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集

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议，云：“亲谥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是不非宣帝称史皇孙为亲也。所谓应经义者，即《仪礼》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是也。惟其立庙京师，乱汉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谓两统二父非礼，宜毁也。定陶恭王初但号共皇，立庙本国，师丹亦无所议。至其后立庙京师，欲去定陶，不系以国，有进干汉统之渐，丹遂大非之。故丹议云定陶恭皇谥号已前定议，不得复改，而但论立庙京师为不可尔。然则称亲、置园，皆汉儒所许，以为应经义者，惟去其国号、立庙京师则不可尔。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议何事，不寻汉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谓不原本末也。

中书之议本谓称皇伯无稽，而礼经有不改父名之义，方议名号犹未定，故尊崇之礼皆未及议。而言事者便引汉去定陶国号、立庙京师之事厚诬朝廷，以为干乱大统，何其过论也！夫去国号而立庙京师，以乱祖宗昭穆，此诚可非之事。若果为此议，宜乎指臣等为奸邪之臣，而人主有过举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尝及此，而中书亦初无此议，而言事者不原本末，过引汉世可非之事以为说，而外廷之臣又不审知朝廷本议如何，但见言事者云云，遂以为欲加非礼干乱统纪，信为然矣。是以众口一辞，纷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无稽之说，牵引天灾，恐迫人主，而中书守经执礼之议，反指以为奸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礼当优容，不欲与之争辨，而外廷群论又不可家至而户晓，是非之礼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夫为人后者既以所后为父矣，而圣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为之意也。盖自有天地以来，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则不可讳其所生矣。夫无子者得以宗子为后，是礼之所许也，然安得无父而生之子以为后乎？此圣人所以不讳无子者，立人之子以为后，亦不讳为人后者有父而生，盖不欺天、不诬人也。故为人后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复归于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与其事。至于丧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义断。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则欺天而诬人矣。子为父母服，谓之正服。出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齐衰期，谓之降服，又为所后父斩衰三年，谓之义服。今若以本生父为皇伯，则濮安懿王为从祖父，反为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为义服；自宗懿已下本生兄弟，于礼虽降，犹为大功。是《礼》之齐衰期，今反为小功；《礼》之正服，今反为义服。上于濮王父也，反服小功；于宗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称所生父为伯父、叔父者，称之则礼制乖违，人伦错乱如此也。

伏惟陛下聪明睿圣，理无不烛，今众人之议如彼，中书之议如此。必将从众乎，则众议不见其可；欲违众乎，则自古为国未有违众而能举事者。臣愿陛下霈然下诏，明告中外，以皇伯无稽，决不可称，而今所欲定者正名号尔。至于立庙京师干乱统纪之事，皆非朝廷本议，庶几群疑可释。若知如此而犹以谓必称皇伯，则虽孔、孟复生，不能复为之辨矣。

【为后或问上】

或问：“为人后者，不绝其所生之亲，可乎？”曰：“可矣。古之人不绝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于经见之。”“何谓降而不绝？”曰：“降者所以不绝也，若绝则不待降也。所谓降而不绝者，礼为人后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为期，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

问者曰：“今之议者以谓为人后者，必使视其所生若未尝生己者，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若于所后父为兄，则以为伯父；为弟，则以为叔父。如此，则如之何？”余曰：“吾不知其何所稽也。苟如其说，没其父母之名，而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则宗后世数，各随其远近轻重，自有服矣，圣人何必特为制降服乎？此余所谓若绝则不待降者也。稽之圣人则不然。昔者圣人之制礼也，为人后者，于其父母不以所后之父尊卑疏戚为别也，直自于其父子之间为降杀尔。亲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尔，丧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为之屈尔，屈于此以申于彼也。生莫重于父母，而为之屈者，以见承大宗者亦重也。所以勉为人后者，知所承之重，以专任人之事也。此以义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临之以大义，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于至仁，则不可绝其天性。绝人道而灭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为也。故圣人之于制服也，为降三年以为期，而不没其父母之名，以著于六经，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以见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没也。此所谓降而不绝者，以仁存也。夫事有不能两得，势有不能两遂，为子于此，则不得为子于彼矣。此俚巷之人所共知也，故其言曰‘为人后者为之子’。此一切之论，非圣人之言也，是汉儒之说也，及众人之所能道也，质诸礼则不然。方子夏之传《丧服》也，苟如众人一切之论，则不待多言也，直为一言曰‘为人后者为之子’，则自然视其父母绝若未尝生己者矣，自然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矣。奈何彼子夏者独不然也？其于传经也，委曲而详言之，曰‘视所后之某亲’。某亲则若子，若子者，若所后父之真子以自处，而视其族亲，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也。故曰‘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犹嫌其未备也，又曰‘为所后者之兄弟之子若子’，其言详矣。独于其所生父母不然，而别自为服，曰‘为其父母报’。盖于其所生父母不使若为所后者之真子者，以谓遂若所后者之真子以自处，则视其所生如未尝生己者矣，其绝之不已甚乎！此人情之所不忍者，圣人亦所不为也。今议者以其所生于所后为兄者遂以为伯父，则是若所后者之真子以自处矣。为伯父则自有服，不得为齐衰期矣，亦不得云‘为其父母报’矣。凡见于经而子夏之所区区分别者皆不取，而又忍为人情之所不忍者，吾不知其何所稽也。此大义也，不用礼经而用无稽之说可乎？不可也。”

