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斋初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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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刻《方正学文集》序）

宁海令南城张君，重订故翰林侍讲方希直先生之集，镂版行世，而谦益为之叙曰：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吾少读先生之书，其文章之取法者三人，司马子长也，韩退之、欧阳永叔也。其生平之尚友者五人，诸葛武侯也，陆宣公也，宋之范、韩、司马也。已而纵观其议论，则其于文章所折服者，尤莫如庄周、李白，而其所希风激赞，愿执鞭而不可得者，乃在乎云敞、杨乔、田畴之徒。于是乎喟然太息，想见先生之为人，意其为古之狂士，且流而为汉之侠士也。嗟夫！感嗣君，悲故主，九死不屈，赤族不悔，不可不谓之侠。谈笑刀锯，指叱鼎镬，巽血而大书，长歌而毕命，不可不谓之狂。自汉以来，士之矜名行、崇谨厚、卖国而鬻君者多矣，靡不以中庸为窟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赴汤蹈火，惊世绝俗之为，圣贤之所不辞也。以先生为学之诚，简身之密，至于冠屦匕箸，家人宗族，靡不有伦有物，以箴以戒。一旦当天地崩坼，朝著迁改，奋身而起，视磔裂参夷之祸，犹日用饮食也，斯谓之真狭，斯谓之真狂，斯谓之真中庸，其斯以为先生而已矣。盖朱子之学，一传为何基氏、王百氏，再传为金履祥氏、许谦氏，又再传为宋文宪公景濂。而先生少学于景濂。景濂所谓岂知万髦牛，难媲一角麟，者也。自先生之死于革除，精忠奇节，震动古今。然后天下知正心诚意之学，果足以植天经、扶人纪；然后知圣贤中庸之道，与乡愿小人之伪学，果截然两途。于是朱子之道，得先生而大光。而有宋诸儒，三百年来之学脉，譬之中原之山川，龙脉纡回，发于南北戒之间，至是而始得所结局焉。故吾谓本朝之学者，当以宋文宪、王忠文暨先生为朱子之世，而瞽宗之祭，亦当以三君子为乐祖。惜乎议两庑之祀者，纷如聚讼，而未及于此也。因序先生之文，而发其端，以俟诸后之君子焉。张君为令廉平，好古教化，迥出于世之俗吏。于其刻是集也，可以见志焉。而余姚有卢生演者，搜括先生遗集，撰次年谱，汲汲然助张君，以表章风励为能事。刻甫成而演死矣。牵连书之，亦不忍使其无传也。崇祯十六年正月吉日，常熟钱谦益谨序。

◎《苏门六君子文粹》序

崇祯六年冬，新安胡仲修氏访余苫次，得宋人所缉《苏门六君子文粹》以归，刻之武林，而余为其序曰：

六君子者，张耒文潜、秦观少游、陈师道履常、晁补之无咎、黄廷坚鲁直、李チ方叔也。史称黄、张、晁、秦俱游于苏门，天下称为四学士。而此益以陈、李。盖履常元初以文忠荐起官，晚欲参诸弟子间；方叔少而求知，事师之勤渠，生死不间，其系于苏门宜也。当是时，天下之学，尽趋金陵，所谓黄茅白苇，斥卤弥望者。六君子者，以雄骏出群之才，连镳于眉山之门，奋笔而与之为异。而履常者，心非王氏之学，熙宁中，遂绝意进取，可谓特立不惧者矣。方党论之再炽也，自方叔外，五君子皆坐党，履常坐越境出见，文潜坐举哀行服，牵连贬谪。其击排苏门之学，可谓至矣。至于今，文忠与六君子之文，如江河之行地。而依附金陵之徒，所谓黄茅白苇者，果安在哉？吾尝观王氏之学，高谈先王，援据《周官》，其称名甚高。而文忠则深叹贾谊、陆贽之学不传于世，老病且死，独欲以教其子弟而已。夫食期于适口，不必其取陈羹也；药期于疗病，不必其求古方也。是故为周公而伪，不若为贾谊、陆贽而真也。真贾、陆足以救世，而伪周公足以祸世。此眉山、金陵异同之大端也。观六君子之文者，其亦有持择于斯乎？

