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堂文集

之分耶？

我为凡夫，而求上乘，则我当知不可思议之何以为不可思议。夫不可思议者，正凡夫之不可思议也。若佛则不然。上穷无始，下至无终，无不知之，无不言之，无不示人以真。举世上之形形色色而尽破之，而佛法于是乎在。诗人之诗而至不可思议，则诗界之上乘也，而诗之生命于是乎在。

台湾固多名胜，又饶古迹，而征诗者竟舍近而图远，如桃叶渡也，英愁湖也，题目虽佳，终难观感。即如此次某社所征之「卧龙冈」，更嫌太远。夫咏怀古迹，必须身临其地，而后能发幽情。不然，我辈在此室中，而作咸阳吊古，虽极能事，终是死诗，而非活诗。

罗山吟社亦以此期征诗，而题目为「吴凤墓」。夫吴凤固罗山之人，而杀身成仁之男子也。缅怀先哲，唤起国魂，诗人之分内事也。罗山诗君子而能以此提倡，则其对于民族前途岂鲜少哉！

太虚法师当今龙象。曩来台湾，曾以诗草赠余。昙花一聚倏忽八年。太虚现长武昌佛学院，宣扬佛道以破群迷，大悲无畏之心，使我闻之兴起。偶检坆簏，得其旧什一首刊诸诗钞。太虚近作，较前尤胜，他日当续登之，俾知白杜遗风，不让远公专美也。

人不可自恃其力。牛马狮象，力之最大者也，或以耕田，或以挽车，或为人絷捕而幽之槛内。故汉高曰：『吾能斗智，不能斗力』。

人不可自恃其财。邓通铜山，石崇金谷，或以饿死，或以杀身。且当弥留之际，虽千万金钱不能丐其一息，则财果可恃耶？

人不可自恃其能。世上事物，千变万化，何可稍示骄矜？骄则偾事，矜则易物。故曰喜骑者坠，善泅者溺。

然则我何恃乎？我所恃者，正义也，人道也；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昌黎之文，吾爱读之。昌黎之人，吾且鄙之。夫人至于贫穷，箪饭瓢饮可也，槁饿而死亦可也；即不然，躬耕而食，泌水衡门，亦可以畜妻子，捐忧患，何必三上宰相书，而求其援手哉！

宋张宏范为元灭宋，泐石崖山，大书「张宏范灭宋处」，丰功伟绩，震赫一时。及明陈白沙过其地，为添其曰：「宋」张宏范灭宋处；一字之诛，严于斧钺！

谢迭山庄不仕元，被迫北上。临行，有友赠诗曰：『此去好凭三寸舌，再来不值一文钱』。迭山入燕，不改其节，饿死悯忠寺；则今法源寺也。春时丁香极盛，余曾游之。寺有二桤，为唐人所样；一已枯，一尚茂。

