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

乐者苦之因，乐极则苦生矣。人知病之苦，不知病之乐——苦者乐之因，苦极则乐至矣。苦乐相乘，是轮回种；因苦得乐，是因缘法。丹阳虽上仙，安能弃轮回，舍因缘，自脱于人世苦海之外邪？但未尝不与人同之中，而自然不与人同者，以行粮素具，路头素明也。此时正在病，只一心护病，岂容更有别念乎，岂容一毫默识工夫参于其间乎！是乃真第一念也，是乃真无二念也；是乃真空也，是乃真纤念不起，方寸皆空之实境也。非谓必如何空之而后可至丹阳境界也。若要如何，便非实际，便不空矣。

复邓石阳

昨承教言，对使裁谢，尚有未尽，谨复录而上之。盖老丈专为上上人说，恐其过高，或有遗弃之病；弟则真为了下人说，恐其沉溺而不能出，如今之所谓出家儿者、祗知有持钵糊口事耳。然世间惟下下人最多，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若夫上上人，则举世绝少，非直少也，盖绝无之矣。如弟者，滔滔皆是人也。此其绝无者，举世既无之矣，又何说焉。

年来每深叹憾，光阴去矣，而一官三十余年，未尝分毫为国出力，徒窃俸余以自润。既幸双亲归土，弟妹七人婚嫁各毕。各幸而不缺衣食，各生儿孙。独余连生四男三女，惟留一女在耳。而年逼耳顺，体素赢弱，以为弟侄已满目，可以无歉矣，遂自安慰焉。盖所谓欲之而不能，非能之而自不欲也，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时时烦懑；故遂弃官入楚，事善知识，以求少得。盖皆陷溺之久，老而始觉，绝未曾自弃于人伦之外者。

平生师友散在四方，不下十百，尽是仕宦忠烈丈夫，如兄辈等耳。弟初不敢以彼等为徇人，彼等亦不以我为绝世，各务以自得而已矣。故相期甚远，而形假遗。愿作圣者师圣，愿为佛者宗佛。不同在家出家，人知与否，随其资性，一任进道，故得相与共为学耳。然则所取于渠者，岂取其弃人伦哉，取其志道也。中间大略不过曰：“其为人倔强难化如此。始焉不肯低头，而终也遂尔禀服师事。”因其难化，故料其必能得道，又因其得道，而复喜其不负倔强初志。如此而已。然天下之倔强而不得道者多矣。若其不得道，则虽倔强何益，虽出家何用。虽至于断臂燃身，亦祗为丧身失命之夫耳，竟何补也！故苟有志于道，则在家可也，孔、孟不在家乎？出家可也，释迦佛不出家乎？今之学佛者，非学其弃净饭主之位而苦行于雪山之中也，学其能成佛之道而已。今之学孔子者，非学其能在家也，学其能成孔子之道而已。若以在家者为是，则今之在家学圣者多矣，而成圣者其谁耶？若以出家为非，则今之非释氏者亦不少矣，而终不敢谓其非佛，又何也？然则学佛者，要于成佛尔矣。渠既学佛矣，又何说乎？

承示云，赵老与胡氏书，极诋渠之非，曰：“云水瓢笠之中，作此乞墦登垅之态。”览教至此，不觉泫然！斯言毒害，实刺我心。我与彼得无尽堕其中而不自知者乎？当时胡氏必以致仕分高品，轻功名富贵为善学者，故此老痛责渠之非以晓之，所谓言不怒，则听者不入是也。今夫人人尽知求富贵利达者之为乞墦矣，而孰知云水瓢笠之众，皆乞墦耶！使胡氏思之，得无知斯道之大，而不专在于轻功名富贵之间乎？然使赵老而别与溺于富贵功名之人言之，则又不如此矣。所谓因病发药，因时治病，不得一概，此道之所以为大也。吾谓赵老真圣人也。渠当终身依归，而奈何其遽舍之而远去耶！然要之各从所好，不可以我之意而必渠之同此意也。独念乞墦之辱，心实耻之，而卒不得免者何居？意者或借闻见以为聪明，或藉耳目以为心腹欤！或凭册籍以为断案，或依孔、佛以为泰山欤！有一于此，我乃齐人，又安能笑彼渠也。此弟之所痛而苦也。兄其何以教之？

承谕欲弟便毁此文，此实无不可，但不必耳。何也？人各有心，不能皆合。喜者自喜，不喜者自然不喜；欲览者览，欲毁者毁，各不相碍，此学之所以为妙也。若以喜者为是，而必欲兄丈之同喜；又以毁者为是，而复责弟之不毁。则是各见其是，各私其学，学斯僻矣。

