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选

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则知专之简策，当更短于《论语》，所谓六寸者也。论者古只作仑，比竹成册，各就次第，是之谓仑。箫亦编竹为之。是故龠字，从仑引伸，则乐音之有秩序者，亦称为仑，于论鼓钟是也。言说之有秩序者，亦称为仑，坐而论道是也。推寻本义，实是仑字。《论语》为师弟开答，而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帙，故曰仑语。要之经者，绳线贯联之称，传者簿书记事之称，论者比竹成册之称，各从其质以为之名。亦犹古言方策，汉言尺牍，今言札记也。虽古之言肄业者，亦谓肄版而已。《释器》云：大版谓之业。所习之书，各有篇第，而习者移书其文于版，故云肄业。《管子·宙合篇》云：退身不舍端，修业不息版。以此证之，则肄业之为肄版明矣。据此诸证，或简或犊，皆从其质为名，此所以别文字于言语也。其所以必为之别者，何也？文字初兴，本以代言为职，而其功用，有胜于言者。盖言语之用仅可成线，喻如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故一事一义得相联贯者，言语司之。及夫万类坌集，棼不可理，言语之用，有所不周，于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可以成面，故表谱图画之术兴焉。凡排比铺张，不可口说者，文字司之。及夫立体建形，向背同现，文字之用，又有不周，于是委之仪象。仪象之用，可以成体，故铸铜雕木之术兴焉。凡望高测深，不可图表者，仪象司之。然则，文字本以代言，而其用则有独至。凡无句读之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文之代言者，必有兴会神味，文之不代言者，则不必有兴会神味。不代言者，文字所擅场也。故论文学者，不得以感情为主。今先说文学各科如下：

△无句读文图书表谱簿录　簿录与表谱殊者以不皆旁行缀系故算草

○有韵文赋颂　无韵之颂即入符命类述序类中哀诔　祭文附此

箴铭　无韵之铭即入款识类中占繇　如周易易林太玄灵棋之属古今体诗

词典

△有句读文○无韵文

学说　诸子 疏证（凡随文解义及著书考古者皆属此）平议（如史通文心雕龙及一切文评史评之属）

历史　纪传（尚书帝典之类皆属此） 编年 纪事本末 国别史（如国语之属） 地志 姓氏书 行状 别传 杂事（报章中纪事亦属此） 款识（如鼎彝碑志之属） 目录（书目之无说者别人簿录科）学案

公牍　诏诰（尚书康诰酒诰之类亦属此） 奏议（尚书谟训之类亦属此）文移 批判 告示（一切教令皆属此） 诉状 录供 履历 契约（如条约地契引贴之属其私立者即入书札类中）

