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斋初学集

所不能堪，盖亦慈父所不忍出之于口，而爱子所不能之于耳者也。周公、召公言之不以为讳，成王听之不以为迂，孔子删《书》，又大书而并列之以为万世法。何哉？人主之所畏者天也，而所狎近者寺人宫妾也。寺人宫妾，未尝不爱其君也，而爱之不以其道，悦之以声色狗马，纵之以沈湎叫号，教之以燕安怠惰，惑以丧志，阴阳交争，其不至于夭折者无几也，又其甚而国运随之。则是人主之福、禄、寿、考，上制于天，而下制于寺人宫妾也，甚矣寺人宫妾之足畏也。古之君子知其然。其于君也，震动之以祈天永命，磨切之以荒宁耽乐，使之上畏于天，而下畏于寺人宫妾。祈天享国之训，聒呶于耳，而清明强固之益，丛集于躬。《天保》之臣，所以报上者，如是而已矣。皇上固今之成王也，公卿大臣，亦有以周公、召公之训陈于左右者乎？夫以匝岁之间，鼎成相逮，天地闭塞，严霜夏零，以时序言之，盖亦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而更始之会也。皇上初服，于历为孟春，于律为泰簇，于卦为《乾》之九三，去凝阴Ё寒之时，犹未远也。阳气蒸而易渝，土脉发而易眚，不可以不戒也，不可以不慎也。宋臣苏辙，当元之初，尝论成王之寿考，以为周公辅导之功，而又深致戒于医和之语赵孟者。然则房中之乐，应门之刺，殆未可以为迂而忽之也。是故燕私不可以不谨也。宋真宗欲与后宫游内库，章穆后曰：“妇人之性，不能无求。”府库，国家所以养六军，备非常也，不宜滥耗之。是故赐予不可以不节也。大婚之后，阿母未就于外舍；燥湿之勤，封爵求加于小君。祖宗之典例，未之有也。夫野王之封，杨震之所力争也。山阴之封，左雄、李固之所极谏也。今事虽寝格不行，得无为干政市恩之渐乎？是故恩幸不可以不裁也。凡此皆大臣之所当朝夕纳诲，而皇上之所当日慎一日者也。然其端在于畏天，而其要归于爱身。苏辙有言：“知道而后能爱身，知爱身而后知爱人，知爱人而后知保天下。”斯言也，非辙之言，而周公、召公之言也。祈天永命恒于斯，享国长久恒于斯，在公卿大臣善为爱君计，无使寺人宫妾之爱得以胜之而已。夫以人主之尊，推极而上之而有天；自人主以下，累而下之，不可算数，而后有寺人宫妾。乃寺人宫妾，遂能与上帝参制人主福、禄、寿、考之柄。以成王睿圣之质，周公为师，召公为保，左右夹侍，殚竭其丁宁告戒之力，而后乃忄堇而胜之。於乎！亦已危矣。吾学《周礼》，内臣自内小臣以下，女宫自世妇以下，皆统于天官。而内宰之职，掌阁寺之版图与其政令稍食。自内宫以下，皆掌教以阴礼，周公为师，位冢宰，则内臣女宫，皆其禁令政教之所及也。惟禁令政教可以及于内臣女宫，故其严重之体统，足以压服宫府，而忌惮操切之辞，不至格于人主之左右。此周公建官立法之深意，而致太平作礼乐之本原也。宋真宗之时，文彦博叱内侍史志聪曰：“尔曹出入禁闼，不令宰相知人主起居，吾行斩尔矣。”宋之宰相，其威重行于近侍若此。而今何独不然？生窃愿公卿大臣深惟先帝仍几之言，仰思宗社付托之重，引师保之大义，考周官之遗法，绎苏辙之危言，而仿文彦博之故事，如是而皇上之福禄寿考，不远过于成王，而《天保》之诗不作，吾不信也。生也率意以复明问，干犯忌讳，不为不多矣。虽然，丹《金鉴》之规，忠臣硕辅之职志也。负暄采樵之献，田夫孺子之所有事也。其爱君不同，其不比于寺人宫妾则一也。执事所谓言之而无罪者，此也。谨对。

