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选

云卑矣。孔子之讥丈人，谓之不仕无义。孟子荀卿皆讥陈仲。一则以为无亲戚君臣上下，一则以为盗名不如盗货。而荀子复述太公诛华士事，由其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是儒家之湛心荣利，较然可知。所以者何？苦心力学，约处穷身，心求得雠，而后意歉。故曰：沽之哉，沽之哉！不沽则吾道穷矣。《艺文志》说儒家云：辟者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不知哗众取宠，非始辟儒，即孔子固已如是。庄周述盗跖之言曰：鲁国巧伪人孔丘，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此犹曰道家诋毁之言也。而微生亩与孔子同时，已讥其佞，则儒者之真可见矣。孔子干七十二君，已开游说之端。其后儒家率多兼纵横者。其自为说曰，无可无不可。又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又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荀子曰：君子时绌则绌，时伸而伸也。然则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时而变。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如《墨子·非儒下》篇，讥孔子曰：

孔丘穷于陈蔡之间，藜羹不甚十日。子路为烹豚，孔丘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褫人衣以酤酒，孔丘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丘曰：来，吾语汝。曩与汝为苟生，今与汝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饱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其诈伪既如此。及其对微生亩也，则又以疾固自文。此犹叔孙通对鲁两生曰：若真鄙儒，不知时变也。所谓中庸，实无异于乡愿。彼以乡愿为贼而讥之。夫一乡皆称愿人，此犹没身里巷，不求仕宦者也。若夫逢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则一国皆称愿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君子时中，时伸时绌，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俗谚有云：书中自有千钟粟。此儒家必至之弊，贯于征辟科举学校之世，而无乎不遍者也。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论议止于函胡之地。彼耶稣教天主教，崇奉一尊，其害在堵塞人之思想。而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此程朱陆王诸家，所以有权而无实也。虽然，孔氏之功则有矣。变礻几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绝千古。二千年来，此事已属过去，独其热中竞进在耳。

次论道家。道家老子，本是史官。知成败祸福之事，悉在人谋，故能排斥鬼神，为儒家之先导。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等语，未知何指？道士依傍其说，推为教祖，实于老子无与。亦以怵于利害，胆为之怯，故事事以卑弱自持。所云无为权首，将受其咎，人皆取先，己独取后者，实以表其胆怯之征。盖前世伊尹太公之属，皆为辅佐，不为帝王。学老氏之术者，周时有范蠡，汉初有张良，其位置亦相类，皆惕然于权首之戒者也。孔子受学老聃，故儒家所希，只在王佐，可谓不背其师说矣。老子非特不敢为帝王，亦不敢为教主。故云：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大抵为教主者，无不强梁。如释迦以勇猛无畏为宗，尊曰大雄，亦曰调御。而耶稣穆罕默德辈或称帝子，或言天使，遇事奋迅，有愍不畏死之风。此皆强梁之最也。老子胆怯，自知不堪此任，故云：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如是而已。然天下惟胆怯者，权术亦多。盖力不能取，而以智取，此事势之必然也。老子云道法自然。太史论老庄诸子，以为归于自然。自然者，道家之第一义谛。由其博览史事，而知生存竞争自然进化，故一切以放任为主。虽然，亦知放任之不可久也。群龙无首，必有以提倡之，又不敢以权首自居。是故去力任智，以诈取人，使彼乐于从我。故曰：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老氏学术，尽于此矣。虽然，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举发，而孔氏之徒，遍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藉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犹以争名致戮，而况老子之陵驾其上者乎！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庄子晚出，其气独高，不惮抨弹前哲。愤奔走游说之风，故作《让王》以正之，恶智力取攻之事，故作《去箧》以绝之。其术似与老子相同，其说乃与老子绝异。故《天下篇》历叙诸家，已与关尹、老聃裂分为二。其褒之以至极，尊之以博大真人者，以其自然之说，为己所取法也。其裂分为二者，不欲以老子之权术自污也。或谓子夏传田子方，田子方传庄氏。是故庄子之学，本出儒家，其说非是。庄子所述，如庚桑楚徐无鬼则阳之徒多矣，岂独一田子方耶？以其推重子方，遂谓其学所出必在于是，则徐无鬼亦庄子之师耶？南郭子綦之说，为庄子所亟称，彼亦庄子师耶？

