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集

人同其情，况存亡之际乎。然惟情之无过不及处乃为礼。礼失则情乖，情乖则民志惑。厚于所当薄，即已薄于所当厚，本乱而末不可得而治。故虽一举足，一出言，而子孙黎民之能保不能保系焉。以礼制心，然后能垂裕于后昆。此忠臣志士之所以于其君也。然则太宗之不若魏征，仁宗之不若欧阳修，固若是乎？曰奚其然也。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观影之直，则知表之正，影与表可曰二哉？况善言者出于口而无穷，善行者备厥万而犹阙，言易行难，何往不然？独是臣能言之于君，则匪为言也，乃其行也。然君能听而改之，则言者臣之虚言，听者君之实行矣。千虚不如一实，曷可贬实而崇虚哉？成汤之圣也，曰改过不吝。圣，不圣于无过，而圣于改过。然过之作也，己觉之而己改之，犹未足以云圣人之大心也。惟人觉之而己改之，则天下之人之心莫非其心，而博厚配地、高明配天矣。是非太宗、仁宗之所可当也。必也舜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必也孔子乎，孔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舜与孔子固全之，若此二事，乃太宗、仁宗之能得乎？舜与孔子，百之一而荣莫大焉者也！俗士以征有言即谓太宗不如征，修有言即谓仁宗不如修，是人我之见不忘，而元首股肱之义由以日丧也。

【论逐路取人札子】

观修此疏，知东南文字之盛，自宋仁宗时已然，而解额之不能均，亦复与今一辙。顾尝论之，虞廷之取士也，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周室之取士也，曰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然则取人以言，固属一端，即使文风日正，经学日明，而所为科目出身者，亦止是三代以上言扬之，一未可谓此外必无贤才。况所较者，仅在声调格律时尚之细，以此而欲重东南而轻西北，诚非帝王驭世之大公矣。特是时移势易，古今不同，故虞廷之所为“明试以功”，周室之所为“德进事举”者，后世用之益以滋乱。不若科目之法，犹可驱天下，使诵法孔子泽躬于六经，忽不自知其入于义理之域。且其法易以防闲，统百年而计之公者犹得什九，是以不得不专用其法，岂曰经世之士尽出于能文者也。故就文而论，则选额之不可以地均，诚如修之所云。以用人而论，其不得不以地均之者，亦天下之大势有不能因噎以废食者。修有试进士策问取士之法，而极论其难，较之此疏，更为千古确论。

【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

暴秦焚书，六经亡轶。汉儒掇拾遗言，各立门户，其幸而传至今日者，固其守先待后之功，而诈伪繁兴，亦莫甚于彼时。而于其中敢于诬天蔑圣者，则以谶纬为甚。谶纬之书，莫知所自起，王莽笃好之，其下遂相与诈造欺蒙，以售其私。而莽又明知其欺而乐用之，以愚黔首，而借以篡汉天下。盖乱臣贼子之言也，而托诸孔子。然既托诸孔子，则虽以光武之贤，犹不能无惑焉。唐作《九经正义》，犹引用其说。欧阳修疏请削除，见亦伟矣，惜犹未曾抉其底里痛扫溉之，以解后世惑也。夫谶纬之托诸圣言者，为其“前知”也，为其“知天”也。《中庸》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又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疑若似矣。顾差若毫厘，即谬以千里。夫天者，理也。叙则为典，秩则为礼，立之为三纲，行之为五常。三纲立，五常行，则人无逆天，物极则长，而所为“生生之谓易”者行乎其间，乾坤于以不毁。三纲颓，五常废，则人物凋丧，渐消渐毁，以至于无而乾坤息。故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之所为知天而可以前知者，如是而已。若夫继周而为汉，汉帝姓刘，孔子安得知之，而又何用知之哉？孔子葬母，既封矣，雨甚而墓崩，孔子不能前知也。而谓孔子知沙丘崩为汉元王皇后之祥乎？《国语》有之曰：“吾非瞽史，安知天道？”盖盲者业专，其艺必精，故能以数测气，推现至隐。如裨灶、梓慎、京房、焦赣之流，犹古瞽史之遗，见于史氏，代不乏人。然其为术，所为文史星历，近于卜祝之间者，又奚得以六经、《语》、《孟》治天下之大经大法错处杂陈，而谓圣之所以为圣在此也哉？况夫王莽时，刘歆辈所造奸言，直是执左道以乱政，又安可令其托于孔子惑世诬民而莫之正耶？汉承七国之后，圣远道微，言庞事杂，故如所传斩蛇交龙等事，犹与篝火狐鸣一辙。萧、曹辈皆未尝学问，不知正其前失，转艳称于后世。后世惑之，王莽遂乘之以移其社稷当涂，典午更用之以灭其子孙，而辗转相灭。由是讹以传讹，暴以易暴，五代十六国之交，视弑君篡国为天之所命，圣之所记，史臣津津称道之。呜呼！人心若此，几何不入于禽兽也！又如晋王嘉《拾遗记》等书，所称黄帝金支玉叶，武王白鱼流乌之类，谓自古帝王受命之符罔不如是。夫删《书》断自唐、虞，既有其事，周、孔必述，周孔不述，其诬可知。王嘉辈何能从千载以后而得千载以前之事？其博洽过于周、孔如是也？其为拾汉、魏之遗，诬帝王以神怪，不待明者而决矣。《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之所归，是乃天之符命耳。人者，万物之灵也，天地之心也，五和之秀气也。不观之人而观之云物鸟兽，何其荣末而虐本欤！亦异乎圣人之言矣。陋儒不察，遂使谶纬之文述之学校，被之闾阎，虽妇人小子亦同然一辞，其所以为人心之害者，岂细故哉！