抑岂以此言为有累于赵老乎？夫赵老何人也，巍巍泰山，学贯千古，乃一和尚能累之，则亦无贵于赵老矣。夫惟陈相倍师，而后陈良之学始显，惟西河之人疑子夏于夫子，而后夫子之遭益尊。然则赵老固非人之所能累也。若曰吾谓渠，惜其以倍师之故，顿为后世咦耳，则渠已绝弃人世，逃儒归佛，陷于大戮而不自爱惜矣，吾又何爱惜之有焉？吾以为渠之学若果非，则当以此暴其恶于天下后世，而与天下后世共改之；若果是，则当以此显其教于天下后世，而与天下后世共为之。此仁人君子之用心，所以为大同也。且观世之人，孰能不避名色而读异端之书者乎？堂堂天朝，行颁《四书》、《五经》于天下，欲其幼而学、，壮而行，以博高爵重禄，显荣家世，不然者，有黜有罚如此其详明也，然犹有束书面不肯读者，况佛教乎？

佛然且然，况邓和尚之语乎？况居上数句文字乎？吾恐虽欲拱手以奉之，彼即置而弃之矣，而何必代之毁与弃也。弟谓兄圣人之资也，且又圣人之徒也。弟异端者流也，本无足道者也。

自朱夫子以至今日，以老、佛为异端，相袭而排摈之者，不知其几百年矣。弟非不知，而敢以直犯众怒者，不得已也，老而怕死也。且国家以六经取士，而有《三藏》之收；六艺教人，而又有戒坛之设：则亦未尝以出家为禁矣。则如渠者，固国家之所不弃，而兄乃以为弃耶？

屡承接引之勤，苟非木石，能不动念。然谓弟欲使天下之人皆弃功名妻子而后从事于学，果若是，是为大蠹，弟不如是之愚也。然斯言也，吾谓兄亦太早计矣，非但未卵而求时夜者也。夫渠生长于内江矣，今观内江之人，更有一人效渠之为者乎？吾谓即使朝廷出令，前鼎镬而后白刃，驱而之出家，彼宁有守其妻孥以死者耳，必不愿也。而谓一邓和尚能变易天下之人乎？一无紧要居士，能以几句闲言语，能使天下人尽弃妻子功名，以从事于佛学乎？盖千古绝无之事，千万勿烦杞虑也。吾谓真正能接赵老之脉者，意者或有待于兄耳。异日者，必有端的同门，能共推尊老丈，以为师门颜、闵。区区异端之徒，自救不暇，安能并驱争先也？则此鄙陋之语，勿毁之亦可。

然我又尝推念之矣。夫黄面老瞿昙，少而出家者也，李耳厌薄衰周，亦遂西游不返；老而后出家者也，独孔子老在家耳。然终身周流，不暇暖席，则在家时亦无几矣，妻既卒矣，独一子耳，更不闻其娶谁女也，更不闻其复有几房妾媵也，则于室家之情，亦太微矣”时列国之主，尽知礼遇夫子，然而夫子不仕也，最久者三月而已，不曰“接浙而行”，则自‘明日遂行”，则于功名之念，亦太轻矣。居郴知叔梁纥葬处，乃葬其母于五父之衡，然后得合葬于防焉，则字扫墓之礼，亦太简矣。岂三圣人于此，顾为轻于功名妻子哉？恐亦未免遗弃之病哉！然则渠上人之罪过，亦未能遽定也。

然以余断之，上人之罪不在于后日之不归家，而在于其初之轻于出家也。何也？一出家即弃父母矣。所贵于有子者，谓其临老得力耳；盖人既老，便自有许多疾病。苟有子，则老来得力，病困时得力，卧床难移动时得力；奉侍疡药时得力、五内分割；痛苦难忍时得力，临终呜咽、分付决别七声气垂绝对得力。若此时不得力，则与宠子等矣，文何在于奔丧守札，以为他人之观乎？往往见今世学道垒人，先觉士大夫，或父母八千有余，犹闻拜疾趋，全不念风中之烛，灭在俄顷。无他，急功名而忘其亲也。此之不责，而反责彼出家儿，是为大惑，足称颠倒见矣。

吁吁！二十余年倾盖之友，六七十岁皓皤之夫，万里相逢，聚首他县，誓吐肝胆，尽脱皮肤。苟一蔓衷赤不尽，尚有纤芥为名作诳之语，青霄白日，照耀我心，便当永堕无间，万劫力驴，与兄骑乘。此今日所以报答百泉上知己之感也。纵兄有憾，我终不敢有怨。