次论墨家。墨家者，古宗教家，与孔老绝殊者也。儒家公孟，言无鬼神。道家老子，言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是故儒道皆无宗教。儒家后有董仲舒，明求雨禳灾之术，似为宗教。道家则由方士妄托，为近世之道教，皆非其本旨也。惟墨家出于清庙之守，故有《明鬼》三篇，而论道必归于天志。此乃所谓宗教矣。兼爱尚同之说，为孟子所非，非乐节葬之义，为荀卿所驳。其实墨之异儒者，并不止此。盖非命之说，为墨家所独胜。儒家道家，皆言有命。其善于持论者，神怪妖诬之事，一切可以摧陷廓清，惟命则不能破。如《论衡》有《命禄》、《气寿》、《幸遇》、《命义》等篇是也。其《命义篇》举儒墨对辩之言曰：

墨家之论，以为人死无命，儒家之议，以为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见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言无命者，闻历阳之都，一宿沉而为湖。秦将白起，坑赵降卒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皆死。春秋之时，败绩之事，死者数万，尸且万数，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如必有命，何其秦齐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众，一历阳之都，一长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当溺死，故相聚于历阳，命当压死，故相积于长平。犹高祖初起，相工入丰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贵而有相也。卓跞时见，往往皆然。而历阳之都，男女俱没，长平之坑，老少并陷，万数之中，必有长命未当死之人，遭时衰微，兵革并起，不得终其寿。人命有长短，时有盛衰，衰则疾病，被灾蒙祸之验也。宋卫陈郑，同日并灾，四国之人，必有禄盛未当衰之人，然而俱灾，国祸临之也。故国命胜人命，寿命胜禄命。

凡言禄命，而能成理者，以此为胜。虽然，命者孰为之乎？命字之本，固谓天命。儒者既斥鬼神，则天命亦无可立。若谓自然之数，数由谁设？更不得其征矣。然墨子之非命，亦仅持之有故，未能言之成理也。特以有命之说，使其偷惰，故欲绝其端耳。《其非命》下篇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能其颊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今王公大臣，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矣。”是故非命者不必求其原理，特谓于事有害而已。夫儒家不信鬼神，而言有命，墨家尊信鬼神，而言无命，此似自相剌缪者。不知墨子之非命，正以成立宗教。彼之尊天右鬼者，谓其能福善祸淫耳。若言有命，则天鬼为无权矣。卒之盗跖寿终，伯夷饿夭。墨子之说，其不应者甚多，此其宗教所以不能传久也。又凡建立宗教者，必以音乐庄严之具，感触人心，使之不厌，而墨子贵俭非乐，故其教不能逾二百岁。虽然，墨子之学，诚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则非孔老所敢窥视也。

次论阴阳家。阴阳家亦属宗教，而与墨子有殊观。《墨子·贵义篇》云：“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返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人不得北，北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以戊巳杀黄龙于中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盖墨家言宗教，以善恶为祸福之标准。阴阳家言宗教、以趋避为祸福之标准，此其所以异也。或疑《七略》以阴阳家录入诸子，而数术自为一略，二者何以相异？答曰：以今论之，实无所异，但其理有浅深耳。盖数术诸家，皆繁碎占验之辞，而阴阳家则自有理论。如《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邹子》十二篇，观《史记·孟荀列传》所述邹衍之说，穷高极深，非专术家之事矣。南公三十六篇，即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者，是为豫言之图谶，亦与常占有异。如扬雄之《太玄》，司马光之《潜虚》，邵雍之《皇极经世》，黄道周之《三易洞玑》，皆应在阴阳家，而不应在儒家六艺家。此与蓍龟形法之属，高下固殊绝矣。

次论纵横家。纵横家之得名，因于纵人横人。以六国抗秦为纵，以秦制六国为横。其名实不通于异时异处。《汉志》所录，汉有《蒯子》五篇，《邹阳》七篇。蒯劝韩信以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邹阳仕梁，值吴楚昌狂之世。其书入于纵横家，亦其所也。其他秦零陵《令信》一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一篇，《待诏金马聊苍》一篇，身仕王朝，复何纵横之有？然则，纵横者游说之异名，非独外交颛对之事也。儒家者流，热中趋利，故未有不兼纵横者。如《墨子·非儒下》篇，记孔子事，足以明之。

孔丘之齐，见景公，景公欲封之以尼溪。晏子曰：不可。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数见而不问其道。孔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焉。归于鲁。有顷间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

