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集

忠邪并进于前，而公论与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听之难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则听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违意，初闻若可恶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顺，希旨合意，初闻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于言事之官，各举其职，或当朝正色，显言于廷，或连章列署，共论其事。言一出，则万口争传，众目共视，虽欲为私，其势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职，又不敢显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圣断，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盖其言涉倾邪，惧遭弹劾。故凡阴有奏陈而畏人知者，皆挟私之说也。自古人主能以此术知臣下之情，则听言易也。

伏惟陛下仁圣宽慈，躬履勤俭，乐闻谏诤，容纳直言。其于大臣尤所优礼，常欲保全终始；思与臣下爱惜名节，尤慎重于进退。故臣谓方今言事者，规切人主则易，欲言大臣则难。臣自立朝，耳目所记，景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简，贬知饶州。皇中，唐介言宰相文彦博，贬春州别驾。至和初，吴中复、吕景初、马遵言宰相梁适，并罢职出外。其后赵、范师道言宰相刘沆，并罢职出外。前年韩绛言富弼，贬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陈旭得罪。自范仲淹贬饶州后，至今凡二十年间，居台谏者多矣，未闻有规谏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谓方今谏人主则易，言大臣则难。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则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罢黜台谏五人，惟是从诲入台未久，其他四人出处本末，迹状甚明，可以历数也。唐介前因言文彦博，远窜广西烟瘴之地，赖陛下仁恕哀怜，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师道、赵并因言忤刘沆，罢台职，守外郡，连延数年，然后复。今三人者，又以言枢臣罢黜。然则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为惧，师道与不以中滞进用数年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盖所谓进退一节，终始不变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韩绛荐举，始得台官。及绛为中丞，陶不敢内雇私恩，与之争议，绛终得罪。夫牵顾私恩，人之常情尔，断恩以义，非知义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谓徇公灭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处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为人也，就使言虽不中，亦其情必无他。议者或谓言事之臣好相朋党，动摇大臣，以作威势，臣窃以谓不然。至于去岁韩绛言富弼之时，介与师道不与绛为党，乃与诸台谏共论绛为非，然则非相朋党、非欲动摇大臣可明矣。臣固谓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此比者虽为谪官，幸蒙陛下宽恩，各得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谏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为国家之利，而介等尽忠守节，未蒙怜察也。欲望圣慈特赐召还介等，置之朝廷，以劝守节敢言之士，则天下幸甚。今取进止。

◎政府进札子四首

【举刘吕惠卿充馆职札子〈嘉六年〉】

臣伏见前庐州观察推官刘，辞学优赡，履行修谨，记问该博，可以备朝廷询访。前真州军事推官吕惠卿，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并宜置之馆阁，以副圣朝养育贤材之选。臣以庸缪，参闻政论，无能报国，敢举所知。其刘、吕惠卿，欲望圣慈俾充馆阁之职。如后不如举状，臣甘同罪。取进止。

【论祠祭行事札子〈嘉八年〉】

臣近准敕，差祭神州地祗于北郊。窃见有司行事，不合典礼。据《开宝通礼》，当先引行事官于东门外，道南北向立，次引入门，就坛东南位，西向行事。盖即事有渐，自外而入，于礼为宜。今却先引行事官于坛下阼阶之侧，北向立，次引东行向外就行事位。由内而外，乖背礼文。臣遂于本院检详，盖是往年撰《祀仪》之时，误此一节。今据《祀仪》，四时及三王五帝、上辛祈谷、春分祀九宫、朝日、高、孟夏雩、秋分夕月、仲秋祀九宫贵神、季秋大享明堂、冬至祀昊天、腊蜡、夏至祀皇地祗及孟冬祭神州地祗，凡一十七祭，并系大祀，一例错误，并合改正，依《开宝通礼》。兼礼生赞唱生疏，多不依礼文。臣伏见朝廷近年新制祭祀器服，修饬坛，务极精严。而有司失传，行事之际，于礼缪误。伏乞下礼院详定，依《开宝通礼》改正《礼仪》，及教习礼生，使依典礼，以上副圣朝精严礼事之意。今取进止。