【论议濮安懿王典礼札子】

按史：仁宗以同祖兄濮王元让子宗实为皇子，是为英宗。治平元年，宰相韩琦等奏请下有司议合行典礼，诏须大祥后议之。二年，乃诏礼官与待制以上议，翰林学士王等谓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尊以高官大国。于是中书奏：王等所议，未见详定濮王当何称，名与不名。等议宜称皇伯而不名。中书又奏：《礼》与令：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皆称父母。又汉宣、光武，皆称皇考。今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有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议奏。方议，而皇太后手诏诘责执政。于是诏权罢议，令有司博求典故以闻。礼官范镇等又奏请如王等议。御史吕诲弹欧阳修首建邪议，韩琦、曾公亮、赵概附会不正之罪，固请如王等议。既而内出皇太后手诏，可令皇帝称亲，濮王称皇，夫人并称后。英宗即日手诏曰：“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其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俾王子孙奉祠。”翌日，诲等缴敕，家居待罪，英宗命阁门以告还之，诲等力辞台职。诲等既出，而濮议亦寝。修此疏，当在皇太后诘责执政，而英宗手诏罢议之时也。观宋诸臣所见虽不同，要非若明臣张璁、桂萼谄上希旨为进用阶梯。顾核诸先王“缘人情以制礼，本天性以立则”之旨，欧阳之议自是至当，而当日英宗处置尽善，亦可为无遗憾矣。乃后世犹焉，谓称皇伯之是者，盖以司马温公诸贤并与王同议也。夫君子亦不能无过，有过不害为君子。然君子之过，亦不可从，一以理为断而已。世传朱子亦以欧阳为非，谓其疑于两父，其说曰：“辟若仁宗与濮王俱在世，则为英宗者，可皆称为父子乎？”顾未知朱子实有是说邪，抑门弟子附会之词也？不可考矣。夫所为伯、仲、叔、季者，行第之称。古人伯则曰伯父，叔则曰叔父，无去父而止称伯、叔者。《曲礼》云“五官之长，天子同姓，谓之伯父。九州之牧，天子同姓，谓之叔父”者是也。又如《鲁颂》曰“王曰叔父”，《小雅》曰“既有肥牡，以速诸父”，经籍所载，不可备举，何得谓为二父乎？伯父、叔父、诸父，本生父同义也，独于所继，止谓之父，则亦足以昭重宗之义，合降期之意矣。乃必讳其父之称而称皇伯，何其无稽也！人之生父生之，此天也，非人也，其名可以意为改者哉？或曰：若然，则不得为人后矣，为人后者人为之，岂天为之邪？曰：固天为之也。自身而上有父，天也；自父而上有祖，亦天也。由父视之，则有己子与兄弟之子之分；由祖视之，则均之为孙矣。均之为孙，则天也，非人矣。宋时诸臣，固亦于此有未能脱然者，又哀仁宗大贤而无子，必欲泯濮王之迹以消其余憾，而朝堂之上纷呶不已。英宗不欲明其是非，而两置之，遂成千秋疑案。有宋君臣是者固无非矣，其非者犹是君子之过也。然而延及明嘉靖帝，诸臣遂执宋臣之议，以死争哭于阙下。帝刚愎少恩，尽收付廷尉，而贤材为之一空。于是佞人虱其间，荧惑张，尽变明代祖宗成宪与贤士大夫风尚，而明亦浸衰而浸亡矣。於戏！士君子持论，揆诸天理民彝之衷，少有偏倚，则其毒流于后世。如此，可不慎哉！