△第三问

问：史以事辞胜，亦兼道与法而有之。夫断木为棋，扌完革为鞠，亦皆有法焉，而史其可以无法欤？近世之论者，侈言古文，曰：“迁、固而下无史矣，欧阳氏之《五代史记》，君子深叹焉，以谓可与迁史同风。”其信然与？宋、辽、金三史，修自胜国；《元史》修自圣祖，编缀丛杂，卷帙浩烦。其间国统之离合，纪载之得失，亦可得而悉数之欤？明兴二百五十余年，文人献老，亦多言史事矣，而迄无成史。万历中尝开局纂修，未几报罢。使名山之藏有闻，石渠之业不辍，则本朝之史，遂可跨唐、宋而上之欤？天子初践阼，既命纂修两朝《实录》，留心史事，甚殷盛也。诚欲网罗十庙之书，勒成一代之史，草创润色，若何而可？宋以后四史，识者谓当亦隐括芟削，以附欧阳氏之后，不识可欤？诸士子学知古今，于笔削之义，盖窃取之久矣。其以所闻，悉著于篇。

尝窃闻史家之法矣，以一代为经，以一代之事与人为纬。何言乎其经也？创守治乱，兴废存亡，升降质文，包举一代之全史者是也。何言乎其纬也？律历礼仪、河渠食货，其事不一，而一事亦有首尾也；公侯将相、贤奸顺逆，其人不一，而一人亦有本末也。以言乎经纬错综，则一代之事，襞裂为千百，而千百事之首尾，不出于一事，一代之人，胪传为千百，而千百人之本末，不出于一人。所谓一事一人者何也？吾所谓创守治乱，废兴存亡，升降质文，包举一代之全史者也。匠人之营国，县地视景，规方既定，则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举不出其经营之内。迁、固之史，所以度越百代者，如是而已。自晋以后，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奋乎百世之下，断然以古人为法，而后世有所准绳，则无如欧阳氏矣。欧阳氏之作《五代史记》也，上下五十余年，贯穿八姓十国，事各有首尾，人各有本末，而其经纬错综，然于指掌之间，则史家之法备焉。本纪以谨严为主，而琐事靳语，于《家人》《杂传》发之。朱梁之家事，见于《家人传》，所谓不可道也。唐庄宗弑而书崩，而其事详于伶官传，讳而不没其实也。晋出帝之北徙，详于《家人传》，而咨尔子晋王之册，著于《四夷附录》，为中国讳也。有列传以为之区分，有杂传以为之隐括。而《一行》之次于死节死义也，所以劝忠也。唐六臣之次于《一行》也，所以耻六臣也。《义儿》《伶官》次于《六臣》，而《杂传》又次之也，所以著类也。上下五十余年如一季，贯穿八姓十国如一国，举其一二，其全书可知也。以欧阳氏之史法，考之迁、固，若合符节。而其文章之横发旁肆，与太史公掉鞅下上，则又其余事焉矣。世之君子，侈言古文，曰：“迁、固以下无史。”又曰：“欧阳氏之史，欧阳氏之文而非《史》《汉》之文也。”彼固不知文，又安知史？不知太史公，又安知欧阳氏哉？文中子不云乎：“昔圣人述史三焉。六经、史之祖也。左氏，太史公，继别之宗也。”欧阳氏，继祢之小宗也。等而上之，先河后海，则以六经为原；等而下之，旁搜远绍，则以欧阳氏为止。此亦作史者之表识，而论史者之质的也。五代以后，则又有可得而言者矣。国统之离合，昔人辨之者众矣。元人修端之议，以谓当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辽兼五季前宋为北史，建隆至靖康为宋史，金、源与南宋为南北史。夷狄之臣，尊胡虏而卑诸夏，无足怪也。近世儒者之论，则谓当以宋统辽、金，如刘、石、符、姚之载记，尽削帝谥陵号，以比四夷称子之例。又欲刊落蒙古一代之史，附于帝既亡之后。此又非通论也。当胜国修三史时，正统之论，喧呶史局。揭斯曰：“莫若厘为三史，而各统其所统。”众论乃定。我太祖高皇帝曰：“元有国一百六十二年，国可灭，史不可灭。”大哉斯言，万世不能易也。然则国统之离合，盖可以无辨矣。以纪载之得失言之，宋以下四史，其文辞烂然可观。而金史叙南迁丧乱之惨，记刘祁论相之辞，亦古者良史之遗志也。独于史法，皆不能无憾焉。史之有本纪，一史之纲维也。今举驳杂细碎志传所不胜书之事，罗而入之于本纪。古之为史者，本纪立而全史已具矣；今之为史者，全史具而本纪之规摹犹未立也。发凡起例，举无要领，纪事立传，不辨主客。互载则复累而无章，迭举则错迕而寡要。此三史之同病也。《宋史》在三史中卷帙最多，而阙略亦不少。如《韩琦传》不载仪鸾司撤帘之事，《狄青传》不记与曾公亮论方略之详，考一代家传别录，有不可胜书者矣。