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

云：“昔日封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吃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即惭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动牙齿。”

又曰：“昔时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或曰此诗太激。禺山曰：“我性然也。”升庵戏之曰：“东坡嬉笑怒骂皆成诗，公诗无嬉笑，但有怒骂耶？”李卓吾复谑之曰：果哉怒骂成诗也！升庵此言，甚于怒骂。

宋统似晋

先生谓宋统似晋，余谓宋多贤君，晋无一主，即宋艺祖以比司马炎何如也？唯其仁柔，是以怯弱，然爱民好士之报，天亦不爽矣。徽、钦虽北辕，与怀、愍青衣行酒，跳足执盖，实大迳庭。天之厚宋，亦可知也。唐虽稍得，然无主不乱，个个出走。自五丁开道以来，巴蜀遂为唐帝逃窜后户，与汉已大不侔矣。故谓宋比汉不得则可，谓比唐不得则不可，况比晋乎？晋之司马懿，一名柔奸家奴也，更加以司马师之强悍，马司昭之弑夺，而何可以比艺祖？

司马炎一名得志狭耶也，更济以贾南风之淫妒，问公私之虾蟆，而何可以比太宗？况仁宗四十年恭俭哉，神宗励精有为哉！所恨宋主无一刚耳。故余谓唐、宋一也，比之晋则已甚。若康节不答国祚之问，唯取架上《晋纪》以示，见徽、钦事符怀、愍，南渡事似江东，非以是遂为晋比也。

逸少经济

先生谓逸少“识虑精深，有经济才，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艺之为累大哉！”

卓吾子曰：艺又安能累人？凡艺之极精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为艺哉！先生偏矣！或曰：先生盖自寓也。

孔北海

“北海大志直节，东汉名流，而与‘建安七子’并称；骆宾王劲辞忠愤，唐之义士，而与‘世拱四杰’为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闲，可惜也！”卓吾子曰：文章非末技，大闲岂容掩？先生差矣！或曰：先生皆自况也。

经史相为表里

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

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

故谓六经皆史可也。

钟馗即终葵

杨升庵曰：“《考工记》云：“大圭首终葵。’注：“终葵，椎也。齐人名椎曰终葵。”

盖言大圭之首似椎也。《金石录》以为晋、宋人名。夫以终葵为名矣，后又讹为钟馗。俗又画一神像帖于门首，执椎以击鬼。好怪者便傅会说钟馗能啖鬼。画士又作《钟馗元夕出游图》，又作《钟馗嫁妹图》。文士又戏作《钟馗传》，言钟馗为开元进士，明皇梦见，命工画之。

按孙逖、张说文集有《谢赐钟馗画表》，先于开元久矣，亦如石敢当，《急就章》中虚拟人名也。俗便立石于门，书‘太山石敢当’，文人亦作《石敢当传》。昧者相传，便谓真有其人矣。”卓吾子曰：莫怪他谓真有其人也，此物比真人还更长久也。且先生又安知不更有钟馗其人乎？终葵二字，亦是后人名之耳。后人可以名终葵，又后人独不可以名钟馗乎？假则皆假，真则皆真，先生勿太认真也！先生又曰：“苏易简作《文房四谱》云：“虢州岁贡钟馗二十枚。’慎按：砚以钟馗名，亦即《考工记》终葵大圭之义，盖砚形如大圭耳。”李卓吾曰：苏易简又以进士钟馗而讹呼石为钟馗矣。砚石为钟馗，钟馗为进士，进士为大圭首，大圭首为椎，总之一椎而已，先生勿劳也！

段善本琵琶

唐贞元中，长安大旱，诏移两地祈雨。街东有康昆仑，琵琶号为第一手，自谓街西无己敌也。盖楼弹新翻调《绿腰》。及度曲，街西亦出一女郎，抱乐器登楼弹之，移在枫香调中，妙技入神。昆仑大惊，请与相见，欲拜之为师。女郎更衣出，乃庄严寺段师善本也。德宗闻名，召加奖赏，即令昆仑弹一曲。参师曰：“本领何杂耶？兼带耶声。”昆仑拜曰：“段师神人也。”德宗诏授康昆仑。参师奏曰：“请昆仑不近乐器十数年，忘其本领，然后可授。”