【祭尹师鲁文】

尹师鲁，名洙，少以儒学知名，举进士。宋世古文，洙与穆修实始振起其衰。自元昊不庭，洙未尝不在兵间，练习边事，深晓兵法，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会郑戬为陕西四路都总管，遣刘沪、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为城砦多则兵势分，是以前此屡困于贼，今何可又益城？奏罢之时，戬已解四路，而沪等督役如故。洙召之，不至；代之，不受。乃使狄青械沪、士廉下吏。戬论奏不已，卒城水洛。士廉诣阙上书讼洙，诏遣御史刘就鞫，不得他罪。文致之，贬洙监均州酒税，感疾而卒。修祭文所谓“辨足以穷万物，而不能当一狱吏”者也。尝谓明刑所以弼教，而察狱所以平冤。汉承秦弊，古义荡然，虽相如萧何，将如周勃，亦辄付系。延至末代，狱吏成风，惟希意指之所向，不揆其情辞而丽以法，转以法就其情辞，意见既立，虽孔、孟不得为完人，而苏、张无所措其舌。矜名节者，恚极而不得辨；达生死者，休焉而不与辨；暗且弱者，呐呐然辨而不能辨；强且明者，喋喋然辨而不听其辨。所以古人画地为牢誓不入，刻木为吏义不对也。以此承君上之意指，则一狱成而万事必有受其害者矣；以此承权臣之意指，则万事隳而宗社亦且受其害矣。贤如宋仁宗，尚使尹洙被文致于狱吏以称于后世也，可不惧哉！

【祭苏子美文】

仁宗逐苏舜钦辈，不使朝士以夸诞标榜相尚，所以维风端习，未为失也。特宜正王直柔侮慢圣贤之罪，而苏舜钦辈醉饱之过，则教而不怒。斯才士不至沉沦，而忄佥壬一网打尽之策，亦自不堕其术中矣。

【泷冈阡表】

朱子谓韩愈《祭十二郎文》后数百年，而本朝复有欧阳文忠公《泷冈阡表》，其为朱子所心折如此。然以两文较之，其情致悱恻，能达所不能达之隐，所谓喜往复善自道者，则果相伯仲。若夫垂诸万世，使酷吏读之亦不觉泫然流涕者，欧作固专其美，而韩逊不如。子曰“苟有车，必见其式；苟有衣，必见其敝”，盖言有其实斯有其文也。愈固不得无之而空言之，欧之胜者实也。如此文者，所当自朝廷至于里巷，莫不讴吟讽诵者欤！夫是之谓羽翼六经。羽翼六经云者，固不在句训字诂之徒也。

【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

修与杜衍子书自谓：“文字简略，止记大节，期于久远，恐难满孝子意。”又言：“范公家神刻，为其子擅自增损，不免更作文字发明，欲后世以家集为信。”又言：“尹氏子卒请韩太尉别作墓表，以此见朋友、门生、故吏与孝子用心尝异，修岂负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为鉴。”别一书云：“所记事，皆录实有稽据，皆大节与人之所难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无巨美，不可不书。于公为可略者，皆不暇书。”观修言，作志亦大难矣。凡墓志、神道，皆国史所据以示后世者也。文如韩、欧其人者不世出，而史则不可以或阙。不可或阙，而又无可信之碑志以为据依，则信史不更大难乎！观修为杜衍作志，其斤斤自明如此，盖以时俗不能晓信今传后之义，徒欲跻其父祖与圣哲比肩，必铭功悉太公、颂德皆仲尼而后快，不知空言无实之名非所荣也。徒使平昔一言一行之善犹可励俗而兴行者，转因繁言浮词致晦昧湮亡而莫可问。迨史氏稽集于数十百年之后，济济皆太公、仲尼，而考其实，茫然无所得。既总无可信，则必以意为轩轾，党其所亲而毁其所怒，甚至苞苴请谒行焉。而古今是非之公，不独泯于当时，而且泯于万世矣。修之慎重不苟然者，岂为一己之私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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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居士集序