又如史弥远之传，但序官阀，兼载奏章，而末缀数语，谪其奸邪。首尾两截，褒刺失据，不已疏乎？作史者既无要领，则纪载不得不烦。凡窜身边事，挂籍党人者，人立一传，浩如烟海，而才人志士，参列其间者，类皆冒没于枯竹汗简之中，不已亻真乎？秉笔之臣，身在胜国，有岛夷索虏之嫌，内夏外夷，安攘恢复之大义，皆未敢以讼言。至于靖康之流离，淳熙之屈辱，皆没而不书，则何以著臣虏之羞，严事仇之讨乎？它如崖山之故事，桑海之遗录，与宋之遗民故老，哭西台而树冬青者，一切抑没而不书。虽曰定、哀多微词，不已过乎？此《宋史》之失也。《元史》成于洪武二年，元统已后，续成于三年。自开局以至削稿，皆不过五六月而已。国初禁网促数，多所忌讳，而又限之以条例，要之以时日，焚膏宿火，仅而成书。非有老于文学，熟谙掌故，如宋、王二君子总领其事，欲成一代之史，何可得也？然仅可称稿草而已。其初进之表，所谓往牒舛讹之已甚，而他书参考之无凭，虽竭忠勤，难逃疏漏者，盖实录也。此四史得失之梗概也。明兴，至嘉靖、万历之间，谈史者纷如矣。以郑端简之博雅，其论赞可比于陈寿，而才识远不逮于欧阳，又况于所谓侈谈古文者，其于史家之法，概未有闻焉者乎？万历中以阁臣之请，开局纂修，未卒业而报罢，论者惜之。虽然，令南充不死，史局不罢，一代之成书，遂可凌唐、宋而上之乎？於乎！此非生之所敢知也。以二百五十余年之久，日历起居，因仍往事，轩上计，弗询郡国，一旦欲贯串掌故，罗放失，盖已难矣。其尤难者，则无甚于国初。《秦楚之际》，太史公有《月表》矣，系楚于秦，所以系汉于楚也。龙凤之于我明也，高皇帝未尝讳也，而载笔之臣讳之。今其事若存若亡矣，即不必列之世家，亦当存以《月表》之法，而谁与征之？伪周之事，一时遗臣故老，如陈基、王逢所纪载，皆凿凿可据，而考之《元史》、国史，无论事实牾，即岁月亦且互异。基与修《元史》，非见闻异辞者也，而又使谁正之？至于鄱阳代溺之事，青田牧竖之言，传讹增益，其诬较然，而至今未有是正者也。生以为史未可轻言也。诚有意于史，则亦先庀其史事而已。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先使其僚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汉则刘，三国至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通鉴》之有《长编》，所谓先庀其史者也。今之《会典》，古之《六典》《会要》也。《唐六典》为卷仅三十，一代之典章备焉。今不可及矣。唐、宋《会要》，皆不可得见，独元朝《经世大典》出于虞集辈之纂修者，仿《六典》之例，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别，凡君事四：曰帝号、帝训、帝制、帝系；臣事六：曰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二典。读其序录篇目，其义例井如也。仿而为之，而书志之事举矣。宋人《琬琰》之录，汇聚家状别录，以备采择。而元人苏天爵《名臣事略》之辑，先疏其人而件系其事，自鲁国、淮安以迄于司徒文正，有元一代之人物，荟撮于数卷之中。今所传献征诸书，足汗牛马，以方天爵之书，蔑如也。仿而为之，而列传之事举矣。此所谓庀史事者也。若夫史法，则存乎其人而已。李翱有言：“唐有天下，圣明继于周、汉，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晔、陈寿所为。”以盛明之世，蓬山芸阁，比肩接武，岂无欧阳氏者奋笔其间，而徒如李翱之愤懑于唐乎？则亦待其人而已矣。明问又谓宋以后四史亦当隐括芟削，以附欧阳氏之后，此格论也，然而其任益难矣。曾子固为《南齐书目录序》曰：“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是故能会通一代之事者，其中能囊括天下之事者也。能铨配一代之人者，其中能包裹天下之人者也。譬之匠人，县地视景，其目力绝出于都邑之外，而后可以营建都邑。不然，虽审曲面势，穷老尽气，亦谓之众工而已。愚生伏习章句，见不出衣鱼壁蠹之外，何足以知史事？辄因明问，而述其旧闻如此。执事者其进而教之。