卓吾子曰：至哉言乎！学道亦若此矣，凡百皆若此也。读书不若此，则不如不读；作文不若此，则不如不作；功业不若此，则未可言功业；人品不若此，亦安得谓之人品乎？总之鼠窃狗偷云耳。无佛处称尊，康昆仑之流也。何足道！何足道！

樊敏碑后

镌石，技也，亦道也。文惠君曰：“嘻！技益至此乎？”庖丁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是以道与技为二，非也。造圣则圣，入神则神，技即道耳。技至于神圣所在之处，必有神物护持，而况有识之人欤！且千载而后，人犹爱惜，岂有身亲为之而不自爱惜者？

石工书名，自爱惜也，不自知其为石工也，神圣在我，技不得轻矣。否则，读书作文亦贱也，宁独镌石之工乎？虽然，刘武良以精镌书名可也，今世镌工，又皆一一书名碑阴何哉？学步失故，尽相习以谓当然，可笑矣！故雕镌者工，则书镌者姓名，碑盖藉镌而传也。镌者或未甚工，而所镌之字与其文，或其文之贤，的然必传于世，则镌石之工亦必镌石以附之。所谓交相附而交相传也。盖技巧神圣，人自重之。能为人重，则必借重于人。然元佑奸党碑，石工巢民乃恳求勿镌姓名于其后，又何耶？

诗画

东坡先生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升庵曰：”此言画贵神，诗贵韵也。然其言偏，未是至者。晁以道和之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其论始定。”卓吾子谓改形不成画，得意非画外，因复和之曰：“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诗不在画外，正写画中态。”杜子美云：“花远重重树，云轻处处山。”此诗中画也，可以作画本矣。唐人画《桃源图》，舒元舆为之记云：“烟岚草木，如带香气。熟视详玩，自觉骨戛青玉，身入镜中。”此画中诗也，绝艺入神矣。吴道子始见张僧繇画，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座翼初不服逸少，有家鸡野鹜之论，后乃以为伯英再生。然则入眼便称好者，决非好也，决非物色之人也，况未必是吴之与庾，而何可以易识。噫！千百世之人物，其不易识，总若此矣。

党籍碑

“安石误国之罪，本不容诛；而安石无误国之心，天地可鉴。主意于误国而误国者，残贼之小人也，不待诛也。主意利国而误国者，执拗之君子也，尚可怜也。”卓吾曰：“公但知小人之能误国，而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未之何矣。何也？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如朱夫子亦犹是矣。故予每云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贪官之害但及千百姓，清官之害并及于儿孙。

余每每细查之，百不失一也。

无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洁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结者佩觿，能决疑者佩抉。故孔子无所不佩也。”李卓吾曰：道学原重外饰，盖自古然矣，而岂知圣人之不然乎？古者男子出行不离剑佩，远行不离弓矢，日逐不离觿抉。佩玉名为随身之用，事亲之物，其实思患豫防，文武兼设，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与丘田寓兵同括矣。意不在文饰，特假名为饰耳。后人昧其实也，以是为美饰而矜之。务内者从而生厌曰：“是皆欲为侈观者，何益之有！”故于今并不设备，而文武遂判。盖但文士不知武备，至于武人居常走谒，亦效文装矣：宽衣博带，雍雍如也，肃肃如也。一旦有警，岂特文人束手，武人亦宁可用耶？

荀卿李斯吴公

升庵先生曰：“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书坑儒之李斯，以李斯为师，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吴公。人之贤否，信在自立，不系师友也。”卓吾子曰：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有骨则可藉以行立。苟无骨，虽百师友左提右挚，其奈之何？一刻无人，一刻站不得矣。然既能行立，则自能奔走求师，如颜、曾辈之于孔子然，谓其不系师友，亦非也。

宋人讥荀卿

宋人谓卿之学不醇，故一传于李斯，即有坑儒焚书之祸。夫弟子为恶而罪及师，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则吴起亦可以累曾子矣。《盐铁论》曰：“李斯与苞丘子同事荀卿，而苞丘子修道白屋之下。”卓吾子曰：使李斯可以累荀卿，则苞丘子亦当请封荀子矣。