【门人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撰）】

夫言有大而非夸，达者信之，众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杨、墨。”盖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丧，何与于天，而禹之功与天地并，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天下以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殁，有申、商、韩非之学，违道而趣利，残民以厚主，其说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侥幸一切之功，靡然从之。而世无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权其祸福之轻重，以救其惑，故其学遂行。秦以是丧天下，陵夷至于胜、广、刘、项之祸，死者十八九，天下萧然。洪水之患，盖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复有一孟子，则申、韩为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杨、墨得志于天下，其祸岂减于申、韩哉！由此言之，虽以孟子配禹可也。

太史公曰：“盖公言黄、老，贾谊、晁错明申、韩。”错不足道也，而谊亦为之，予以是知邪说之移人，虽豪杰之士有不免者，况众人乎！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子，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呜呼，此岂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欧阳子殁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实，识者忧之。赖天子明圣，诏修取士法，风厉学者专治孔氏，黜异端，然后风俗一变。考论师友渊源所自，复知诵习欧阳子之书。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其子，乃次而论之曰：“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欧阳子讳修，字永叔。既老，自谓六一居士云。元六年六月十五日叙。〈周必大刻本《欧阳文忠公集》。〉

【欧阳先生文粹跋（宋·陈亮）】

右《欧阳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万世者也。虽片言半简，犹宜存而弗削。顾犹有所去取于其间，毋乃诵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于犯是不韪而不疑也。

初天圣、明道之间，太祖、太宗、真宗以深仁厚泽，涵养天下，盖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乐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儿幼稚什伯为群，相与鼓舞于里巷之间。仁宗恭己无为于其上，太母制政房闼，而执政大臣实得以参可否，晏然无以异于汉文、景之平时。民生及识五代之乱离者，盖于是与世相忘久矣。而学士大夫其文犹袭五代之卑陋，中经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学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独有愧于古。天子慨然下诏书，以古道饬天下之学者，而公之文遂为一代师法。未几，而科举禄利之文，非两汉不道，于是本朝之盛极矣。公于是时，独以先王之法度未尽施于今，以为大缺。其策学者之乱，殷勤切至，问以古今繁简浅深之宜，与夫周礼之可行与不可行。而一时习见百年之治，若无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伸，而荆国王文公得乘其间而执之。神宗皇帝方锐意于三代之治，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说饰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职业，修兵民，制国用，兴学校，以养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圣虑之所及者，尝试行之，寻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之意，盖见于末命，而天下已纷然趋于功利而不可禁。学者又习于当时之所谓经义者，剥裂牵缀，气以日卑。公之文虽在，而天下不复道矣。此子瞻之所为深悲而屡叹也。元间始以末命从事，学者复知诵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复荆公之旧。迄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于世，然其间可胜道哉！

二圣相承又四十余年，天下之治大略举矣，而科举之文犹未还嘉之盛。盖非独学者不能上承圣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旧，而况上论三代。是以公之文，学者虽私诵习之而未以为急也。故予姑掇其通于时文者，以与朋友共之。由是而不止，则不独尽究公之文，而三代、两汉之书，盖将自求之而不可御矣。先王之法度，犹将望之，而况于文乎？则其犯是不韪，得罪于世之君子而不辞也。虽然，公之文雍容典雅，纡余宽平，反复以达其意，无复毫发之遗。而其味常深长于言意之外，使人读之蔼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关世教，岂不大哉！

初，吕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议论不合党与遂分，而公实与焉。其后西师既兴，吕公首荐范、富、韩三公以靖天下之难。文正以书自咎，欢然与吕公戮力。而富公独念之不置。夫左右相仇，非国家之福。而内外相关而不相沮，盖治道之基也。公与范公之意盖如此。当是时，虽范忠宣犹有疑于其间，则其用心于圣贤之学，而成祖宗致治之美者，所从来远矣。退之有言：“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故予论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学本乎先王。庶乎读是编者，其知所趋矣。乾道癸巳九月朔，陈亮书。〈明嘉靖二十六年郭云鹏刻本《欧阳先生文粹》〉