△第五问

问：世之言兵法者皆宗黄帝，所谓余奇为握者是已。然又以谓或本于八卦，或出于井田，其说可得而详欤？三代以下，如诸葛武侯之于蜀，李卫公之于唐，皆以善阵名，皆有合于握机之遗法与？说《诗》者以《常武》之诗为先王用兵之法。夫兵之有法，圣人所以仁天下之具也。以有兵胜无兵，以有法胜无法，是不可以不极论也。东师之出，盖累年矣。败兵蹙地，疲民费财；其为祸不可胜言。然至于今，尚未知所御者何兵，所用者何法也。善疗疾者，视病而处方。辽左之事，既以无法败矣。今欲疗之，其方安出？握机之法，在近代犹多用以取胜，此亦已试之方也。今何以置不讲欤？《易》之《师》曰：“师贞，丈人吉。”又曰：“师出以律。”师之以律，兵法也。而丈人，用法之人也。然则握机之法，亦有待其人欤？诸士子投笔而叹，其有日矣，盍为我条疏之。子言之：“我战则克。”则亦安得曰“未之闻也”而已哉？

兵法之作也，其圣人所以仁天下之具乎？昔者淳朴渐散，圣盗并起。圣人知天下之不能无疾病也，蜇吻裂鼻以尝百草，而《本草》兴焉。知天下之不能无争战也，仰观俯察，以制八陈，而《握奇》兴焉。《本草》所以疗病也，《握奇》所以疗乱也。用兵而不知法，是欲治病而不用药也。谚有之曰：“学书纸费，学医人费。”建州之事，其为人费也亦已多矣。则或诊视之过，而医国者之有未审也。敢因明问而妄言之。夫《握奇》之法，传于世者，十九言而已。以《易》象言之，天圆而地方，八卦相重，是故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卦之方位也。以井田言之，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数起于五，成于八，是故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奇。井田之规制也，以《周官》考之，万有二千五百人以为军，万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皆所谓余奇为握者也。大司马以农隙讲武事，教众庶，修战法，而汉武帝命霍光习阵法于未央，皆是法也。自时厥后，诸葛武侯用之于蜀，李卫公用之于唐。武侯之衍为六十四也，其法一变，而余奇为握者不变也。岂其妄作，文本《河图》，薛仕隆之所以赞八阵也。卫公之改为七军十二辰也，其法又变，而余奇为握者不变也。握机握奇，本无二法，卫公之所以对太宗也。盖古今兵法，已尽于十九言矣。而十九言之变，不可以胜穷。天有衡，地有轴，前后有冲，握奇之定位也。先出游军定两端，握奇之大用也。四头八尾，触处为首，应敌之势也。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束伍之法也。故曰：“此兵法之祖也。”张文潜之说《常武》也，以为先王之时，用兵之法，以战以守，可以概见。不留不处，兵尚神速，且省费也。王舒保作，舒者，不竭士力以争利，保者，依水草丘陵以为固也。如飞如翰，《管子》所谓有飞鸟之举，善超高也。如江如汉，所谓有积水之洋，善守下也。