◎《本草单方》序

缪仲淳既殁数年，其著书多盛行于世。而所摘录《本草单方》，朱黄甲乙，狼籍箧衍中。康文初、庄钦之搜讨诠次，穷岁月之力而后成。于是缪氏之遗书粲然矣。仲淳以医名世，几四十年。医经经方，两家浩如烟海，靡不讨论贯穿，而尤精于《本草》之学，以谓古三坟之书，未经秦火者独此耳。《神家本经》朱字，譬之六经也；《名医增补别录》，朱墨错互，譬之注疏也。《本经》以经之，《别录》以纬之。沈研钻极，割剥理解，神而明之，以观会通。《本草经疏》之作，抉レ轩、岐未发之秘，东垣以来，未之前闻也。出其余力，集录单方，刂其春驳，搴其芜秽，其津涉生民者甚至。此书成而经疏之能事始毕，岂曰小补之哉？仲淳电目戟髯，如世所图画羽人剑客者。谭古今国事成败，兵家胜负，风发泉涌，大声殷然，欲坏墙屋。酒间每慷慨谓余曰：“传称上医医国，三代而下，葛亮之医蜀，王猛之医秦，繇此其选也。以宋事言之，熙宁之法，泥成方以生病者也；元之政，执古方以治病者也。绍述之小人，不诊视病状如何，而强投以乌头狼毒之剂，则见其立毙而已矣。子有医国之责者，今将谓何？”余沉吟不能对。仲淳酒后耳热，仰天叫呼，痛饮沾醉乃罢。呜呼！仲淳既老病以死，而余亦连蹇放弃，效忠州之录方书，以终残年。因是书之刻，念亡友之坠言，为废书叹息者久之。仲淳讳希雍，吾里之右族也。侨居长兴，后徙于金坛，老焉。葬在阳羡山中，余它日当为文以志之。崇祯六年十二月叙。

（葛端调编次诸家文集序）

昆山葛鼎，字端调，读书缵言，笃好古学，自唐、宋八家而外，取其文集之杰出者，选择论次，人各一编，都为若干卷。缪以余为与于斯文者也，请为其序。

余闻古之学者，九经以为经，三史以为纬。降而游于艺，则秦、汉以下，迄于唐、宋诸家，其规矩绳墨也。九经三史之学，专门名家，穷老尽气，苟能通其条贯，穷其指要，则亦代不数人矣。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师保，宝之如天球大训，犹惧有陨越。僭而加评骘焉，其谁敢？三史以降，皆九经之别子耳孙也。规之矩之，犹恐轶其方员；绳之墨之，犹恐亻面其平直。妄而肆论议焉，其谁敢？评骘之滋多也，论议之繁兴也，自近代始也。而尤莫甚于越之孙氏，楚之钟氏。孙之评《书》也，于《大禹谟》则讥其渐排矣；其评《诗》也，于《车攻》则讥其选徒嚣嚣，背于有闻无声矣。尼父之删述，彼将操金椎以之。又何怪乎孟坚之史、昭明之《选》，诋诃如蒙僮而挥斥如徒隶乎？钟之评《左传》也，它不具论，以克段一传言之，公入而赋，姜出而赋，句也，大隧之中凡四言，其所赋之诗也。钟误以大隧之中为句断，而以融融泄泄两句为叙事之语，遂抹之曰：俗笔。句读之不析，文理之不通，而俨然丹黄甲乙，衡加于经传，不已亻真乎？是之谓非圣无法，是之谓侮圣人之言。而世方奉为金科玉条，递相师述。学术日颇，而人心日坏，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是可视为细故乎？端调之为是编也，美而无讥，论而不议，犹有古之学者好学深思之遗意，余深有取焉。故举其所感叹于俗学者以告之，并以为世之君子告焉。夫孙氏、钟氏之学，方鼓舞一世，余愚且贱，老而失学，欲孤行其言以易之，多见其不知量，敢于犯是不韪也。虽然，端调我之自出，其编摩论次，与诸昆弟共之，皆我甥也。余之告端调者，亦犹夫老生腐儒，挟《兔园》之册，坐于左右塾之间，窃以语其乡人子弟而已。世之君子，得吾言而存之，九经三史之学，未坠于地，吾犹有望焉。其不然者，以是为狂瞽之罪言，又将钳我于言，则亦听之而已矣。呜呼！不直则道不见，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崇祯九年正月序。