季文子三思

文子相三君，　　其卒也无衣帛之妾，　　食粟之马，无重器备，左氏侈然称之。黄东发曰：“行父怨归父谋去三家，至扫四大夫之兵以攻齐。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之不能讨，反为之再如齐纳赂焉。又帅师城莒之诸、郓二邑以自封殖，其为妾马金玉也多矣，是即王莽之谦恭也。时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不然之，则曰‘再恩可矣’。若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党篡而纳赂，专权而兴兵，封殖以肥已矣。文公不得其辞，乃云‘思至于三，则私意起而反惑’。诚如其言，则《中庸》所谓‘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谓‘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吴臣劝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卓吾曰：周公之圣，唯在于思兼，思而不合，则夜以继日。一夜一日，思之又何止三也？朱子盖惑于圣人慎思之说，遂以三思为戒。唯其戒三思，是以终身不知圣人之慎思也。我愿学者千思万思，以思此“慎思”二字。苟能得慎思之旨于千思万思之中，则可以语思诚之道矣，区区一季文子，何足以烦思虑乎！

陈恒弑君

升庵先生曰：“孔子沐浴而朝，于义尽矣。胡氏乃云‘仲尼此举，先发后闻可也’。是病圣人之未尽也。果如胡氏之言，则不告于君而擅兴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讨人哉！胡氏释之于《春秋》，朱子引之于《论语》，皆未知此理也。岳飞金牌之召，或劝飞勿班师，飞曰‘此乃飞友，非桧友也。’始为当于义矣。”李卓吾曰：世固有有激而为者，不必问其为之果当也；有有激而言者，不必问其能践言与否也¨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为天下后世之乱臣贼子惧可也。何必说尽道理，以长养乱贼之心乎？若说非义，则孔子沐浴之请亦非义矣。何也？齐人弑君，与鲁何与也？鲁人尚无与，又何与于家居不得与闻政事之孔子也？不得与而与，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与言而言，是多言之穷也。总之为非义矣。总之为非义，然总之为出于义之有所激也，总之为能使乱臣贼子惧也，即孔子当日一大部《春秋》也，何待他日笔削《鲁史》而后谓之《春秋》哉！先正蔡虚斋有《岳飞班师》一论，至今读之，犹令人发指冠，目裂眦，欲代岳侯杀秦桧、灭金虏而后快也，何可无此议论也？明知是做不得，说不得，然安可无此议论乎？安得无此议论乎？

王半山

半山谓荆轲豢于燕，故为燕太子丹报秦。信斯言也，亦谓吕尚豢于周，故为周伐纣乎？

相知在心，岂在豢也，半山之见丑矣。且荆卿亦何曾识燕丹哉！只无奈相知如田光者荐之于先，又继以刎颈送之于后耳。荆卿至是，虽欲不死，不可得矣。故余有《咏荆卿》一首云：“荆卿原不识燕丹，祗为田光一死难。慷慨悲歌为击筑，萧萧易水至今寒。”又有《咏侯生》二首云：　　”　　夷门画策却秦兵，公子夺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万岁有侯嬴。”又“晋鄙合符果自疑，挥锤运臂有屠儿。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颈迎风一送之。”盖朱亥于公子相知不深，又值侯生功成名立之际，遂以死送之耳。虽以死送公子，实以死送朱亥也。大哉宋儒之见，彼岂知英雄之心乎！盖古人贵成事，必杀身以成之；舍不得身，成不得事矣。

为赋而相灌输

“为赋”二字甚明，何说未明也？盖为赋而相灌输，非为商而相灌输也。为赋而相灌输，即如今计户纳粮运租之类；为商而相灌输，乃是驱农民以效商贾之为。夫既驱农民以效商矣，又将驱何民以事农乎？若农尽为商，则田尽不辟，又将以何物为赋而相输灌也？曷不若令商自为之，而征其税之为便乎？农有租赋之入，商有征税之益，两利兼收，愚人亦知，而谓武帝不知耶？盖当时霍子孟辈，已不晓审夫均输之法之善矣，何况班盂坚哉！俗士不可语于政，信矣。