问者曰：“古之人皆不绝其所生，而今人何以不然？”曰：“是何言欤？今之人亦皆然也，而又有加于古焉。今《开宝礼》及《五服图》，乃国家之典礼也，皆曰‘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母齐衰期’，服虽降矣，必为正服者，示父母之道在也。‘为所后父斩衰三年’，服虽重矣，必为义服者，示以义制也。而律令之文亦同《五服》者，皆不改其父母之名，质于礼经皆合，无少异。而《五服》之图又加以心丧三年，以谓三年者父母之丧也，虽以为人后之故，降其服于身，犹使行其父母之丧于其心，示于所生之恩不得绝于心也。则今人之为礼，比于古人又有加焉，何谓今人之不然也？”

【为后或问下】

问者曰：“子不能绝其所生，见于《经》，见于《通礼》，见于《五服》之图，见于律，见于令，其文则明矣。其所以不绝之意如之何？”曰：“圣人以人情而制礼者也。”

问者曰：“事有不能两得，势有不能两遂，为子于此，则不得为子于彼，此岂非人情乎？”曰：“是众人之论也，是不知仁义者也。圣人之于人情也，一本于仁义，故能两得而两遂。此所以异乎众人而为圣人也，所以贵乎圣人而为众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谓天性之至者，仁之道也。为人后者权也，权而适宜者，义之制也。恩莫重于所生，义莫重于所后，仁与义二者常相为用，而未尝相害也。故人情莫厚于其亲，抑而降其外物者，迫于大义也；降而不绝于其心者，存乎至仁也。抑而降，则仁不害乎义；降而不绝，则义不害乎仁。此圣人能以仁义而相为用也。彼众人者不然也，其为言曰‘不两得’者，是仁则不义，义则不仁矣。夫所谓仁义者，果若是乎？故曰不知仁义者，众人也。呜呼！圣人之以人情而制礼也，顺适其性而为之节文尔。有所强焉不为也，有所拂焉不为也，况欲反而易之，其可得乎？今谓为人后者，必绝其所生之爱，岂止强其所难而拂其欲也，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曰‘尔所厚者为我绝之，易尔之厚于彼者，一以厚于此’，是其可以强乎？夫父母犹天地，其大恩至爱无以加者，以其生我也。今苟以为人后之故，一旦反视若未尝生我者，其绝之固已甚矣。使其真绝之欤，是非人情也；迫于义而绝之欤，则是仁义者教人为伪也。是故圣人知其无一可也。以谓进承人之重而不害于仁，退得申其恩而不害于义，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于为伪，惟降而不绝，则无一不可矣，可谓曲尽矣。夫惟仁义能曲尽人情，而善养人之天性，以济于人事，无所不可也。故知义可以为人后，而不知仁不绝其亲者，众人之偏见也。知仁义相为用，以曲尽人情，而善养人之天性，使不入于伪，惟达于礼者可以得圣人之深意也。”

问者曰：“为人后而有天下者，不绝其所生，则将干乎大统，奈何？”曰：“降则不能干矣。自汉以来，为人后而有天下者，尊其所生多矣，何尝干于大统？使汉宣、哀不立庙京师以乱昭穆，则其于大统，亦何所干乎？”