典章　书志（如正史各志及通典通考之属） 官礼（如周礼六典会典之属）律例 公法 仪法（如仪礼江都集礼书仪之属其经学家专门说礼者即入疏证类中）

杂文　符命（如封禅告天剧秦典引之属不皆有韵） 论说（连珠之类亦属此）对策 杂记 述序 书扎（私订契约不关公牍者亦属此）小说

如右所说，分无句读文、有句读文为二列，其下分十六科，即图书、表谱、簿录、算草、赋颂、哀诔、箴铭、占繇、古今体诗、词曲、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是也。其中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又当区为各类。以此分析，则经典亦当散入各科。如《周易》者占繇科也。如《诗》者赋颂科也。如《尚书》者，历史科之纪传类，纪事本末类，公牍之诏诰类，奏议类，告示类也。如《周礼》者，典章科之官礼类也。如《仪礼》者，典章科之仪注类也。如《礼记》者，典章科之仪注类，书志类，学说科之诸子类，疏证类，历史科之纪传类也。《春秋》者，历史科之编年类。《世本》则表谱科。《国语》则历史科之国别史类。二传则学说科之疏证类也。《论语》《孝经》者，学说科之诸子类也。《尔雅》《说文》者，学说科之疏证类也。至于正史，一书之中，分科各异。如纪传则历史科之纪传类也。书志，则典章科之书志类也。年表人表，则表谱科也。若百官公卿表，则又典章科之官礼类也。宰相世系表，则又历史科之姓氏书类也。于书志中有艺文经籍等志，则又历史科之目录类也。文人所作总集别集之属，大抵多在杂文科中。而碑志则历史科之款识类，传状则历史科之行状类，别传类也。若翰苑集，则公牍科之奏议类也。若《顺宗实录》，则历史科之纪传类也。凡自成一家之书，名为诸子。然《别录七略》兵书方技数术，皆为独立，不入诸子略中。晋荀勖簿录中经分为四部，而兵书数术，遂与诸子合符。梁阮孝绪作七录，子兵为一，而技术复在其外。《隋经籍志》，始以兵家，天文家，历数家，五行家，医方家，尽入诸子。自今以后，科学渐兴，则诸子所包，其数将不可计。儒家道家，同为哲学，墨家阴阳家，同为宗教，似亦不须分立矣。此与历史公牍典章小说诸科，皆相涉入，惟于杂文则远耳。其次或自成一家，或依附旧藉，而皆以实事求是为归者，则通名为疏证。上自经说，下至近世之札记，此皆疏证类也。其最古者，若《尚书》，有《大誓》，故《管子》有《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韩非》有《解老》《喻老》，此亦疏证类也。而近人别集，如戴震钱大昕段玉裁阮元辈，其间杂文甚少，而关于考证者多，是亦疏证类也。此类与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诸科，则皆相涉入者也。其有商度文史，自成一家者，名曰平议。若荀勖之《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之《文章志》，传亮之《续文章志》，《隋书》皆列入史部簿录篇中，皆为近似。而后人则于别集总集而外，又立一文史类，搜集此种，录入其中，则名实相去远矣。今之史评，若《史通》是也，今之文评，若《文心雕龙》是也。其关于款识者，若《金石要例》是也，其关于古今体诗者，若《诗品》是也，其通评文史者，若《文史通义》是也。此则与无句读文，有句读文，皆相涉人者也。

既知文有无句读有句读之分，而后文学之归趣可得言矣。无句读者，纯得文称，文字之不共性也。有句读者，文而兼得辞称，文字语言之共性也。论文学者，虽多就共性言，而必以不共性为其素质。故凡有句读文，以典章为最善，而学说科之疏证类，亦往往附居其列。文皆质实，而远浮华，辞尚直截，而无蕴藉，此于无句读文，最为邻近。魏晋以后，珍说丛兴，文渐离质，作史者能为纪传，而不能为表谱书志。今观陈寿之《三国志》，范晔之《后汉书》，姚思廉之《梁书》《陈书》，令狐德之《周书》，李百药之《北齐书》，李延寿之《南史》《北史》，惟存纪传而表志绝焉。江淹所以叹作史之难，莫难于作志也。中唐以后，三传束阁，降及北宋，论锋横起，好为浮荡恣肆之辞，不惟其实，故疏证之学渐疏。刘刘奉世洪适洪迈娄机吴曾王应麟之徒，虽能考证丛残，持之有故，言之不能成理。属文者便于荒陋，反以疏证为支离，此文辞所以日趋浮伪也。是故作史不能成书志，属文不能兼疏证，则文字之不共性自是亡矣。虽然，既已谓之文辞，则书志必不容与表谱簿录同其繁碎；疏证必不容与表谱簿录同其冗杂。故书志之要，必在训辞翔雅。若《汉志》《隋志》《通典》之文，则得矣。宋元明《志》，《通考》《续通考》辈，非其任也。疏证之要，必在条列分明，若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引之金榜黄以周之文，则得矣，余萧客王昶洪亮吉辈，非其任也。以典章科之书志，学说科之疏证，施之于一切文辞，除小说外，凡叙事者，尚其直叙，不尚其比况。若云，血流标杵。或云，积戈甲与熊耳山齐。其文虽工，而为亻面规改错矣。凡议论者，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若云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或云足历王庭，垂饵虎口。其文虽工，而为雕刻曼辞矣。乃若叠韵双声，连字连义，用为形容者，惟于韵文为宜，无韵之文，亦非所适。所以者何？韵文以声调节奏为本，故形容不患其多。如顾宁人《日知录》云：