复周南士

公壮年雄才，抱璞未试者也。如仆本无才可用，故自不宜于用，岂诚与云与鹤相类者哉！

感愧甚矣！

夫世间惟才不易得，故曰“才难”。若无其才而虚有其名，如殷中军以竹马之好，欲与大司马抗衡，以自附于王、谢，是为不自忖度，则仆无是矣。仆惟早自揣量，故毅然告退。

又性刚不能委蛇，性疏稍好静僻，以此日就鹿豕，群无赖，盖适所宜。如公大才，际明世，正宜藏蓄待时，为时出力也。古有之矣：有大才而不见用于世者。世既不能用，而亦不求用，退而与无才者等，不使无才者疑，有才者忌。所谓容貌若愚，深藏若虚，老聃是也。今观渭滨之叟，年八十矣，犹把钓持竿不顾也。使八十而死，或不死而不遇西伯猎于渭，纵遇西伯而西伯不尊以为师，敬养之以为老，有子若发不武，不能善承父志，太公虽百万韬略，不用也。此皆所谓善藏其用者也。若夫严于陵、陈希夷，汲汲欲用之矣，而有必用之心，无必用之形，故被裘堕驴，终名隐士。虽不遁心，而能遁迹；虽不见用才，亦见隐才矣。黄、老而下　　，　　可多见耶！又若有大用之才，而能委曲以求其必用，时不必明良，道不论泰否，与世浮沉，因时升降，而用常在我，卒亦舍我不用而不可得，则管夷吾辈是也。此其最高矣乎！

若乃切切焉以求用，又不能委曲以济其用，操一己之绳墨，持前王之规矩，以方柄欲入圆凿，此岂用世才哉！徒负却切切欲用本心矣。吾儒是也。幸而见几明决，不俟终日，得勇退之道焉。然削讥木，饿陈畏匡，其得免者亦幸耳，非胜算也。公今亲遭明时，抱和壁，如前数子，皆所熟厌，当必有契诣者，仆特崖略之以俟择耳。不然，欲用而不能委曲以济其用，此儒之所以卒为天下后世非笑也。

答邓明府

何公死，不关江陵事。江陵为司业时，何公只与朋辈同往一会言耳。言虽不中，而杀之之心无有也。及何公出而独向朋辈道“此人有欲飞不得”之云，盖直不满之耳。何公闻之，遂有“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等语。则以何公平生自许太过，不意精神反为江陵所摄，于是怃然便有惧色，盖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实，所谓两雄不并立于世者，此等心肠是也。自后江陵亦记不得何公，而何公终日有江陵在念。

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与吉安缙绅为仇。然亦未尝仇何公者，以何公不足仇也，特何公自力仇耳。何也，以何公“必为首相，必杀我”之语，已传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无有缘，闻是，谁不甘心何公者乎？杀一布衣，本无难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则又何惮而不敢为也？故巡抚缉访之于前，而继者踵其步。方其缉解至湖广也，湖广密进揭帖子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须来问，轻则决罚，重则发遣（而）

已矣。”及差人出阁门，应城李义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发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胆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应城之情状可知矣。应城于何公，素有论学之忤，其杀人之心自有。又其时势焰薰的，人之事应城者如事江陵，则何公虽欲不死，又安可得耶！

江陵此事甚错，其原起于憾吉安，而必欲杀吉安人（为）尤错。今日俱为谈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鉴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老者皆吾师也。非与世之局琐取容，埋头顾影，窃取圣人之名以自盖其贪位固宠之私者比也。是以复并论之，以裁正于大方焉。所论甚见中蕴，可为何公出气，恐犹未察江陵初心，故尔赘及。

答耿中丞

昨承教言，深中狂愚之病。夫以率性之真，推而扩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既欲与斯世斯民共由之，则其范围曲成之功大矣。“学其可无术欤”，此公至言也，此公所得于孔子而深信之以为家法者也。仆又何言之哉！然此乃孔氏之言也，非我也。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故为愿学孔子之说者，乃孟子之所以止于孟子，仆方痛撼其非夫，而公谓我愿之欤？

且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也。使孔子而教人以学孔子，何以颜渊问仁，而曰“为仁由己”

而不由人也欤哉！何以曰“古之学者为己”，又曰“君子求诸已”也欤哉！惟其由已，故诸子自不必问仁于孔子，惟其为己，故孔子自无学术以授门人。是无人无己之学也。无已，故学莫先于克己；无人，故教惟在于因人。试举一二言之。如仲弓，居敬行简人也，而问仁焉，夫子直指之日敬恕而已。雍也聪明，故悟焉而请事。司马牛遭兄弟之难，常怀忧惧，是谨言慎行人也，而问仁焉，夫子亦直指之曰“其盲也”而已。牛也不聪，故疑焉而反以为未足。