【汉魏五君篇】

治平二年秋八月，京师大雨水，坏官私庐舍，而民被压溺者千余人。或谓：“是时方议濮王典礼，议者以谓天灾之应，信乎？”曰：“议犹未决，而天已降灾，杀人害物，此厚诬天人之言也，余已论之详矣。”

问者曰：“前世已验之事，如之何？”曰：“自汉以来，由诸侯入继大统之君多矣，不可遍举。今略举入继大统之君追尊所生父母者二人，不追尊父母者三人，而试推以祸福之验，可以知之矣。其追尊所生者二人，曰汉宣帝也、光武也。宣帝初称其父曰亲，置园邑而奉之，汉儒以为应经义者也。光武称其父为皇考，立庙南阳而祭之，后世无非者。是皆进不干大统，退不绝本亲，最为得礼。而宣帝为前汉中兴之主，光武为后汉世祖，其德业隆盛，天下富安，享国长久。此二人者，追尊所生者也，天不降以祸而降之以福，生为明帝，殁享荣名，为万世所尊者也。其不追崇所生者三人，曰魏废帝也、高贵乡公也、常道乡公也。魏自明帝无子，养齐王芳以为子，乃下诏后世有入继之主敢追尊父母者，大臣共诛之。故终魏之世，谨遵其约。然自明帝下诏后，连三世皆以宗子入继，皆不敢追尊其父母。其一曰齐王芳，立十六年而被废，谓之废帝。其次曰高贵乡公，立七年为司马文王所弑。其次曰常道乡公，立七年为晋所篡。魏遂以灭亡。此三人者，能不追尊其所生者也，天不降以福而降之以祸，一被废，一被弑，一被篡，丧身亡国，为万世所悲者也。彼汉魏五君者，其享国盛衰长短，虽自有历数，系于天命，不系于追尊所生与不追尊也。然就以祸福推之，追尊者未必不享福，不追尊者未必不得祸也。”

【晋问】

或谓：“为人后者改其所生父母之名，考于六经与古今典礼，固无之矣。而前世有天下之君多矣，果无之乎？”曰：“有而不足法也。盖自汉以来，由藩侯入继大统，其为人后合礼而得正之君，皆无之也。惟五代晋出帝尝以其所生父为皇伯矣，此何足道也！彼出帝者立不以正，非为后继统之君也。盖其不当立而立，必绝其所生则得立，不绝则不得立，故不得已而绝之也。出帝父曰敬儒，高祖之兄也。敬儒早卒，高祖怜出帝孤而养以为己子，而高祖自有子五人。高祖疾病，以其子重睿托于大臣。及高祖崩，晋大臣背约，欲得长君，故舍重睿而立出帝。其义不当立，惟欺天下以为高祖真子，故得立，则其势岂敢复顾其所生父也哉？其以为皇伯者，不得已也。盖立不以正之君，又不得已而至此，其可为后世法哉？呜呼！五代之际，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先王之制度文章于是扫地矣，盖篡逆贼乱之始也。而晋氏尤甚，自高祖与契丹为父子，出帝以耶律德光则为祖，以其所生父则臣而名之，是其可以人理责乎？是其可以为世法乎？出帝既立，不旋踵而契丹灭晋，迁其族于北荒，幽之黄龙府，举族饿死，永为夷狄之鬼。其灭亡祸败，自古未有若斯之酷也。议者谓汉哀、桓乱世不足为法可矣，若晋出帝者，果可为法乎？

?

●卷一二四·崇文总目叙释

【易类】

前史谓秦焚三代之书，《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汉募群书，类多散逸，而《易》以故最完。及学者传之，遂分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传之孔子，卦、象、爻、彖与文言、说卦等，离为十二篇，而说者自为章句，《易》之本经也。二曰焦赣之《易》，无所师授，自言得之隐者，第述阴阳灾异之言，不类圣人之经。三曰费直之《易》，亦无师授，专以象、彖、文言等参解卦爻。凡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者，自费氏始。田何之学，施、孟、梁丘之徒最盛。费氏初微，止传民间。至后汉时，陈元、郑众、康成之徒皆学费氏，费氏兴而田学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及王弼为注，亦用卦、象相杂之经。自晋已后，弼学独行，遂传至今。然《易》比五经，其来最远。自伏羲画卦，下更三代，别为《三易》。其变卦五十有六，命名皆殊。至于七、八、九、六、筮占之法亦异。周之末世，夏、商之《易》已亡。汉初虽有《归藏》，已非古经，今书三篇，莫可究矣。独有《周易》，时更三圣，世历三古，虽说者各自名家，而圣人法天地之则具存焉。