（《兵略》序）

乡先生副使星卿瞿公，博通掌故，搜讨国朝名卿大夫嘉猷伟略，散在国史家状者，著《皇明臣略》凡若干卷。其子给谏伯略，先刻其《兵略》以传于世，而属余叙之。

给谏之意，以谓时方多事，文武将吏，人不知兵。是书也，如医之有方，如弈之有谱，庸医可以诊奇疾，俗手可以当危局，用以东制奴，西讨贼，庶几克有成算，可以舒当宁之旰食乎？余以为自古用武之世，不患有盗贼，不患无将帅；所患者，庙算不一，赏罚不明，使盗贼乘其间，而将帅无以尽其用也。以汉、唐之已事征之，永寿、延熹之间，用皇甫规、张奂、段为将帅，所向克捷，规、奂兼主招，而主讨，曲意宦官，保全富贵，规、奂皆有功不得封。规前后上书，求乞自效，与上疏自讼，最为切直。其曰：力求猛敌，不如清平；勤明孙、吴，未若奉法。又曰：覆车有五，动资巨亿。旋车完封，写之权门。其言至今可为殷鉴也。繇此观之，国家权幸用事，先后失宜，虽有三明之将，亦将救过不暇，安能奏荡平之绩哉？唐之末季，苟非南衙北司，迭相矛，九流浊乱，君子道消，则黄巢辈何因而起？巢初起，才及二万，经过数千里，军镇尽若无人，潼关一径，任其奔突，贼安得不蔓延天下乎？以郑畋之壮图，令得主谋专断，何至以四镇之重，尽付高骈之只手，关河连犯，都邑继倾，而坐受刮席轵道之讪，然后悔之，不已晚乎？假节之议，争论喧呶。举棋不足，谁执其咎？然而拂衣投砚之卢携，视末世之阴阳首鼠，置国事于局外者，吾以犹贤乎尔！自古迄今，有盗贼不患无将帅，有将帅不患无方略。在汉则夷黄巾于党铜，在唐则小河朔于禁闱。本末较然，岂不信哉？以是书考之，本朝之敌王忾，建国功者，固已昭尝而勒景钟矣。举其近者，王文成之有功江西，中枢蚤为之计也。胡襄懋之有功江南，政府力为之地也。晋溪之忮，分宜之贪，其知人善任，不可抹如此。谋国之效，岂可诬哉？给谏之刻是书也，固曰为兵家之医方奕谱。而吾以为医有上医焉，奕有国工焉。明主得其人而用之，则端委庙堂，而四海从风。当虏寇交讧之日，虽口不谭兵可矣。杜牧有言：议于庙廊之上，兵形已成，然后付之于将。其为兵略也孰大焉？起星卿于今日，未必不以余为知言，为之掷笔而三叹也！