诗用叠字最难。《卫诗》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え，鲔发发。葭揭揭，庶姜孽孽。连用六叠字，可谓复而不厌，啧而不乱矣。古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连用六叠字，亦极自然。下此无人可继。屈原《九章·悲回风》：纷容容之无经兮，罔茫茫之无纪。轧洋洋之无从兮，驰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泛其前后兮，伴张弛之信期。连用六叠字。宋玉《九辩》：乘精气之抟抟兮，鹜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叠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苍龙之跃跃。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轻京之锵锵兮，后辎乘之从从。戴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连用十一叠字，后人辞赋，亦罕能及之者。

此则韵文贵在形容之证也。无韵之文，便与此异。前世作者，用之符命，是为合格。其他诸篇，倘见则可，过多则不适矣。相如子云，湛深于古文奇字，《移檄》《解嘲》之属，用此亦多。后人当师其奇字，不当师其形容语也。乃如举地称官，皆从时制，虽当异族秉政，而亦无可诡更。所谓名从主人也。近世为文例者，只以此为金石刻画之程式。其实杂文亦尔，特历史公牍诸科，需此尤切尔。夫解文者，以典章学说之法，施之历史公牍，复以施之杂文，此所以安置妥帖也。不解文者，以小说之法，施之杂文，复以施之历史公牍，此所以骨皮 不安也。或曰：子前言一切文辞，体裁各异，故其工拙，亦因之而异，今乃欲以书志疏证之法，施之于一切文辞，不自相剌谬耶？答曰：前者所说，以工拙言也，今者所说，以雅俗言也。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轨则之不知，虽有才调而无足贵。是故俗而工者，无宁雅而拙也。雅有消极积极之分。消极之雅，清而无物，欧曾方姚之文是也。积极之雅，闳而能肆，杨班张韩之文是也。虽然，俗而工者，无宁雅而拙。故方姚之才虽驽，犹足以傲今人也。吾观日本之论文者，多以兴会神味为主，曾不论其雅俗。或其取法泰西，上追希腊，以美之一字，横梗结噎于胸中，故其说若是耶？彼论欧洲之文，则自可尔，而复持此以论汉文。吾汉人之不知文者，又取其言以相矜式，则未知汉文之所以为汉文也。日本人所读汉籍，仅《中庸》以后之书耳，魏晋盛唐之遗文，已多废阁。至于周秦两汉，则称道者绝少，虽或略观大意，训诂文义，一切未知，由其不通小学耳。夫中唐文人，惟韩柳皇甫独孤吕李诸公为胜。自宋以后，文学日衰，以至今日。彼方取其最衰之文，比较综合，以为文章之极致，是乌足以为法乎？或曰：子之持论，似明世七子所言，专以唐为封域，而蔑视宋后诸公，宁非一偏之论耶？答曰：七子之弊，不在宗唐而祧宋也，亦不在效法秦汉也，在其不解文义，而以吞剥为能；不辨雅俗，而以工拙为准。吾则不然，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先辨体裁，引绳切墨，而后敢放言也。此所以异于明之七子也。或曰：子谓不辨雅俗，则工拙可以不论。前者已云，以便俗致用为要者，公牍是也。彼公牍者，复何雅之足言乎？答曰：所谓雅者，谓其文能合格。公牍既以便俗，则上准格令，下适时语，无屈奇之称号，无表象之言词，斯为雅矣。《汉书·艺文志》曰：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是则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或用军门观察守令丞ヘ，以代本名，斯所谓屈奇之称号也。或言水落石出，剜肉补疮，以代本义，斯所谓表象之言词也。其余批判之文，多用四六。昔在宋世，已有龙筋凤髓之书，近世宰官，相率崇效，以文掩事，猥渎万端，此弊不除，此公牍所以不雅也。公牍之文，与所谓高文典册者，其积极之雅不同，其消极之雅则一。要在质直而已。安有所谓便俗致用者，即无雅之可言乎？非独公牍然也，小说之文，与他文稍异矣，然亦有其雅者。《史记·滑稽传》，《汉书·东方朔传》，此皆小说所本。而汉艺文志之称小说，则云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是所谓询于刍荛者也。故如邯郸淳之《笑林》，刘义真之《世说》，皆当时实事也。其有意构造者，则如《汉志》所载小说诸家，多兼黄老，而其后亦兼神鬼。若《搜神记》《幽明录》者，非小说之正宗矣。然犹以谲怪恢奇相尚，虽云致远恐泥，而无淫污流漫之文，是在小说，犹不失为雅也。自明以来，文人夸毗，惟怀婚姻，自诩风流，廉耻道丧，于是有《秘辛杂事》、《飞燕外传》诸作。浸淫至今，而其流不可遏矣。反古复始，故亦有其雅者。近世小说，其为街谈巷语，若《水浒传》《儒林外史》，其为神奇幽秘，若《阅微草堂》五种，此皆无害为雅者。若以古艳相矜，以明媚自喜，则无不沦入恶道。故知小说自有雅俗，非有俗无雅也。公牍小说，尚可言雅，况典章学说历史杂文乎？若不知世有无句读文，则必不知文之贵者，在乎书志疏证。若不知书志疏政之法，可施于一切文辞，则必以因物骋辞，情灵无拥，为文辞之根极，宕而失原，惟知工拙，不知雅俗，此文辞所以日弊也。