【欧阳文忠公集跋（宋·周必大）】

欧阳文忠公集，自汴京、江、浙、闽、蜀，皆有之。前辈尝言公作文，揭之壁间，朝夕改定。今观手写《秋声赋》凡数本，《刘原父手帖》亦至再三，而用字往往不同，故别本尤多。后世传录既广，又或以意轻改，殆至讹谬不可读。庐陵所刊，抑又甚焉，卷帙丛脞，略无统纪。私窃病之，久欲订正，而患寡陋，未能也。会郡人孙谦益老于儒学，刻意斯文，承直郎丁朝佐博览群书，尤长考证，于是遍搜旧本，傍采先贤文集，与乡贡进士曾三异等互加编校，起绍熙辛亥春，迄庆元丙辰夏，成一百五十三卷，别为附录五卷，可缮写模印。惟《居士集》经公决择，篇目素定，而参校众本，有增损其辞至百字者，有移易后章为前章者，皆已附注其下。如《正统论》、《吉州学记》、《泷冈阡表》，又迥然不同，则收置外集。自余去取因革，粗有据依，或不必存而存之，各为之说，列于卷末，以释后人之惑。第首尾浩博，随得随刻，岁月差互，标注抵牾，所不能免。其视旧本，则有间矣。既以补乡邦之阙，亦使学者据旧鉴新，思公所以增损移易，则虽与公生不同时，殆将如升堂避席，亲承指授，或因是稍悟为文之法，此区区本意也。六月己巳，前进士周必大谨书。〈周必大刻本《欧阳文忠公集》〉

【欧阳文忠公集序（明·李均度）】

文之有集尚矣，求其全者不多见，如韩、柳文虽完，然亦间有讹阙，使人可恨。予幼时读《欧阳先生文集》，乃苏本也，中间遗脱，不可一二数，每至讹阙处，未尝不为之叹息。洪武辛亥秋，予忝丞永丰，实先生之旧乡也。首谒学宫，得蔡侯行素新刊先生文集。予甚嘉之，曰：“侯之德亦至矣。夫当兵燹煨烬之余，文物凋丧之后，乃能留心斯文，捐俸铤梓，以广其传。”及三四读，又惜其断简讹字，有模糊而不众辨者。因与蔡侯及俞侯允中、邑庠李实、胡启复参互考订，颇知其说，俾断者续之，讹者正之，阙者补之，计三十余简，历三越月，五十卷仅完。

嗟夫！公之议论正大，变化不测，凛然而秋霜严，郁然而庆云丽，实与韩、柳比肩，更千古而不磨也。今幸与蔡侯诸君完集是编，非惟有益于后学，欧阳公实嘉赖焉。洪武六年龙集癸丑秋九月鞠节后八日，番阳李均度谨叙。〈明正统间重刻永丰县学本曾鲁考异《欧阳文忠公集》〉

【欧阳文忠公集后记（明·危素）】

宋欧阳文忠公之文，门人苏内翰轼既为之序，氵反、京局、杭官、苏、衢、吉、建、蜀俱有刻本，子又手写家集。而孙恕宣和五年校于景陵者，卷帙多寡各异。唯《居士集》五十卷，公所亲定，故诸本相同，讹阙亦鲜。至《外集》，则篇次谨略不同，讹阙尤甚，一篇之中，或少一二字，多至数十百字，读者病之。旧本虽有刊误一编，遄遄患其疏略。

周丞相必大用诸本较定重刻，比他本为最胜。然于凡诸缪误脱漏不可读者，亦莫从是正，仅疏注疑误其下而已。迨病亟，始得写本于李参政光家，周公子纶，属旧客订定编入，今每卷所谓恕本是已。然亦徒摭其时有笔误处，指以为疵，不复加意精较，甚可惜也。

写本后归军器监簿曾天麟家，纸墨精好，字画端楷，有唐人风致，皆识以公印章，藏诸曾氏，且四世，兵后独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