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了篱笆，自西南上游，经过芦包以上，两岸三四百里路，都做起来。又在篱笆外面，涂了一块白灰，写了‘桑园’两个字，每隔一里半里，便做一处。不消两天，就做好了。到得他老先生动身那天，他又用了点小费，打点了衙门里的人役，把他耽搁到黄昏时候，方才动身。恰好是夜月色甚好，他老先生高兴，便叫小火轮连夜开船，走到西南以上，只见两岸全是桑园，便欢喜得他手舞足蹈起来。你说这么一个混沌的人，他这回要考察那兵船管带，还不是一样被他瞒过么。”

我道：“他若要亲身到了船上看他驾驶，又将奈何！”伯琦道：“便亲看了又怎么。我还想起他一个笑话呢。他到了两江任上，便有一班商人具了一个禀帖，去告一个厘局委员。他接了禀帖，便大发雷霆。恰好藩台来禀见，他便立刻传见，拿了禀帖当面给藩台看了，交代即日马上立刻把那委员撤了差，调到省里来察看。藩台奉了宪谕，如何敢怠慢，回到衙门，便即刻备了公事，把那委员撤了。撤了之后，自然要另委一个人去接差的了。这个新奉委的委员接了札子之后，谢过藩台，便连忙到制台衙门去禀知、禀谢。他老先生看见了手本，便立刻传见。见面之后，人家还在那里行礼叩头谢委，未曾起来，他便拍手跳脚的大骂，说你在某处厘局，怎样营私舞弊，怎样被人告发，怎样辜负宪恩，怎样病商病民，‘我昨天已经交代藩司撤你的差，你今天还有甚么脸面来见我！’从人家拜跪时骂起，直骂到人家起来，还不住口。等人家起来了，站在那里听他骂。他骂完了，又说：‘你还站在这里做甚么！好糊涂的东西，还不给我滚出去！’那新奉委的直到此时才回说：‘卑职昨天下午才奉到藩司大人的委札，今天特来叩谢大帅的。’他听了这话，才呆了半天，嘴里不住的荷荷荷荷乱叫，然后让坐。你想这种糊涂虫，叫他到船上去考验管带，那还不容易混过去么。然而他那回却考察得凶，这管带也对付得巧。他在南京要到镇江、苏州这边阅操，便先打电报到上海来调了那兵船去，他坐了兵船到镇江。船上本来备有上好办差的官舱，他不要坐，偏要坐到舵房里，要看管带把舵。那管带是预先得了信的，先就预备好了，所以在南京开行，一直把他送到镇江，非常安稳。骗得他呵呵大笑，握着管带的手说道：‘我若是误信人言，便要委屈了你。’从此倒格外看重了这管带。你说奇不奇！”我道：“既然被他瞒过了，从此成了知遇，那倒不奇。只是他向来不懂驾驶的，忽然能在江面把舵，是用的甚么法子？这倒有点奇呢！”继之道：“我也急于要问这个。”伯琦道：“兵船上的规矩，成天派一个兵背着一杆枪，在船头了望的，每四点钟一班；这个兵满了四点钟，又换上一个兵来，不问昼夜风雨，行驶停泊，总是一样的。这位管带自己虽不懂驾驶，那大副、二副等却是不能不懂的。他得了信，知道制台要来考察，他便出了一个好主意，预先约了大副，等制台叫他把舵时，那大副便扮了那个兵，站在船头上：舵房是正对船头的，应该向左扳舵时，那大副便走向左边；应该向右扳舵时，那大副便向右边走；暂时不用扳动时，那大副就站定在当中。如此一路由南京到了镇江，自然无事了。”众人听说，都赞道：“妙计，妙计！莫说由南京到镇江，只怕走一趟海也瞒过了。”伯琦道：“所以他才从此得了意，不到一年，便做了南洋水师统领啊。”