稻江此次建醮，穷奢极侈，费款百万，有心人惄焉伤之。黄君茂笙适来台北。目击其事，归而以此诗寄余，犹此志也。录之余墨，以作惊钟：

一样风光十月天，高坛八九互争研。往来士女逢人道，此醮曾经七十年。

迎神忽报鼓三严，礼乐衣冠今古兼。我作鞠躬君跪拜，祈求福寿可均沾。

水晶朝顶戴来高，前代冠裳意气多。礼鸣罢驺街上遇，惜无伞扇与旗锣。

神佛于今已混同，观音关帝城隍公。圣神毕竟真平等，玉帝坛依妈祖宫。

北极殿高屠户盛，神农坛丽米商夸。问他花界崇何佛，只祀船头水手爷。

高坛古董列层层，绿女红男取次登。夏鼎商彝谁赏识，眼光齐射电光灯。

不茹晕酒各由衷，善信家家一例同。谁料庆成三日后，持斋人尽杀猪公。

柔毛刚鬣满柴门，羽士焚章奏九阍。不把天公比饕餮，肯从门外吃羊豚？

多少妖姬礼佛香，酥胸半露竞时妆。如花体态如蓬发，一队天魔下道场。

老幼争途大道中，人山人海此观光。西风吹到潇潇雨，母自呼儿子觅娘。

为挽商风盛款宾，欲深信仰故迎神。招来香客阗无数，只是便宜卖酒人。

僧道钟声响乍终，中人尚费百千铜。可怜如此还神眷，神未通时力已穷。

夫以台湾今日之景象，民智未强，群德犹涣，贪夫殉利，夸者死权。苟非以高尚纯美之思想，振其坚毅活泼之精神，文化前途，将无可语。

小说也，戏剧也，讲演也，报纸也：皆足以启发社会之文化者也。而今之台湾，无小说家，无戏剧家，虽有讲演而不能周，虽有报纸而不能达，则文化之迟迟不进，毋怪其然。

不佞以为凡属台湾之人，皆负启发台湾文化之责。其责惟何？则人人当尊重其个性，发挥其本能，鼓舞其热诚，以趋于文化之一途。

不佞不能诗也，而敢为诗荟。诗荟者，集众人之诗而刊之，仍以绍介于众人，不佞仅任其劳。而台湾之文学赖以振兴，于台湾之文化不无小补。

读书之患在于不博，尤在于博而不精。汉之大师，皆抱一经，以通众说，故易有施孟梁丘，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公羊有严颜，仪礼有大小戴，皆卓立一家，为世所宗，由其精也。

今之学子，方学文矣，忽而诗，忽而词，忽而书画，忽而金石，自非天才，安能兼美？

夫读书所以致用也。然读书自读书，致用自致用，判然两途，未可兼顾。而今之读书者，忽而政治，忽而法律，忽而经济，忽而宗教，无不知之，无不言之。然博而寡要，劳而无功。乌乎可！

僚之丸，秋之奕，由基之射，技也而能卓立，精之尔。故荀子曰：『艺之精者不二』。

东京人士之刊行汉诗者凡数种而最著者有三：一文字禅，一随鸥集，一大正诗文：皆佳构也。文字禅为声教社所编，随鸥集为随社所辑，而大正诗文则雅文会印行，日下勺水翁所主宰也。勺水翁年已七十，工汉文、湛诗学。昨年始印其鹿友庄文集，以颁艺苑。惠锡一部，不胜景仰。翁为当代文宗，著作不倦，吾甚祝其眉寿而扶持文运于东海也。

少陵之诗，人世之诗也；太白之诗，灵界之诗也。故少陵为入世诗人，而太白为出世诗人。

吾友苏曼殊尝谓拜轮足以贯灵均太白，而沙士比弥尔顿田尼孙诸子只可与少陵争高下，此其所以为国家诗人，非所语于灵界诗翁也。

乌乎！英国有一沙士比，已足骄人，而中国有一灵均，又一太白，实足为诗界扬其气焰。而今之崇拜西洋文学者，不知曾读灵均、太白之诗而研究之欤？

唯我台湾，今当文运衰颓之时，欲求一入世诗人，渺不可得，遑论出世。然以台湾之山川奇秀，气象雄伟，必有诗豪诞生其间，以与中原争长也。

辜鸿铭先生此次来游，颇有讲演，而其论断多中肯棨。如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二语，谓今之旧学者大都学而不思，而新学者则又思而不学。又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为治国平天下之本，施之古今而不悖者也。先生受大东文化协会之聘，将以明春再来。吾愿先生抒其学识，振其精神，以发挥东洋文化之特色。

诗荟以昨年十二月十五日创刊，而今复为二月十五，一年容易，又是花朝，世事变迁，无殊弹指。而台湾诗界之消长，可于诗荟觇之。

全台诗社第二回大会，以本月七日开于台南。辱承宠招，而余旅稻江，杜门却扫，不获一归故里，得从诸君子后，自呼负负。

台北文庙久遭拆毁，济济多士，言之呜咽。而今乃有重建之议。夫孔子以诗为教者也，故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诗可以兴』。诗之为用大矣哉！