文公著书

“朱文公谈道著书，百世宗之。然观其评论古今人品，诚有违公是而远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奸耶，倾覆宗社也，乃列之名臣录而称其道德文章，苏文忠道德文章，古今所共仰也，乃力诋之，谓得行其志，其祸又甚于安石。夫以安石之奸，则末减其已著之罪；以苏子之贤，则巧索其未形之短。此何心哉？”卓吾子曰：文公非不知坡公也。坡公好笑道学，文公恨之，直欲为洛党出气耳，岂其真无人心哉！若安石自宜取。先生又曰：“秦桧之奸，人皆欲食其肉，文公乃称其有骨力；岳飞之死，今古人心何如也，文公乃讥其横，讥其直向前厮杀。汉儒如董如贾，皆一一议其言之疵，诸葛孔明名之为盗，又议其为申、韩；韩文公则文致其大颠往来之书，亹亹千余言，必使之不为全人而后己。盖自周、孔而下，无一人得兔者。忆文公注《毁誉章》云：“圣人善善速，而恶恶则已缓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无预诋之恶。’信斯言也，文公于此，恶得为缓乎？无乃自蹈于预诋人之恶也？”卓吾子曰：此俱不妙，但要说得是耳。一苏文忠尚不知，而何以议天下之士乎？文忠困厄一生，尽心尽力干办国家事一生。据其生平，了无不干之事，亦了不见其有干事之名，但见有嬉笑游戏，翰墨满人间耳。而文不识，则文公亦不必论人矣。

闇然堂类纂引

《闇然堂类纂》者何？潘氏所纂以自为鉴戒之书也。余读而善之，而目力竭于既老，故复录其最者以自鉴戒焉。夫余之别潘氏多年矣，其初直为是木讷人耳，不意其能刚也。大抵二十馀年以来，海内之友寥落如辰星，其存者或年往志尽，则日暮自倒，非有道而塞变，则盖棺犹未定也。其行不掩言，往往与卓吾子相类，乃去华之于今日，其志益坚，其气益实，其学愈造而其行益修，断断乎可以托国托家而托身也。盖其暗室屋漏，暗然自修，不忘鉴戒，安能然乎？设余不见去华，几失去华也。余是以见面喜，去而思，思而不见则读其书以见之，且以示余之不忘鉴戒，亦愿如去华也。

夫鉴戒之书，自古有之，何独去华。盖去华此《纂》皆耳目近事，时日尚新，闻见罕接，非今世人士之所常谈。譬之时文，当时则趋，过（时）则顽。又譬之于曲则新腔，于词则别调，于律则切响，夫谁不侧耳而倾听乎？是故喜也。喜则必读，读则必鉴必戒。

朋友篇

去华友朋之义最笃，故是《纂》首纂笃友谊。夫天下无朋久矣。何也？举世皆嗜利，无嗜义者。嗜义则视死犹生，而况幼孤之托，身家之寄，（其又何辞也？）嗜利则虽生犹死，则凡攘臂而夺之食，下石以灭其口，皆其能事矣。今天下之所称友朋者，皆其生而犹死者也。

此无他，嗜利者也，非嗜友朋也。今天下曷尝有嗜友朋之义哉！既未尝有嗜义之友朋，则谓之曰无朋可也。以此事君，有何赖焉？

阿寄传

钱塘田豫阳汝成有《阿寄传》、寄者，淳安徐氏仆也。徐氏昆弟别产而居：伯得一马，仲得一牛，季寡妇得寄。寄年五十余矣，寡妇泣曰：“马则乘，牛则耕，踉跄老仆，乃费吾藜羹！”阿寄叹曰：“噫！主渭我力不牛马若耶！”乃画策营生，示可用状，寡妇悉簪珥之属，得金一十二两畀寄，寄则入山贩漆，期年而三其息，谓寡妇曰：“主无忧，富可立至矣。”

又二十年而致产数万金，为寡妇嫁三女，婚两郎，赍聘皆千金。又延师教两郎，皆输粟入大学，而寡妇阜然财雄一邑矣。顷之，阿寄病且革，谓寡妇曰：“老奴马牛之报尽矣。”出枕中二楮，则家计巨细悉均分之，曰：“以此遗两郎君！”言讫而终。徐氏诸孙或疑寄私蓄者，窃启其箧，无寸丝粒粟之储焉。一妪一儿，仅敝缊掩体而已。余盖闻之俞鸣和。又曰：“阿寄老矣，见徐氏之族，虽幼必拜，骑而遇诸途，必控勒将数百武以为常。见主母不睇视，女虽幼，必传言，不离立也。”若然，则缙绅读书明礼义者，何以加诸？以此心也，奉君亲，虽谓之大忠纯孝可也。

去华曰：“阿寄之事主母，与李元之报生父何以异？余尤嘉其终始以仆人自居也。三读斯传，起爱起敬，以为臣子而奉君亲者能如是，吾何忧哉？”李卓吾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儿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顾复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