【书类】

《书》原于号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删为百篇，断尧讫秦，序其作意。遭秦之故，孔子末孙惠，与济南伏胜，各藏其本于家。楚汉之际，胜失其所藏，但口以传授。胜既耄昏，乃缪合二十四篇为二十九，欧阳、夏侯之徒皆学之，写以汉世文字，号《今文尚书》。至武帝时，孔惠之《书》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灭，又皆科斗文字。惠孙安国以隶古定之，得五十八篇，为之作《传》，号《古文尚书》。至陈、隋之间，伏生之学废绝，而《孔传》独行。先是《孔传》亡其《舜典》，东晋梅赜颐乃以王肃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孝明，不喜隶古，始更以今文行于世。

【诗类】

昔孔子删古诗三千余篇，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于经。秦、楚之际亡其六。汉兴，《诗》分为四：一曰鲁人申公作《训诂》，号《鲁诗》。二曰齐人辕固生作《传》，号《齐诗》。三曰燕人韩婴作《内·外传》，号《韩诗》。四曰河间人毛公作《故训传》，号《毛诗》。三家并立学官，而毛以后出，至平帝时始列于学。其后马融、贾逵、郑众、康成之徒皆发明毛氏，其学遂盛。魏、晋之间，齐、鲁之《诗》废绝，《韩诗》虽在而益微，故毛氏独行，遂传至今。韩婴之书至唐犹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汉志》婴书五十篇，今但存其《外传》，非婴传诗之详者，而其遗说时见于他书，与毛之义绝异，而人亦不信。去圣既远，诵习各殊，至于考《风》、《雅》之变正，以知王政之兴衰，其善恶美刺不可不察焉。

【礼类】

礼、乐之制，盛于三代，而大备于周。三代之兴，皆数百年，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修太平之业，画天下以为九服，上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天地，开明堂以会诸侯，其车旗服器，文章烂然，何其盛哉！及幽、厉之乱，周室衰微，其后诸侯渐大，然齐桓赐胙而拜，晋文不敢必请隧，以《礼》维持。又二百余年，《礼》之功亦大矣。下更战国，礼、乐殆绝。汉兴，《礼》出淹中，后戴诸儒，共为补缀，得百余篇。三郑、王肃之徒皆精其学，而说或不同。夫《礼》极天地、朝廷、宗庙、凡人之大伦，可谓广矣，虽二家殊说，岂不博哉！自汉以来，沿革之制，有司之传，著于书者，可以览焉。

【乐类】

三代《礼》、《乐》，自周之末，其失已多，又经秦世灭学之暴，然《书》及《论语》、《孝经》得藏孔氏之家，《易》以卜筮不禁。而《诗》本讽诵，不专在于竹帛，人得口以传之。故独《礼》之于六经，其亡最甚。而《乐》又有声器，尤易为坏失。及汉兴，考求典籍，而《乐》最缺绝，学者不能自立，遂并其说于《礼》家书，为五经，流别为六艺。夫乐，所以达天地之和，而饬化万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见功德。《记》曰：“五帝殊时，不相沿乐。”所以王者有因时制作之盛，何必区区求古遗缺。至于律吕、钟石，圣人之法，虽更万世，可以考也。自汉以来，乐之沿革，惟见史官之志，其书不备。隋、唐所录，今著其存者云。

【春秋类】

昔周法坏而诸侯乱，平王以后，不复雅而下同列国，吴、楚、徐夷，并僭称王，天下之人不禀周命久矣。孔子生其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扶周，乃聘诸侯，极陈君臣之理。诸侯无能用者，退而归鲁，即其旧史，考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书，一用周礼，为《春秋》十二篇，以示后世。后世学者传习既久，其说遂殊，公羊高、梁赤、左丘明、邹氏、夹氏，分为五家。邹、夹最微，自汉世已废，而三家盛行。当汉之时，《易》与《论语》分为三，《诗》分为四，《礼》分为二，及学者散亡，仅存其一，而余家皆废。独《春秋》三《传》，并行至今。初，孔子大修六经之文，独于《春秋》，欲以礼法绳诸侯，故其辞尤谨约而义微隐。学者不能极其说，故三家之《传》，于圣人之旨，各有得焉。太史公曰：“为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岂非王者之法具在乎。