美友吟社近以社课「大夫松」五律，嘱为评点。余以此题为秦皇登封之事，已属枯窘，无处着想；若作七律，尚可敷衍，而五律则难下笔矣。五律咏物之佳者，少陵虽称老手，然天河、初月、捣衣、归燕诸作，大都借物寄托，随题发挥，非如课题之以刻画为工也。余意凡欲作诗，须先择题，次选体，方有佳构。而咏物则以七律为宜。质之吟坛，以为然否？

春光明媚，永福桃林，焕然大放，携笻一过，落英缤纷，满山皆诗料也。惜此非武陵，足以遗世；不然，将挈妻子而居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坊贾射利，自古已然。乃有窃后人之诗词，以入前人之集中者，此尤可恶。王次回疑雨集，传世已久，而二十年来又有疑云集出现，刻者以为秘本。然其中诗词，则强半他人之作也。杭县徐仲可先生着可言十四卷，内言疑云集之词百有二阕，有二十四阕为俞小甫师所作，亦有改窜题中人名者，盖惧阅者之识为近人，窥见其隐耳。复检其余，亦皆古今他人之词。真恶作剧哉！按俞小甫名廷瑛，吴县人，任浙江通判，着琼华室诗词。

今之所谓小说家者，多剿拾前人笔记，易其姓名，或敷衍其事，称为创作。曩在沪上见某小说报，中有一篇，题目为「一朝选在君王侧」，已嫌其累，及阅其文，则纯抄过墟记之刘寡妇事，真是大胆！夫过墟记之流传，知者虽少，然上海毛对山之墨余录曾转载之。对山同光时人，其书尚在。为小说者，欲欺他人犹可，乃并欲欺上海人耶？

购书不易，而购善本尤难。今之所谓秘籍者，大都摭拾旧时之书，而易名，以欺村愚。故欲购者须自检点。否则，当托通人而买之，方不受其所愚。

歌谣为文章之始，自断竹射肉，以至明良喜起，莫不有韵。韵之长短，出于天然。否则不足以尽抑扬宛转之妙。而今所谓新体诗者，独不用韵，连写之则为文，分写之则为诗，何其矛盾！

夫诗岂有新旧哉？一代之文，则有一代之诗，以发扬其特性。是故风雅颂变而为楚辞，为乐府，为歌行，为律绝，复变而为词为曲，莫不有韵，以尽其抑扬宛转之妙，而皆为诗之系统也。是故宋人之词、元人之曲别开生面，流畅天机，可谓工矣，而作之者断不敢斥歌行律绝为无用，即作歌行律绝者亦不敢斥楚辞乐府为无用。而为新体诗者，乃以优美之国粹而尽斥之，何其夷也！

台北之采茶歌，纯粹之民谣也，又莫不有韵，且极抑扬完转之妙。余尝釆其辞，明其意，美刺怨慕，可入风诗；而所谓新体诗者更万万不及。

诗有六义，学者知矣。而今所谓新体诗者，则重写实。余曾以少陵之『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二语，问之当如何写法，竟不能写。即能写矣，亦必不能如此十字之写景写情耐人寻味也。

然则今之所谓新体诗者，诚不如古之打油诗。升庵外集唐人张打油咏雪诗云：『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故谓之俗者为打油诗。然此诗有韵，且句法整齐，略如五绝，可吟可咏，胜于新体诗万万矣。

为新体诗者，以为固有之诗多束缚，因而不为。或惧其难，学之不至，遂敢斥之。然彼所谓新体者，岂非自称有派乎？又有句法声调乎？若苦束缚，并此不为，而后可谓解放。

汉文不可不读，而字义尤不可不知。而今日台湾之汉文，非驴非马，莫名其妙。如酒馔也，而曰「御驰走」；支票也，而曰「小切手」。使非稍知日语者阅之将不知其所谓。故台湾今日之汉文，可谓极弊。

