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升沉录

世凯的，那袁世凯安得不怒？因此不免坚持借款自办一议。后来毕竟民气难抗，英人又肯顺些情，把此件交涉放下了。朝廷又知汪大燮为国民仇视，即把汪大燮离开外部，派为出使英国考查宪政大臣，使离开北京。所以当时苏浙的人，又不免多集怨于袁世凯。这都是后话，倒不必细表。

单表袁世凯自任外部尚书军机大臣，最后一年，正是光绪三十四年。那时光绪帝日在病乡，到了初冬时候，病势更重，也聘过几个御医请脉，终不见有点起色。偏又事有凑巧，到那时清太后又染了一病，颇觉沉重，也到颐和园养病去了。那时两宫既病，故十月内一连十数天也没有视朝。

偏到十月二十一那一天，光绪帝竟一病不起。当时宫中不免纷乱，因光绪帝登位之时，论起昭穆，本有些不合，因同治帝殁时，也没有储君，就以光绪帝人嗣，不过仿兄终弟及之制。

故当时就有人议论，以为同治帝没时，应立同治帝的侄子方为合法，今仿兄终弟及之理，与当朝家法不合。不过太后以若立同治弟的侄子，就须立恭亲王的孙儿，怕恭王当权，实于自己不便，是以改立光绪帝。这样，全是当时太后的私意，为自己执权起见。又因故立光绪帝之时，先把同治帝的死事隐住了，早令恭王查勘万年吉地，使他先离了京城，然后令直督李鸿章带兵镇住北京，方才将光绪帝登位的。有这个形迹，益令人思疑。是以当时大臣，纷纷入奏。

更有一个吏部稽勋司主事吴可读，递了一本奏折，即行自尽，这样唤做尸谏。他折内的大意，以为光绪不应登位，将来必成个争立之祸；虽太后谕旨中，有说明待光绪帝生有太子，然后入继同治这等语。但若光绪帝一旦无子，将来必纷纷争讼，故请当时太后不宜一误再误，当先立那一人为同治承继的，待光绪身后，即行即位，以免争端。果然被他说中了，到光绪帝于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那天殁时，竟然无子。

清太后忆起吴可读一奏，又因那时恭王一派人甚盛，容易争立，故清太后一意要立光绪帝的侄子，总须一人入宫坐镇才好。猛想起当时朝中，惟袁世凯一人，最有机变，就令人官护卫。正是：嗣位既思扶幼主，镇宫还要靠权臣。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二回请训政铁良惑宫禁

遭谗言袁氏遁山林

话说因那时清帝病故，朝廷恐诸贵族为变，思召一重臣入卫。因当时庆王亦不在京，实国庆王掌执大权已久，恐他于嗣位问题有所梗议，故学从前遣发恭王的手段，借查勘万年吉地之名，先令庆王领差出京。那时军机中人，除了庆王之外，就算袁世凯是有权有势的，故就令袁世凯入宫护卫，并商议大事。

不想清太后正筹思嗣位问题，又在病中，势方剧烈，到次日，清太后又一病身故。

还亏清太后早传下遗诏，以醇王的长子溥仪入继大位。那醇王本是光绪的胞弟，故溥仪就是光绪的嫡侄子，论理本该择立。但这会择立的法子，于光绪帝名下，只是兼祧，于同治帝的名下，方为承嗣；若就承嗣同治帝说起来，又不止溥仪一人方为合式。故清太后传下遗诏时，实大费踌躇。只一面令袁世凯入宫，又一面与醇王商酌，立定了主意，以傅仪入嗣。

及到次日清太后殁时，京中谣言更多，因帝后俱亡，相隔只是一天，有此凑巧，自然令人疑惑。有说光绪帝死于非命的，又有说先太后实死于非命的，更有说光绪帝已死了数天，不过到那时方行开丧的。你一言，我一语，京中内外，倒是一般说法。惟有一点奇处，因各国驻京公使电报各本国，又称清太后死之在前，光绪死之在后，与前说大为相反。更有凑巧的，当时拿了几个太监，谕旨道他是干涉朝政，因此更有人传道，先太后那日在南海小御轮中，夜里被一个太监，不知何故，用枪击中了左腿，伤重致毙的，故把那夜值差的太监，尽行拿了治罪，所称因太监干涉朝政，只是一种托词，这等语。诸说纷纷，莫衷一是。但就外国人所传的说起来，是太后先死，还是近理，然究不过是忖恻之言，也没什么凭据，倒不必细表。

且说当时醇王，正在军机行走，因宫廷遭此大变，自然在宫内商妥，立了自己儿子登位，然后把哀诏来宣布。在醇王本与袁世凯有点意见，因前年议创内阁的事，曾用枪击袁世凯，此事本来刻未忘心，今偏召袁世凯护卫，只是太后的主意，自己自不好阻他。还幸袁世凯亦是扶助择立溥仪的，因此把前时意见，本已消化了。