【论逐路取人札子〈治平元年〉】

臣伏见近有臣寮上言，乞将南省考试举人各以路分糊名，于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虽已奉圣旨，送两制详定，臣亦有愚见，合具敷陈。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请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各糊名眷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传》曰：“无作聪明乱旧章。”又曰：“利不百者不变法。”今言事之臣偶见一端，即议更改，此臣所以区区欲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谓偶见一端者，盖言事之人但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而西北进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进士尔。殊不知天下至广，四方风俗异宜，而人性各有利钝。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所以科场取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经学者，各因其材性所长，而各随其多少取之。今以进士、经学合而较之，则其数均，若必论进士，则多少不等。此臣所谓偏见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国家方以官滥为患，取士数必难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则却须多减东南之数。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减东南而增西北，则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东南之士于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选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试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当发解时又十倍优假之，盖其初选已滥矣，故至南省，所试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则东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于他路，理不可齐，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须充足十一之数，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颠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专以较艺取人，而使有艺者屈落，无艺者滥得，不问缪滥，只要诸路数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则寄应者争趋而往，今开封府寄应之弊可验矣。此所谓法出而奸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广南东、西路进士，例各绝无举业，诸州但据数解发。其人亦自知无艺，只来一就省试而归，冀作摄官尔。朝廷以岭外烟瘴，北人不便，须藉摄官，亦许其如此。今若一例与诸路十人取一人，此为缪滥，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概尔。若旧法一坏，新议必行，则弊滥随生，何可胜数！故臣以谓且遵旧制，但务择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选，人自无言。此乃当今可行之法尔。若谓士习浮华，当先考行。就如新议，亦须只考程试，安能必取行实之人？议者又谓西北近虏，士要牢笼。此甚不然之论也。使不逞之人不能为患则已，苟可为患，则何方无之？前世贼乱之臣起于东南者甚众，其大者如项羽、萧铣之徒是已；至如黄巢、王仙芝之辈，又皆起乱中州者尔，不逞之人，岂专西北？矧贡举所设，本待材贤，牢笼不逞，当别有术，不在科场也。惟事久不能无弊，有当留意者，然不须更改法制，止在振举纲条尔。近年以来，举人盛行怀挟，排门大噪，免冠突入，亏损士风，伤败善类。此由举人既多，而君子小人杂聚，所司力不能制。虽朝廷素有禁约，条制甚严，而上下因循，不复申举。惟此一事为科场大患，而言事者独不及之。愿下有司议革其弊，此当今科场之患也。臣忝贰宰司，预闻国论，苟不能为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于人主，则厚颜尸禄，岂敢偷安而久处乎？故犹此强言，乞赐裁择。

【乞奖用孙沔札子〈治平二年〉】

臣伏见谅祚猖狂，渐违誓约，僭叛之迹，彰露已多，年岁之间，必为边患。国家御备之计，先在择人。而自庆历罢兵以来，至今二十余年，当时经用旧人，零落无几，惟尚书户部侍郎孙沔尚在。西事时，沔守环庆一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以未尝出兵，又不遇敌，故未有临阵破贼之功。然其养练士卒，招抚蕃夷，恩信著于一方，至今边人思之。虽世不乏材，朝廷方务推择，若求曾经西事可用之人，则臣谓无如沔者。沔今年虽七十，闻其心力不衰，飞鹰走马，尚如平日。况所用者取其智谋，藉其威信，前世老将强起成功者多。沔虽中间曾以罪废，弃瑕使过，正是用人之术。臣今欲乞朝廷更加察访，如沔实未衰羸，伏望圣慈特赐奖用，庶于择材难得之时，可备一方之寄。取进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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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一四·奏议卷十八

◎政府进札子五首

【言西边事宜第一状〈治平二年〉】

右臣伏见谅祚狂僭，衅隙已多，不越岁年，必为边患。臣本庸暗，不达时机，辄以外料敌情，内量事势，鉴往年已验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谋。虽兵不先言，俟见形而应变；然坐而制胜，亦大计之可图。谨具条陈，庶裨万一。

臣所谓外料敌情者，谅祚世有夏州，自彝兴、克睿以前，止于一镇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时，继捧、继迁始为边患，其后遂陷灵、盐，尽有朔方之地。盖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余年，既不能剪灭，遂务招怀。适会继迁为潘罗支所杀，其子德明乃议归款，而我维以恩信，复其王封，岁时俸赐，极于优厚。德明既无南顾之忧，而其子元昊亦壮，遂并力西攻回纥，拓地千余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强，元昊遂复背叛。国家自宝元、庆历以后，一方用兵，天下骚动，国虚民弊，如此数年。元昊知我有厌兵之患，遂复议和。而国家待之，恩礼又异于前矣，号为国主，仅得其称臣，岁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时，半于契丹之数。今者谅祚虽曰狂童，然而习见其家世所为。盖继迁之叛，而复王封；元昊再叛，而为国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国，以为鼎峙之势尔。此臣窃料敌情在于如此也。

