传》。英宗以疾未亲政，皇太后垂帘，左右交构，几成嫌隙。韩琦奏事，太后泣语之故，琦以帝疾为解，太后意稍不释。修进曰：“太后事仁宗数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宠，太后处之裕如；今母子之间，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复曰：“仁宗在位久，德泽在人，故一日晏驾，天下奉戴嗣君，无一人敢异同者。今太后一妇人，臣等五六书生耳，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默然，久而之罢。

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帝将追崇濮王，命有司议，皆谓当称皇伯，改封大国。修引《丧服记》以为：“‘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降三年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故中书之议不与众同。太后出手书，许帝称亲，尊王为皇，三夫人为后。帝不敢当。于是御史吕诲等诋修主此议，争论不已，皆被逐。惟蒋之奇之说合修意，修荐为御史。众目为奸邪，之奇患之，则思所以自解。修妇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谤摧辱之，展转达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谴修，访故宫臣孙思恭，思恭为辨释。修杜门，请推治。帝使诘思永、之奇，问所从来？辞穷，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明年，迁兵部尚书、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辞不拜，徙蔡州。

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污蔑，年六十即连乞谢事，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

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遂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尝谓曰：“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修闻而服之终身。

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

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

子发，字伯和，少好学，师事安定胡瑗，得古乐钟律之说，不治科举文词，独探古始立论议。自书契以来，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以父恩，补将作监主簿，赐进士出身，累迁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苏轼哭之，以谓发得文忠公之学，汉伯喈、晋茂先之流也。

中子，字叔弼，广览强记，能文辞。年十三时，见修著《鸣蝉赋》，侍侧不去。修抚之曰：“儿异日能为吾此赋否？”因书以遗之。用荫，为秘书省正字，登进士乙科，调陈州判官，以亲老不仕。修卒，代草遗表，神宗读而爱之，意修自作也。服除，始为审官主簿，累迁职方员外郎、知襄州。曾布执政，其妇兄魏泰倚声势来居襄，规占公私田园，强市民货，郡县莫敢谁何。至是，指州门东偏官邸废址为天荒请之。吏具成牍至，曰：“孰谓州门之东偏而有天荒乎？”却之。众共白曰：“泰横于汉南久，今求地而缓与之且不可，而又可却邪？”竟持不与。泰怒，谮于布，徙知路州，旋又罢去。元符末，还朝，历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阁知蔡州，蔡地薄赋重，转运使又为覆折之令，多取于民，民不堪命。会有诏禁止，而佐吏惮使者，不敢以诏旨从事。曰：“州郡之于民，诏令苟有未便，犹将建请。今天子诏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诏止之，若有惮而不行，何以为长吏？”命即日行之。未几，坐党籍废。十余年卒。

论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汉，文章虽与时盛衰，而蔼如其言，烨如其光，如其音，盖均有先王之遗烈。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愈不获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为，可为世道惜也哉！

【神宗实录本传〈墨本〉】

欧阳修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询之后。询四世孙琮为吉州刺史，又八世生万，为吉州安福令。其子孙或居安福，或居庐陵。万之八世孙观，修父也，徙居永丰。

修四岁而孤，母郑氏有女节，以荻画地，教修书字。稍长，从邻里借书读，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诵。举进士，有声，补西京留守推官。召试学士院，迁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

修为人质直闳廓，见义敢为，机阱在前，直行不顾。每放逐困，辄数年，及复振起，终不改其操。范仲淹贬知饶州，论救者众，谏官高若讷独不言。修以书责若讷，言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以闻，谪峡州夷陵令，徙光化军乾德令，改武成军节度判官。迁太子中允、馆阁校勘，修《崇文总目》、《礼书》。《总目》成，改集贤校理，知太常礼院。数论天下事。陕西用师，上三策以揣敌情，及指陈利害甚众。诏百官上封事，又上疏言三敝五事，力陈当时之所宜忧者。以贫求补外，得通判滑州。仁宗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召修知谏院。是时西师久，京东、西群盗起，中外骚然。仁宗既进退大臣，欲遂改更诸事，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皆辅政。修屡请召对咨访，责以所为。仁宗降手诏，出六条，后遂下诏劝农桑，兴学校，多所更革。用修同修起居注，阅月，拜右正言、知制诰。

初，吕夷简罢相，夏竦为枢密使，复夺之，代以杜衍，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等。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言退奸不易，进贤之难，而终篇意在夏竦。竦尤不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仲淹、衍及修为党人。修乃上《朋党论》，其大略言：“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盖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君子有朋也。”又上疏言：“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相继罢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一求瑕。唯是指以为朋，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必须此语方可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所以为陛下惜之也。”为党论者，尤恶修异己，又善言其情状，至使内侍蓝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升天衢。‘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下则以国家爵禄为己私惠，上则朋党胶漆皆聚本朝。设使逐人私党，不过十数，同心丑正，已为五六十人，相依为重，将紊纪纲。九重至深，万机至重，何由察知？”赖仁宗终不之信。

修之使河东，以陕西用兵久，河东刍粮不足，言者请废麟州，或请移治合河津，或请废五寨。修为四议以较麟州利害，请移兵就食于滨河清塞堡，缓急不失应援，平时可省馈运，麟州得不废。又建言忻、代、岢岚、火山四郡有禁地，弃而不耕，民私籴虏中，以应军须，今悉耕之，岁可得数百万石以实边。又言河东民故贫，军兴以来赋敛尤重，行路嗟怨，条上可罢者数十事，以宽民力。

修自河东还，会保州兵叛，出修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保州平，大将李昭亮私纳妇女，通判冯博文等窃效之。修捕博文系狱，昭亮皇恐，立出之。自保州之变，河北兵骄，小不可意则思乱，人情务在姑息。修乞假将帅权重，以消未萌。保塞之胁从者二千余人，分隶河北，夏竦为宣抚使，曰是去祸而遗根也，欲以便宜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