【论语类】

《论语》者，盖孔子相与弟子时人讲问应答之言也。孔子卒，群弟子论次其言而撰之。汉兴，传者三家：鲁人传之，谓之《鲁论》。齐人传之，谓之《齐论》，而《齐论》增《问王》、《知道》二篇，今文无之。出于孔子壁中者，则曰《古论》，有两《子张》。是三家者，篇第先后，皆所不同。考今之次，即所谓《鲁论》者也。

【小学类】

古者教学之法，八岁而入小学，以习六甲、四方、书数之艺，至于成童而后授经，儒者究极天地、人神、事物之理，无所不通，故其学有次第，而后大成焉。《尔雅》出于汉世，正名命物，讲说者资之，于是有训诂之学。文字之兴，随世转易，务趋便省，久后乃或亡其本，《三苍》之说始志字法，而许慎作《说文》，于是有偏旁之学。五声异律，清浊相生，而孙炎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韵之学。篆、隶、古文，为体各异，秦、汉以来，学者务极其能，于是有字书之学。先儒之立学，其初为法未始不详而明，而后世犹或讹失，故虽小学，不可阙焉。

【正史类】

昔孔子删《书》，上断《尧典》，下讫《秦誓》，著为百篇。观其尧、舜之际，君臣相与吁俞和谐于朝而天下治。三代已下，约束赏罚，而民莫敢违。考其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丁宁委曲，为体不同。周衰史废，《春秋》所书，尤谨密矣。非惟史有详略，抑由时君功德薄厚，异世而殊文哉。自司马氏上采黄帝，迄于汉武，始成《史记》之一家。由汉以来，千有余岁，其君臣善恶之迹，史氏详焉。虽其文质不同，要其治乱兴废之本，可以考焉。

【编年类】

昔春秋之后，继以战国，诸侯交乱，而史氏废失，策书所载，纪次不完。司马迁始为纪、传、表、志之体，网罗千载，驰骋其文，其后史官悉用其法。《春秋》之义，书元最谨，一时无事，犹空书其首月，以谓四时不具则不足成年，所以上尊天纪，下正人事。自晋荀悦为《汉纪》，始复编年之体，学徒称之。后世作者，皆与正史并行云。

【实录类】

实录起于唐世，自高祖至于武宗，其后兵盗相交，史不暇录，而贾纬始作补录，十或得其二三。五代之际，尤多故矣，天下乖隔，号令并出，传记之士，讹谬尤多。幸而中国之君，实录粗备，其盛衰善恶之迹，较然而著者，不可泯矣。

【杂史类】

《周礼》：天子、诸侯皆有史官。晋之《乘》，楚之《杌》，考其纪事，为法不同。至于周衰，七国交侵，各尊其主，是非多异，寻亦磨灭，其存无几。若乃史官失职，畏怯回隐，则游谈处士亦必各记其说，以申所怀。然自司马迁之多闻，当其作《史记》，必上采《帝系》、《世本》，旁及战国荀卿所录，以成其书，则诸家之说，可不备存乎。

【伪史类】

周室之季，吴、楚可谓强矣，而仲尼修《春秋》，书荆以狄之，虽其屡进，不过子爵，所以抑黜僭乱而使后世知惧。三代之弊也，乱极于七雄并主；汉之弊也，乱极于三国；魏晋之弊也，乱极于永嘉以来；隋唐之弊也，乱极于五代。五代之际，天下分为十三四，而私窍名号者七国。及大宋受命，王师四征，其系累负质，请死不暇，九服遂归于有德。历考前世僭窃之邦，虽因时苟偷，自强一方，然卒归于祸败。故录于篇，以为贼乱之戒云。

【职官类】

尧、舜、三代建官，名数不同，而周之六官备矣。然汉、唐之兴，皆因秦、隋官号而损益之，足以致治兴化。由此而言，在乎举职勤事，代天治物而已。至于车服、印绶、爵秩、俸廪，因时为制，著于有司。《书》曰“无旷庶官”，又曰“允厘百工”。夫百官象物，奉职恭位，此虞舜所以端拱无为，而化成天下，可不重哉！

【仪注类】

昔汉诸儒，得古礼十七篇，以为《仪礼》，而《大射》之篇独曰“仪”，盖射主于容，升降揖让不可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