夫汉文之字义，千变万化，有用之此处为善、用之彼处为恶者。如「大行」二字，用之「教化大行」，则以为教化普及；用之「天子大行」，则以为天子殂崩。故下笔时不可不慎。

人生之乐，莫如读书。然欲读书，必须得书。得书之法，厥有两途：一为自购，一为他借。购书既难，借书又难。则幸而可购可借，欲以无限之书，供我辈不时之读，更为甚难。

台湾僻处海上，书坊极小，所售之书，不过四子书、千家诗及二三旧小说，即如屈子楚词、龙门史记为读书家不可少之故籍，而走遍全台，无处可买，又何论七略成载，四部所收也哉？然则欲购书者，须向上海或他处求之，邮汇往来，诸多费事，入关之时又须检阅，每多纷失；且不知书之美恶，版之精粗，而为坊贾所欺者不少。

台北虽有图书馆，而偏在城内，稻江人士不便往读。即欲借出，亦非易事。且非有特别券者，更不能得特别书。而所谓特别书者，以余观之，又甚平。常我辈寒畯之士，复何从而得特别券哉？

夫台北固所谓首善之地也，借书之难犹若此。若台中，若台南，若新竹，若高雄，借书之难亦必若此。顾此犹属都市也，若在偏乡，又从何而借之？

不佞自十年来，拟集同志组织读书会及图书流通处，一以鼓舞读书之趣味，一以利便读者之购借，而呼遍全台，无有应者。文运之衰，宁不慨叹！盖今日台湾之搢绅但知权利，青青子衿又求享乐，而萤窗雪案之功遂无人肯用心矣。悲哉！

虽然，天下事特患无人提倡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芸芸三百七十余万人中，岂无二三好学之士？余谓今日辱阅诗荟诸君，则不佞之同志也，吾当藉此组织读书会及流通处，以收其效。

读书之难，不在购书，不在借书，而在择书。夫以汉文而言，七略所载，四部所收，览其目录，已足头痛，又何从而读之哉？故书有宜读者，有宜阅者，有宜读而必熟读者，有宜阅而不必尽阅者，是在明师之指导。

读书之患在于好多。多则泛，泛则不精。他人知之，而我亦知；他人言之，而我亦言。究之书之精微，则不能知、不能言。则知之言之，亦恐买椟还珠，看朱成碧，非徒无益，而又有害。

读书之患在于躐等。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人事之宜然也。而今之青年，字义未晰，而读古文，且欲读秦汉之文。惝恍迷离，错尝八九。非徒无益，而又有害。

读书之患在于无恒。一暴十寒，古人所戒。而读书者每不能自守时间，复不能自定课本。一书未完，又读一书。东奔西走，莫得径涂。非徒无益，而又有害。

读书之患在于过劳。夫书所以长学问养精神也。若读之过劳，孜孜矻矻，夜以继日，则学问未得而精神已疲。非徒无益，而又有害。

故余谓书有宜读者，有宜阅者，有宜读而必熟读者，有宜阅而不必尽阅者，是在学子之心得。

读书宜约，阅书宜博。读书宜精，阅书宜略。读书宜缓，阅书宜速。读书宜定刻，阅书宜随时。读书宜明其始末，阅书宜知其大概。

顾尤有一事焉。凡在读阅之时，自备札记，摘其精微，志其疑义，遇有会心之处，或全抄之，或节录之，以备他日之用，且可旁证他书而贯通之，而后可得读书之益。

余既论读书阅书之法，有二三青年造门而请曰：『先生之论诚是。我辈欲从事诗文，当从何处入手，庶免徒劳无益』？余曰：『读书之要，不在于多，而在于精。精则能用工，能用工则能致志，能致志则能专一。心与书会，书与心化，亦通四辟，无乎不宜，而读书之要得矣』。