我道：“照这样蒙蔽，自然任谁都被蒙蔽住了。”伯琦道：“不然，那位制军是格外与人不同的。就是那回阅操，阅到一个甚么军，这甚么军是不归标的，另外立了名目，委了一个候补道去练起洋操来，说是练了这一军，中国就可以自强的。他阅到这甚么军时，那一位候补道要卖弄他的精神，请了许多外国人来陪制台看操；看过了操，就便在演武厅吃午饭，办的是西菜。谁知那位制军不善用刀叉，在席上对了别人发了一个小议论，说是西菜吃味很好，不过就是用刀叉不雅观。这句话被那位候补道听见了，到了晚上，便请制台吃饭，仍然办的是西菜，仍用的是西式盘子，却将一切牛排、鸡排是整的都切碎了，席上不放刀叉，只摆着筷子。那制台见了，倒也以为别致。他便说道：‘凡善学者当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职道向来都很重西法，然而他那不合于我们中国所用的，末尝不有所弃取。就如吃东西用刀叉，他们是从小用惯了的，不觉得怎样；叫我们中国人用起来，未免总有点不便当。所以职道向来吃西菜，都是舍刀叉而用筷子的。’只这么一番说话，就博得那制军和他开了一个明保，那八个字的考语，非常之贴切，是‘兼通中外，动合机宜’。”继之笑道：“为了那一顿西菜出的考语，自然是确切不移的了。”说的大家一笑。大众一面谈天，一面吃喝，看着菜也上得差不多了，于是再喝过几怀，随意吃点饭就散了座。

赛玉忽向继之问道：“你们明天可看大出丧（凡富家之丧，于出殡时多方铺排，卖弄阔绰者，沪谚谓之大出丧）？”继之道：“我不知道。是谁家大出丧？”赛玉道：“咦！哪个不知道金姨太太死了，明天大出丧，你怎么不知道！”金子安道：“好好的你为甚要带了我姓说起来？”赛玉笑道：“他是姓金的，我总不好说他姓银。”我道：“大不了一个姨太太罢了，怎么便大出丧起来？”子安道：“这件事提起来，你要如遇故人的。然而说起来话长，我们回去再谈罢。”伯琦、理堂也同说道：“时候不早了，我们都散了罢。”于是一同出门，分路各回。我回到号里，就问子安为甚么说这件事我要如遇故人。子安道：“你忘了么？我看见你从前的笔记，记着那年到汉口去，遇了甚么督办夫人吃醋，带了一个金姨太太从上海赶到汉口，难道你忘了么？”我道：“这件事，一碰好几年了，难道就是那位金姨太太么？那位夫人醋性如此之利害，一个姨太太死了，怎肯容他大铺排？”子安道：“你不曾知道这位姨太太的来历，自然那么说。须知他非但入门在这位继配夫人之前，并且他曾有大恩德于这位督办的。这位督办本来是个宦家公子出身。他老太爷做过一任抚台才告老回家。这督办二十多岁时，便捐了个佐杂，在外面当差。老人家是现任的大员，自然有人照应，等到他老太爷告老时，他已经连捐带保的弄到一个道台了，只差没有引见。因为老子回家享福了，他也就回家鬼混。不知怎样，弄得失爱于父，就跑到上海来，花天酒地的乱闹。那时候那金姨太太还在妓院里做生意呢，他两个就认识了。后来那位金姨太太嫁了一个绸庄的东家，姓蒯的，局面虽大，年纪可也不小了。况且又是一个鸦片烟鬼，一年到头，都是起居无节，饮食失时的。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况且又是出身妓院的，如何合他过得日子来，便不免与旧日情人，暗通来往。这位督办，那时候正在上海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正好有工夫做那些不相干的闲事。不知他两人怎样商通了，等到六月里，那位蒯老太太照例是要带了合家人等到普陀烧香的。