固如山之苞，止营垒也。顺如川之流，行部伍也。赫赫为弱，外诱敌也。翼翼为饬，内谨法也。於乎！兵者，先王所以止杀，而非所以教杀也。《司马法》曰：“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夫敌之民犹爱之，而况于吾民乎？我胜而人败，犹不忍于尽敌也，而忍于取败而自尽乎？先王知兵之难弭而杀之不易止也，徒使之剑戟击撞矛盾支柱而不示之以法，所伤实多，是故作为兵法以教民。吾所谓天衡地轴前冲后冲之法，语其精微变化，士君子未必晓畅；而就其行列坐起，左右共命，则伍两卒联之人，固已如服之便于身，而器之习于手矣。居而为壁垒，出而为行阵，胜而不骄，败而不乱，我有《车攻》薄代之能，而天下寡伏尸流血之祸，用此法也。故曰：“握机者，先王仁天下之具也。”东事之殷也，于今五年矣。征兵数十万，而不知所召募者何兵也？屯兵四五年，而不知所教练者何法也？聚而豢之，则如列刍灵；委而顿之，则如捐土梗；縻而烂之则如羊豕。竭海内之力，驱内地之人，延颈重足，雁鹜行列，以膏奴之锋刃。比其尽也，又牵率而请益兵。我之兵有尽，而奴之锋刃无厌，则是岂可为长计哉？耶律淳之伐金也，旌旗戈甲，绵互如银山。阿骨打面一呼，拉然而颓，兵固不在多也。王翦之破楚也，日夜饮食，抚循其士卒，至于投石超距而后用之。令不计其士之可用，而徒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则翦岂知兵者哉！以有兵胜无兵，以有法胜无法，古之训也。故曰：“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往者女直弃，渡易水，并辽躏宋如反手者，以其兵法习而什伍连坐之令严也。其后用拐子马捣中坚，张两翼，略如翼虎阵之法。奴今盖犹袭用之，而我顾不知也。彼有法，我无法，则是彼有兵而我无兵矣。不此之讲，而徒曰增兵者，何也？人言辽之陷也，川、浙之兵犹殊死血战，结阵相向，奴酋惮之。夫浙兵之束伍，戚继光之教也。川兵之力战，刘显之遗也。今不问其所以能战，不恤其所以徒死，ん然合喙而称之，是无以异于从旁而观剧者也。於乎！东方之受病，可谓深矣。当抚顺之失，悻然以用壮为事，战而不知所以战也，我是以有浑河四路之衄。及四路之败，靡然以用兵为惩，守而不知所以守也，我是以终有辽阳之没。譬之治病者焉，君臣佐使，忄昏然而莫辨，寒热温凉，交手而杂投，其不至于杀人者无有也。靖康之事，叶以谓不战而败，不守而亡。今之河东，已不幸而类之矣。既败而后策战，既亡而后图守，则非反其所以败而易其所以亡，固不可也。夫辽何以不守？以其不战也。辽之兵何以不战？以其无法也。向者惩浑河四路之败，欲屯聚二十万众，缓则画疆而守，急则婴城而守，而不复以进战为事。是故开原陷，退而守沈，沈阳陷，退而守辽。今已画河西而守，彼有进，我无退矣，其势不得不战。而议战不得不力惩于向之无法。今夫握机之法，余子俊以之平瓦剌矣，王守仁以之平宁藩矣，王骥师其意，以创什伍之法，亦以之征麓川矣。其事皆在近代，非远而不可稽也。吴立叠阵法，诸将疑之。