不想那时铁良正在做陆军部尚书，觊觎政权，已非一日。

惟心中最恨袁世凯一人，年前因为争掌兵权，已多次冲突，今只望光绪殁后，袁世凯或失了权势，自己才好谋入军机。不提防嗣位大事，有许多宗室大臣也不召进宫中商议，偏召袁世凯一人，心中就不舒服。又怕新皇登位，念他援立之功，更加重用，可不是他的权势更要大起来？便召集自己心腹的几人，如学部尚书荣庆及学部侍郎宝熙，与及陆军部参议良弼，会议对待之策。

那时良弼以铁良得掌兵权，实出自他的手段弄来，今因不迁其官，已含恨铁良不已，惟外面仍与铁良周旋，故铁良全不觉得。当下会议对待袁世凯，宝熙道：“今袁某入宫护卫，且与闻嗣位大事，显有援立之功，料不能说他不好。今谕旨已将太后追封的（为）大行太皇太后，而光绪后又已封为皇太后。

自咸丰以后，向由太后垂帘听政，今改以醇王做监国摄政，料非新太后所喜欢。今不如密进宫中，恭请新太后垂帘。如此议能行，可料醇王失了权势，那时新太后必感我们扶他听政，自然用我们掌执政权，便可在新太后跟前，说先太后夺先帝政权之故，系袁世凯当戊戌一案，从中播弄。这样，不怕新太后不治袁世凯之罪，是一举而两得也。”荣庆道：“此计大妙，即是一矢贯双雕。一来我们可以同进军机，二来又泄袁世凯之恨。

若是不然，不特我们没有掌执政权之日，且将来援立功大，袁世凯将越加重用，即越有权势，实是我们眼中钉刺而已。”铁良道：“豪杰之士，所见略同，我亦以此策为最妙。但何以进言于新太后之前，且言了又安能得他必允？实属有点难处。”

宝熙道：“有何难哉！今停灵在内宫，足下为亲贵大臣，明日可人宫致祭，就向新太后说有要事密奏，新太后自然要设法密召足下入宫，自可以畅言。且若以醇王摄政，便权在醇王，若由太后垂帘，即权在太后，亦没有不从的道理。”铁良听罢大喜。座中惟良弼不发一言。

到了次日，铁良即独进宫祭灵，觑醇王及袁世凯不在左右，即向新太后面称：“有要事要密奏。”那时新太后听得，正不知有何要事，只道宗室近支，有谋争大位的事，便令太监引铁良转至别宫面奏。铁良见了新太后，请过安后，新太后道：“外间有何要事，可面奏将来，也不必徇隐。”铁良奏道：“先帝不幸宾天，臣等正不胜哀掉。但念先帝非不雄材大略，只以权不由己，遂致政不能发施。今皇太后不宜复蹈故辙，宜自主掌大权，以竟先帝之志。惟先太后遗诏，以醇王监国，似非不佳。但醇王年轻性躁，究不如太后之睿智聪明。故臣等多人意见相同，欲请皇太后垂帘训政。昨夜与学部堂官荣庆、宝熙等相商，皆以此策为最要，迫臣人宫面奏。如蒙皇太后俞允，臣等必竭忠相辅，以图自强。”

新太后听了，意亦稍动，但以遗诏既以醇王监国，若自己一旦垂帘，便与遗诏相背，固惧诸臣不服，且恐醇王不肯相让，那时宗室亲贵，必以自己与遗诏争权，亦断不助己。此事看来怕不易行。故此心中踌躇不决，便向铁良面谕道：“卿言亦有理，但遗诏已定，不易更改。此事容我细想之，倘若可行，必从汝请。今宫中耳目较多，不便多说，汝宜早退。”

铁良此时已不敢再留，惟频（濒）行时，仍再奏道：“太后宜自打算，勿迟疑误事。倘太后允行，料诸臣必不敢抗。若有面谕之件，请随时召臣进宫，俾得面听圣训。”说了即行辞出。即把面奏情形，对荣庆等说知，以为新太后尽有些意思，当可允准，正喜不自胜。惟当时新太后细想：“此事行之不易，恐勉强要做，反闹出乱事来。”因此不敢，就把铁良所奏的话，已按下了，再不提起。

那时，铁良一天望一天，终不见太后再召自己进宫议事。

再过三两日，仍无消息。料知此次愿望一定落空，心中反不免彷徨起来：因恐此议一泄，以太后垂帘，必夺了醇王权势，若被醇王知道是自己请诸新太后的，必怒责自己，那时欲谋陷袁世凯，反为袁世凯所乘，自己反弄个不了，如何是好？即急与荣庆、宝熙等计议。连荣庆、宝熙二人亦惊慌起来，转问良弼有何解救之法，良弼道：“此策不是我主张的，我那里觅得解救的法子来，不要问我罢。”铁良道：“彼此都是同心的人，你为何说此话？”良弼听了，惟低头不语。

此时铁良亦不暇多责良弼，只要与荣庆、宝熙商议计策。

宝熙道：“我们所仇恨的只是袁世凯一人，因他并不是我们亲贵的，竞把大权落在他手上，是以不服。若我们失败，便是袁世凯更为得势，我们断不甘心。今不如反言袁世凯密请新太后垂帘，以夺醇王摄政。在醇王跟前说这些话，那时醇王必怒，怒则罪袁世凯必矣。足下以为然否？”铁良道：“只怕醇王不信。”荣庆道：“年前因议建内阁的事，醇王曾欲击袁世凯，是袁世凯为醇王仇嫉久矣。由此进言，不患醇王不听。且自两宫殁后，袁世凯日在宫中，谓他进言于新太后之前，亦近情理。