本来那位姨太太也要跟着去的，他偏有计谋，悄悄地只对那鸦片鬼说，腹中震动，似是有喜。有了这个喜信，老太太自然要知道的，便说既是有喜，恐妨动了胎，就不要去了，留下他看家罢。这么一来，正中了他的下怀，等各人走过之后，他才不慌不忙的收拾了许多金珠对象，和那位督办大人坐了轮船，逃之夭夭的到天津去了。从天津进京，他两个一路上怎生的盟天誓地，这是我们旁人不得而知的。单知道那督办答应过他，以后如果得意，一定以嫡礼相待。”我道：“这又怎么能知道的呢？”子安道：“你且莫问，听我说下去，自然有交代啊。他两个到京之后，就仗着蒯家带出来的金珠，各处去打点。天下事自然钱可通神，况且那督办又是前任二品大员之子，寅谊、世谊总还多。被他打通了路子，拜了两个阔老师，引见下来，就得了一个记名简放。他有了这个引子，就格外的打点，格外的应酬，不到半年便放了海关道，堂哉皇哉的带了家眷，出京赴任。到了地头，自然有人办差，打好了公馆。新道台择了接印日期，颁了红谕出去，到了良时吉日，便具了朝衣朝冠，到衙门接印。再过几天，前任的官眷搬出衙门，这边便打发轿子去接姨太太入衙。谁知去接一次不来，两次不来。新道台莫名其妙，只得亲身到公馆里，问是甚么事。

“那位金姨太太面罩重霜的不发一言，任凭这边赔尽小心，那边只是不理不睬。急得新道台没法，再三的柔声下气去问。姨太太恼过了半天，方才冷笑道：‘好个嫡礼相待！不知我进衙门该用甚么礼，就这么一乘轿子就要抬了去！我以为就是个丫头，老远的跟了大人到任，也应该消受得起的了，却原来是大人待嫡之礼！’新道台听了，连忙说道：‘该死，该死！这是我的不是。’又回头骂伺候的家人道：‘你这班奴才，为甚么办差办得那么糊涂！又不上来请示！一班王八都是饭桶！还不过来认罪！’在那里伺候的家人有十来个，便一字儿排列在廊檐底下，行了个一跪三叩礼，起来又请了一个安。这一来，才得姨太太露齿一笑道：‘没脸面的，自己做错了事，却压着奴才们代你赔礼。’新道台得了这一笑，如奉恩诏一般，马上分付备了执事及绿呢大轿，姨太太穿了披风红裙，到衙门去了。自从那回事出了之后，他那些家人传说出来，人家才知道他嫡礼相待之誓。”我道：“这等相待，不怕僭越了么？”子安道：“岂但如此，他在衙门里，一向都是穿的红裙。后来那督办的正室夫人也到了，倘使仍然如此，未免嫡庶不分；然而叫他不穿，他又不肯。后来想了一个变通办法，姨太太穿的裙，仍然用大红裙门，两旁打百襉的，用了青黄绿白各种艳色相间，叫做‘月华裙’；还要满镶裙花，以掩那种杂色。此刻人家的姨娘都穿了月华裙，就是他起的头了。后来正室死了，在那督办的意思，是不再娶的了，只把这一位受恩深重的姨太太扶正了，作为聊报涓埃；倒是他老太爷一定不肯，所以才续娶了吃大醋的那一位。那一位虽然醋心重，然而见了金姨太太，倒也让他三分，这也是他饮水思源的意思。此刻他死了，他更乐得做人情了，还争甚么呢。”我道：“这位先生不料闹过这种笑话。”子安道；“他在北边闹的笑话多呢。”我道：“我最欢喜听笑话，何妨再告诉点给我听呢。”子安道：“算了罢，他的事情要尽着说，只怕三天三夜都说不尽呢。时候不早了，要说，等明天空了再说罢。”当下各自归寝。