然则其天定者虽奴亦自可托，而况友朋；虽奴亦能致孝，而况父子。此所谓天性者，不过测度之语；所谓读书知孝弟者，不过一时无可奈何之辞耳。奴与主何亲也？奴于书何尝识一字也？是故吾独于奴焉三叹，是故不敢名之为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视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为，我实不能也。

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唐子西云：“人君不论拨乱守文，要以制略为贵。《六韬》述兵权，多奇计，《管子》慎权衡，贵轻重；《申》、《韩》核名实，攻事情。施之后主，正中其病。药无高下，要在对病。万全良药，与病不对，亦何补哉？”又观《古文苑》载先主临终敕后主之言曰：“申、韩之书，益人意智，可观诵之。”《三国志》载孟孝裕问却正太子，正以虔恭仁恕答。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门所有耳。吾今所问，欲知其权略知调何如也。”

由此观之，孔明之喜申、韩审矣，然谓其为对病之药，则未敢许。夫病可以用药，则用药以对病为功，苟其用药不得，则又何病之对也？刘禅之病，牙关紧闭，口噤不开，无所用药者也，而问对病与否可欤？且申、韩何如人也？彼等原与儒家分而为六。既分为六，则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则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举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点不得也。独儒家者流，泛滥而靡所适从，则以所欲者众耳。故汲长孺谓其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而论六家要指者，又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八字盖之，可谓至当不易之定论矣。

孔明之语后主曰：“苟不伐贼，工业亦亡。与其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孔明已知后主之必亡也，而又欲速战以幸其不亡，何哉？岂谓病虽进不得药，而药终不可不进，以故犹欲侥幸于一逞乎？吾恐司马懿、曹真诸人尚在，未可以侥幸也。六出祁山，连年动众，驱无辜赤子转斗数千里之外，既欲爱民，又欲报主，自谓料敌之审，又不免幸胜之贪，卒之胜不可幸，而将星于此乎终陨矣，盖唯多欲，故欲兼施仁义；唯其博取，是以无功徒劳。此八字者，虽孔明大圣人不能免于此矣。

愚尝论之，成大功者必不顾后患，故功无不成，商君之于秦，吴起之于楚是矣。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顾后患之心成之乎否也，吾不得而知也。此后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庄周之徒是已。是以宁为曳尾之龟，而不肯受千金之弊；宁为濠上之乐，而不肯任楚国之忧。而儒者皆欲之，于是乎又有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不知天下果有两头马乎否也，吾又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学术贵俭，虽天下以我为不拔一毛不恤也，商子之学术贵法，申子之学术贵术，韩非子之学术兼贵法、术，虽天下以我为残忍刻薄不恤也。曲逆之学术贵诈，仪、秦之学术员纵横，虽天下以我为反覆不信不恤也。不惮五就之劳，以成夏、殷之绩，虽天下后世以我为事两主而兼利，割烹要而试功，立太甲而复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学术以任，而直谓之能忍诟焉者也。以至谯周、冯道诸老宁受祭器归晋之谤，历事五季之耻，而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要皆有一定之学术，非苟苟者。各周于用，总足办事，彼区区者欲选择其名实俱利者而兼之，得乎？此无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虑后，左顾右睁（盼）。自己既无一定之学术，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耶？而又好说“时中”之语以自文，又况依仿陈言，规迹往事，不敢出半步者哉！故因论申、韩而推言之，观者幸勿以为余之言皆经史之所未尝有者可也。

卷六

四言长篇

读书乐并引

曹公云：“老而能学，唯吾与袁伯业。”夫以四分五裂，横戈支戟，犹能手不释卷，况清远闲旷哉一老子耶！虽然，此亦难强。余盖有天幸焉。天幸生我目，虽古稀犹能视细书；天幸生我手，虽古稀犹能书细字。然此未为幸也。天幸生我性，平生不喜见俗人，故自壮至老，无有亲宾往来之扰，得以一意读书。天幸生我情，平生不爱近家人，故终老龙湖，幸免俯仰逼迫之苦，而又得以一意读书。然此亦未为幸也。天幸生我心眼，开卷便见人，便见其人终始之概。夫读书论世，古多有之，或见皮面，或见体肤，或见血脉，或见筋骨，然至骨极矣。纵自谓能洞五脏，其实尚未刺骨也。此余之自谓得天幸者一也。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的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胆而何？此又余之自谓得天之幸者二也。有此二幸，是以老而乐学，故作《读书乐》以自乐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