由此观之，孔子亦何尝教人之学孔子也哉！夫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而学孔子者务舍己而必以孔子为学，虽公亦必以为真可笑矣。

夫惟孔子未尝以孔子教人学，故其得志也，必不以身为教于天下。”是故圣人在上，万物得所，有由然也。夫天下之人得所也久矣，所以不得所者，贪暴者扰之，而“仁者”害之也。“仁者”天下之失所也而优之，而汲汲焉欲贻之以得所之域。于是有德礼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絷其四体，而人始大失所矣。

夫天下之民物众矣，若必欲其皆如吾之条理，则天地亦且不能。是故寒能折胶，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热能伏金，而不能伏竞奔之子。何也？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是故贪财者与之以禄，趋势者与之以爵，强有力者与之以权，能者称事而官，愞者夹持而使。有德者隆之虚位，但取具瞻，高才者处以重任，不问出入。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何其事之易也？虽欲饰诈以投其好，我自无好之可投；虽欲掩丑以著其美，我自无丑之可掩，何其说之难也？是非真能明明德于天下，而坐致天下太平者钦！是非真能不见一丝作为之迹，而自享心逸日休之效者钦！然则孔氏之学术亦妙矣，则虽谓孔子有学有术以教人亦可也。然则无学无术者，其兹孔子之学术钦！

公既深信而笃行之，则虽谓公自己之学术亦可也，但不必人人皆如公耳故。凡公之所为自善，所用自广，所学自当。仆自敬公，不必仆之似公也，公自当爱仆，不必公之贤于仆也。

则公此行，人人有弹冠之庆矣；否则，同者少而异者多，贤者少而愚不肖者多，天下果何时而太平乎哉！

又答耿中丞

心之所欲为着，耳更不必闻于人之言，非不欲闻，自不闻也。若欲不闻，孰若不为。此两者从公决之而已。且世间好事甚多，又安能一一尽为之耶？

且夫吾身之所系于天下者大也。古之君子平居暇日，非但不能过人，亦且无以及人。一旦有大故，平居暇日表表焉欲以自见者，举千亿莫敢当前，独此君子焉，稍出其绪馀者以整顿之，功成而众不知，则其过于人也远矣。譬之龙泉、太阿，非斩蚊断犀，不轻试也。盖小试则无味，小用则无馀，他日所就，皆可知矣。

阿世之语，市井之谈耳，何足复道之哉！然渠之所以知公者，其责望亦自颇厚。渠以人之相知，贵于知心，苟四海之内有知我者，则一钟子足矣，不在多也。以今观公，实未足为渠之知己。夫渠欲与公相从于形骸之外，而公乃索之于形骸之内，哓哓焉欲以口舌辩说渠之是非，以为足以厚相知，而答责望于我者之深意，则大谬矣！

夫世人之是非，其不足为渠之轻重也审矣。且渠初未尝以世人之是非为一己之是非也。

若以是非为是非，渠之行事，断必不如此矣。此尤其至易明焉者也盖渠之学主乎出世，故每每直行而无讳；今公之学既主于用世，则尤宜韬藏固闭而深居。迹相反而意相成，以此厚之，不亦可乎？因公言之，故尔及之。然是亦哓哓者，知其无益也。

与杨定见

此事大不可。世间是非纷然，人在是非场中，安能免也。于是非上加起买好远怨等事，此亦细人常态，不足怪也。古人以真情与人，卒至自陷者，不知多少，祗有一笑为无事耳。

今彼讲是非，而我又与之讲是非，讲之不已，至于争辩。人之听者，反不以其初之讲是非者为可厌，而反厌彼争辩是非者矣。此事昭然，但迷在其中而不觉耳。既恶人讲是非矣，吾又自讲是非。讲之不已，至于争，争不已，至于失声，失声不已，至于为仇。失声则损气、多讲则损身，为仇则失亲，其不便宜甚矣。人生世间，一点便宜亦自不知求，岂得为智乎？

且我以信义与人交，已是不智矣，而又责人之背信背义，是不智上更加不智，愚上加愚，虽稍知爱身者不为，而我可为之乎？虽稍知便宜者必笑，而可坐令人笑我乎？此等去处，我素犯之，但能时时自反而克之，不肯让便宜以与人也。千万一笑，则当下安妥，精神复完，胸次复旧开爽。且不论读书作举业事，只一场安稳睡觉，便属自己受用矣。此大可叹事，大可耻事，彼所争与诬者，反不见可叹可耻也。