到了次日，我想甚么大出丧，向来在上海倒不曾留心看过，倒要去看看是甚么情形，便约定继之，要吃了早饭一同出去看看。继之道：“知他走那条路，到那里去碰他呢？”子安道：“不消问得，大马路、四马路是一定要走的。”于是我和继之吃过早饭，便步行出去，走到大马路，自西而东，慢慢的行去。一路走过，看见几处设路祭的，甚么油漆字号的，木匠作头的，煤行里的，洋货字号里的，各人分着帮，摆设了猪羊祭筵，衣冠济济的在那里伺候。走到石路口，便远远的望见从东面来了。我和继之便站定了。此时路旁看的，几于万人空巷，大马路虽宽，却也几乎有人满之患。只见当先是两个纸糊的开路神，几几乎高与檐齐。接着就是一对五彩龙凤灯笼。以后接二连三的旗锣扇伞，衔牌职事，那衔牌是甚么布政使司布政使，甚么海关道，甚么大臣，甚么侍郎，弄得人目迷五色。以后还有甚么顶马、素顶马、细乐、和尚、师姑、道士、万民伞、逍遥伞、铭旌亭、祭亭、香亭、喜神亭、功布、亚牌、马执事，等类，也记不尽许多。还有一队西乐。魂轿前面，居然用奉天诰命、诰封恭人、晋封夫人、累封一品夫人的素衔牌。魂轿过后，便是棺材，用了大红缎子平金的大棺罩，开了六十四抬。棺材之后，素衣冠送的，不计其数，内眷轿子，足有四五百乘。过了半天，方才过完，还要等两旁看热闹的人散了，我们方才走得动。和继之绕行到四马路去，谁知四马路预备路祭的人家更多，甚么公司的，甚么局的，甚么栈的，一时也记不清楚。我和继之要找一家茶馆去歇歇脚，谁知从第一楼（当时四马路最东之茶馆）起，至三万昌（四马路最西之茶馆）止，没有一家不是挤满了人的，都是为看大出丧而来。我两个没法，只得顺着脚打算走回去。谁知走到转角去处，又遇见了他来了。我不觉笑道：“犯了法的，有游街示众之务。不料这位姨太太死了，也给人家抬了棺材去游街。”正是：任尔铺张夸伐阅，有人指点笑游街。未知以后还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记。

第七十九回　论丧礼痛砭陋俗　祝冥寿惹出奇谈

继之笑道：“自从有大出丧以来，不曾有过这样批评，却给你一语道着了。我们赶快转弯，避了他罢。”于是向北转弯，仍然走到大马路。此时大马路一带倒静了，我便和继之两个，到一壶春茶馆里泡一碗茶歇脚。只听得茶馆里议论纷纷，都是说这件事，有个夸赞他有钱的，有个羡慕死者有福的。我问继之道：“别的都不管他，随便怎么说，总是个小老婆，又不曾说起有甚么儿子做官，那诰封恭人、晋封夫人的衔牌，怎么用得出？”继之笑道：“你还不知道呢，小老婆用诰命衔牌，这件事已经通了天，皇帝都没有说话的了。”我道：“哪里有这等事！”继之道：“前年两江总督死了个小老婆，也这么大铺张起来，被京里御史上折子参了一本，说他滥用朝廷名器。须知这位总督是中兴名臣，圣眷极隆的，得了折子，便降旨着内阁抄给阅看，并着本人自己明白回奏。这位总督回奏，并不推辞，简直给他承认了，说：‘臣妾病殁，即令家人等买棺盛殓，送回原籍。家人等循俗例为之延僧礼忏；僧人礼忏，例供亡者灵位，不知称谓，以问家人。家人无知，误写作诰封爵夫人’云云。末后自己引了一个失察之罪。这件事不是已经通了天的么。何况上海是个无法无天的地方。曾经见过一回，西合兴里死了一个老鸨，出殡起来，居然也是诰封宜人的衔牌。后来有人查考他，说他姘了一个县役（按：姘，古文嫔字，吴侬俗谚读若姘。不媒而合，无礼之娶，均谓之姘），这个县役因缉捕有功，曾经奖过五品功牌的。这一说虽是勉强，却还有勉强的说法。前一回死了一个妓女，他出殡起来，也用了诰封宜人、晋封恭人的衔牌，你说这还有甚么道理。”