（《参筹秘书》序）

《参筹秘书》者，信州汪汉谋所著也。汉谋少遇异人，授太乙六壬奇门禽遁诸家之学，以谓可以济世安民，匡时定乱。属当奴寇交讧，海内多故，慨然出箧衍之秘，编次成书，以诒世之登将坛、佐戎幕者。吴之君子杨维斗、徐九一既序而传之矣。余读而叹曰：“世称天官壬遁家言，皆本自太公、留侯、武侯、卫公，稽诸史籍，未有闻也。吴、越之间，颇传申胥、范蠡之遗书，其言略可概见。子胥之去楚也，卦得甲子，时加于巳，支伤日下，气不相受。此六壬之数也。范蠡之去越也，阴六阳六，玄武天空，后入天乙，前翳天光。此禽遁之术也。二子之占候，近取诸身。则固已应之如响矣。子胥之治吴也，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立阊门以西制楚，立蛇门以东并越，所谓得天气之数，以威敌国者也。再世而不复验者，何也？勾践之谋赦也，在玉门之第一；其行也，时加日失；其反国也，时加禺中。此蠡之占也。吴王之临政也，在玉门之第九；其伐齐也，在金匮之第八；其赦越也，德在土，刑在金。此胥之占也。以夫差之忄昏也，令悉叶胥之占，其将不亡乎？以勾践之智也，令悉反蠡之占，其将不霸乎？持盈与天，定倾与人。蠡言之矣。其能废人而任天乎？以传考之，吴之所以亡者，弃胥而庸也。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稻蟹不遗种也。越之所以伯者，种治内，蠡治外也。修令宽刑，施欲去恶，而觞酒豆肉，未尝不分也。《春秋》之所书，左氏、太史之所记，兴亡治乱，彰明较著如此。此亦千载得失之林也。圣天子承乾御宇，黄帝之元，千岁一至。奴寇游魂假息在漏刻之间。阴阳孤虚之书，皆将庋之高阁矣。汉谋得登将坛、佐戎幕，所为济世安民，匡时定乱者，其终挟此以从乎？抑亦有进焉者乎？”汉谋曰：“善哉斯言！《参筹》之指要，吾师所未逮也。虽然，子诚吴人也，知子胥、范蠡而已矣。”

（《春秋匡解》序）

余为儿时，受《春秋》于先夫子。先夫子授以《匡解》一编，曰：“此安成邹汝光先生所删定也。”因为言邹氏家学渊源，与先生之文章行履，冠冕词垣，期它日得出其门墙。余乡、会二试，以先生之书得，虽未及亲炙先生，而余之师固有出先生之门者。比于闻风私淑，犹为有幸焉耳矣。何子非鸣为令南昌，与先生之孙孝廉端侯游，相与是正其书，重付之梓人，而属余为其序。

余观三代以后，享国长久，盖莫如汉。当其盛时，政令画一，经术修明。以《春秋》一经言之，自张苍、胡生、瑕丘江公以下，三家之弟子，递相传授，各仞其师说，至数百年不相改易。而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名儒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各以经谊对。诸所以定大议，断大疑，皆以《春秋》从事，何其盛哉！有宋之立国，不减于汉。自王氏之新学与新法并行，首绌《春秋》，以伸其三不足畏之说，遂驯致戎狄乱华之祸，没世而不复振。其享国之治乱，视汉世何如也？呜呼！先王之世，有典有则，诒厥子孙，崇教立术，顺《诗》《书》《礼》《乐》以造士，变《礼》易《乐》，革制度衣服者有罚，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者必诛，而不以听。士之选于司徒而升于学者，于辩言乱政之戒，恒凛凛焉。是故经学与国政，咸出于一，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人异学，国异政。公卿大夫，竞出其聪明才智以变乱旧章。晋之刑鼎，鲁之丘甲田赋，郑之竹刑，纷更多制，并受其敝。又其甚也，获雁之鄙人，假田弋之说以干政事；而振铎之后，不祀忽诸。繇此言之，经学之不明，国论之不一，其关于存亡治乱之故，犹病之著于肌表，诊视者可举目而得之，不待医和及缓而后知其不可为也。是可视为细故哉？国家用胡氏《春秋》设科，垂三百年。而邹氏之书传诸其祖父，至今百余年，举子传习之不变。虽汉世儒者仞其师说，未有以过也。班固不云乎？士食旧德之名氏，工用高曾之规矩。国家重熙累洽，考文稽古之盛，观于胡氏邹氏之学，可谓信而有征矣。天子方崇信是经，特命经筵进讲。余衰病放废，独抱遗经，以老于荒江寂寞之滨。于非鸣之刻是书也，喜而为之叙。或以为主文诡谏，自致其蒙瞽之言。庶几谋野则获之义，则非野人之所敢知也。崇祯六年六月序。