日本武岛氏《修辞学》云：凡备体制者，皆得称文章，然凡称文章者，不必皆备体制。无味之谈论，干枯之记事，非不自成一体。其实文字之胪列，记号之集合耳，未可云备体制之文章也。此说不然。图画有图画之体制，非善准望审明暗者勿能为。表谱有表谱之体制，非知统系明纲目者勿能为。簿录有簿录之体制，非识品性审去取者勿能为。算草之体制非知符号通章数者勿能为。此皆各有其学，故亦各有其体。乃至单篇札记，无不皆然。其意既尽，而文独不尽，则当刊落盈辞，无取虚存间架。若夫前有虚冒，后有结尾，起伏照应，惟恐不周，此自苏轼吕祖谦辈，教人策锋之法。以此谓之体制，吾未见其为体制也。善夫章氏《文史通义》之言曰：塾师之讲时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难以空言，则往往取譬以示蒙学。拟于房室，则有所谓间架结构；拟于身体，则有所谓眉目筋节；拟于绘画，则有所谓点睛添毫；拟于形家，则有所谓来龙结穴。此为初学示法，无庸责也。惟时文结习，深锢肠腑，进窥一切古书古文，皆此时文见解，则如用象棋枰，布围棋子，必不合矣。日本人未习时文，乃其所言亦有类是。则以眼界所及，多属宋文，而苏轼吕祖谦辈，实为时文之祖，故所言亦适相符合。不知文有有句读无句读之分。就有句读文中，亦尚有近于无句读文者。而必执一体制，以概凡百之体制。悲夫！井鱼不可与语海者，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与语冰者，笃于时也。