我笑道：“姘了个五品功牌的捕役，可以称得宜人；做妓女的，难道就不许他有个四五品的嫖客么。”继之道：“若以嫖客而论，又何止四五品，他竟可用夫人的衔牌了。总而言之，上海地方久已没了王法，好好的一个人，倘使没有学问根底，只要到上海租界上混过两三年，便可以成了一个化外野人的。你说他们乱用衔牌是僭越，试问他那‘僭越’两个字，是怎么解？非但他解说不出来，就是你解说给他听，说个三天三夜，他还不懂呢。”我道：“这个未免说得太过罢。”继之道：“你说是说得太过，我还以为未曾说得到家呢。”我道：“难道今日那大出丧之举，他既然是做着官的，难道还不解僭越么？”继之道：“正惟这一班明知故犯的忘八蛋做了出来，才使得那一班无知之徒跟着乱闹啊。你以为我说他们不解‘僭越’二字，是说的太过了，还有一件三岁孩子都懂的事情，他们会不懂的，我等一会告诉你。”我道：“又何必等一会呢。”继之道：“我只知得一个大略，德泉他可以说得原原本本，你去问了他，好留着做笔记的材料。”我道：“既如此，回去罢。”于是给过茶钱，下楼回去。

到得号里，德泉、子安都在那里有事。我也写了几封信，去京里及天津、张家湾、河西务等处。一会儿便是午饭。饭后大家都空闲了，继之却已出门去了，我便问德泉说那一件事。德泉道：“到底是那一件事？这样茫无头绪的，叫我从何说起！”我回想一想，也觉可笑，于是把方才和继之的议论，告诉了他一遍。又道：“继之说三岁孩子都懂的事情，居然有人不懂的，你只向这个着想。”德泉道：“这又从何想起！”我又道：“继之说我听了又可以做笔记材料的。”德泉正在低头寻思，子安在旁道：“莫不是李雅琴的事？”德泉笑道：“只怕继翁是说的他。去年我们谈这件事时，就说过可惜你不在座，不然，又可以做得笔记材料的了。”我道：“既如此，不问是不是，你且说给我听。”

德泉道：“这李雅琴本来是一个著名的大滑头（滑头，沪谚。小滑头指轻薄少年而言，大滑头则指专以机械阴险应人，而又能自泯其迹，使人无如之何者而言），然而出身又极其寒苦，出世就没了老子。他母亲把他寄在人家哺养，自己从宁波走到上海，投在外国人家做奶妈。等把小孩子奶大了，外国人还留着他带那小孩子。他娘就和外国人说了个情，要把自己孩子带出来，在自己身边。外国人答应了，便托人从宁波把他带了到上海。这是他出身之始。他既天天在外国人家里，又和那小外国人在一起，就学上了几句外国话。到了十二三岁上，便托人荐到一家小钱庄去学生意。这年把里头，他的娘就死了。等他在钱庄上学满了三年，不过才十五六岁，庄上便荐他到一家洋货店里做个小伙计。他人还生得干净，做事也还灵变，那洋货店的东家，很欢喜他；又见他没了父母，就认他做个干儿子。在那洋货店里做了五六年，干老子慢慢的渐见信用了；他的本事也渐渐大了，背着干老子，挪用了店里的钱做过几票私货，被他赚了几个。干老子又帮他忙，于是娶了一房妻子，成了家。那年恰好上海闹时症，他干老子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不到一个月，他干老子也死了，只剩了一个干娘。他就从中设法，把一家洋货店，全行干没了过来，就此发财起家，专门会做空架子。那洋货店自归了他之后，他便把门面装璜得金碧辉煌，把些光怪陆离的洋货，罗列在外。内中便惊动了一个专办进口杂货的外国人，看见他外局如此热闹，以为一定是个大商家了，便托出人来，请他做买办。他得了那买办的头衔，又格外阔起来。