复京中友朋

来教云：“无求饱，无求安。此心无所系著，即便是学。”注云：“心有在而不暇及，若别有学在，非也。就有道则精神相感，此心自正，若谓别出所知见相正，浅矣。”又云：“‘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恶当作去声，即侯明挞记，第欲并生，谗说殄行，犹不愤疾于顽。可见自古圣贤，原无恶也。曰‘举直错诸枉’，错非舍弃之，盖错置之错也。即诸枉者亦要错置之，使之得所，未忍终弃也。又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只此一亲字，便是孔门学脉。能亲便是生机。些子意思，人人俱有，但知体取，就是保任之扩充之耳。”

来示如此，敢以实对。

夫曰安饱不求，非其性与人殊也。人生世间，惟有学问一事，故时敏以求之，自不知安饱耳，非有心于不求也。若无时敏之学，而徒用心于安饱之间，则伪矣。既时敏于学，则自不得不慎于言。何也？吾之学未曾到手，则何敢言，亦非有意慎密其间，而故谨言以要誉于人也。今之敢为大言，便偃然高坐上，必欲为人之师者，皆不敏事之故耳。

夫惟真实敏事之人，岂但言不敢出，食不知饱，居不知安而已，自然奔走四方，求有道以就正。有道者，好学而自有得，大事到手之人也。此事虽大，而路径万千，有顿入者，有渐入者。渐者虽迂远费力，犹可望以深造；若北行而南其辙，入壶上太行，则何益矣！此事犹可，但无益耳，未有害也。苟一入邪途，岂非求益反损，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乎？

是以不敢不就正也。如此就正，方谓好学，方能得道，方是大事到手，方谓不负时敏之勤矣。、如此，则我能明明德。既能明德，则自然亲民。如向日四方有道，为我所就正者，我既真切向道，彼决无有厌恶之理，决无不相亲爱之事，决无不吐肝露胆与我共证明之意。何者？明明德者，自然之用固如是也。非认此为题目，为学脉，而作意以为之也。今无明明德之功，而遽日亲民，是未立而欲行，未走而欲飞，且使圣人“明明德”吃紧一言，全为虚说矣。故苟志于仁，则自无厌恶。何者？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自不容有恶耳。所以有恶者，恶乡愿之乱德，恶久假之不归，名为好学而实不好学者耳。若世间之人，圣人与仁人胡为而恶之哉！盖已至于仁，则自然无厌恶，已能明德，则自能亲民。皆自然而然，不容思勉，此圣学之所以为妙也。故曰“学不厌，知也，教不倦，仁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何等自然，何等不容已。今人把“不厌”“不倦”

做题目，在乎里做，安能做得成，安能真不厌不倦也！

圣人只教人为学耳，实能好学，则自然到此。若不肯学，而但言“不厌”“不倦”，则孔门诸子，当尽能学之矣，何以独称颜子为好学也邪？既称颜子为学不厌，而不曾说颜子为教不倦者，可知明德亲民，教立而道行，独有孔子能任之，虽颜子不敢当乎此矣。今人未明德而便亲民，未能不厌而先学不倦，未能慎言以敏于事，而自谓得道，肆口妄言之不耻，未能一日就有道以求正，而便以有道自居，欲以引正于人人。吾诚不知其何说也。

故未明德者，便不可说亲民；未能至仁者，便不可说无厌恶。故曰“毋友不如己者”。

以此慎交，犹恐有便辟之友，善柔之友，故曰“赐也日损”，以其悦与不若已者友耳。如之何其可以妄亲而自处于不闻过之地也乎？故欲敏事而自明己德，须如颜子终身以孔子为依归，庶无失身之侮，而得好学之实。若其他弟子，则不免学夫子之不厌而已，学夫子之不倦而已，毕竟不知夫子之所学为何物，自己之所当有事者为何事。虽同师圣人，而卒无得焉者，岂非以此之故欤！吁！当夫子时，而其及门之徒，已如此矣。何怪于今！何怪于今！吁！是亦余之过望也，深可恶也。

又答京友

善与恶对，犹阴与阳对，柔与刚对，男与女对。盖有两则有对。既有两矣，其势不得不立虚假之名以分别之，如张三、李四之类是也。若谓张三是人，而李四非人，可欤？不但是也，均此一人也，初生则有乳名，稍长则有正名，既冠而字，又有别号，是一人而三四名称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