夫古今之书，汗牛充栋，何能尽读？试以余所经验，而为从事诗文者径涂，约有十种。于经则诗经、书经、春秋左传；于史则史记、汉书；于子则孟子、庄子、韩非子（以文言之，当读韩非，取其刻峭；以学言之，当读墨子，取其广大）；于诗则楚辞、杜集（此以旧例分之，若照今日科学，则诗经当入诗，左传当入史）。此十种者，固非难得之书。若以常人读之，三年可以毕业，最久亦不过四五年。聪颖之士，如有余暇，可以旁读昭明文选或经史百家杂抄，则欲撰述诗文，斐然成章矣。

顾余尤有言者：凡欲读书，须先识字，则尔雅、说文不可不读。周礼保氏以六书教国子。何谓六书？曰象形，曰谐声，曰指事，曰会意，曰转注，曰假借。夫六书为读书之基础，而台人多不讲求，则不能读古书，而微言要义，隐晦不彰矣。

今之青年多不读书，但阅二三讲义，便以通人自命，且欲举至美至粹之文学而破坏之。人不灭我而我自灭，天下之丧心病狂，莫甚于此。郁可哀矣！

梁钝庵先生曾谓林南强：人生世上，何事多求？但得一间小茅屋，一个大脚婢，一瓮红老酒，足矣。林无闷闻之为下转语曰：一间小茅屋不破，一个大脚婢不丑，一瓮红老酒不竭。余更为之注曰：不破易，不丑易，不竭难。

文人著书，呕尽心血，必须及身刊行，可方自慰。若委之子孙，则每多零落。蔡玉屏山长以儒素起家，积资三十余万，身死未几，而产已破。丛桂山房之诗集不知能保全欤？或曰：玉屏死而有知，不哭其诗之不传，而哭其财之不守。

浪吟诗社之时，余年较少，体亦较弱。余尝戏谓诸友，使余不先填沟壑，当为诸公作佳传，一时以为醉语。乃未几而吴枫桥死，苏云梯死，张秋浓、李少青、陈瘦痕相继死。今其死者唯余与蔡老迂而已。岁月不居，顽健胜昔，诸友佳传，迄未草成。每一思及，为之怅然！

二十年前，余曾以台湾诗界革新论登诸南报，则反对击钵吟之非诗也。中报记者陈枕山见而大愤，着论相驳，栎社诸君子助之。余年少气盛，与之辩难，笔战旬日，震动骚坛。林无闷乃出而调和。其明年，余寓台中，无闷邀入栎社，得与枕山相见。枕山道义文章，余所仰止，而诗界革新，各主一是；然不以此而损我两人之情感也。

夫诗界何以革新？则余所反对者如击钵吟。击钵吟者，一种之游戏也，可偶为之而不可数，数则诗格自卑，虽工藻缋，仅成土苴。故余谓作诗当于大处着笔，而后可歌可诵。诗荟之诗，可歌可诵者也。内之可以联络同好之素心，外之可以介绍台湾之作品。

咏物之诗，最难工整；而细赋熨贴，饶有余味，尤堪吟诵。顷阅高吹万感旧录载华亭张诗舲尚书白丁香二首，亟录于此：

繁蕤簇簇发浓馨，点缀晴光屈戍屏。艳雪攒枝春琐碎，暖烟接叶玉伶俜。缄情粉结搜奁具，扶病香闺检药经。弱质不禁风力甚，祗宜轻絮罩闲庭。

钗朵分明异样妆，隔帘偷舞白霓裳。洛妃攘腕垂垂洁，玉女传言叩叩香。几处冰蟾添夜朗，一年粉蝶送春忙。略无羞涩青衣态，瑶馆开时并海棠。

春柳秋柳之诗，作者多矣。曩读粟香随笔，有蒋鹿潭冬柳四首，为录其一：

营门风动冷悲笳，临水堤空尽白沙。落日荒村犹系马，冻云小苑欲栖鸦。百端枯莞悲心事，一树婆娑验岁华。往日风流今在否？江南回首已无家！

鹿潭，江南人。时当洪杨之役，干戈俶扰，身世凄凉，固不觉其言之痛，然咏物比兴，此为最工，非仅剪裁字面，以藻绘为能事也。

台湾虽称文明，而艺术方面微微不振；演剧也，音乐也，书画也，皆艺术之最真最美者也。而今之台湾，无演剧家，无音乐家，无书画家。则有一二之士抱其天才，成其绝学，以发挥其特色，而不为社会所重，又何怪其微微不振。