本事也真大，居然被他一帆风顺的混了这许多年。又捐了一个不知靠得住靠不住的同知，加了个四品衔，便又戴了一个蓝顶子充官场。前几年又弄着一个军装买办，走了一回南京，两回湖北，只怕做着了两票买卖。这军装买卖，是最好赚钱的，不知被他捞了多少。去年又想闹阔了，然而苦于没有题目，穷思极想，才想得一个法子，是给他娘做阴寿。你想他从小不曾读过书的，不过在小钱庄时认识过几个数目字，在洋货店时强记了几个洋货名目字，这等人如何会做事？所以他一向结识了一个好友华伯明。这华伯明是苏州人，倒是个官家子弟。他父亲是个榜下知县，在外面几十年，最后做过一任道台；六十岁开外，告了病，带了家眷，住在上海；这两年只怕上七十岁了。只有伯明一个儿子，却极不长进，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只有一样长处，出来见了人，那周旋揖让，是很在行的。所以李雅琴十分和他要好。凡遇了要应酬官场的事，无不请他来牵线索，自己做傀儡。就是他到南京，到湖北，要见大人先生，也先请了伯明来，请他指教一切；甚至于在家先演过几次礼，盘算定应对的话，方才敢去。这一回要拜阴寿，不免又去请伯明来主持一切。伯明便代他铺张扬厉起来，甚么白云观七天道士忏，寿圣庵七天和尚忏，家里头却铺设起寿堂来，一样的供如意，点寿烛。预先十天，到处去散帖。又算定到了那天，有几个客来，屈着指头，算来算去，甚么都有了，连外国人都可以设法请几个来撑持场面，炫耀邻里。只可惜计算定来客，无非是晶顶的居多，蓝顶的已经有限，戴亮蓝顶的计算只有一个，却没有戴红顶的；一定要伯明设法弄一个红顶的来。伯明笑道：‘你本来没有戴红顶的朋友，叫我到那里去设法。’雅琴便闷闷不乐起来。伯明所以结交雅琴之故，无非是贪他一点小便宜，有时还可以通融几文。有了这个贪念，就不免要竭力交结他。看见他闷闷不乐，便满肚里和他想法子。忽然得了一计道：‘有便有一个人，只是难请。’雅琴便问甚么人。伯明道：‘家父有个二品衔，倒是个红顶；只是他不见得肯来。’雅琴听说，欢喜得直跳起来道：‘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无论如何，你总要代我拉了来的。’伯明道：‘如何拉得来？’雅琴道：‘是你老子，怎么拉不动？”伯明道：‘你到底不懂事。若是设法求他请他，只怕还有法子好想。’雅琴道：‘这又奇了！儿子和老子还要那么客气？’伯明笑道：‘我便是父子，你一面也不曾见过，怎么不要客气。’雅琴道：‘所以我叫你去拉，不是我自己去拉。’伯明道：‘请教我怎么拉法呢？又不是我给母亲做阴寿。’雅琴棱了半天道：‘依你说有甚么法子好想？’伯明道：‘除非我引了你到我家里去，先见过他，然后再下一副帖子，我再从中设法，或者可以做得到。’雅琴大喜，即刻依计而行。伯明又教了他许多应对的话，与及见面行礼的规矩，雅琴要巴这颗红顶子来装门面，便无不依从。果然伯明的老子华国章见了雅琴，甚是欢喜。于是雅琴回来，就连忙补送一分帖子去。

“此时日子更近了，陆续有人送礼来，一切都是伯明代他支应；又预备叫一班髦儿戏来，当日演唱。到了正日的头一天，便铺设起寿堂来，伯明亲自指挥督率，铺陈停妥，便向雅琴道：‘此刻可请老伯母的喜神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