○诸子学略说

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盖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故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自宋以后，理学肇兴，明世推崇朱氏，过于素王，阳明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也，犹云朱子晚年定论。孙奇逢辈，遂以调和朱陆为能，此皆汗漫之失也。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虽同在一家者，犹且矜己自贵，不相通融。故荀子《非十二子》，子思孟轲亦在其列。或云子张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诟詈嘲弄，无所假借。《韩非子·显学篇》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为真。孔墨不可复生，谁使定世之学乎？”此可见当时学者，惟以师说为宗，小有异同，便不相附，非如后人之忌狭隘，喜宽容，恶门户，矜旷观也。盖观调和独立之殊，而知古今学者，远不相及。佛家有言：何等名为所熏；若法平等，无所违逆，能容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势力强盛，无所容纳，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坚密，能受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无为法，依他坚密，故非所熏。此可见古学之独立者，由其持论强盛，义证坚密，故不受外熏也。或曰：党同门而妒道真者，刘子骏之所恶，以此相责，得无失言。答曰：此说经与诸子之异也。说经之学，所谓疏证，惟是考其典章制度，与其事迹而已，其是非且勿论也。欲考索者，则不得不博览传记。而汉世太常诸生，唯守一家之说。不知今之经典，古之官书，其用在考迹异同，而不在寻求义理。故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党同妒真，则客观之学，必不能就。此刘子骏所以移书匡正也。若诸子则不然。彼所学者，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既立一宗，则必自坚其说，一切载籍，可以供我之用，非束书不观也。虽异己者，亦必睹其籍，知其义趣，惟往复辩论，不稍假借而已。是故言诸子，必以周秦为主。

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故《曲礼》云：宦学事师。学字本或作御。所谓宦者，谓为其宦寺也；所谓御者，谓为其仆御也。故事师者以洒扫进退为职，而后车从者，才比于执鞭拊马之徒。观春秋时，世卿皆称夫子。夫子者犹今言老爷耳。孔子为鲁大夫，故其徒尊曰夫子，犹是主仆相对之称也。《说文》云：仕学也。仕何以得训为学？所谓宦于大夫，犹今之学习行走尔。是故非仕无学，非学无仕，二者是一而非二也。秦丞相李斯议曰：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亦犹行古之道也。惟其学在王官，官宿其业，传之子孙，故谓之畴人子弟。畴者类也。汉律年二十三，传之畴官，各从其父学，此之谓也。其后有儒家墨家诸称。《荀子·大略篇》云：此家言邪学。所以恶儒者，当时学术相传，在其子弟，而犹称为家者，亦仍古者畴官世业之名耳。《史记》称老聃为柱下史。《庄子》称老聃为征藏史，道家固出于史官矣。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墨家先有史佚为成王师，其后墨翟，亦受学于史角。阴阳家者，其所掌为文史星历之事，则《左氏》所载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者是也。其他，虽无征验，而大抵出于王官。是故汉《艺文志》论之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官。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此诸子出于王官之证。惟其各为一官，守法奉职，故彼此不必相通。《庄子·天下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是也。亦有兼学二术者，如儒家多兼纵横，法家多兼名。此表里一体，互为经纬者也。若告子之兼学儒墨，则见讥于孟氏。而墨子亦谓告子为仁。譬犹以为长，隐以为广。其弟子请墨子弃之。进退失据，两无所容，此可为调和者之戒矣。

今略论各家如左：

一论儒家。《周礼》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是儒之得称久矣。司徒之官，专主教化，所谓三物化民。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艺之谓。是故孔子博学多能，而教人以忠恕。虽然，有商订历史之孔子，则删定六经是也，有从事教育之孔子，则《论语》、《孝经》是也。由前之道，其流为经师，由后之道，其流为儒家。《汉书》以周秦汉初诸经学家，录入《儒林传》中，以《论语》、《孝经》诸书，录入《六艺略》中。此由汉世专重经术。而儒家之荀卿，又为左氏、梁、毛诗之祖，此所以不别经儒也。若在周秦，则固有别。且如儒家巨子，李克宁越孟子荀卿鲁仲连辈，皆为当世显人，而《儒林传》所述传经之士，大都载籍无闻，莫详行事。盖儒生以致用为功，经师以求是为职。虽今文古文，所持有异，而在周秦之际，通经致用之说未兴，惟欲保残守缺，以贻子孙，顾于世事无与。故苟卿讥之曰：鄙夫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捭污庸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此云腐儒，即指当世之经师也。由今论之，则犹愈于汉世经师言取青紫如拾芥。较之战国儒家，亦为少愈，以其淡于荣利云尔。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盖孔子当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贤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见志。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而世卿既难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权，便其行事。是故终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拟。观荀卿《儒效篇》云：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是则大儒之用，无过三公，其志亦云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