夫所谓内量事势者，盖以庆历用兵之时，视方今御边之备，较彼我之虚实强弱，以见胜败之形也。自真宗皇帝景德二年，盟北虏于澶渊，明年，始纳西夏之款，遂务休兵，至宝元初，元昊复叛，盖三十余年矣。天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识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而元昊勇鸷桀黠之虏也，其包畜奸谋欲窥中国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为虏，待其谋成兵具，一旦反书来上，然后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骇，举动仓惶，所以用兵之初，有败而无胜也。既而朝廷用韩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极力经营，而勇夫锐将亦因战阵稍稍而出。数年之间，人谋渐得，武备渐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所以屈意忍耻，复与之和，此庆历之事尔。今则不然。方今甲兵虽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垒粗尝完缉，不若往年之隳颓也。土兵蕃落增添训练，不若往年寡弱之骄军也。大小将校曾经战阵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随之徒绮纨子弟也。一二执政之臣皆当时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时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盖往年以不知边事之谋臣，驭不识干戈之将，用骄兵，执朽器，以当桀黠新兴之虏，此所以败也。方今谋臣武将、城壁器械不类往年，而谅祚狂童不及元昊远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觉，可以早为之备。苟其不叛则已，若其果叛，未必不为中国利也。臣谓可因此时，雪前耻，收后功，但顾人谋如何尔。若上凭陛下神威睿算，系累谅祚君臣献于庙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虏于黄河之北，以复朔方故地。最下尽取山界，夺其险而我守之，以永绝边患。此臣窃量事势，谓或如此。

臣所谓鉴往年已验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数，臣请言其大者。夫夷狄变诈，兵交阵合，彼佯败以为诱，我贪利而追之，或不虞横出而为其所邀，或进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此前日屡败之戒，今明习兵战者，亦能知之。此虽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谓大计之缪者，攻守之策皆失尔。臣视庆历御边之备，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为路者五。而路分为州军者，又二十有四。而州军分为寨、为堡、为城者，又几二百，皆须列兵守之。故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贼之出也，常举其国众，合聚为一而来。是吾兵虽多，分而为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将所谓战兵者，分在二十四州军，欲合而出，则惧后空而无备，欲各留守备而合其余，则数少不足以出攻。此当时所以用兵累年终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进不能出攻，退不足自守，是谓攻守皆无策者，往年已验之失也。

臣所谓今日可用之谋者，在定出攻之计尔，必用先起制人之术，乃可以取胜也。盖列兵分地而守，敌得时出而挠于其间，使我处处为备，常如敌至，师老粮匮，我劳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于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备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劳，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贼常得志也。今诚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敌，夺敌所利者在我，则我当先为出攻之计，使彼疲于守御，则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为大举。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来拒，彼集于东，则别出其西。我归彼散，则我复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国之众，聚散奔走，无时暂停，则无不困之虏矣。此臣所谓方今可用之谋也。

盖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尝五路出攻矣。当时将相，为谋不审，盖欲攻黠虏方强之国，不先以谋困之，而直为一战必取之计，大举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难事也。故谋既审矣，则其发也必果，故能动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险易，道里之迂直，蕃汉兵马之强弱，骑军、步卒、长兵、短兵之所利，与夫左右前后，一出一入，开阖变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势，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愿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抚，遍见诸将，与熟图之，以先定大计。凡山川、道里、蕃汉、步骑、出入之所宜可先知者，悉图上方略。其余不可先言，付之将率，使其见形应变，因敌制胜。至于谅祚之所为，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骄其心，亦少缓其事，以待吾之为备。而且严戒五路，训兵选将，利器甲，蓄积粮，常具军行之计。待其反书朝奏，则王师暮出，以骇其心，而夺其气，使其枝梧不暇，则胜势在我矣。往年议者，亦欲招辑横山蕃部，谋取山界之地。然臣谓必欲招之，亦须先藉胜捷之威，使知中国之强，则方肯来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为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尔。然臣足未尝践边陲，目未尝识战阵，以一儒生偏见之言，诚知未可必用。直以方当陛下劳心西事、广询众议之时，思竭愚虑，备刍荛之一说尔。

【言西边事宜第二札子〈治平二年〉】

臣近曾上言谅祚为边患，朝廷宜早图御备，及乞遣一重臣亲与边将议定攻守大计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出施行。臣窃见庆历中元昊作过时，朝廷轻敌玩寇，无素定之谋。每遇边奏急来，则上下惶恐，仓卒指挥。既多不中事机，所以落贼奸便，败军杀将，可为痛心。今者谅祚以万骑寇秦、渭两路，焚烧数百里间，扫荡俱尽，而两路将帅不敢出一人一骑，则国威固已挫矣。谅祚负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发兵诛讨，但遣使者赍诏书赐之，又拒而不纳，使者羞愧俯首，怀诏而回，则大国不胜其辱矣。当陛下临御之初，遭此狂童，威沮国辱，此臣等之罪也。臣谓陛下宜赫然发愤，以边事切责大臣。至于山川形势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处宜攻，何处宜守，何兵宜屯某地，何将可付某兵，如此等事甚多，皆陛下圣虑所宜及者。臣谓陛下宜因闲时御便殿，召当职之臣，使按图指画，各陈所见。陛下可以不下席而尽在目前，然后制以神机睿略，责将相以成功。而陛下以万机之繁，既未及此；两府之臣如臣等日所进呈，又皆常程公事，亦未尝聚首合谋，讲定大计。外则四路边臣，自贼马过后，亦不闻别有擘画。臣恐上下因循，又如庆历之初矣。近者韩琦曾将庆历中议山界文字进呈，此边事百端中一端尔。盖琦亦患事未讲求，假此文字为题目，以牵合众人之论尔。自进呈后，寻送密院，至今多日，亦未曾拟议。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便是国之谋臣。若其谋虑浅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臣亦昨因目疾，恳求解职，曲蒙圣恩，未许其去。既使在其位，又弃其言而不问，使臣尸禄厚颜，何以自处？所有臣前来所上奏状，欲望圣慈降付中书、密院，与韩琦山界文字一处商量。若其言果不足取，弃之未晚。今取进止。