黄君士水以雕刻之术名闻海内。黄君本居东京耳，使在台湾，将与庸俗伍，又何能发挥其特色，而尊之为艺术家耶？

夫以台湾山川之美丽，风景之清幽，自然之变化，千奇百态，蕴蓄无穷，必有大艺术家者出，以扬海国之雄风。而今日尚无有起而作之者，则社会不以为重，独唱寡和，阒乎无闻。

伯乐一过冀北而马群皆空，冀北非无良马也，非得伯乐之赏识，又安能于牝牡骊黄之外，知其良马？故士之遇合亦然。

虽然，艺术家固不以穷通得失萦于胸中也，独往独来，超乎象外，不为利趋，不为名诱，而艺术之价值乃为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今台人士之所尚者非诗乎？诗社之设，多以十数，诗会之开，日有所闻，而知之真意义，知者尚少。夫诗者，最善最美之文学也，小之可以涵养性情，大之可以转移风化，其用神矣。而今之诗人知之乎？能不以诗为应酬颂扬之具乎？

台北虽号文明，而文化施设尚多未备。则以稻市一隅观之，尤形落寞。夫稻市固商业繁盛之区，人民殷庶，行旅骈填，而一入其中，无图书馆，无阅报室，无讲演堂，无俱乐部，乃至一小公园亦不可得。吾不知稻人士何以消遣乎？而市议员何以不言耶？

娼寮也，酒肆也，戏园也，均为行乐之地，而实销金之窟。都市发展，虽不得不设此种，而非公众消遣之法。故夫一都一市，以至一乡一村，而无公园，无图书馆，无阅报室，无讲演堂，无俱乐部，则谓之无文化之施设亦不为过。又况为大名鼎鼎之大稻埕乎？

艋津之繁盛，不及稻市，则其文化之施设，当亦不及稻市。然闻艋人士将于龙山寺前筹辟公园，且有俱乐部矣，可以读书，可以阅报，可以讲演。而稻市无有也。稻人事事争胜，不落人后，而文化施设竟不及艋津，清夜自思，宁不惭愧！

炎暑熏蒸，热且百度。居是闲者，皆感困苦。彼纨裤儿、大腹贾虽可消夏于草山、北投，挟妓遨游，翛然尘外；否则北窗高卧，电扇乘凉，雪藕调冰，自适其乐，亦可以消永昼；而穷檐之子、食力之徒，骄阳铄背，污汗满身，欲求一清凉世界而不可得。然则稻人士而为自乐共乐之计，当先筹辟公园。以市税充之，固非难事。若更进一步，则利用淡江为水上公园。两堤植树，设置茶亭。当夫夕阳欲下，夜月初升，画船小艇，泛乎中流，清风徐来，波光荡漾，岂非暑国之水都，而尘世之净土也哉？此议若成，乐且无极，吾当先作淡江杂咏，以与秦淮、珠江并传宇内也。

台湾汉文，日趋日下。私塾之设，复加制限。不数十年，将无种子。而当局者不独无振兴之心，且有任其消灭之意。此岂有益于台湾也哉？

夫汉文为东洋文明之精华，而道德之根本也，中国用之，日本亦用之。欧战以后，思想混淆，日本有识之士，多谋振兴，而雅文会尤鼓吹。其发行之大正诗文（十五帙第七集）有时事琐言二则，为藤本天民所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