（《左汇》序）

本朝以《春秋》取士，虽专以胡《传》为宗，然文定之书，取于左氏者十八，取于《公》《》者十二。盖左丘明亲见圣人，高与赤则子夏之及门，其发凡取例，区以别矣。不独昔人所谓左氏大官、公羊卖饼家也。承学小生，佣耳剽目，刺取左氏之涯略，以充帖括。盖有传业为大师，射策为大官，而目不睹三传之全文者矣，又况外传子史之流乎？侍御永年李君，家传素业，闵学者之固陋，著《左汇》一书，以左氏为经，以二《传》《国语》《周礼》《史记》《管子》《檀弓》《说苑》诸书为纬。本经析传，首尾备具，灿若群玉之府，而森如五兵之库。使后之从事者，繇胡以溯左，繇经以溯传。繇是以穷经术焉，断国论焉。或源或委，先河而后海，斯侍御取以嘉惠学者之意而已矣。司马迁不云乎？孔子作《春秋》，隐、桓之间则彰，定、哀则微。今以定、哀之事言之，则孔子之词虽微，而左氏未尝不彰也。邓析之竹刑，则商、韩之前车也；陈辕颇之封赋，季孙之田赋，则桑、孔之滥觞也；公孙疆之乱政，则江充之见犬台，而亻丕、文之幸待诏也；苌叔之违天，则子师之殉汉，而山之沉宋也。援古以证今，上观千岁，下观千岁，岂徒立乎定、哀以指隐、桓乎？自荆舒之新学行，以春秋为腐烂朝报，横肆其三不足之说，而神州陆沉之祸，有甚于典午。流祸浸淫，迄于今未艾。居今之世，明《春秋》之大义，阐定、哀之微词，上医医国，此亦对症之良剂也。侍御起家为刑官，今方执法柱下。《春秋》，夫子之刑书也，其亦将以是书为律令乎？天子神明天纵，特为是经设讲官，以《春秋》之大法治天下。则侍御此书，恭进诸广厦细旃，以备乙夜之览，何不可哉？崇祯十一年七月序。

（《说文长笺》序）

吴郡赵君凡夫撰《说文长笺》若干卷，其子曰均，字灵均，镂版行世，抱书过余山中，请为其叙。

余闻之：序，绪也，盖有所推明作者之指意，而引其端绪也。何休、杜预之序《左氏》《公羊》也，传经者之自为序也；太史公、班固之有序传也，作史者之自为序也；刘向之叙录诸书也，较书者之自为序也；其假手于他人以重于世者，则自皇甫谧之叙三都始也。凡夫之书，其自叙备矣，其无假于余亦明矣。而均固以为请，其殆欲推明作者之指意，有以信于后世乎？则非余之所及也。余衰迟失学，于六书五音之谊理，概乎未有闻也。凡夫声音文字，得之天授。梵音字母，经涉辄了。宫商清浊，部居于齿龈之间。其于书多所渔猎，勇于自信，而敢于作古。《补亡》则束为之敛笔，《刺孟》则王充为之杜口。疑者丘盖不言，吾将使谁正之哉？六书之学，自东汉以来，许氏则尼父之删述也，二徐则贾、郑之解故也。凡夫一旦正其是非，攻其疑误，俨然踞其堂皇之上。凡夫于六书，不复居有形声有竹帛以后，宓、牺、仓颉可以接手相商榷，若史籀、斯、高之流，虽北面而听予夺可也。李阳冰刊定《说文》，排斥许氏，徐鼎臣谓其以师心之见，破先儒之祖述。以余之固陋，乃欲以戋戋之见，窥凡夫笺述之指意，岂不难哉？天启中，余承乏右坊。故太宰汝阳李公在太仆。一日朝会，公卿俱集，李公忽揖余问：“赵凡夫起居如何？”，诸公皆为改容。李公徐曰：“此吴中隐居高尚，著书满家者也。”自后数过余，必称凡夫，且问讯《长笺》成否？嗟乎！当凡夫之世，已有李公，岂患后世无子云耶？如余之固陋牵缀旧闻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洪武正韵笺》序）