曰：此古束伍令也，得车战余意，无出于此。”战士心定，则能持满，敌虽锐，不能当也。以一军破金人贯战之老酋，其所谓战士心定，敌不能当者，此古人用法之妙也。为今之计，宜急用知兵之将，简汰老弱，遗去伤残思归之士，得精卒二三万人，益以江、淮习流之卒，与川、浙、畿辅蹶张飞之徒，本握机之意，用束伍之法，刻期教练，自成一军，以文臣知兵者监之。奴若来，厚集以待之；不来，则四出以扰之。使奴知我有兵可战，而我亦知有战可恃。所以守河西而窥河东者，计无要于此。若不知出此，徒日夜征兵益戍，老师费财，以顿兵进取为名，而以蹙地退守为实。无法必不能战，不战必不能守。辽阳既失，退守河西；河西有事，退守何地？此可为痛哭流涕者也。《易师》之初六曰：“师出以律，否臧凶。”师之有律，兵法也。人徒咎浑河之冒进，四路之丧师，以谓失律之凶，而不知辽事之否臧，咎不在战，而在于不战而图守，有兵而无法也。东方之病亟矣，求已试之方，而收瞑眩之效，在医国者审视之而已。师之彖曰：“师贞，丈人吉。无咎。”王弼曰：“丈人，严庄之称也。”为师之正，丈人乃吉也。子言之：“我战则克。”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由此言之，行师之人，严庄之丈人也。行师之事，戒惧好谋之事也。有黄帝、风后之人，则可以制法；有武侯、卫公之人，则可以变法；有师贞好谋之人，则可以用法。说以使民，民忘其劳，东山之盛也。虽绝成陈，虽散成行，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名曰父子之兵。孙、吴之制也，握机之法，未有不待其人而行者也。圣天子神武不杀，以常德而立武事，所谓丈人、元老者，殆将必有其人焉。生也呻其占毕，罗兵事于故纸之上，譬之庸医按轩、岐之成书处方而视病，岂不或验，以进于秦越人之前，多见其不知量也。於乎！辽左陷没以来，盖亦有瞪目拱视，谓蹙国可置，而狡夷不足忧者矣。唐周鼎失沙州，州人胡服而臣虏，岁时祀父母，衣国中之服，号恸而藏之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龙文城耋老见唐使者，拜且泣曰：“顷从军没于此，朝廷尚念之乎？”中国而不念河东则已；中国而犹念河东也，其亦可以深思而早计之矣。夫庸医之诊病也，一言而中，则病者改容而听之，何也？以为庸医不足信，而讳疾忌医者，其病必不可为也。执事者以生言为如何也？

初学集卷九十一

○外制

（一〓并序）（外制集序）

前代学士院掌内制，舍人院掌外制。国朝两制皆属翰林，设中书科，就翰林承草登轴而已。太祖尝言翰林鲜人，制诰多自作。今内阁尚有存者。词意谆重，足以仰见圣祖审慎职司，儆励臣工之至意。成祖始抡七人入内阁，备顾问，兼司两制。孝宗时，李文正公以侍郎入阁，专管诰敕。嗣是皆以尚书或侍郎兼阁学专管，可谓极重矣。然文正诸公文集，皆刊落制词不载。或谓纶绋尊严，不当错置别集；或谓馆阁隆重，无暇简点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