《越绝书内传·陈成恒篇》，亦记此事云：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是则田常弑君，实孔子为之主谋。沐浴请讨之事，明知哀公不听，特借此以自文。此为诈谖之尤矣。便辞利口，覆邦乱家，非孔子子贡为之倡耶？庄子《去箧》云：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举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窃钩者死，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此即切齿腐心于孔子之事也。自尔以来，儒家不兼纵横，则不能取富贵。余观《汉志》儒家所列，有《鲁仲连子》十四篇，《平原老》七篇，《陆贾》二十三篇，《刘敬》三篇，《终军》八篇，《吾丘寿王》六篇，《庄助》四篇。此外则有郦生，汉初谒者，称为大儒，而其人皆善纵横之术。其关于外交者，则鲁仲连说辛垣衍，郦生说田横，陆贾终军严助谕南越是也。其关于内事者，则刘敬请都关中是也。吾丘寿王在武帝前，智略辐凑，传中不言其事。寿王既与主父偃徐乐庄助同传，其行事宜相似。而平原老朱建者，则为辟阳侯审食其事，游说嬖人，其所为愈卑鄙矣。纵横之术，不用于国家，则用于私人，而持书求荐者，又其末流。曹丘通谒于季布，楼护传食于五侯。降及唐世，韩愈以儒者得名，亦数数腾言当道，求为援手。乃知儒与纵横，相为表里，犹手足之相支，毛革之相附也。宋儒稍能自重。降及晚明，何心隐辈，又以此术自豪。及□□而称理学者，无不习捭阖，知避就矣。孔子称达者，察言观色，虑以下人。闻者，色取行违，居之不疑。由今观之，则闻者与纵横稍远，而达者与纵横最近。达固无以愈于闻也。程朱末流，惟是闻者，陆王末流，惟是达者。至于今日，所谓名臣大儒，则闻达兼之矣。若夫纵人横人之事，则秦皇一统而后，业已灭绝。故《隋书·经籍志》中，惟存《鬼谷》三卷，而梁元帝所著《补阙子》，与湘东、《鸿烈》二书，不知其何所指也。

次论法家。法家者，略有二种，其一为术，其一为法。《韩非子·定法篇》曰：“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然为术者，则与道家相近，为法者，则与道家相反。《庄子·天下篇》说慎到之术曰：“樵柏完断，与物宛转，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此老子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也。此为术者与道家相近也。老子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太史公《酷吏列传》，亦引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之说。而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此为法者与道家相反也。亦有兼任术法者，则管子、韩非是也。《汉志》管子列于道家，其《心术》、《白心》、《内业》诸篇，皆其术也，《任法》、《法禁》、《重令》诸篇，皆其法也。韩非亦然，《解老》、《喻老》，本为道家学说，少尝学于荀卿。荀卿隆《礼》、《仪》而杀、《诗书》，经《礼》三百，固周之大法也。韩非合此二家，以成一家之说，亦与管子相类。后此者，惟诸葛亮专任法律，与商君为同类。故先主遗诏，令其子读《商君书》，知其君臣相合也。其后周之苏绰，唐之宋，庶几承其风烈。然凡法家必与儒家纵横家反对，惟荀卿以儒家大师，而法家韩李为其弟子，则以荀卿本意，在杀诗书，固与他儒有别。韩非以法家而作《说难》，由其急于存韩，故不得不兼纵横耳。其余则与儒家从纵横，未有不反唇相稽者。商君《外内篇》曰：奚为淫道为辩，知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此兼拒儒与纵横之说也。《靳令篇》曰：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此专拒儒家之说也。韩非《诡使篇》曰：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婴上而不得见，巧言利群，行奸轨以幸偷世者。《六反篇》曰：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曲语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此拒纵横家之说也。《五蠹篇》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显学篇》曰：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此拒儒家之说也。《五蠹篇》曰：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此拒一切学者之说也。至汉公孙弘董仲舒辈，本是经师，其时经师与儒已无分别。弘习文法吏事，而缘饰以儒术，仲舒为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以应廷尉张汤之问。儒家法家，于此稍合。自是以后，则法家专与纵横家为敌。严助伍被，皆纵横家，汉武欲薄其罪，张汤争而诛之。主文偃亦纵横家，汉武欲勿诛，公孙弘争而诛之。而边通学短长之术，亦卒谮杀张汤。诸葛治蜀，赏信必罚。彭李严，皆纵横之魁桀，故诛而严流。其于儒者，则稍稍优容之。盖时诎则诎，能俯首帖耳于法家之下也。然儒家法家纵横家，皆以仕宦荣利为心。惟法家执守稍严，临事有效。儒家于招选茂异之世，则习为纵横，于综核名实之世，则匈比 于法律。纵横是其本真，法律非所素学。由是儒者自耻无用，则援引法家以为己有。南宋以后，尊诸葛为圣贤，亦可闵已。然至今日，则儒法纵横，殆将合而为一也。