自古帝王，以马上得天下，能壹意于考文征献制礼乐者，莫如我太祖高皇帝。而代之臣子，懵于宪章文、武之义，忽焉而不遵，习矣而不察，亦未有甚于本朝者也。国家所最重者庙讳也，方谷真之殁也，宋文宪公奉敕志其墓，以仁祖之讳改真，以太祖之字改谷。及永乐中修《洪武实录》，则大书特书，一无所鲠忌。执笔者解、杨辈皆国初名儒，其若此者，何也？至于今，则高庙之讳，公然取以命名；而懿文之讳，即宰执亦莫之辟矣。太祖颁行《大诰》，户藏一本，有者减罪一等，无者加罪一等。今不问书之有无，动曰《大诰》减等。学断狱者，并不知《大诰》为何书矣。至于《洪武正韵》，高皇帝命儒臣纂修，一变沈约、毛晃之旧，实于正音之中，昭揭同文之义。而今惟章奏试院，稍用正字，馆选一取叶韵而已。学士大夫束置高阁，不复省视。其稍留心者，则曰圣祖固以此书为未尽善，此未定之本也。噫！可叹哉！吴有君子曰杨去奢氏，服膺《正韵》，以为不独钤键韵学，实皇明之制书也。捃拾训故，搜讨同异，手自笺疏，凡数年而成书。少受胡氏《春秋》，专门名家。其笺注是书，盖有合于《春秋》书王大一统之义，所谓不徒托诸空言者也。昔汉董仲舒治《春秋》，朝廷有大议，使使者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汉儒者决朝廷大疑，定大事，往往皆用《春秋》。去奢之治《春秋》，不得引经断国，高议庙堂之上；而自托于虫鱼琐碎之学，以微见其指意。此可为慨息者也！

（郑氏《清言》叙）

余少读《世说新语》，辄欣然忘食。已而叹曰：临川王，史家之巧人也。生于迁、固之后，变史法而为之者也。夫晋室之崇虚玄，尚庄、老，盖与西京之儒术，东京之节义，列为三统。是故生于晋代者，其君弱而文，其臣英而寡雄，其民风婉而促，其国论简而刿，其学术事功迩而不迫，旷而无余地。临川得其风气，妙于语言。一代之风流人物，宛宛然荟蕞于琐言碎事、微文澹辞之中。其事，晋也；其文，亦晋也。习其读则说，问其传则史，变迁、固之法，以说家为史者，自临川始。故曰史家之巧人也。作晋书者，但当发凡起例，大书特书，条举其纲领，与临川相表里，而不当割剥《世说》，以缀入于全史。史法芜秽，而临川之史志滋晦，此唐人之过也。自唐以还，学士大夫，沉湎是书，而莫能明其指意。至为续为补之徒，抑又陋矣。代不晋而晋其事，事不晋而晋其文，譬之聋者之学歌也，视人之启口，而岂知其音节之若何也哉？信州郑仲夔，字龙如，博揽好古，纂《清言》若干卷，自汉、魏以迄今兹。通人朱郁仪为其叙，以谓步武临川，无近代《语林》蕃芜之累。而余则谓《世说》，史家之书也；续且补者，以说家窜窃之则陋。何氏之《语林》，仿《世说》而自为一书，则犹离而立焉者也。《语林》之烦也，《清言》之约也，标鲜竖异，佐笔助舌，是二书者，其殆可以离立矣夫。

（《诚意录》序）

自古圣贤豪杰，调御万物，酬酢万事，经世出世，无不以诚为本。诚之为物，建天地，质鬼神，贯金石，格豚鱼，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故曰诚神几，又曰不诚无物。不诚之人，心口相谩，形影相诳，为臣则欺君，为子则诞父，为友则卖友，玉表而珉中，栀言而蜡貌，此其情伪不可以掩一室，其声光不可以袭终朝，而况宇宙之大，终古之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