此策尽可行之。”时铁良听到这卫，亦以为然。

那日铁良见了摄政王，便奏道：“那一天袁世凯在宫，曾与新太后密谈，监国殿下究知其事否？”摄政王道：“予一概不知。那袁世凯是说什么事，要向太后密奏。你有听得没有？”

铁良道：“此话臣实不敢多言，臣以为殿下在宫中早已知得，故以言及。”摄政王道：“连日我一头要理两宫大丧，一头又打点新皇即位，宫内琐事也没有闲心查究。你若有所闻，不妨直说：”铁良故作半吞半吐，随道：“闻袁世凯密奏新太后，以新皇得嗣大统，本非先太后主意，不过殿下劫先太后留此遗诏，以图子为天子，己执大权而已。且谓殿下在太后跟前，说称新皇实继承同治皇帝，于大行皇帝不过兼祧，就谓新太后不宜过问国政等语。故新太后当时大怒，袁世凯就力请新太后垂帘，像先太后故事，自行训政。并言与庆王爷商妥，必竭忠相辅，以佐新太后，务达垂帘的目的。后来新太后，不知因什么事，不允准行，臣却未晓。今只直陈于殿下之前，望殿下总要秘密查察方好。”

那摄政王本是个少年气盛之人，世事阅历还少，故听得铁良之语，正如怒火交飞，冲冠而出，徐道：“你从那里听得来？”铁良听了此问，几乎对答不出，乃故作难言之状。摄政王复催他直说。铁良道：“宫内太监多有听得的，且袁世凯在臣跟前，亦说过以新太后训政为宜。臣料此事是不假的。”摄政王至此更怒不可遏，即道：“新皇人嗣大统及我得任监国，当时袁世凯亦在场赞成，他如何一旦说这些话？”铁良道：“他性情最狡，定然一面巴结殿下，一面又欲巴结新太后，以图揽权固宠。因殿下严明，他不易作弄，实则欲得新太后垂帘，以图自便久矣。殿下总宜留意。”

摄政王道：“袁世凯那厮，因从前议建内阁，我曾反对他，几至用武。想他仇恨在心，放要谋算我，亦未可定。但他既如此可恶，你道怎样对付他才好？”铁良道：“此等人多一天在朝，即多一天为患，自应早一天设法。殿下试想，他并不是我们亲贵中人，那里有真心来待我们呢？故此人断留不得。至于如何惩治，殿下自有权衡，臣不敢擅拟。”摄政王道：“现在国恤期内，不便治他的罪。待过三月后，再作区处。”时铁良心中正惧自己所谋泄漏，恨不得早一天谴发袁世凯，方自安心，故不时在摄政王跟前进言，都是不利于袁世凯的。

在袁世凯亦知铁良不利于己，但他暗请太后垂帘之事，推在自己身上，实在不知。且以新主既已登位，又不知摄政王待自己的意见何如，故先具了一折，自称足疾，即请辞退。因袁世凯自念：“自己所恃的只是庆王，今庆王的权力，已不像从前，自己实木可急流勇退。若一旦被监国开了疑忌之心，实在不了。”故先递这一折，志在探摄政王的意见。不想此折一上，摄政王并不曾商诸军机，立即发旨，准其开缺回籍。

那旨先到军机里头，军机中人无不大惊，交相替袁世凯向摄政王说情。那摄政王却向诸军机道：“你们倒不必替他说话。

我准他开缺，已便宜他的了。”诸军机又不知铁良构陷之事，只疑摄政王所说，不知袁世凯有什么罪名，更不敢置喙。袁世凯得了这点消息，亦只疑摄政王因前者争建内阁，怀了意见。

想：“他如此量小，自己在朝，亦是不便。”即立刻出京，从前知己都不往拜辞。只往庆王处一谈，相与太息一会而别，即搭车回河南项城本籍。可叹一世煊赫，如此下场。

后来摄政王亦渐知请太后垂帘之事，只是铁良所为，推在袁世凯身上，此时已悔之不及。后又因东三省交涉棘手，被日人调兵间岛，赚取南满路权，京中各员都道：“如袁世凯在日，断无此事。”因袁世凯任外部时，颇有点声望，为外人畏服，滇弁枪毙法员一事，被法使要索革锡良，赔重款，求矿务，声势汹汹，不数日间，已由袁世凯得和平了结。因此之故，摄政王也思念袁世凯。上来恨铁良造作谗言，自己误信，也不好告人；二来又见时事艰难，非袁世凯无以支持大局，便欲起用袁世凯。惟袁世凯以时局不易挽救，同僚又未可共事，监国又多疑，且自己开缺之后，不一月，又革去自己的所用的陈壁，故袁世凯益发灰心，只劝其子方任农工商部的袁克定，小心服官，自己已誓不复出，只在卫辉经营园林，为终老之计，已屡召不起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