次论名家。名家之说，关于礼制者，则所谓：“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也。关于人事百物者，则所谓：“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也。《庄子·天下篇》云：春秋以道名分，非特褒贬损益而已。《梁传》曰：陨石于宋五，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西竟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也。六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石且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说曰：陨石，记闻也。闻其真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六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徐而察之，则退飞。是关于散名者也。凡正名者，亦非一家之术。儒道墨法，必兼是学。然后能立能破。故儒有荀子《正名》，墨有《经说上、下》，皆名家之真谛，散在馀子者也。若惠施公孙龙辈，专以名家著闻，而苟为钅爪析者多，其术反同诡辩。故先举儒家荀子正名之说，以征名号。其说曰：

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沧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则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又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而又别，至于无别然后止。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

按此说同异何缘？曰缘天官。中土书籍少言缘者，故当征之佛书。大凡一念所起，必有四缘。一曰因缘，识种是也。二曰所缘缘，尘境是也。三曰增上缘，助伴是也。四曰等无间缘，前念是也。缘者是攀附义。此云缘天官者，五官缘境，彼境是所缘缘，心缘五官见分。五官见分，是增上缘。故曰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五官非心不能感境，故同时有五，俱意识为五官，作增上缘。心非五官，不能征知，故复藉五官见分，为心作增上缘。五官感觉，惟是现量，故曰五官簿之而不知。心能知觉，兼有非量，比量初知觉时，犹未安立名言，故曰心征之而无说。征而无说，人谓其不知，于是名字生焉。大抵起心分位，必更五级。其一曰作意，此能警心令起。二曰触，此能令根境识三，和合为一。三曰受，此能领纳顺违，俱非境相。四曰想，此能取境分齐。五曰思，此能取境本因，作意与触。今称动向，受者今称感觉，想者今称知觉，思者今称考察。初起名字，惟由想成，所谓口呼意呼者也。继起名字，多由思成，所谓考呼者也。凡诸别名，起于取像，故由想位口呼而成。凡诸共名，起于概念，故由思位考呼而成。同状异所，如两马同状，而所据方分各异。异状同所，如壮老异状，而所据方分是同。不能以同状异所者，谓为一物，亦不能以异状同所者，谓为二物。然佛家说六种言论，有云：众法聚集言论者，谓于色香味触等事。和合差别，建立宅舍瓶衣车乘军林树等种种言论。有云：非常言论者，或由加行，谓于金段等起诸加行，造环钏等异庄严具。金段言舍，环钏言生。或由转变，谓饮食等于转变时，饮食言舍，便秽言生。然则同状异所者，物虽异而名可同，聚集万人，则谓之师矣。异状同所者，物虽同而名可异，如卵变为鸡，则谓之鸡矣。荀子未言及此，亦其鉴有未周也。次举《墨经》以解因明。其说曰：

故所得而后成也。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无然。若见之成见也，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

荀子惟能制名，不及因名之术，要待墨子而后明之。何谓因明？谓以此因明彼宗旨。佛家因明之法，宗因喻三分为三支。于喻之中，又有同喻异喻。同喻异喻之上，各有合离之言词，名曰喻体。即此喻语，名曰喻依。如云声是无常，（宗）所作性故。（因）凡所作者，皆是无常，同喻如瓶。凡非无常者，皆非所作，异喻如太空。（喻）墨子之“故”，即彼之“因”。必得此因，而后成宗。故曰：“故所得而后成也。”小故大故，皆简因喻过误之言，云何小故，谓以此大为小之“因”。盖凡“因”较宗之“后陈”，其量必减。如以所作成无常。而无常之中，有多分非所作者。若海市电光，无常起灭，岂必皆是所作。然凡所作者，则无一不是无常。是故无常量宽，所作量狭。今此同喻合词，若云，凡无常者，皆是所作，则有“倒合”之过。