【乞补馆职札子〈治平三年〉】

臣窃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钱谷，晓刑狱，熟民事，精吏干，勤劳夙夜以办集为功者，谓之材能之士。明于仁义礼乐，通于古今治乱，其文章论议，与之谋虑天下之事，可以决疑定策、论道经邦者，谓之儒学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识者竭其谋。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职，使各办其事。以儒学之臣置之左右，与之日夕谋议，讲求其要而行之。而又于儒学之中择其尤者，置之廊庙，而付以大政，使总治群材众职，进退而赏罚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学之士可谓贵矣，岂在材臣之后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向学为先。而名臣贤辅出于儒学者，十常八九也。臣窃见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后儒学，贵吏事而贱文章。自近年以来，朝廷患百职不修，务奖材臣。故钱谷、刑狱之吏，稍有寸长片善为人所称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当擢用，然专以材能为急，而遂忽儒学为不足用，使下有遗贤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谓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遗，固不足上烦圣虑，惟儒学之臣难进而多弃滞，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缪，过蒙任使，俾陪宰辅之后。然平日论议不能无异同，虽日奉天威，又不得从容曲尽拙讷。今臣有馆阁取士愚见，具陈如别奏。欲望圣慈因宴闲之余，一赐睿览，或有可采，乞常赐留意。今取进止。

【又论馆阁取士札子〈治平三年〉】

臣窃以馆阁之职，号为育材之地。今两府阙人，则必取于两制；〈翰林学士谓之内制，中书舍人、知制诰谓之外制，今并杂学士、待制，通谓之两制。〉两制阙人，则必取于馆阁。然则馆阁，辅相养材之地也。材既难得而又难知，故当博采广求而多畜之，时冀一得于其间，则杰然而出为名臣矣。其余中人以上，优游养育以奖成之，亦不失为佳士也。自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也。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采既广，故所得亦多也。是以有文章，有学问，有材有行，或精于一艺，或长于一事者，莫不畜之馆阁而奖养之。其杰然而出者，皆为贤辅相矣。其余不至辅相而为一时之名臣者，亦不可胜数也。先朝循用祖宗旧制，收拾养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即位以来，所用两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于馆阁，此其验也。只自近年议者患馆职之滥，遂行厘革而改更之。初矫失太过，立法既峻，取人遂艰，使下多遗贤之嗟，国有乏材之患。今先朝收拾养育之人，或已被迁擢，或老病死亡，见在馆者无几。而新法艰阻，近年全无选进。臣今略具馆阁取人旧制并新格，则可见取人之法如何，所得之人多少也。

一，旧制，馆阁取人以三路：进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荐举，一路也；岁月畴劳，一路也。进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问等第，并只一任替回，便试馆职。进士第四、第五人，经两任亦得试。此一路也。两府臣寮初拜命，各举三两人，即时召试。此一路也。其余历任繁难久次，或寄任重处者，特令带职。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自科场改为间岁后，第一人及第者须两任回，方得试。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试。制科入第三者，亦须两任回，方得试。〈凡五七次科场，未有一人中第三等者。〉其余等第，并永不试。则进士高科一路已塞矣。两府大臣所荐之人，并只上簿，候馆职有阙，则于簿内点名召试。其如馆阁本无员数，无有阙时，故自置簿来，至今九年不曾点试一人。则大臣荐举一路又塞矣。惟有畴劳带职一路尚在尔。

一、新制，馆阁共置编校八员，本为馆中书籍久不齐整，而馆职多别有差遣，不能专一校正，乃别置此八员。故选新进资浅人，令久任而专一校读。所以先令作编校二年，然后升为校勘。〈未是正馆职。〉为校勘四年后，升为校理。〈始是正馆职。〉为校理又一年，方罢编校，别任差遣。然自置编校后，适值馆阁取人之路渐废，今议者遂只以编校为取士新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